大同思想对毛泽东政治理想的影响——兼论“人民公社”的悲剧性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公社论文,悲剧性论文,理想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958年，人民公社席卷中国大陆，这实质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场空想的实践。毛泽东之所以热衷于进行这一庞大的实验，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对他的侵润不无关系。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是希望由此解决农民问题，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是他的奋斗目标，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促使公社狂潮突起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从思想史、人类社会史的角度来反观这一运动，不得不承认它是毛泽东的一次颇为悲壮的实践。
一
中国历史上的大同实践，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还有过一次，这一次是规模空前的，也是遗误严重的，那就是“人民公社”的实践。
关于人民公社在当代史上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已作了客观评价，本文从大同思想的角度进行观照，仍能得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人民公社化的进程是左倾造成的。是急于求成而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一次冒进。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都存在着冒进的思潮，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在15年内在经济上赶超美国。毛泽东受此影响，提出在15年内赶超英国。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大跃进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的诞生。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由来已早。1955年，毛泽东在《农村高潮》一书所收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认为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也能使用机器。他认为“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合作社。”1958年3 月，毛泽东提出了将小型合作社逐步合并为大型合作社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中央委员会的认可。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未来社会组织模式的“大公社”的构想。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及全民武装）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这个基层单位的名称，开始并不统一，有的称为“大公社”、有的称“共产主义公社”、有的则学苏联老大哥称“集体农庄”。同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当地干部向他汇报时称“人民公社”， 毛泽东十分赞成，此后便用此称谓。1958年8月9日他视察山东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又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一大二公”。这就为人民公社定了性。
从此，人民公社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席卷中国大陆。在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国大陆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当时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农民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各民族的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民公社采取了“一平二调”的政策，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普遍举办公共食堂，吃真正的大锅饭，自然，吃饭不要钱。其结果是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钢产量翻一番，即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的目标，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砍树砸锅，使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
人民公社实质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场空想的实践。关于其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定论。而对人民公社错误的认识及纠正，则可认为经历了两个时期。就在人民公社问世的当年，诸种破坏和混乱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当年11月在毛泽东召集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仍坚持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好的，只是在具体经济措施中要作些调整。同年12月10日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决议》中，仍高度评价了人民公社，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地平线上出现了”，最后才指出不应该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会议， 毛泽东始认“‘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很大恐慌。”但他仍认为：“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这次会议决定了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等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的措施，1961年再决定实行生产小队的基本所有制，这一制度维持了二十多年。
由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存在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缺点，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1982年宪法规定，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1984年4月改为乡。 至此，人民公社宣告解体。
取而代之的乡、村、组建制，从分配上彻底实行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此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谣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成了解放田。”农民再次迸发出种田的积极性。
本文关心的是，毛泽东为什么热衷于进行这一庞大的实验。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实践看，成立公社的构想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巴黎公社对他的启示，二是苏维埃集体农庄对他的直接影响，三是中国大同思想对他的浸润。前两点姑置不论，这里只谈谈第三点。
二
有趣的是，青年毛泽东对历史上是否有过“大同世界”，曾经持怀疑态度。1917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就感到“大同”只是生活在非理想的世界中的人们心造的幻影，它是人们的一种期待而已。
毛泽东在笔记中写道：“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由之推论，“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等，都因其清静无为，缺少矛盾斗争，没有反映出人类世界的最本质的方面——动的法则，因而“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
