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家庭改革的基本价值_美国社会论文

论美国家庭改革的基本价值_美国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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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早期美国家庭深受清教伦理的约束,本世纪以来的“享乐主义”、“反正统文化”及“女权运动”使美国传统的家庭观开始动摇。7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发生重大变化,乃至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人过分强调自我,往往将建立家庭视为实现自我的一种途径,缺乏维护家庭的责任感。

关键词 美国 家庭变革 价值观 个人主义

家庭是社会的窗口。家庭的结构、关系与生活集中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点及民族特有的性格。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说过,描述一个社会的家庭关系就足以反映那个社会的本质和特点。美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思想、宗教等领域的多样性也反映在家庭这个重要领域里。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在这方面所发生的种种深刻变化无一不在这个领域得到反映。本文试图以美国家庭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的角度对美国人在这方面折射出的价值观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其对当代美国家庭生活的巨大冲击和影响。

传统的美国家庭

美国家庭史可认追溯到早期的殖民时期。与当时欧洲家庭一样,传统的美国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以生产和消费为主的社会组成部分,并在经济、教育及宗教方面面履行传统的职能和义务:每个家庭通常拥有一方土地,一个作坊,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为了开垦荒地,边疆的开拓者们通常得组成一个有几代人、人数众多的扩大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家庭与社会的连接作用通过丈夫来实现,干活和生儿育女是妇女的天职。在那种大男子主义盛行的时代,妇女根本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一切生活资料都是通过家庭获得。没有家庭,人们几乎无法生存,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离婚是极为罕见的。

父慈母爱、宗教意识和自我节制是传统美国家庭教育子女的三大要素。早期家庭还代替学校起到教育职能。即使到了后期美洲大陆开始创办学校,学制也很短暂。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孩子们都呆在家里帮助干活。直到19世纪,教育在美国才被提到议事日程。此外,家庭还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起着与教堂保持联系的纽带作用。人们在饭前祈祷、朗读圣经、进行教义问答、唱歌等等。一旦所有社区都建立了教堂之后,作礼拜便成了家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甚至到了19世纪末,佛蒙特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还颁布法令,强制性实行礼拜。

早期美国人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与现在大相径庭。年轻人从求爱到成婚都得父母同意,父母在孩子的婚嫁问题上有绝对的权威,还考虑“门当户对”,尤其是那些家境较好的“名门望族”。此外,成婚的双方还得签订详细的合同以明确各自具备的经济条件及婚后享受财产的权利。婚姻与其说是一种结合,不如说是一种义务。人们期待年轻人早日成家(在那时,奴隶,尤其是黑奴是不能结婚的)。抗拒婚姻或立志独身被视为大逆不道,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而且还要被课于重税。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一生中只有出嫁方能使其荣耀一时。

在行为规范方面,人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一些今天美国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都要受到谴责。男女在公开场合手拉着手表示亲近是不容许的。在清教主义盛行的新英格兰,公开场合里哪怕夫妇间亲昵也属禁忌之例。至于有关性方面的言论,直到半个世纪前才开始成为文明的话题。由于历史的缘故,无法对当时人们非婚姻性行为等作出概率或百分比的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由于种类繁多而又极为严格的清规戒律,放荡不羁的人得有非凡的勇气和胆识才敢越雷池一步,不轨行为一旦发现将公诸于众,有关各方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即使侥幸未被发现,当事人也不免为其行为深感内疚。清教徒对不轨性行为的制裁甚至涉及宗教和法律范围。在新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犯有通奸罪的人会被处死。到18世纪,死刑才被鞭打、蹲监狱、流放及打烙印所代替。给犯人身上打标记似乎最具有慑制作用。因霍桑的同名书名而臭名昭著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给早期美国史增添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在美国建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和乔纳桑·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新教伦理观和清教徒道德观在美国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其实质是倡导工作、俭仆、节约和拘谨以及对生活所持的严谨态度。这些信条无疑左右了美国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意识和观念。时隔一个多世纪的今天,美国以全新的面孔出现在世界面前。当今的美国家庭及美国人对家庭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了。

家庭的变革

本世纪以来,美国家庭开始发生变革。原因有三。其一,本世纪初活跃于哈佛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the Young Intellectuals )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了开先河的作用。他们对传统伦理道德提出猛烈挑战,其思想对五六十年代的享乐主义(Hedonism)及7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the Counterculture)均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二,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快速发展。其三,“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妇女的自主意识,同时还提高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

