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文化与权力的交错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消费社会的权力网络的根本性调整
（一）当代消费社会的权力与文化的新型关系
现代消费文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消费文化的某些特点在资本社会形成以前就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初露端倪，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和成熟以后，消费文化才越出经济领域而成为广泛地影响到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普遍社会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性质以及专门研究消费文化的思想家们往往一致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可能借助于高科技成果而同时地产出：(1)远远超出社会成员一般生活需要的极端丰富的产品；(2)无需参照传统文化标准和价值体系的人为符号；(3)打破时空维度而任意穿越各种传统界限的高效率传播媒体网；(4)冲破传统主权范围而渗透到各个角落的多方向的权力网络；只有在这个时候，西方社会才转变成“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也只有当消费社会全面形成之后，消费活动才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社会行为，使消费行为不仅全面地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而且促使社会原有的权力网络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也使消费活动具有“文化”的意义，由此产生了贯通整个社会生活的“消费文化”，导致权力与消费文化之间形成密切的交错关系，一方面使消费成为权力交换和权力再分配的必要过程，另一方面又使权力通过消费的普遍性而得以采取多样形式，不只是停留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渗透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渗透到每个人“自生至死”的生命过程中，并反过来又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运作。①
（二）鲍德里亚对当代权力与消费文化的分析
对西方文化有独特研究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分析消费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时，就已经深刻地指出：当代的消费已经不是传统的消费，它既不是附属于生产的纯粹经济活动，也不是局限于货币交换的商品价值的流通过程，而是一再地突破自然的界限的高科技力量以及各种权力以变幻无穷的人为的象征性手段强行干预的“符号的系统操控活动”②。
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将人及其日常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一律融入消费过程，而消费过程又将人及其日常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活动转化成一种符号和符号结构，以越来越象征性的特殊演化过程，使日常生活同消费、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心态一起进入一种越来越不确定的含糊动态趋势中，使人完全丧失其主体性，也使日常生活的进程转化成为整体消费符号机器运作的一部分表现。在消费过程中，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者及其推销者，同消费过程的垄断者和宰制者相勾结，构成一股强大的权力网络，将消费过程全部变成为可控制的符号系统，同时也使消费者、使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成为这个符号系统的一个环节，消费者及其日常生活从而也失去其主体地位。
在整个消费过程中，真正决定消费过程的，不是消费者的主体需求及其日常生活实际需要，而是商品制造者和推销者及其背后的权力网络的赚钱和宰制“需求”，是权力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势力及其所支持的商品制造者所制造出来并强加于消费者身上的“需求”。因此，消费主体及其日常生活方式也成为生产者和权力宰制者的建构对象，成为生产的各种力量的一种建构成果。但是，生产者和推销者是靠符号的任意编纂和组合而操纵消费者的。这是一种“符号的消费”(la consommation des signes)，而不是商品的消费。
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所进行的，是已经超出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水准的一种奇怪的消费。因此，在消费过程中，“符号”本身也首先成为各个人或社会单位的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渗入了大量文化的、感性的、非理性的要素。当代日常生活也由此纳入一种由美学幻觉所维持的虚假事实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社会本身及其日常生活领域的自然生命逐渐灭亡，而且真实性也随着价值和真理标准的淡化和消失而受到权力、特别是商业化和媒体化的权力活动越来越深的控制。
消费文化以及由它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模式的改变，始终以权力网络的结构变化、运作方式及其随时灵活变化的策略作为“后盾”或基础，同时也以权力本身的意欲方向及其实际利益为基本目的。
在各种权力支持和参与的一系列不再参照传统价值体系的新符号而恣意猖獗的社会中，在人类文化打破了原有真理道德体系而全面转化成为当代图像化和象征化的社会中，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以及传播媒体的信息处理程序，把权力的形式及其运作模式彻底地改变成象征性结构，并由此使权力的本来面目受到更巧妙地掩饰，甚至使之变成为大众自身可以任意介入的运作过程。
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与权力网络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持的。正是在消费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强烈活动中，权力网络的结构及其运作模式和策略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布迪厄的象征性权力理论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权力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对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结构及其权力网络的特殊运作逻辑进行了独特而精湛的分析。他自己曾经把这一关键部分概括称为“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象征性”(le symbolique de la structure de la société et de la culture moderne)，有时也称之为“当代文化特权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u privilège culturel moderne)。