青年毛泽东看到了“大同”传说的“实在性少”的特点，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品质。不仅如此，青年毛泽东还认为，即使大同社会真的存在过或将重现于未来，那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它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否则，人类最终将无法忍受那种一成不变的安居乐业的生活。
“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想，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生出波澜来。大同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根据动——变——斗的宇宙观、人生观，毛泽东是不相信历史有过大同世界的。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也知其决无此境矣。”
然而，这不意味着毛泽东将放弃对一个美好社会的幻想和追求。恰恰相反，他无法摆脱大同思想对他的政治理想的影响。人们是在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青年毛泽东深受当时流行于中国的透露着乌托邦气息的俄国的“泛劳动主义”（托尔斯泰）、“社会互助论”（克鲁泡特金）、日本的“新村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他后来对斯诺讲：“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1919年，他在“学生工作”一文中构想的“新村”就是受这些思想影响的产物。
“新村”建设，是集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出利益之一部而存留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的创造亦渐多。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此新社会即“新村”。
“新村”内的公共机构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新村”内的新人，尤其是新学校的学生们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青年毛泽东这样设想着他们每天的生活：8小时睡眠，4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听课，4小时工作。而工作之事项， 则全是农事，分为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六项。具体而言：“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些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受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个别畜养。育蚕先须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青年毛泽东对“新村”的想象不可谓不细致，其热情浪漫亦溢于言表。毛泽东所构想的“新村”生活与一般农人的生活区别何在呢？关键在于“新村”人所具有的新精神，即李大钊提倡的“尊劳主义”。“新村”本是一个“乌托邦”，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劳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是表现和实现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的必要方式，是自我实现、自我观照的重要手段，劳动是人们“所喜为”的事，它带给劳动者的是审美愉悦。所以，同样是劳动，青年毛泽东认为，“所举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
毛泽东的“新村”，并未能在当时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它是青年毛泽东的一个梦。毛泽东无法证明他构想的“新村”中人的劳动肯定是令人愉悦的。
但是，正是为了这个梦，和以后不断丰富的梦想，促使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抛开了他早期的空想，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选择了用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批判的方式。当他成为中国大地的最高领导者时，青年时代的梦幻又开始重现。此时，他要营建的，不再是一个“新村”。在晚年毛泽东看来，青年时期的梦想无疑是太天真烂漫、幼稚可笑了，如今，他要考虑的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课题，而且，他已具备了叱咤风云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对大同的理想仍束缚于旧式的大同思想，其实践仍停留在“新村”阶段，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不断进取的性格。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者都众口一致地承认毛泽东经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也一致指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在“新村”梦想不久，毛泽东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是一个生活团体，几十个人在学会这个新环境里共同营造一种迥异于前的新生活，其核心内容是如何促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砺励品行，提高学识，确立志向，从事劳动，增进娱乐等。新民学会显然不是着眼于生活层面的大同，而是为了完善和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境界。这种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正是为了实现远大的社会理想所必不可少的一课。
当毛泽东从井岗山走向延安时，他的革命队伍中的战士，已取代了“新村”中的书生气十足的学生，而“新民学会”中的成员，则很多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在延安这块根据地，毛泽东已有时间来考虑未来会有的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尽管这仍是一种设想，激烈的争战还不允许他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但作为一代巨人，思维的超前则是应有之义。1939年4月24日， 毛泽东在“抗大”做题为“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中说，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农、工、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智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这种“天下第一”的新人，一直是毛泽东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同思想家的不同之处，正是毛泽东把人的塑造、新人格的塑造视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这种“文武配合”的人材，本是残酷的战争环境所造就，但毛泽东从中领悟到的却是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缩小乃至消失，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正是这种无差别的实现。所以，当毛泽东从延安走向北京，当中国大陆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际，毛泽东终于要进行他的最浩大的工程——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同实践。
这次实践的理论是一贯的，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精神，是诞生人民公社的理论依据。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陈伯达赞扬人民公社的文章，陈伯达认为人民公社成功地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新型的“万能人”，公社内一系列差别正在缩小，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人民公社的号角就此吹响。
当时的理论家们，根据毛泽东的评论，对人民公社进行了美妙的憧憬。公社社员们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那么，他们也就可以成为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这不仅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毛泽东也沉浸在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境界中而喜不自胜，他甚至想到了“粮食多了，怎么办”，于是建议，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半天学文化，搞娱乐，人人上中学、大学。
