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稳定为前提的增长与软预算约束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预算论文,前提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软预算约束①是Kornai(1980)[1]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提出的概念，它描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即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的企业，这些解救措施包括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等。
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普遍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有问题，会随着转轨国家私有化的进程迎刃而解，“华盛顿共识”就明显体现了这一观点。然而，转轨国家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软预算约束问题并没有消失。甚至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完全私有的经济中，软预算约束也是存在的(Kornai et al，2002)[2]。软预算约束会带来经济中很多的问题，如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银行呆坏账、财政风险等。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解决转轨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说，软预算约束不仅是转轨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而且也是超越新古典经济学(以竞争条件下硬的预算约束为演绎前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基于政府偏好的软预算约束的比较静态均衡
我们下面讨论中央政府在软预算约束的政治收益和经济成本间的权衡。在此，我们假设中央政府的偏好是独立的，可以完全决定软预算约束的程度。
无论在什么经济环境下，或去解释什么经济现象，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一般而言需要两个主体：预算约束体(budget constraint organization)和支持体(supporting organization)②。对于国有企业，通常由政府的一个或多个部门来发挥支持体的作用(Kornai et al，2002)。
与预算约束体清楚的动机相比，支持体的动机并不一目了然。普遍的观察是，一方面政府希望企业能赢利，因为这有助于提高效率，也有助于提高政府收入。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如果允许持续亏损的企业停产，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这将造成群众对社会的不满，由此产生政治局势的紧张。这种目标的不一致可能产生某种“分裂症”，从而导致政府的摇摆，以致出台自相矛盾的政策。
中国的软预算约束反映了这种两难权衡。中国改革的突破口的选择采取的是最大压力原则(周冰，2006)[3]，即优先解决最迫切的任务。张军(2004)[4]研究发现，政府改革国有产权的很大一部分动机来源于减少补贴运营糟糕的国企而造成的财政负担，障碍则在于政府对失业和社会动荡的担心。在存在意识形态障碍、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共识认为国家有保证公民全部就业的义务。
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时，“稳定”始终是大局，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这是因为，对于治国者来说，其效用最大化函数中最重要的因变量是政治支持的最大化，或者说实现尽可能的执政周期内的社会政治秩序稳定。一旦出现执政权的非正常交替，那么其他效用函数中的因变量对于治国者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而经济增长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国内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以期通过增长红利实现双向承诺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国际政治领域的竞争和威胁。可以说，改革和经济增长都是为稳定这个最大前提服务的。
因此中央政府的宏观的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图1 政府补贴国有经济的比较静态分析
PR的斜率取决于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实力和意识形态因素。社会保障体制越不健全，则吸纳等量冗员时PR越大，曲线斜率越大；非国有经济实力越弱，意味着其就业吸纳能力越弱，则吸纳等量冗员时PR越大，曲线斜率越大；在社会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中，民众越是认为政府有保障就业的责任，则吸纳等量冗员时PR越大，曲线斜率越大。
EC的斜率取决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经济完善程度。市场化越彻底，竞争越激烈，负担着冗员工资成本的国有经济的亏损就越严重。要维持亏损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实现账面总体盈余，以财政补贴、融资倾斜、行政限制等方式实现的软预算约束的外部性成本就越来越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一是社会性保障机制有所完善；二是更重要的，非国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增强；三是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对“竞争”、“效率”等理念的宣传，裁员下岗逐渐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不至于引发过大的社会摩擦；四是随着竞争的逐步加剧，国有经济的利润不断被侵蚀，亏损越来越严重，补贴对财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前三点都意味着PR下降，而最后一点则意味着EC的提高(假设w不变，则EC的变化完全代表了p的提高)。
规范地，即有
图2 传统软预算约束的终结条件
于是，有：
命题1：在渐进式的转轨过程中，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和动力规制转轨中的效率和公平。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传统补贴性(科尔奈意义上)的软预算约束必然会逐步减少直至终结。
二、软预算约束终结的制度约束及其后果
现在我们要放弃中央政府的偏好独立且完全决定软预算约束程度的假设，讨论地方政府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影响。
地方政府任期五年一届，每一届政府都要求有明显的政绩，为此都追求短期(五年之内)效益最大化，而国企是这一追求最便宜的载体(张卓元，2005)[6]。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转轨前的财政直接拨款形式的显性预算软约束，演变为转轨经济中隐性金融倾斜，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然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财政投资冲动很容易演变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冲动(吕炜，2004)[7]。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的GDP政绩已经成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原因之一，国企账面利润的改善可以提高政绩。因此，软预算会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政治上的晋升收益(设其为
)。
有：
即晋升收益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递减，因为这意味着地方官员晋升可能的降低。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国企的短期账面经济利润的提高是有利于其政绩的，而补贴扭曲的负外部性对整体国民经济“收益—成本”的长期影响，由于时滞效应，是很难体现在地方官员的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的政绩单上的，并且地区间的负面外溢效应在晋升竞争中根本不会列入地方官员的考虑范围。于是，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必然低于中央政府，即有0＜
＜i。
从政治收益上看，“稳定”对于地方政府有与中央政府同样的重要性，其是对地方官员政治能力的重要考量，一旦爆发大的社会性事件，“稳定”程度将直接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单上。
综上，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上的效用函数为
由于规模高，影响大，短期经济效益明显，国有经济尤其是重工业成为提升政绩的最佳载体。在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从亏损性行业退出并降低了冗员负担的情况下，对国有经济的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彻底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型，从以传统的补贴亏损型为主变为以新式的收益扩张型为主。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重工业产业的部门利益相结合，转化出行政限制和资金、项目审批倾斜等方面一系列的政策性歧视。