布迪厄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度发展和膨胀，当代社会到处都呈现出象征性权力和暴力的运作及其效果。因此，他非常关心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地发挥宰制作用的象征性权力和暴力的性质及其各种变化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的象征性暴力(la viollence symbolique)已经透过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而进一步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连本来最落后的边远地区和国家，也逃脱不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袭击和侵犯，都无一幸免地通通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象征性暴力的宰制网络之中。
在布迪厄看来，这个由西方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象征性暴力，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象征性语言论述暴力为中心，具有无形的和难以抵挡的穿透性和侵润性，甚至可以说，像一种类似于流行病的病毒那样，呈现为无边界和不确定的象征力量，向全球四面八方扩散开来，以达到处于西方中心地区的强权国家对世界全面控制的目的。
为了揭示当代社会的象征性暴力的统治机制及其运作逻辑，布迪厄首先集中分析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特征及其再生产机制和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布迪厄的理论就是关于当代象征性消费文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布迪厄来说，当代象征性消费文化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无非就是当代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和再分配的循环性和延续性。所以，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把研究重点集中在文化特权的“继承”问题上。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统治者所关心的焦点，就是文化特权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及加强，因为只有透过文化特权的再生产的延续性，才能保证对整个社会权力网络的全面而有效的控制。③
权力是在社会中产生和运作的，而社会及其文化本身又是靠权力的运作来维持和发展的。因此，没有社会及其文化，就不可能产生权力，也不可能维持权力的运作及其再生产和再分配；反过来，没有权力，也不存在社会及其文化。权力同社会之间的相互紧密关联，不但使两者共生和共存，而且也使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相互推动和相互促进，并由此导致两者在互动中的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趋势，一方面促使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使社会各个领域的任何运作都无法脱离权力的因素及其宰制，另一方面也使权力本身随社会的发展及文化的复杂化而采取更曲折和更隐蔽的形式，使权力的任何运作都同样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一方面为权力本身的文化性不断增添复杂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包括消费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更紧密地与权力的生产及其分配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当代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消费文化对于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权力场域的渗透，使整个社会以及权力场域的结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都因文化的介入而变得更加象征化和中介化；权力原来给人的那种“暴力”、“强制”和“压制”的印象，逐渐地被带有浓厚文化性质的各种新权力现象所取代。
权力在同当代文化的紧密交错之后，成为了更有掩饰性和欺骗性的力量。权力性质及其特点的这种变化，更加有利于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势力，更有利于他们对于社会权力网络的掌控。现在，社会上似乎已经不可能存在某种独立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纯粹权力系统，权力的运作本身也越来越呈现出多面向性、曲折性和象征性。但是，权力的上述复杂性质以及当代社会的快速分化，也使权力有可能进一步自律化，使它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能力。
所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权力也变得日益神秘化（包括符号化、象征化和异化）和模糊化。这就说明：当我们观察权力的时候，固然必须看到它的宰制性社会力量的性质；但同时，还必须看到权力的社会性、文化性、普及性、语言性、内在性和公众性的特性。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将原本已经复杂化的权力现象更多地附加上曲折的文化特性，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由于消费文化的出现和泛滥，使当代权力现象同文化现象相结合或相混淆。在许多情况下，当代权力甚至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容易给人错觉，把实质上是权力的现象误认为文化现象。由此可见，权力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它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运作。权力是一个关系到整体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问题，必须将权力放在社会文化和实际生活的脉络中进行分析。
