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近代论文,精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分析了近代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精华主要表现的三个方面，阐明了在当前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精华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湖湘文化 爱国主义 湘籍精英 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株灿烂奇葩，它起源于北宋周敦颐开创宋明“道学”的时期，形成于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卒开湖湘之学统。”[①]接着，胡宏的弟子张栻，理学大师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听讲，出现了湖湘文化“当时为最盛”[②]的高峰时期。南宋灭亡后，由于异族的蹂躏，湖湘精英多壮烈牺牲，湖湘文化遭到空前摧残，至明末清初，因“船山而复盛”。[③]由于清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以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文化又经历了100多年的湮没冷落时期，直到近代才放出光彩。
湖湘文化虽然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理学型文化，但它又有许多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的特点：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与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等。特别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更增强了湖南人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形成了湖南人一种特有的精神，即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贯穿全部湖湘文化的一条红线。在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湖湘文化熏陶下，近代湖南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才群体，在保卫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近代湖湘文化爱国主义精华的主要表现
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华源远流长，其主要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湘籍精英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写下了许多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篇章。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序幕。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作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鼓舞三湘儿女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者侵犯广州时，守卫炮台的湖南提督祥福等率湘军1000人奋勇迎敌，击毙了200多个侵略者，最后弹尽战死。在这场战斗中，三湘子弟有500多人光荣献身。1871年，沙俄乘阿古柏叛乱出兵吞并伊犁，妄图与英国侵略者一道肢解我国新疆。当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时，陕甘总督、湖南湘乡人左宗棠愤然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如果对新疆失地不收复，无异“自撤藩篱”。[④]左宗棠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主张，得到了朝野舆论的支持。1876年，他争取了出兵收复新疆的重任，率军挺进天山，“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湘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粉碎了阿古柏叛乱。由于俄国拒不交还伊犁地区，年近七旬的左宗棠抬着棺材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才迫使俄国侵略者与清政府重订条约，把强占十年的伊犁归还给了中国。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是湖南醴陵人，抗战爆发后，他在给老母的信中提出：“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亡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并表示誓“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⑤]1942年5月，左权在指挥反日寇扫荡突围的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抗日名将，山西辽县易名为左权县。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中担任要职的湘籍将领就有彭德怀、罗荣桓、贺龙、左权、陈赓、肖劲光、黄克诚、许光达、谭政、王震、邓华、杨得志、杨勇等30余人，在新四军中担任要职的湘籍将领有粟裕、傅秋涛、刘少奇、刘炎、钟期光、曾希玉、谭震林等人。三湘大地不但哺育出上述一大批抗日精英，而且在八年抗战期间，向国民党部队输送近200万人。湖南当时总人口不到3000万，平均15人中就有1人直接投身于抗日前线。
二是湘籍精英对内反对卑躬屈膝，出卖祖国利益的封建统治阶级，寻求和开拓推翻封建统治的道路，为革除弊政，振兴中华，建立了永远光照民族史册的业绩。
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给中国社会造成深重灾难，不少爱国志士努力寻求和开拓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甚至为此而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戊戌六君子”中的浏阳人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至今仍为人们怀念和敬仰的爱国先躯。变法失败以后他拒绝了梁启超等人要他出走的劝告，毅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则自嗣同始。”[⑥]他被捕以后，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命诗，气宇轩昂地走向刑场，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为拯救祖国而甘愿抛洒热血的牺牲精神。谭嗣同的同窗好友唐才常继承谭的遗志，在武汉组织自立军起义，事败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杀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湖南出现了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正如梁启超当时评述湖南青年一代的情况所说的那样：“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华兴会会长、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是现今长沙人。他为了筹集反清革命资金，卖掉了家里祖传田产。他策划长沙起义事泄后，被迫出走上海、东京，以后又组织领导过多次武装起义。黄兴去世时，章太炎在换联中赞誉是“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南京法制院院长、“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是桃源县人。他早年与黄兴一道组织华兴会，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他力图通过实现议会与责任内阁的道路来挽救共和国面临的危机，他四出奔波，宣传演讲，结果被袁世凯的特务暗杀在上海车站。他用自己的鲜血唤起民众的新觉醒，推动了“二次革命”的到来。此外，辛亥革命期间，还有著书警世的陈天华，“甘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的禹之谟，策动萍浏醴起义的刘道一，领导长沙起义并担任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的焦达峰、陈作新，以及后来在“反袁护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爱国将领蔡锷等都是湖南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近代的爱国志士，真是层出不穷。
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的党员，是近代中国最杰出、最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在韶山期间，他读了一本关于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就“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⑦]与毛泽东一道创立新民学会的蔡和森烈士，也是长沙人，少年就立下报国壮志，1918年他在北上求学途中所题的《少年行》中就写道：“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宇间。”[⑨]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引渡到广州后，坚贞不屈，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时在湖南，除了新民学会集合了一批爱国青年外，还有一大批爱国精英，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组织、方式和途径，走上革命道路，集合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都成为国家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除最高领袖毛泽东外，有担任过如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陶铸、胡耀邦等。在1955年受衔的人民解放军大元帅中，湖南就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10员大将中，湖南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在57员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占了三分之一。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也占了三分之一。加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先烈，真是成千上万，灿若群星。
三是湘籍精英放开眼睛看世界，反对闭关自守，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在艰难中奋斗，在逆境中搏击，为开辟祖国繁荣和强盛之路，为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作出了足以令人自豪和称颂的突出贡献。
