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报业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误区_媒介策略论文

国内报业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误区_媒介策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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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发行面临生死抉择

去年底今年初,国内一些大报负责人最头疼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发行量下跌。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国内公费订阅的报纸发行量一直逐年下降。过去最高发行达到一百多万、曾位居全国报纸发行量前列的一些大报,如今只剩下三四十万,有的甚至更少。京城流行一个关于发行量的笑话,说的是有同行问某著名大报的人,该报发行量最新数字,原话是:“你们现在发行两万几?”

值得忧虑的是,这种下降趋势没有丝毫止跌的迹象,即使是只有可怜兮兮的两万几,也仍然要靠“严防死守”才能争取到。报纸办到这个份儿,也是古今中外报业史一大奇观。客观地说,这种状态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1999年两办的30号文件以及随后公布的政策,明确地要解决一部分部委办机关报依靠公费寄生的问题。靠文件搞发行,通过行政手段摊派报纸,已经由主管部门亮起了红灯。从宏观环境上看,行政费用的压缩包括政府机构的精简,都直接导致公费订报市场缩水。

对于报纸从业人员来说,尤其是全国性报纸的驻站记者,搞发行变成了首要任务。这种不正常、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极大地影响了报纸新闻质量,反过来,正是由于某些报纸的新闻存在质量问题,才导致无人愿意订阅——哪怕是花公家的钱。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地方的企事业单位领导向搞发行的报社采编人员说:“让我们花钱请饭可以,钱再多些也无所谓,但是订报不行。”没什么比这个更刺激人了。但凡有一丁点职业自尊心与荣誉感的人,都无法接受这种现实。

说一千道一万,某些报纸的毛病就是出在不肯正视现实,舍本逐末,不肯改进新闻报道,而一味强求别人买单捧场给面子。当市场上同时存在着那么多质量很出色而且不搞摊派的报纸时,你又怎能奢望大家年年卖给你人情?说老实话,不少订报大户,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在过去十来年已经帮了这些报纸很大忙了,现在它们自顾不暇,力不从心。

依赖公费订阅的报纸,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真正尊重读者的意愿,提供读者需要的新闻。只要这样改进,就不难转危为安,履险如夷。

正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国内新闻媒介的管理政策,主要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如今,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市场环境与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说是千变万化。这一切,都要求政策上予以配套。

现在再争论报纸是不是商品,已经显得非常愚不可及。中国媒介市场表现出了巨大的市场生命力,甚至崛起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增长点。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灵活、多变,体现在商品形态上,就要求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与市场潮流的变化而随时更新。如果还是硬要求以不变应万变,就不合时宜。

看一看古今中外的报刊市场,当其正常健康发展时,在改刊、增刊、加页等方面,无不是随心所欲。

如果再沿用过去的严格控制刊期、刊名制度,只能使正式的官办媒体日益被动,动辄得咎。如果问题涉及到新闻宣传领域,我们同意应当从严管理,但是倘若完全属于商品形态、印刷品的页数开本标题封面等技术性细节,就大可不必过于较真。曾有一本专著名叫《传真的力量》,事实上,电脑、复印机、彩色打印机与数字印刷设备的力量更强大。

管理的另一个新课题,就是因为技术设备的进步,电脑排版、数字印刷设备、电脑平面设计的普及,使得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几乎可以在半天时间内就搞掂一本印数在1000份左右的二三十页杂志型的印刷品(打印材料或数字印刷品)。事实上,一般的企业只要有意搞,都花得起这三两万元配置设备,而一期只印1000份的30页杂志,费用也不过几千元。非正式媒介的创办、印刷在技术设备上的障碍与门坎变得越来越容易跨越,于是近来北京就出现一大批企业办的杂志报纸。

北京音乐厅出了一份《今日艺术》通讯,进口铜版纸全彩印刷,填补了国内音乐演出市场媒介的空白,已连续面世了很长时间,在京城音乐圈里口碑颇不错。

北京的大型民营书店风入松、席殊书屋,也都出有自己的书评书讯杂志,而且是很正规的,其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拿到正规的图书杂志也不逊色。