本世纪初美国发生过一场不同凡响的进步主义改革(1901—1917)。这场推动“美国进入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 )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活跃于哈佛大学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包括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 范·魏克·布鲁克斯(VanWyck Brooks )、 约翰·里德(John

Reed )及哈罗德·斯腾斯(Harold Stearns)。他们全盘否定本土文化及道德习俗,对传统的清教徒伦理观进行了彻底、无情的批判。”新“(New)”、性“(Sex)及“解放”(Liberation)等流行语极为盛行。诚然,这场运动难免有其偏激、消极乃至悲观色彩,但它试图全方位扭转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引进新思想、全面批判旧文化的抱负。

50年代,美国文化一反常态,注重的不再是如何取得事业上的成就,而是如何花钱和享受,完全是一派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由于直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垮掉的一代”(Beaten Generation)置任何传统文化信念于不顾,对政府和父母均持不信任态度。他们提倡绝对个人主义、性自由和同居。于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离经叛道的社会现象——大量未婚同居者及离婚率直线上升。美国家庭开始受到正面冲击。

60年代在美国史上是个多事的年代。“青年造反”、“女权运动”、黑人革命、反战示威等接踵出现。给美国家庭带来最大影响的无疑是“青年造反”和“女权运动”。前者包括“新左派”(New Left)和“嬉皮士”(Hippers)两部分。“新左派”在政治道路上口诛笔伐, “嬉皮士”则在“反主流文化”的运动中大刀阔斧。美国青年这种叛逆运动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之间矛盾的不断扩大和总爆发。〔1〕摇滚乐、“性自由”、吸毒和群居是其主要特征。其中, “性自由”对美国社会的冲击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多。时至今天,其后遗症仍在美国家庭生活中随处可见。

虽然早在1848年,在美国纽约州的塞尼卡瀑布城(Seneca Falls)就召开过第一次妇女大会,并制定了基本目标,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女权运动产生于60年代。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cl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及凯特·米列特(Cate Minete)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为该运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女权运动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纲领,要求妇女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上、社会上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要求妇女从传统的习惯、观念和价值观中解脱出来,取消“双重标准”。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二十七修正案——平等权利法。翌年国会及诸州通过堕胎法。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大军,不少还受过高等教育。这些都是女权运动带来的积极结果。但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却偏离了女权运动的轨道,一头栽进叛离维多利亚时代性爱只限婚姻这一观念的胡同,提出“性解放”、“同性恋自由”等口号。其直接后果是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大批单亲家庭出现(Single Parent family)、非婚姻关系性行为普遍及家庭开始走向解体。这些给美国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工业化和都市化开始在美国高速发展。二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削弱了传统家庭的职能。第一,愈来愈多的人靠工作生活,人们通过就业而挣得工资,不再像过去那样靠分得土地或租种土地谋生,而土地又往往掌握在家里的年长者手里。第二,由于工业化讲求效率,人们的就业和提升主要依靠能力,至于他们在家中的地位如何并不重要。因此,对雇主而言,无论是雇用,解雇还是提拔都不必考虑这么做对现有家庭带来的影响。第三,市场经济的工作岗位使人们作为个人而不是家庭成员谋生成为可能。总之,无论从任何角度讲,工业化不仅不像传统制度那样要求人们对家庭尽忠尽职,而且也没有为传统的家庭义务提供更多的帮助。〔2〕当然, 最大的变化要数已婚妇女进入就业大军。在当今所有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中,大约一半家庭中的夫妇就业。妇女就业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也排除了他们因感情破裂所离异的后顾之忧。

从变革走向解体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就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伴有“衰弱”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而每次社会变革又使家庭规模变小,职能减退。然而,过去30年里美国家庭的变化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大量事实表明核心家庭正从变革走向解体。主要表现在:出生率急剧下降,离婚率直线上升,性解放极度泛滥和家庭观念日渐淡薄。

从1960年到1989年,美国的出生率几乎下降了一半,每个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从平均3.7个降到1.9个。〔3 〕这种出生率下降的现象正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为人父母的特征。人口学家估计,在当今所有美国年轻妇女中,20~25%的人将只生一个孩子。只生一个,或完全不生的人大约二分之一。〔4〕不能否认,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人口数量(至少美国本土人口)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否说明部分当代美国人已将独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对在社会矛盾重重、竞争剧烈的美国社会抚育后代所产生的状虑和恐惧呢?