二、权力通过消费文化实现区分化功能
消费文化和社会分化是密切不可分的。消费文化从一开始出现，就具备一种神秘的社会区分化功能。随着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化功能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性质，值得一切研究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加以深入探讨。但是，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化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区分。必须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的特征，结合当代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进行更深入和具体的探讨。
韦伯早在研究社会阶层问题时，便已经看到消费文化等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相较于马克思极端重视生产经济因素的阶级意义，韦伯同时也注意到社会阶层间的生活机会的差异。他认为，各种类型的财产关系是通过市场运作而显现其实际效果的；而市场状况(market situation)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生活机会的实现。因此，韦伯除了从经济上界定阶级，还注意到以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界定地位团体。他认为，地位的特性在于：第一，凡是相同地位的人，便具备类似的独特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在家庭、学校教育和某些高尚职业的生活循环中发展出来的。第二，地位团体的社会交往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exclusiveness)，致使他们只同同一地位的人相交往，而对其他不同地位的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予以排斥。第三，地位团体也同样出现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民主社会中，因为其中的富家阶层为了凸显其优越性与特殊性，往往发展其地位团体。第四，通常要透过霸占方式维持地位团体的利益。第五，几乎所有地位团体都拥有其特殊的地位特权(privileges)与地位象征(symbol)，以便彰显其特殊性。第六，地位团体还以其具有规范意义和力量的地位特权界定出社会核心价值的时尚和礼节等等，并在经济上拥有垄断权。第七，韦伯还强调地位团体的荣誉、优势所造成的稀有性和认可力量，以便同其相反的、未经认可的“赤裸”(naked)阶层相区别。正因为这样，韦伯很重视生产以外的消费过程。如果说社会阶级主要靠生产状况来决定，那么阶层就主要靠生活消费来决定。消费情况是同生活方式的状况有密切关系的。
同韦伯几乎同时代，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特别强调人的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性质。在探讨时尚哲学时，齐美尔认为，人的超越性使人成为“二元生物”(dualistic creature)；他既有生产力，又有消费力，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人的二重性使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时时处于紧张状态。人要通过“创造”和“模仿”活动去抒解自己心理的紧张状态。模仿使人实现了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过渡，不仅使人有可能过着社会群体生活，而且也使个人有可能适应社会的变迁；而创造又不断重新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裂痕和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二重性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时尚就是在模仿和创造的双重冲突中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几乎同齐美尔一样，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ro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也将区分和模仿心理当成人的本性。他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有意进行“摆阔性休闲”(conspicuous leisure)，藉此显现其特殊地位和阔气，以将其自身同他人区分开来。随着商品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发展，上述摆阔性休闲甚嚣尘上，以至于突破富人阶级的范围而扩及到整个社会，使社会上的其他阶级也模仿他们进行其各自不同的摆阔休闲。财货消费的发展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摆阔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是一种故意引人注目的炫耀摆阔行为，其目的在于显示某一个人或群体的“显著性”。
但是，消费文化同社会区分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的，消费文化是一种很具悖论性的事物：给人的表面印象，它是区分现实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活风格、价值取向、品味、爱好以及心态的机制；但深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其实人们往往是被消费文化带着走的；不是消费文化构成社会生活的产物或结果，而是消费文化决定着人们的生活风格和方式，同时它又决定着社会中的人群区分原则。因此，关于消费文化同社会区分化过程的相互关系，双方实际上是某种共时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在这里，两者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线性单向因果关系。
