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落与寻找的主题——与王小帅导演谈新作《日照重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照论文,重庆论文,新作论文,导演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照重庆》剧照
引语：第63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至5月23日举行，王小帅的《日照重庆》作为华语片的唯一代表角逐金棕榈大奖。5月10日，《日照重庆》正在798艺术区紧张地进行后期制作，在王小帅临行赴戛纳前，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
张宗伟：你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过较长时间拍摄独立电影的经历，后来进入体制内拍片，也一直强调要坚持拍艺术电影，但是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大潮中，在“商业大片”的挤压下，从05年的《青红》到08年的《左右》，你的创作是不是也在尝试一些转变，我是说在创作心理方面？
王小帅：心理方面……在一开始拍电影，所谓地下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地下而怎么样，没有！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早地感知到中国电影现在的这种变化和走势的人，我们所说的地上啊，地下也好，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问题。我经常说，地下电影，地上电影，其实不是我们地下电影怎么样，而一旦去到一个彼岸，到了地上，就变成怎么样了。其实自己追求电影的原则还是没有变，只不过对岸整个的主流的体制不见得是我自己最愿意进去的或者欣赏的。
张宗伟：第六代导演中的许多人，当他们被体制接纳，可以名正言顺地拍片，或者当他们有了更多资本，有了更好的制作条件时，反而不太能够去表达好自己了。这是不是说，第六代更适合在体制外生存？而不大适合大制作和面对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你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困惑？有没有担心主流的观众不认同自己的影片？
王小帅：其实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你刚刚也说了，这个对岸的主流观众和主流电影，并不乐观，即使说现在的市场很好，也不是我希望的和追求的电影类型的“很好”。对于我来说，想拍的电影还在那，所以我只是从这岸跨到那岸了，从《青红》开始，还是那样拍。只不过说《青红》到了这个岸之后呢，它在其他资本和媒体的帮助下，声音更大一点，如此而已，但是它唯一面临的压力是市场的压力。
张宗伟：你的意思是说你前后期的创作在表达上没有变化？但是我个人感觉，《青红》以后，好像电影本身的力量弱了一点，特别是与《十七岁的单车》比起来，我有一次和焦雄屏老师也聊到《十七岁的单车》，她说那是你最好的电影，我个人也觉得《十七岁的单车》是非常有力量的，尽管《青红》一定意义上也是“青春残酷物语”，但是力道弱了，这种力量的弱化是不是因为进入体制后有所顾忌造成的？
王小帅：创作的根源没有变，但是可能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你要经过审查，对吧？这样的话，在手段啊，理念、意念上，就会有所克制。但是这是被动的，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以后，电影的本质就变化了。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本质追求没有变化。
张宗伟：刚刚看了你的新片《日照重庆》，可惜还没上声音，看的是“默片”。感觉片子比较长，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看完能感觉到你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你觉得这个片子在你的作品系列当中是什么样的定位？
王小帅：现在我们大家说它是商业片，我也觉得，好吧，我们就说它是商业片吧，因为它里面有绑架、有警察，好像具备了商业片的看点嘛，那就很好。这是在目前这个环境里，大家玩的游戏。另外呢，就像我说的，在体制内拍电影，势必你是被动的，势必得到电影院，至于是多是少，给你排片的时间是好是坏，那你就没办法左右。当观众到影院，带着很强烈的期望来看，然后被传说这是一个“被转型”的商业片，以这样的心态来看，这个时候，又给他们造成失望。
张宗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左右》公映之后，就有评论说，“左边商业，右边艺术”之类的，《日照重庆》是不是还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