事实上，粮食并没有多起来。人们的肚皮倒是一天天瘪下去。
最能说明毛泽东的空想的，是他在1958年8月下旬， 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有关讲话。毛泽东说，看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后，有两个感想，一是“很有启发”，一是“模糊影响”。为什么说“模糊影响”呢？因为马恩列斯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也不清楚共产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形态。毛泽东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我们要实行。这实际上是说，对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可操作部分，不妨进行实验。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是将人民公社的源头寻到了三国时代。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笔者按，即“义舍”）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社会主义作风。毛泽东据此认为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谙熟于心，使得他在设计自己的宏伟蓝图时，时时在“温故”而“制新”。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又是那么相似。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在本世纪初的中国迅速传播，有学者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但实际上不仅于此。共产主义的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空想社会主义的诸多内容与中国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孙中山先生就有过“大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诊断。所以，这种外来的思想与中国本土的理想的惊人的相似，是它能在本世纪初的中国站住脚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的政治目标中，他最为关心的是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平均”是他借以号召民众进行革命的主要口号。公社化的过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勿宁说是平均主义的。这正是公社化的致命弱点。历史已经证明，公社化的二十年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扼制，农民的生活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而国民经济因此而受到的拖累也是世人皆知的。
三
人民公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始料未及的。但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是希望由此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动荡无一不源自农民，谁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谁就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自然也最了解农民的关切所在。均贫富是他革命斗争的一大法宝，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基本要求。这也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能受到步入公社之门的中国农民的最初的普遍欢迎的原因之一。民众对吃饭不要钱的狂热，也是促使公社狂潮突起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当时的农民对人民公社产生了热情，那么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试点单位的“九包”生活供给制（即包生、包住、包吃、包教、包文娱费、包婚礼、包治疗、包养、包葬。如山东莒县），甚至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如河北徐水。）极富诱惑力。而毛泽东从中看到的却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阶级对立的根源，是一切剥削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对象。毛泽东正是希望从人民公社入手，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加速实现其社会理想。他一生所从事的斗争，“目的就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正符合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他认为，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而向公的转化，却又是通过高度集权的政府的干预来进行的。1958年9月14 日公开发表的《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大公社后，原农业社的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全部转为公社所有。正是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才使公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
当一夜之间，人们被无条件地交出了一切属于自己的财产，成为“公家人”之后，这才发现自己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了，并且连行动也从此没有了自由。人民公社的管理体系是军事化的，长期的军事斗争为毛泽东建立高度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伴随人民公社而问世的，还有一个口号，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这是真正的大一统，全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模式、一种节奏、一种色彩之中。而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自成体系的，类似军队组织的劳动组织形式，因为消灭了社会分工，所以是实现身份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形式，在“文革”后期，便以“学大寨”的形式出现，公社体系在此时完全僵化，以至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
毛泽东还看中了公社内所实行的带有共产主义因素，同时也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制度。在这里，毛泽东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所有制解决以后（指公社成立），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他还认为既然一个公社能实行吃饭不要钱，其他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穿衣等其他方面的消费也可以做到不要钱。因而，他赞扬公社制，提倡公社化，主张趁早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把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推行于经济建设，其结果已无庸赘言。
人民公社在人类历史上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二十年，它比起张鲁的天师道的寿数来，似乎还短一些，但它的规模和影响则显然不能同日而语。这场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今天，或许仍有人说它不是“空想”而是“科学”），在人类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肯定是空前绝后。不管人们今天回想起当年大锅清水汤是何种滋味，但我们从思想史、人类社会史的角度来反观这一运动，不得不承认它是毛泽东的一次颇为悲壮的实践。公社化失败了，而且，失败又成了必然，正如所有乌托邦的实践都终归失败一样。
不过，公社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美好目标的放弃，刚好相反，它表明的是新一代人的务实精神。当代中国人已认清小康的目标，这小康不是那小康——大道既隐，而是以均富作为短期目标，踏踏实实，向大同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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