消费文化同社会分化的关系是双重双向的：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区分化的状况决定着消费文化的分布和消费的结构；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分化结果。消费过程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并非孤立地进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观看广告、进行消费和购买东西的人，同时往往又是进行工作、看书、选举投票和做爱的人。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所作出的各种决策或决定，有必要进行通盘的观察和分析；也就是说，不要只看到单独的消费活动，不要把任何一次消费动作孤立或抽象起来。只看到某人在某次购买活动中的选择和决定，看不到同一个人在其他时候、其他活动中的各种决策和选择决定过程，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消费和购买商品时的决策和选择同其他活动中的决策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化过程也包含着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相互渗透过程。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不同于传统社会区分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区分化是与它的社会模糊化过程同时并进的。我们可以从当代社会中消费文化的运作中明显地看到：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是同它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因此，它进行社会区分的过程和结果，一方面造成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另一方面却又制造了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的交错渗透，形成一种特有的模糊状态。消费文化的这种区分化特征，使它也可能成为今后全球化社会中实现阶级和阶层平等化的通道。
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消费文化象征性的主要功能，就是广泛散布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活动中所呈现的“双重区分化”(double différenciation)特征。他认为，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区分化，就是整个社会区分化的基础；而文化区分化又是以消费文化中的区分化作为主轴。所以，消费活动中的文化双重区分化，作为一种最复杂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实践(la pratique symbolique)，它呈现出文化区分化同社会区分化之间、社会区分化同人们精神心态区分化之间的双重紧密互动关系：文化区分化既是社会区分化的主轴，但又受到社会区分化的影响；在文化区分化中，文化活动主体既以其象征性实践进行自我区分化，又进行客观化的区分活动，使主体和客体之间，在文化区分化活动中，发生象征性的互为区分化的双重过程，并产生互为区分化的效果，使整个社会表现出象征性的结构及性质。消费文化的这种区分化活动，隐含着当代社会文化中各种权力网络的介入及干预，而且它们是透过以语言为中心的象征体系的社会运作来实现的。
三、消费文化在生产和传播中的权力运作
当代社会中的消费文化和权力运作，都具有无所不在性及强烈的渗透性；两者的无所不在性、渗透性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要求我们在考察消费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权力同消费文化的密切关系。
对于消费文化同权力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取向进行探讨。为什么消费文化涉及到权力及其运作过程？消费文化究竟为什么具有权力运作和权力再分配的性质？时装或各种消费文化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流行之成为流行，是否同它与权力的奥妙关系相关？流行之流行于大众，是否仅仅由于大众对它的钟爱？在它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权力问题？在它同大众之间的表面关系背后，是否还存在上层力量的运作或宰制？上层力量又如何施展其对消费文化的控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讨论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消费文化的生产、制作及其推销过程，来分析它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因素及其性质。显然，消费文化的制作和推销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权力网络的操作下进行的。
消费文化的生产和制作始终必须以雄厚的财力、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作为后盾。谁掌握了雄厚的财力、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谁就在消费文化的生产和推销中占据优势的权力，谁就因此可以操纵整个消费文化的生产和推销流程。
其次，从消费文化的生产者和推销者的角度来看，消费文化的生产、制作和推销过程自始至终都关系到各种权力（包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性资本等）的介入和运作，也关系到运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程序、方法和策略。有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将这些资本总和转化为实际可操作性的力量以及有效的影响，才能在消费文化的生产和推销中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接着，从资本总和到实际控制的实现，其关键是制定一系列运用资本的策略、计谋和技巧。这就是消费文化生产中的权术和权力策略问题，它同消费文化生产中的经营管理及推销的实际政策、策略及艺术紧密相关。
再次，就消费文化同社会媒体、传播系统的关系而言，也牵涉到一切相关的传播媒体系统及其附属部门。消费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一旦与传播媒体连成一气，就大大地发挥了它的传播效果，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势力范围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中的影响。
第四，从广大人民大众作为消费文化的消费者和鉴赏者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就消费文化渗透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结构而言，消费文化在深入到日常生活领域时，一方面要充分估计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以及具体品味爱好的动向，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克服人民大众所可能产生的抗拒力量和对立态度的策略。此时，权力运作的重点就是灵活变换宣传的策略，创造各种引诱人的话语和论述形式，使消费文化有可能克服群众中冒出的障碍性力量。鲍德里亚为此特别强调消费文化推销中所采用的“引诱”策略。④