王小帅：这涉及我们跟投资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子如果光在小的放映厅里来放就够了，我能自己做决定的话，我就这么做了。但是，还有投钱的一方，他总是要试试看，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面临着这样的“试试看”，然后一次一次的撞南墙。
张宗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第六代浮出地表后，有一段时间很难适应，站在某个地方有点下不来：是坚持独立电影的个人表达呢，还是去追求票房和商业？有点举棋不定。你一直以来的创作都树着一面坚持电影艺术理想的旗帜，可是你又说在当下的环境中，电影还是一个资本的游戏，或者说它是一个产业，不能不关注投资人的利益。我不知道你对《日照重庆》的票房预期是多少？
王小帅：票房预期还是让我们投资人去说，因为投资人特别敢预期，特别让人听后一震。我觉得敢预期也是没错误的，我们投资人口口声声说要一个亿，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大家都在人云亦云的，但是呢，我们一次又一次放上去，我觉得错始终不在我们创作人员，是，人家会觉得，你既然搞了艺术品，所谓的严肃片，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争票房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成立。
张宗伟：其实你何尝不可以站出来讲，就说更明确地尝试做一个有票房的主流的艺术片，不行吗？
王小帅：但是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词汇，或者花边去描绘这个东西，最终的核心是前面的功课全做完之后，要丢给影院。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影院系统的结构。现在影院系统结构是纯商业化的结构，影院经理有层层责任制下来的，所以他不可能让一个厅接受这样一部电影，同时不产生他预期的票房，这样的话他收益上不去。因此这样一个系统造成这样的片子根本不可能插入其中。从我的角度来讲，是认可这个局面的。因为那个影院系统，确实没有为这种片子做好准备。他们的管理系统，他们的盈利模式系统，都是要拿一部片子来炒完之后，把钱挣到，那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够跟它挂上钩。电影院目前这个系统，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连一个蛋糕的角的百分之几给严肃电影的空间都没有。从成本结构上来说，当你要拿下这个空间的时候，你用的面粉必须要多少多少，你本身原材料要上的多，油啊盐啊各方面调料也要上的多，本身成本就要大，这就是商业片。但是如果你只要做这么一小块呢，原材料本身就可以少，同时也可以满足这个市场。所以其实严肃电影可以给那些年轻导演，严肃导演愿意用自己小的，一定的科学的成本，随着物价的涨落，去做这样一个严肃电影，只要有这个空间给他们放上去。那么生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张宗伟：《日照重庆》的成本大约多少？
王小帅：《日照重庆》实际应该一千多万。
张宗伟：那也算是个中等成本。
王小帅：是，我们这个构架也在那里，演员也在那里，资金当然愿意进来。我刚刚讲的这块蛋糕的这个角，目前这个大的市场的影院环境是不可能切出来给你的，让他们把正在挣钱的这个位置，生生的让出来，有好多影院做过这个尝试，但是一让出来，他们就心疼了，做不到，让了几天一看，哎呀，真惨，我明明那几块银幕在拼命的挣钱，这块银幕却空在那里，真惨，他就可以说，对不起，那你下来。这个时间一长，他们一看你的电影，就知道你的电影不行，他不敢尝试，但是他尝试的时候呢，也是小心翼翼的尝试，早上十点钟放一场，看看有没有人来，一看没有人来，他就证明是错误的。我们整个这套系统里面，生生没有艺术电影的位置，说白了就是没有艺术院线。
张宗伟：现在不是有一个嘛。
王小帅：只是一个电影院，两个厅。只有一家还不够，需要慢慢的尝试。
张宗伟：我看网上说《日照重庆》有双关之意，这个片名是怎么来的？
王小帅：对啊，两重。那时我们正好在海边选了景，一开始日照政府就挺帮忙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政府的介入能够减去我们的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就去了日照。原来还有个片名，叫马赛克什么的，后来干脆就用《日照重庆》，双关，很有意思。
张宗伟：几年以前，我看了张艺谋导演的《千里走单骑》，刚刚看《日照重庆》，我觉得好像有点类比性，也是父亲寻子的故事，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题材？似乎是源自一则社会新闻？