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主义专制统治下，国弱民穷，一些眼光开阔的知识分子，感到固守旧传统旧营垒，再也无法应付新的局面，因此，必须睁开眼睛来看看世界和现实，认真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寻找强国富民的道路。在湖南近代史上，最先在这方面开创新局面的是林则徐的好友，邵阳人魏源，他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坚决主张抗侮图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此后，他多方搜集中外资料，分卷介绍各国历史、地理情况，并分专题论述对付外国侵略的方略，辑成《海国图志》50卷，后又扩编为100卷，这一宏篇巨著，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推动祖国文化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这方面当时的湖南是最有生气也是最有成效和省份之一。谭嗣同首先在浏阳开办了算学馆，这是国内最早的研究科学的学校。接着他又与唐才常、江标等人，在长沙办起了时务学堂，梁启超被聘为学堂的总教习，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观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论，介绍西方科学，宣传民主思想，给当时社会以强烈的震动。后来，他们还在长沙发起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宣讲中外形势、民主科学，促进了湖南思想界进一步活跃。由他们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过去向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寻找出路，转向了学习俄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湖南当时在这方面学习最有成效的，除了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零陵人李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桃源人翦伯赞、邵阳人吕振羽、工业冶金专家攸县人胡庶华、化学家湘阴人范旭东、教育家新化人成仿吾、文艺作家临澧人丁玲、益阳人周立波、戏剧改革运动的先躯长沙人田汉、浏阳人欧阳予倩、艺术大师湘潭人齐白石等等。这些著名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艰难中奋进，在逆境中拼搏，为开辟祖国的繁荣和强盛之路，写下了许多爱国主义的不朽篇章。
二、继承和发扬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华
在当前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继承三湘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华，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学习和继承近代湖湘精英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光荣传统，树立热爱祖国，献身湖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鸦片战争开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与加深，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以“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湖湘文化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的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特别是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维新变法思潮即以湖南为最盛。当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就这样说过：“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⑩]这充分说明当时湖南人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爱国志士杨度在他所写的《少年歌》中更是自豪地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1)]这更集中体现了近代湖湘精英的爱国情怀与救亡使命感责任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学习继承湖湘精英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首先就要树立热爱祖国，献身湖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力。
（二）学习和继承近代湖湘精英革除弊政，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为完成湖南的改革大业而出力尽责。
近代湖湘精英在抵御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深深感到要使祖国强盛起来，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改革甚至推翻腐朽不堪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革新图强的方案，探索一条又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戊戌维新运动中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所提出的改良主义办法，到辛亥革命中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湖南精英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以及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所设计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方案，尽管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采取了不同的历史行动，收到了不同的效果，有失败的，有成功的，但在他们的言行中，仍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为了扫除祖国前进的障碍，积极革除弊政，为了祖国的进步强盛，努力开拓创新，这种改革和革命的精神是湖湘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当前在我们祖国神州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改革运动，这种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无论在性质、任务、规模和历史的作用上，都远非过去任何改革可以相比，它更需要一种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光荣传统。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定会遇到各种障碍，改革者就要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敢于同各种旧思想、旧势力、旧条条框框斗争；改革没有现成模式可以仿效，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改革者就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不要抱残守缺，要敢于走没有别人脚印之路。我们的客观标准就是致力于湖南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我们就敢创、敢闯，敢于站在全国改革运动最前列。
（三）学习和继承近代湖湘精英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思想，
立足湖南，促进祖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而努力奋斗！
湖湘文化历来有一种平视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和开放思想，这种思想到了近代便发展成为睁眼看世界，坚持对外开放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魏源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洋务派继承并实践了这一口号，由于洋务运动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它不敢也不愿触及当时已腐败透顶的封建政治制度，因而还是不能使中国富强。于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把注意力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制制度，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这两大政治运动中，湖南先有谭嗣同、唐才常，后有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知识界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还必须深入进行思想革命，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先进青年开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指导思想上引进外国的先进成果，这样，中国包括湖南的对外开放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当今世界潮流滚滚向前，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湖湘精英睁眼看世界，对外开放的精神，一方面要克服那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广泛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识别和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对人们灵魂的侵蚀，自觉维护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保证我们对外开放和交流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要利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好趋势，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五洲四海，在广泛的国际技术文化交流中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使中国早日走进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注释：
①《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页。
②《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③梁启超：《儒学哲学》第62页。
④《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46卷。
⑤《革命烈士书信》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141页。
⑥《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⑦《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2页。
⑧《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66页。
⑩《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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