第五，就消费文化作为社会的一种象征性权力形式而言，在探讨时装或时髦同权力的相互关系时，还应该集中研究：消费文化的象征性权力结构的特点是什么？消费文化是怎样以象征的形式行使它的权力功能的？时装和消费文化作为象征性的文化结构究竟如何发挥其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而且，具有象征性结构的消费文化，当它作为象征性权力而运作时，又如何同社会上其他的象征力量和非象征性力量相结合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为什么社会大众也会很自然地将消费文化本身当成权力的象征性表现？
所以，关于消费文化的象征性权力性质，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就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结构而发问的，第二方面是就其象征性运作逻辑而发问的。分别进行上述分析之后，还可以进一步将两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再同其他更复杂的因素结合起来研究。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在方法上，也有不同的选择可能性。所有这些，使消费文化的权力性质及其同社会权力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
四、消费文化与生命权力
随着西方社会消费文化的发展，权力的运作形式及策略也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早期的西方社会中只重视主权统治形式的权力运作的话，那么，随着科学技术和消费文化的发展，随着现代知识在社会生活中支配地位的扩展，随着民主制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化，权力的运作也逐步采取“理性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的形式。权力在其理性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过程中更深入地控制、操纵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生命活动。实际生活和生命活动也就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当代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在社会大众实际生活中的渗透性以及它同人的身体和生命活动的紧密关系。在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动同消费文化之间，在现代人的身体与消费文化之间，究竟是生活和生命活动决定和支配着消费文化，还是相反，消费文化产品决定生活和生命？是身体选择消费文化，还是消费文化引诱、操纵和控制身体？双方和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力运作问题的一种表现。
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项社会的实际活动能够离得开身体的参与。但现代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及其实际活动，由于消费文化的无所不在性，无不贯穿或笼罩在消费文化的游戏网络中；每个人的身体都在使用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消费文化的表演“模特”或“工具”，致使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已经沦为消费文化的“殖民地”。身体及其活动，以及生命的每时每刻的维持及表演，都紧密地随着消费文化的生产及其推销的步伐和频率而变化。这一切不得不令人深思：消费文化本身所隐含的权力因素及其运作是否也已经伴随着消费文化而介入身体和生命并将身体和生命都纳入权力运作的网络中去？消费文化的权力运作同人的身体及生命活动的紧密关系是否意味着当代权力运作形式及其策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集中全力分析批判当代社会的权力系统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的同时，也不放过对于当代社会中政治领域以外的广大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运作的解析。消费文化同当代社会绝大多数人实际生活及实际活动的交错结合，正好为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对于当代人身体及其生命活动的控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指出：“象征性地表现在主权那里的对于死的决定权，现在，通过对于身体的管理和对于生活的精细周到的关照，而被细腻地加以掩饰。在古典时代，各种各样的规训迅速地发展，其中包括学校、学院、拘留所和工场。因此，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的领域中，也出现了出生、延寿、公共卫生、居住条件和移民的问题。所以，多种多样的统治技术，爆炸性地增加起来，以便达到对于身体的控制和对于居民人口的宰制。这样一来，就开创了‘生命权力的时代’(L'ère d'un bio-pouvoir)。”⑤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提升，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部门和生活的所有领域，扩展到人的肉体，特别是人的性生活领域，渗透到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去。也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权力对于社会和对于个人的控制，通过消费文化的传播，已经远远地超出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因为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中，帝王和社会上层势力对于整个社会的统治，主要是借助于他们的国家主权和其他政治权力手段，主要是要求被统治者能够在法律上承认自己的“臣民”身份；他们对于社会大众的实际生活领域，在原则上是根本不予顾及；他们的权力势力范围尚未扩充到人们的实际生活领域。用福柯的话来说，古代和中世纪统治者对于老百姓的权力统治所实行的权力运作原则策略，就是“使人死，让人活”；而现代社会统治者的权力策略，是“使人活，让人死”。也就是说，古代和中世纪的权力统治主要掌握着对于人民的生杀权，至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怎样生活以及以什么方式生活，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次要的问题。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策略，则是首先以各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提供给被统治的老百姓，以满足其生活需要，由此统治者可以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使老百姓活下来，甚至使他们感觉到生活得很“快活”，很“自由”，很“浪漫”，有利于统治者在老百姓生存和活着的过程中进行延续的盘剥，进行无限循环的剥削、再剥削，直至老百姓生命过程中的一切都被不知不觉地耗尽和消费完。