王小帅：选择社会新闻是有一定的考虑。新闻报道本身是单向的，社会的正义和非正义、法制这一面，它是单向度的判断。比如发生一件事，这个人绑架了，这个人杀了学校的孩子了，单向的报道就会说他被制服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以反社会、罪犯的名义就过去了。可是有时候，事情会比较复杂。它有另外一面，在那个社会事件中，一个执法者从个人出发在考虑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就是故事必须不能是单向的。我们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从日照到重庆寻找自己的孩子，结果孩子已经成为罪犯而死亡，一次在超市，他劫持了一个人质而被警察当场击毙。于是，父亲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和重塑孩子生前的形象和故事。警察、绑匪和人质构成了几个侧面。这样使影片立体化。这个片子看似是一个父亲这么一个单一的情况，实际上它藏着很多条线索，藏着社会发展到现在的很多种无奈。暗线里面，父亲或者因为生活的诱惑而走到了现在这种状态，等到回过头看，孩子因为失去他，又造成他的生命的一种变化，他来反思。其实社会也是这样，社会不停地往下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再看，有什么东西是做错的。
张宗伟：听起来有点《罗生门》的感觉，你是不是很喜欢黑泽明的《罗生门》？
王小帅：对，那是经典，《罗生门》还有《蜘蛛巢城》都很好。当时谈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想把这个事情说成是罗生门一样的事情，大家各说各有理，但这个就又跑调了，偏离了我原来的初衷——一个父亲，回过头看他原来的生命，回过头看造成这一切的，使亲情失去的根源。当时我们还设想了很多，设计一些道具啊，衣服啊，大家花了太多精力在这个上面，后来觉得这个不对。从任何一个层面上，事情的性质都非常简单，一个人绑架了一个人，迟迟不放，危险，警察枪杀他，对的，这在我们社会当中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正义压倒了邪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能在当中寻找罗生门，它不存在这么多复杂。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背后一定还有人的原因、社会原因在里边，影片讲的是这个事。
张宗伟：你的电影的题材基本上还是当代的，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题材？
王小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宗伟：我在想第六代为什么绝少涉及当代以外的题材，是因为投资的问题吗？
王小帅：不是。也不一样，你看陆川不是有《南京，南京》这样的吗？
张宗伟：陆川他不认为自己是第六代，我觉得他也不是。
王小帅：对，其实第六代本身也不存在。
张宗伟：第六代应该还是存在的，不过陆川他们算是后六代的新生代导演了，他们更善于在体制内生存，你曾经说宁浩和陆川等人虽然票房成功，但是电影是失败的，引起争议后，你又出来做了解释？
王小帅：不是说电影是失败的，我是说做导演失败，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受“新浪潮”的影响，认为导演应是核心，从艺术角度来讲，导演更是核心的核心，就像你拿个相机拍摄，你拍什么是你决定的，不是边上的人说让你拍什么，所以导演是核心，我从这个角度说的。
张宗伟：我看以前有访谈，你说比较喜欢帕索里尼，他的创作阶段有过几次变化，早期时候是现实题材，后来也从宗教、寓言、民间故事、文学名著中取材，你有想过拍摄题材的变化吗？未来的五年十年，有没可能涉足大的历史方面的题材？
王小帅：我们永远不知道帕索里尼是怎么想的。其实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环境也不一样，和资本对话，和社会、政治对话，能力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就给导演带来诸多的变化和可能性，有一些导演他会去应对如流，有一些就不行，他可能弄不过来，还有一些呢，他觉得一个东西讲完就完了，还有一些东西，他觉得不行还有很多没完成，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关键在于把导演看成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把导演当成一个事业，当成让自己成名成功、让自己一步步很有序地进入到挣钱的工具的话，会一步步设计这个构架，让自己两年之内拍这个，五年之内拍这个，这是一种导演的类型和成功的状态。但是还有一些，他是很随性的，没有这么多设计。这种设计呢，有些人能做到把控的好，有些人不见得能做的到，有些导演他就是不能设计，他就一直顺着自己的感受去拍。
张宗伟：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第六代整个一代人，现在到了40多岁，经历了各种历练，不能还是只做这些个中小成本的……
王小帅：但是我打断你一下，我认为你的这种思考方向和研究方向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往往你会把整个电影带到一个歧途上去，是非常错误的方向。
张宗伟：可能我的考虑过于世俗了。我是说有一些人，可以在一个多元的空间和体制里边，主动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王小帅：这个可以的，因为什么呢，我刚刚说可以计算成本了，所以你要研究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电影浮夸的特别多，大家就为了钱，然后商业欺诈，然后勾引人们的消费心理。