性解放极大地动摇了性与生育的连带关系,并且完全叛逆了维多利亚时代性爱只限于婚姻的观念。仅从1971年到1982年的11年中,美国15~19岁的未婚女性有过性体验的比例从28%升到40%。此外,人们对性行为的随意性也持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1967年,85%的美国人对婚前性行为持谴责态度,1979年,这个比率降至37%。〔5 〕性自由带来的另一大难题是大量少年母亲出现。有资料表明,美国的少女怀孕率比任何工业化国家都高,且一直呈上升趋势。未婚生育的比例从1960 年的5%(黑人25%)上升到1985年的22%(黑人60%)。〔6〕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离婚率几乎提高了4倍。 基于不同的统计方式,当今结为伉俪的夫妇中将有44%到66%分道扬镳。〔7〕

如此之高的离婚率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1960年,18岁以下孩子所属单亲家庭的比率是9%。1986年, 这一比率上升到25%(黑人单亲比例从22%上升到53%)。在所有出生于1950~1954年间的人中,当他们17岁时,所属单亲家庭的比率只有19%(黑人为48%)。而1990年出生的人中,这一比率估计将达70%(黑人高达94%)。〔8〕

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婚姻态度和心理也起了本质上的变化。那种把婚姻视为维持经济和肉体生存的防守系统传统观点已不复存在。如今,婚姻已构成物质上、经济上的负担,而不再是可靠保证。换言之,婚姻被视为实现自我的一条渠道,婚姻与家庭生活的纽带也不再是功能性的,而是情感性的。过去人们相爱是因为相互需要,现在正好相反。人们相互需要是因为相爱。

与历史上的变革不同的是,近30年来的美国家庭变革不仅削弱了家庭传统职能和家族势力的影响,而且大有拆散家庭核心——夫妻关系之势。传统的核心家庭正让位给单亲家庭、过继家庭、未婚同居乃至同性恋组成的家庭,个人更加独立自主,家庭与个人间的关系日渐松散,家庭寿命缩短,规模变小,更不稳定。

如何看待美国家庭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代表社会进步还是社会问题?答案应该从两方面找。在过去30年里,随着广大妇女走出家门进入劳动大军,她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此外,由于择偶时更多侧重心理因素,当今维系的婚姻比以前更具伴侣型特征,感情上更为牢靠。离婚恐怕是这场家庭变革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家庭的角度讲,离婚固然宣布婚姻失败,夫妻生活的终结,对孩子更是一种不幸,但从社会角度讲又不失一种明智的选择,它给生活带来新的希望。在当今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勉强维系一个名存实亡的不幸家庭,远比离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痛苦。关于离婚,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推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9〕

另一方面,这场家庭变革确实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孩子,对此几乎没有异议。在美国,70%的孩子生活在因离婚破裂的家庭,涉及的孩子每年达100万之多。〔10 〕他们不可避免地因父母离异而深受其苦。美国历来被视为孩子的天堂。那种孩子倍受爱护的信念正在受到削弱,父母对家庭的感情、经济投入少了。有些美国人视这一现象为“家长赤字”(parent deficit)。这种赤字在美国正呈上升趋势。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美国家庭开始急剧变化,那么,从80年代起,已经从变革走向解体。持续上升的离婚率、司空见惯的非婚姻关系性行为、日益普遍的少女怀孕及有增无减的单亲家庭,这些足以证明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已将传统的伦理道德抛至九霄云外。

冲突的反思

婚姻质量是决定家庭生活质量最重要因素。换言之,婚姻的破裂便导致家庭的解体。除了工业化、女权运动等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共同促使家庭解体。美国人种混杂,集各种民族于一地,家庭生活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在很多生活细节上夫妻彼此无法互相适应;结婚太早,过分强调性生活和心理和谐,对婚姻的期望值过高,过分理想化、 追求完美; 离婚法偏松, 诸州实行“无过离婚”(No FaultDivorce)。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离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最根本的原因似乎在这分强调自我。个人自由主义植根于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般美国人看来,依赖他人既是不幸又是罪过。这种独立自强的信念甚至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真正价值。要求摆脱外来控制的自由愿望已延伸到了家庭。人们不愿受到别的家庭成员的牵制,要自己作出生活的抉择,并视个人幸福为家庭的宗旨。这种只索取不奉献的家庭生活准则必然给家庭内部带来紧张和冲突,同时也为昔日的怨愤和不满大开方便之门。