软预算约束转型的后果是重化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违背了国有经济重新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诉求。在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战略布局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无法退出转变为重化工业化倾向。截至2004年，国有经济在许多重工业行业仍有很高的垄断度④。由于国有经济的实力已经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部门，且重工业部门基本上是国有经济的垄断部门。所以，所谓的中国工业的重化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国有经济主导的重化工业化。1978～1997年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较为平衡，重工业的领先系数⑤为0.8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工业领先增长的趋势再度出现，在1999～2003年期间，重工业领先系数为1.61。各地区都有省份重工业领先系数超过或相当于改革前的水平。
与之相伴的，是国有经济在重工业部门中的高利润率。国有行业的利润比重与垄断程度有显然的正向关系。从利润分布上看，石油和电力这两个行业利润占了工业国企总利润的60％多，而煤炭、钢铁、烟草、有色金属和交通这5个行业的利润约占总利润的30％。以上这7个行业的利润总共占全部国有企业利润的90％。其余三十多个产业则分摊了剩余的10％的利润。从行业所有制结构上看，国企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产业，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行业准入政策下形成的，例如石油开采和电力行业，这样的产业往往具有很高的行政垄断或自然垄断的特征。除烟草业外，这些行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重工行业。
但是，重工行业不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见表1)，这一点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阶段并没有改变(蔡昉，2005)[8]。所以，国有重工企业高利润率的原因是值得怀疑的。可能的解释是，一是由于行业本身的规模效益造成的重工行业的高进入门槛；二是银行对非国有经济融资的谨慎和行政性准入限制⑥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进入；三是由于低利率对国有重工企业发展的扭曲性激励。三者的合力保证了国有重工企业不会因为竞争而被侵蚀利润，而是将利润维持在了寡头垄断的水平。
国有企业的这种利润和行业结构分布显然是与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对投资和信贷方向的干预，加剧了部门利益的黏性，国有经济依靠政策倾斜和行政管制实现的垄断将给整体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极大的负外部性，同时危害效率和公平。
国有经济并没有尽力从中国资源禀赋比较劣势的产业收缩，而是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大量占用稀缺资本，并且排斥劳动力，一方面不符合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降低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占总产值的份额，使国有企业乃至整个转轨经济的发展陷入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路径。反之，通过开发“适宜技术”，在符合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可以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没有哪一个时期或者地方，像中国的大规模转轨中一样，政府的作用如此巨大。在市场经济自然成长的国家，政府不可能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市场规则和产权保护所具有的权威地位是政府无法相抗衡的，政府永远只是为了维护这种规则以及充当这些规则的执行者。但是在中国，政府具有的强势地位则是市场无法与之抗衡的。可怕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具有的自身利益目标并不和公共目标相一致，一旦地方和部门利益得不到有效约束，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消极作用，其不仅会伤害企业效率，也会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使得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受到极大损害。
于是，有：
命题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分权竞争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软预算约束最优程度上的利益差异会越来越明显，损害公共利益。
三、结论
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城镇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涉及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多方面的社会变革。中国政府在改革中享有的权威和规制能力在其他转轨国家中是罕见的。中国特色的公共选择机制，使得软预算约束具有(借以实现治国者义理最大化的)特殊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分权竞争体制则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变得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传统的追求政治收益的补贴型软预算约束；而地方政府由于政绩的需要，更倾向于新型的追求经济收益的扩张型软预算约束。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选民之间的三方博弈构成了中国转轨时期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基本构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政府的推动和规制发挥了其对于制度的建构性作用，但是，改革中市场经济自身的演化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市场在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正式的市场制度可以被构建，但非正式的行为偏好和内在的精神秩序却只能是演化的，而恰恰是后者才构成可持续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之规则。
本文遗憾之处在于只对三方的博弈均衡进行了本质上的静态分析，而没有将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所形成的相互制约的演化特征内生化，这为进一步研究预留了空间。
注释：
①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是借用了微观经济学中“预算约束”这一术语，新古典模型建立的基本原理，就是“在预算约束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大值”。
②预算约束体指那些支出在以最初的禀赋和收入为限时，如果入不敷出产生赤字，那么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不能继续存续的组织。诸如流动性、支付能力或债务等限制设定了持续性财务赤字的外部边界。支持体就是在预算约束体出现赤字时给予全部或部分支持的组织。
③即设VC=lnUC，PRC=αlnS，-i·ECC=βlnE。
④如煤炭采选业(0.77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922)，其他采矿业(0.844)，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85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59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621)，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0.838)，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0.667)，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836)。随着开放竞争程度的加深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它们中的一些并不完全符合四大重点行业的标准。
⑤计算公式为重工业产值增长率比轻工业产值增长率。
⑥使国有企业避免竞争的最极端的软预算约束形式就是通过行业准入限制形成国有经济垄断。从政府管制上看，中国开放了制造业，但新兴服务业却基本上是管制的，如电信、金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制造业中新兴行业也是管制的，如汽车和一些重化工行业均有管制性的准入条件。被管制行业基本上是有较大获利空间和较高技术水平的行业，如烟草，电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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