张宗伟：在这样一个资本的时代，在产业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导演也应该对资本负责，当成本大了，到了一千多万两千万的，你还给他砸了，那也是个问题。
王小帅：对，我们遇到的这是个最大的问题，但是存在即合理，当资本愿意流向这个，它一定也有他的小小的渴望和企图，大家其实谁都没有亏待谁，如果我说票房没有预期这么好，还有人做，就说明这个蛋糕是存在的，就说他存在的合理的东西是有的，只不过我们现在需要去触碰和研究。其实我认为，现在的很多学者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误区，他们跟市场不接触，看到的只是（票房）结果的成败，然后整个以结果的成败论英雄，以结果成败倒推这个电影的成果和前提。其实现在要打破这个，让某些电影非以票房成败论英雄。
张宗伟：对，应该为这样的电影争取生存空间。我们说这个蛋糕，应该给你们留这么一块，但是这一块是多大呢？如果每年有那么三五个导演的作品，能够用一千万左右的投资带来数千万的票房，这够吗？
王小帅：肯定不够，像云南的干旱一样，下一场雨马上就被吸掉了，地干透了，是没有用的。相反，需要有别的途径，所以要更多人去研究和鼓吹不同的途径。因为从历史来看，谈到文化产品，是决不能扔到市场上去的，你把一个文化产品扔到市场上去，肯定是死的。
张宗伟：《阿凡达》创造了票房奇迹之后，好像对国人的震动很大，《阿凡达》是中国电影的方向吗？
王小帅：想把电影产业弄成赚钱的产业，像美国一样，这个从经济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何让文化的可能性变成软实力。我从来不去怪市场电影，我也不去怪娱乐电影，也不去怪主旋律电影，因为国家需要这些。我们要努力去研究除市场回报之外的其他渠道，比如说，奖励的渠道，现在没有。
张宗伟：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谈艺术片啊，文艺片啊，必得有一定的文化含量，这样才谈得上提升文化软实力。说到底还是价值观的问题，严肃的电影不能不首先考虑带给观众什么样的价值观，不只是给西方电影节的评委，还有给我们本土的观众。有没有普世的价值观呢？
王小帅：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观众的任务。刚刚我是从商业上来说，怎么鼓励这个电影别死，怎么去帮助它。有了这个可能性以后，回过头来，就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对于普世价值，对于电影的艺术价值的衡量和判断，没有一个有基本的标准，因此就变成好像这种电影在国外才有好评。我们是缺失标准，当我们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你才判断电影是怎么样。
张宗伟：我看《日照重庆》，如果说它有普世的价值，是不是就是寻找，对于失落的寻找？
王小帅：对，没错，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寻找，这是最准确的主题。我们都在寻找。儿子在冥冥之中寻找这么多年不见的父亲，父亲的形象。而父亲其实回过头也是在寻找。寻找这个价值观念必然涉及这样的问题，即失去的是什么，是什么造成了一切，我现在怎么样？我找的是对还是错？这寻找其实就联系到我们刚说的很多对现实的中国的考虑。
张宗伟：第五代从反思寻根，找到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中积淀的一些东西，第六代在现实生活当中来找，目前看来只找到了缺失，但是这是第一步，真正有文化责任感的导演，他还应该尝试去建构。
王小帅：对了，建构。《日照重庆》的最后，父亲到沙滩上走走走，走回了海边，看到孩子的时候，摸一摸那个孩子，孩子非常胆怯地看他，就说明了一切。这个动作本身就在暗示一种东西，暗示我们寻找一种东西，人的重要性，亲情的重要性，对孩子成长的关怀的重要性，对人类未来的期待。他的孩子已经不在了，已经失落在这个社会里了，这个手放上去已经说明了一切的一切，他的未来，他的希望。有一个哲学家说的话，很重要，他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电影的宗旨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这样，去给父亲一个希望。这个父亲因为离开，有新的家庭，有新的孩子，当这些过来的时候，当有机会又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你要怎么办？那我们的社会，如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要怎么办？
张宗伟：你这次去戛纳不止是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了，希望你能有所斩获。
王小帅：看看我们能不能东方打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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