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藏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文选》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文选论文,藏尤延论文,贵池刊理宗间递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是现存李善注《文选》刻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本子，自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以下简称“尤袤本”)出版后，一直为学界所重。“这个本子，目录和《李善与五臣同异》中有重刻补版，正文六十卷中除第四十五卷第二十一页记明为‘乙丑重刊’外(在影印本中这一页已改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中的初版)，其余部分还是尤刻初版。”①故该版本被认作是尤袤本的早期印本，版本价值高。虽然已将正文部分重刊页替换，然此本的目录与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中仍存有不少重刻补版，其中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较为模糊，多处难以辨认，且有明显描改痕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版本的整体价值。 据笔者统计，尤袤本《文选》，包括递修本在内，现共存七种，其中三种存有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通过对现存各种《李善与五臣同异》版本的比勘，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以下简称“理宗本《文选》”)的《李善与五臣同异》全无重刊字样，且字迹清晰、版刻工整，无描改痕迹，应是现存最好的《同异》版本。由此可见，理宗本《文选》是尤袤本《文选》系统中一个重要版本，故本文将对其版本特征、递藏源流、刊刻时间以及文献价值略作论述。 一、理宗本《文选》的版本特征及递藏源流 理宗本《文选》，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间有双鱼尾者)。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中记“文”几，下记刻工。修补版之版心间标重刊干支。每半叶10行，每行为21、22字不等，注双行，亦21-24字不等。内容依次为萧统《文选》序、李善上表、目录、正文六十卷、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淳熙辛丑上巳日晋陵尤袤跋、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说友跋各一则，较尤袤本少一篇袁说友跋。此本首卷目录、卷五至九、卷二四全抄配，卷三页三十五、卷十五页十八、卷二十页十四、卷二十二页六、卷二十三页六以后、卷三十四页十九、卷四十五页二十一、卷四十六末页、卷四十七页二、四、六、七、十六、卷五十二页一、二、卷五十三末二页、卷五十五页二、三，皆依原式抄配。抄配部分字迹清晰、工整，与尤袤本相比，除版框较高之外，其余包括内容、版心字数、刻工姓名等并同，应据尤袤本抄配。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抄配内容不完全，尤袤本的目录部分存在重刊情况，如第一页为“汤仲乙丑重刊”，然理宗本《文选》仅抄刻工姓名“汤仲”，未抄“乙丑重刊”，目录其他页情况均同此，乍一看无重刊，似原刻，实际应为抄配者省略。抄配者将重刊字样省略不知目的为何。抄配之外，理宗本《文选》大部分内容为重刊，刊刻欠工整，版面多模糊，有些页面甚至无法辨识。 该版本在宋元两代的递藏情况不甚明确，据印章可知，明代时曾藏于周臣②之手。后又为祁彪佳收藏，因在此本中发现一枚刻有“幼文”二字的印章，即为祁氏之印。清代以后，陆续又为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潘祖荫、王价藩③、沈仲涛④所藏，后沈氏捐入台湾“故宫博物院”。 二、关于理宗本《文选》刊刻时间的几点疑问 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此本为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⑤，理宗应指宋理宗赵昀，1224年至1264年在位。关于理宗本，历代目录、藏书志中记载较少，目前仅发现阮元在《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中有一段记载：“元幼为文选学，而壮未能精熟其理，然讹文脱字，时时校及之。昔但得元张伯颜、明晋府诸本，即以为秘册。嘉庆丁卯，始从昭文吴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为无上古册矣。按是册宋孝宗淳熙八月辛丑无锡尤延之在贵池学宫所刻，世谓之淳熙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间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间止，卷二八叶及卷九十九叶书口并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记可见。”⑥又云“惜是册缺第四十一、四十二两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补入，虽非完书，实亦希世珍也。