近代社会上述权力观念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一方面使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对其统治领地纯空间方面的都市化设计和建构，也不满足于在领地内警察系统的空间上的监视，而是远远超出都市系统的空间范围和可以感知的警察系统，把权力的控制范围扩展到既抽象又具体的生命时间结构中。表面上，个人自由生活的有形空间范围不受限制了，但个人所受到的控制和监视反而比以往更加不可承受，以至于社会越开放，人们的生命权力越受到控制，人的生活越不自由，社会的自杀率不断提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消费文化的象征性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效果，正是有利于上述生命权力技术的协调运作，有利于生命权力通过最有效的消费文化手段去控制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及其整个生命活动。
当我们考察消费文化的权力性质时，福柯的上述生命权力概念有助于探讨消费文化中的权力性质及其对于社会大众的权力控制效果。
五、消费文化的象征性权力性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消费文化研究专家奥尔森(Wendy Olsen)、苏德尔顿(Dale Southerton)及瓦尔德(Alan Warde)教授指出，在消费文化泛滥的条件下，当代社会各阶层及其个体成员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实际能力的衡量标准，主要是通过他们所拥有、掌握和使用的消费文化产品所表现的中介性符号。⑥因此，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德国的贝克(Ulrich Beck)、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都强调：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往往通过物体之象征性符号所传送的信息，通过他们所掌握和消费的文化产品的符号结构，来界定他们自身的身份，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
现代人通过玩弄和操作他们的身体的外表型态，通过它们制造和传送的信息和符号，建构其自身的身份和独特性，维持其“自身身份”和“自我认同”。消费文化的泛滥，当代消费物质的充裕和丰满，使人们更有可能通过这些物质性的中介因素，表达他们的能力、权势及社会地位。
消费文化产品都具有的象征性权力，主要是指两方面的内容：它首先是由各种象征、符号、密码和信号所构成；各种物质性的消费文化产品，其价值并不在于它作为一般商品所固有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是它的“身份价值”(identity-value)本身。
所以，消费文化产品是以各种表示不同意义的象征、符号和信号所组成的。消费文化产品的权力性质，并不是赤裸裸地以传统的具强制性的力量，而是以象征、符号和信息的形式，通过消费性物质作为中介而体现出来的。
其次，消费文化产品在其运作中扮演了象征性权力的意义。许多消费文化都是由一定物质资料所构成，但这些物质资料并不是仅仅作为物质因素而被人们所使用；它们在消费文化的运作中还具有一定的“意义”，表示使用者的意图、心态、品味、风格和气质等，也标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显示出人们的财产、能力、爱好、品味、文化资本以及声誉等。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所有的消费文化产品都在其物质结构之外还包含着象征性结构，象征着特定的社会意涵和意义。
所有这些，在其运作过程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显示着使用者及其社会关系的权力掌握和运用程度。消费文化产品在社会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运动中，发挥了间距化(distantiation)、优异化(distinction)、区分化(differentiation)、引诱(seduction)、统治(domination)、宰制和控制的功能。
为了具体了解消费文化的象征性权力性质，我们首先从它的具体构成因素的分析开始。
只要我们深入分析时装或时尚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要素，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时装或时尚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要素中，没有一项因素是中立的或毫无意义的。时装的各个组成因素，从它的最原始的布料起，它的颜色、形状、装饰及其他等等，都隐含着一定的象征性意义，都具有多面向的和多层次的象征性的权力标示性质。
先从布料谈起。任何衣服都是由布料所制成的。众所周知，选择什么样的布料，首先关系到选择者有没有能力偿付足够的钱来购买它。所以，时装的原料或布料的价格贵贱，已经标示了一种权力等级，依据购买者和使用者在经济和财务方面的权力范围，来决定他们所穿戴的时装布料或原料的类别。只有那些在购买能力方面没有限制的社会强权阶级或阶层人士，才有资格选用最昂贵的时装布料或原料；而且，他们在选用时也特别讲究，用更多的休闲时间去反复选择、比较和分析布料和原料性质。由此可见，构成时装组成要素的布料和原料，在时装中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材料，而是具有表示权力等级的象征性意义。
除了价格贵贱以外，原料和布料在其制作过程中的粗细程度（加工的精密度和制作程序的曲折性），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过量或稀少），生产地的远近（进口货还是本地货、来自边远地区还是交通便利地区），等等，都在显示其价值，并由此象征性地标示其使用者的阶级地位，因而也具有明显的权力象征性意义。
简单地说，只有足够财富的持有者才能有充分的选择时间和实际能力购买和使用最昂贵的布料。例如，在考虑以动物皮毛制造时装时，一位贵妇人往往有充分时间反复思考或斟酌到底使用熊皮还是使用银狐皮？她所使用的皮袄的原料就足够显示她的社会地位。穷人没有时间去过多考虑以什么样的布料装饰自己，也没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布料，更没有兴趣有意地以其布料显示其权力。