家庭变革带来新的家庭模式,而对任何家庭模式作出评判都是困难的。困难之一是因为个人愿望与社会目标往往不相一致。一旦维系某种社会制度的准绳绷得太紧,以致完全忽视个人需要,这种准绳便会变得软弱无力。反过来说,一旦社会制度和相应的行为准则过于松散,以致实现个人愿望以牺牲社会为代价,整个社会机体便危在旦夕。只有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致时,社会机体才能起到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11〕那么,个人自我实现应发展到何种限度才能使其既不受压抑又不致给社会带来后患呢?这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任何社会都面临的难题。

美国是个多变而又充满矛盾的国家。美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为了维护诸如个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他们对未婚同居、非婚姻关系性行为乃至同性恋均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崇尚家庭,视之为最佳生活方式。事实上,大多数离婚者很快找到伴侣重新结婚。之所以如此,似乎是为了证明使其不满的正是前任配偶,而不是婚姻本身。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一矛盾现象,我们便会发现,对于那些持现代家庭观念的人而言,与其说是组织一个家庭,不如说是为逃避外界的剧烈竞争寻找一个安全而又必不可少的“避风港”。几年前,美国东北部的国家人寿保险公司对美国人生活的紧张程度作过一次调查。该调查表明,作为美国基本价值观的竞争和勤奋工作一直给个人带来极大的心理紧张和压力。相比之下,在非竞争、相互协作的家庭中,各成员不必像在外界一样为晋升、赢利或出名而剧烈角逐,还可借助这种群体的合作关系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并分享家庭的温馨气氛。

美国人渴望那种几十年前家庭生活的温暖和亲密,但如果这意味着恢复传统的标准,他们就不愿意了。〔12〕如何才能既保留往日的温暖和亲密,又把握住作出选择的自由呢?这是美国文化所遇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美国人最珍惜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和依靠自己、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物质享受和努力工作,个人主义是其基本核心。然而,作为一种理想,诸如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等观念仍与现实有相当的距离。美国价值观正处于新旧冲突的十字路口,传统价值观正受到挑战。1963年肯尼迪遇刺、70年代初美国在越战中惨败、“水门事件”丑闻等一系列事件,使美国人对传统的祖国、总统的信念,乃到自由、独立、民主、平等的信念都发生了动摇。他们过去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对国家的前途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在面临社会巨大变化和对未来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人们希望从旧的价值体系中找到安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需要新的价值观来摆脱面临的困境。

实际上,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其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希望保持旧的价值观念:政治上的自由,利用这种自由并通过个人努力去获得物质上的富有,家庭生活给人带的舒适和安慰,一个社会集团中受人尊敬的地位,以及美国在历史上起过独一无二的作用给人带来的自毫感。另一方面,他们又力求追求新的价值观念:男女更大的自主权,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更大自由,生活既是与经济相关的日常琐事又是一种冒险,安闲舒适,自我表现并富于创新,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切,一种更为关怀他人的态度,以及一种能对生活中的敬畏、神秘和圣更为宽松的环境。纵观近几十年的美国社会,我们会发现美国人正在两种观念间徘徊。一种是战后那种坚信前途无限美好的旧观念;另一种则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观念,即对国家的期望降低,对未来发展莫不关心,对国家机构投不信任票,以及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发展是有限的。总之,美国的物质繁荣和科学昌盛已达到巅峰,但美国人的思想却不是坚定和自信,而是混乱和怀疑。物质繁荣却很少使民众感到满意,科学也未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文化领域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领地,宣传“人的天赋权利不容侵犯”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教育的头等大事。其实,“自由”是有前提的,不是绝对的。在讲“自由”时,还得考虑使用这一权利的人所应承提的责任。几十年的“自由主义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弊端。美国素以清教传统立国而自命高洁,而今,这个传统被破坏得支离破碎。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正在动摇。美国价值观将向何处发展?将形成什么样的新的道德规范?美国人将如何迎接21世纪的挑战?人们将等待历史作出客观的回答。

注释:

〔1〕《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第97页。

〔2〕W·古德:《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

〔3〕〔4〕〔5〕〔6〕〔7〕〔8〕U.S.A.Today,May,199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第79页。

〔10〕Ian Robertson:Sociology,Worth Publishers,INC.1987,p.233

〔11〕W.M.Kephart:The Family,Society,and the Individual,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7,p.16.

〔12〕[美]丹尼尔,杨克洛维奇:《新价值观:人能自我实现吗?》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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