此册在明曾藏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则句容笪氏、泰兴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吴氏。”⑦据阮元介绍可知，其所藏并非尤袤本，而是理宗年间的一个递修本。但阮云所藏之本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又非一本。首先，台湾藏本卷二八叶版心处仅有“壬戌重刊”，而无“景定”字样；卷九十九叶版心模糊特甚，无法辨认，然据对整部台湾藏本的检核，未见用年号记录重刊时间者。第二，台湾藏本卷四十一、四十二并不缺册。第三，台湾藏本中也未检得明代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清代句容笪氏、泰兴季氏、昭文吴氏之印章。 既然并非一本，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何断定其为理宗间递修本呢?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电脑上检索此本信息时发现，他们标注此本修补版之版心为：“丙午(淳熙十三年1186)、丁未(淳熙十四年)、戊申(淳熙十五年)、壬子(绍熙三年1192)、乙卯(庆元元年1195)、乙丑(开禧元年1205)、丙寅(开禧二年1206)、壬戌(景定三年)重刊等字样。”据此可知，其判定此本为理宗本当与“壬戌(景定三年)重刊”有密切关系，景定即为理宗年号，三年即指1262年。 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修补版之版心记载，又存两点疑问：首先，括号中的年代，如淳熙、绍熙、庆元、开禧、景定，不知确在版心看见，还是相关学者、工作者结合自己的判断与考察后来加入?其次，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记修补版心年代看，从“丙午”至“壬戌”，是有意识地按照年代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丙午(淳熙十三年)是1186，壬子(绍熙三年)是1192，乙卯(庆元元年)是1195，乙丑(开禧元年)是1205，时间跨度较小，年代接近，然最后直接从丙寅(开禧二年)1206跨越至壬戌(景定三年)1262，时间间隔了一个甲子，是否符合递修的实际情况? 据笔者寓目所见，此本中的重刊页并用干支记录，有丁未重刊、戊申重刊、壬子重刊、乙卯重刊、辛酉重刊、辛巳重刊、乙丑重刊、丙寅重刊、壬戌重刊，其中以壬戌重刊最多，并未发现以年号记录重刊者。但因此本为珍贵文物，笔者仅能看其微卷，并未见到原物，又加之此本模糊情况较重，以及在台湾查阅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过目等原因，故而存在遗漏亦有可能。但仅就笔者所见内容，确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载有出入，如“辛酉”“辛巳”重刊便不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载，不知为何遗漏。不仅重刊时间如此，刻工姓名亦如此。如，戊申重刊之刻工，笔者所见有王明，然台北“故宫博物院”“戊申”下仅记曹佾一人；壬子重刊之刻工有唐彬、刘用、盛彦，台北“故宫博物院”“壬子”下仅记王才、刘唐中二人；乙卯重刊之刻工有王辰，台北“故宫博物院”“乙卯”下未记此人等等。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检核时并不全面或仔细。其实，判断此本年代最关键的内容是“壬戌重刊”。“壬戌重刊”虽然数量最多，但绝大部分的刻工部分都模糊特甚，难以辨认，可清晰辨识者仅徐升一人。据《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录：徐升刊刻过南宋初期杭州刊《广韵》五卷、宋绍兴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茶盐司刊《事类赋注》三十卷⑧。据此推测，景定壬戌(1262)徐升不应还在刊刻。台博“壬戌”下记刻工有：王明、王辰、王元寿、夏义、大全、仲甫、熊才、立全、迈、曹。据《古籍刻工名录》⑨记载，王明刊刻过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文选》，景定壬午(1262)时不可能还在刊刻；又记其在宋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刊秋浦郡斋《晋书》，故此“壬戌”当为嘉泰壬戌(1202)的可能性更大。王辰、王元寿、夏义，亦参加过宋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秋浦郡斋刊《晋书》。他们于景定三年仍在刊刻的可能性亦极小。仲甫，据《古籍刻工名录》记宋刊元修本《宋文鉴》补刊部分刊工有仲甫，亦有夏义。此处并未说明元朝何时递修，然元朝于1271年始建，距离1204年夏义刊刻《晋书》已有67年，假设夏义于15岁时参加刊刻，元朝时亦已八十余岁，不当仍在刊刻。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有两个夏义。二、所谓的元修本是指最晚的修补时间在元代，而非所有修补并在元朝，在宋代应该已经修补过，故仲甫、夏义虽并在补刊刻工中，亦不能说明是元代人，有可能是南宋时人。若夏义仅指一人，则结合其刊刻《晋书》的材料可知，他不应在景定三年还在刊刻；而仲甫很有可能亦与他是同时期之人。其余刻工或未见于记载或因单字无法确认所指究系何人，故不能作为判断版本年代可靠证据。 除刻工信息之外，避讳亦是判断刊刻时间的重要因素。理宗本《文选》中世、玄、弘、桓、敬、贞、完、構、徵、殷、朗、慎、匡、敦等字避讳，然避讳不严格。