时装的颜色也同样具有权力的象征性意义。在各个民族的特殊社会文化历史中，往往对各种颜色赋予特殊的意义，并将这些意义同权力结构相联系加以诠释。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红色表示庄重和尊贵。因此，皇帝或教皇都穿戴红色服装。黑色曾经成为拿破仑三世时期最高贵的颜色。当时的上层资产阶级都喜欢以黑色服装表示他们的特权，标示他们高出一般老百姓的社会地位。所以，在晚宴场合，人们往往以黑色晚礼服表示自己的出类拔萃，显示与众不同的个性。
至于时装的形状、形式或外形，也同样包含各种象征性的权力意义和性质。妇女时装形式的多样化，正是为了以多种形式表达权力的象征性意义。与时装紧密相配合的身体各部位的装饰品，也包含非常多的象征性权力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表现着不同程度的权力，表现着其拥有者或穿戴者在社会上的一定地位。
消费文化产品并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只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具有符号和象征性的价值。正如我们在谈到消费文化产品的基本结构时所指出的，它的复杂的三重和四重结构，使它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产品在社会中出现，因而它在实际交换中还可以呈现特殊的象征性价值，显示它的特殊的权力意义。当人们在市场上购买以及使用它们时，首先不是考虑它们的一般商品性质，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并不是重视它们作为一般商品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重视它们在符号游戏中所占有的象征性权力的分量。一种衣料的价值，并不是单纯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是决定于它在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下所取得的象征性权力价值。所以，同一种麻制品在不同的符号游戏中所获得的象征性权力价值是不一样的。
总之，我们明显地看到：穿什么样的时装，就表示其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就显示其权力拥有的程度。不仅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时装穿戴的方式、风格和姿势等等，往往比时装本身更能显示穿戴者的身份和个性。同样的时装并不一定显示同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是如何穿戴它们的。同一位青年，上午穿着牛仔衣时钮扣整齐严紧，下午以同一件牛仔衣出现时，却不扣钮扣，有意显露甚至敞开胸膛。两种时装风格表现了同一位青年在两个不同时刻的两种性格和两种身份：前者是一般现代都市青年的形象，后者是带有更多叛逆性格的青年形象。在现代都市中，许多青年分属于不同的群体、帮派，他们尤其以其服装的穿戴方式、风格和特征来相互辨认。
所以，时装和其他消费文化产品及其穿戴方式，首先表示其使用者所属的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表示人们究竟隶属于哪些社会群体。其次，时装和消费文化产品表示其使用者在时装和消费文化产品的运动中所处的地位，表示他们在时装流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时装和消费文化产品表示其使用者的心理形态、种类和趋势。穿戴什么样的时装，使用什么样的消费文化产品，显示出人们的心理结构、状态和类型：是属于叛逆型，还是顺从型？是腼腆型、胆怯型，还是胆大勇敢型？是创造、冒尖、不安现状型，还是墨守成规、忍让型？所有这些，都同人们的心理形态有关。时装和消费文化产品很形象地表示人们的性格、精神状态和心态。一个穿牛仔衣裤的人的性格，显然不同于穿传统保守服装的人。一位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显露胸部、腰背和大腿的人，与穿着拘谨的人相比，其心理状态当然有很大的不同。第四，时装和消费文化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属于创作者还是追随者？是流行的领导者、前卫者，还是模仿者、散布者、传播者和崇拜者？
总之，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使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区分化功能。社会大众在使用消费文化产品时，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将它们当成自己个人身份、性格和气质的标志，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延伸表现。在每个人身上所穿戴的消费文化产品，形象地和象征性地表现出其使用者的阶级身份。
注释：
①Jean Baudrillard,Le système des objets,Paris:Gallimard,1968;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Paris:Gallimard,1970;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Paris:Gallimard,1972; Le miroir de la production,Paris:Gallimard,1973;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Paris:Gallimard,1976; Pierre Bourdieu,Les Héritiers,Avec L.Boltanski,R.Castel et J.C.Chamboredon,Paris:Minuit.1964; "Le marché des biens symboliques".In L'année sociologique,22,1971:49-126.
②Jean Baudrillard,Le système des objets,Paris.Gallimard,1968,p.276.
③Pierre Bourdieu,Les heritiers,Paris,Minuit,1964.
④Jean Baudrillard,De la séduction,Paris,Galilée,1979.
⑤Michel Foucault,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Paris,Gallimard,1976:p.184.
⑥A.Warde,D.Southerton,W.Olsen,"The Changing Organization of Everday Life in UK:Evidence from Time Use Surveys 1975-2000",Manufacturing Leisure:Innovations in Happiness,Well-being and Fun,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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