其中敦字，尤袤本不避讳。考“敦”字当为宋光宗赵惇讳。缺末笔的敦字所在页为昌彦壬子重刊，据《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录，昌彦曾刊刻过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刊，淳熙八年耿秉补刊本《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⑩，故“壬子”当为宋光宗赵惇绍熙三年(1192)，说明此本确在光宗时期递修过。光宗之后为宋宁宗赵扩，应避“扩”字，又避嫌名“旷”，据陈垣《史讳举例》可知，“廓郭鞹鞟等十七字”亦需避讳(11)。然并未发现相关避讳。宁宗后是宋理宗赵昀，应避“昀”字，又避嫌名“筠”，“匀昀驯巡等七字”亦需避讳(12)。检理宗本《文选》，发现卷十七第三页为“壬戌重刊”，刻工姓名模糊不清，其中“驯”字不避讳。其他字未发现缺笔。 结合刻工与避讳，很难判定此本为理宗间递修本，为理宗之前递修的可能性较大。但为叙述方便，暂仍以理宗本称之。 三、理宗本《文选》的文献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虽为递修本，但与尤袤本《文选》相比，亦有其文献价值。首先，理宗本《文选》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较尤袤本更加清晰，无描改痕迹，有其版本价值。其次，抄配部分当以尤袤本为底本，故此部分可以起到校勘尤袤本之用，此其校勘价值。 (一)版本价值 《李善与五臣同异》(以下简称“《同异》”)附于尤袤本《文选》之后，是尤袤本特有之内容，后世李善注刻本，如元张伯颜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清胡克家刻本等，虽全从尤袤本出，但无一有此附录。关于此《同异》，前人关注、研究并不多，且普遍认为价值不高。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时说：“书中有一部分页子不够清晰，尤其是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模糊特甚，而且曾经人用墨笔描改，好像已非原貌。但较之《同异》的其他版本，错误还少一些。”程毅中、白化文两位先生亦持相同观点(13)。他们并未见到理宗本《文选》，故有此论，因此他们的观点只能是针对其所见到的《同异》而言，不能适用于所有版本的《同异》。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完整《同异》主要有尤袤本《文选》所附《同异》、理宗本《文选》所附《同异》、陆心源《群书校补》本、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本、尤桐《锡山尤氏丛刊甲集》本、《丛书集成续编》本以及国图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所附清抄本等。然正如程毅中、白化文先生所言，尤刻本《文选》后所附《同异》是“现存唯一的宋刻本，《文选》本书还有好几个后印本，而《同异》则除此之外，只有抄本和翻版了”(14)。盛氏本据陆心源皕宋楼本影印，尤桐本与《丛书集成续编》本又是据盛氏本重印，清抄本与盛氏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行款不同。这些版本并是尤袤本的抄本与翻版，其价值在尤袤本《同异》之下。 然尤袤本《同异》亦存在问题，版面模糊是其硬伤，重刊时间与刻工无法辨识，就连原刻刻工姓名亦看不清，且有描改痕迹。而理宗本《同异》无一页有重刊字样(亦无刻工姓名)，版面清晰、字迹工整，无一描改。详考其内容，确是目前所见《同异》的最好版本，可以校正尤刻本《同异》模糊而后世翻刻本径改错误之处。下面将理宗本《同异》与尤袤本《同异》的差异详列于下，以便学人。 1.尤袤本卷一“修其营表：五臣作※※(15)”，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择其”，而理宗本《同异》作“理其”，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2.尤袤本卷二“穷身：五臣作穷※”，盛氏本等作“五臣作穷敬”，而理宗本《同异》作“穷欢”，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3.尤袤本卷六“驯风：五臣作驯※”，盛氏本等作“五臣作驯政”，而理宗本《同异》作“驯致”，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4.尤袤本卷七“新雉：五臣作新※”，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新莫”，而理宗本《同异》作“新荑”，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5.尤袤本卷七“帷弸彋”，尤刻本《同异》“彋”字有描改痕迹，“弓”字旁与“扌”旁重合，不知谁改谁。理宗本《同异》作“彋”，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亦作“彋”，可见尤袤本原作“扌”，后改“弓”。但盛氏本等并作“扌”，判断错误。 6.尤袤本卷七“樵蒸昆上：五臣作※上”，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混上”，而理宗本《文选》作“焜上”，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7.尤袤本卷七“其上则有：五臣有赤猿玃猱四字”，尤袤本“猱”字略有不清，盛氏本等作“五臣有赤猿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