在非文化性质的工商企业,报刊型印刷品也很流行,比如房地产界、汽车界、医疗卫生界、文物书画界。

在新的技术设备环境下,很难用过去的非法出版物的尺子去卡它们,因为它们的内容都是有益于社会与市场的,而且它们有的也并没有交由印刷厂去印刷。

过去经营复印业务还被公安局列为特种行业,现在这种规定已名存实亡,因为复印机太普及、太便宜,每年都增加数以十万计的新机器,按现有警力,根本是无从进行真正有效的控制或管理的。

事实上,面对经济环境与技术条件的变化,对纸介质媒体正确的策略最好是改为追惩制。世间万物都应与时俱进,否则物换星移,如果还总是用过去的尺子去衡量,就不大合适。

市场初现“马太效应”

多的就给他更多,少的连已有的也要被夺走,这就是“马太效应”,其实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个无情的规律。媒介市场如今就出现了“马太效应”,一些人才、经验、市场占位与规模、实力优越的媒体,日子越来越红火,而与此相对应存在不足与弊端的媒体,却日益有活不下去的压力。当然,这里我们是从市场角度来看问题的。

经过近几年的治理整顿,更主要的是经过近几年的市场竞争与检验,国内媒体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外强中干者,已渐渐露出死相。一方面是强势媒体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新办或兼并媒体,攻必克战必胜;另一方面是弱势媒体拚命想抓救命稻草,也努力创办新的报刊,可是屡战屡败,包袱越来越重,脚下泥潭越陷越深。

观察当前的国内媒介市场,可以看出,从南到北,成功的媒体推出的新报新刊,基本上都站住了脚,在市场上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而不成功的媒体,虽然也在推出新报新刊,却一再失败。在这里,甚至没有出现过例外,也就是说,综观近几年新办媒介,几乎都可以按其成功、失败的标准,归到优劣不同的媒体机构。

在报纸领域,南方日报社新办的《南方都市报》,横扫广东各城市,取得了空前成功,证明该报社能办出《南方周末》并非偶然;上海解放日报社办的《申江服务导报》,也在上海滩一炮打响;办有《精品购物指南》的中经联报,把另一份经济类报纸《中国经营报》金身重塑,成为影响力日升的发行量可观的大报。

在杂志领域,《时尚》杂志社所参与的《消费指南》、《现代服装》以及汽车、家居等诸多杂志,无不是旗开得胜,大发利市;北京青年报的《北京青年》周刊,改写了大都市周刊市场的格局,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新民周刊》同样牢固地在上海市场扎下了根。

反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不过,业内人士不说也明白,这里似乎没有再列举的必要。

从客观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在媒介市场应当尊重经济规律,尤其是正视“马太效应”,管理部门应该疏导媒介,用实际的政策支持强势媒体成长发展,同时限制弱势媒体的繁衍,实行优生优育。如果一家媒体机构没有成功地运作创办过有市场活力的媒介,那么,就不必再准许其增办新的报刊,否则就会造成浪费。

夜班待遇与劳保亟待进一步改善

也许是曾前后在两家报社担任过头版夜班编辑的缘故,我对夜班工作的同仁向来充满尊重与理解。所以,当我听到不止一位夜班编辑患病的消息后,就格外难过。北京一家大报有两位连续干了十来年夜班的版面编辑,前不久几乎同时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医生说,主要是因为长期夜班同时又休息不好造成的,几乎可以说是职业病。他们后来出院了,但无法完全恢复健康。知道此事的同行与朋友都很是感慨叹息,因为这两位编辑都是业务骨干,编辑版面绝对是一流的好手,中国新闻奖都得过不止一次,年纪也不大,才三十几岁,怎么身体说垮就垮了呢?

国内新闻单位有一个很值得改进的痼疾,就是对夜班编辑的福利待遇安排得不尽如人意。至少,不少报社实际上不是没条件或客观上做不到,而完全是没有给予重视。编报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忙了一夜,必须要安静地休息。但是有不少报社却无法保证这一点。地下室、筒子楼、与白班同事同住一间宿舍,直至今天,这仍是很多夜班编辑的共同处境。下班回家的车辆,也往往是很不痛快地安排。至于夜班餐,就更是提不起来了。

夜班应当是报纸工作最重要最关键的工序所在,过去大公报等老牌报纸,老板与总编都是要顶夜班的。夜班编辑人数其实并不多,要解决休息或回家的交通问题,对于各家报社来说,其实不算什么难题或大事。办报的人都知道,而一个优秀的夜班编辑对于报纸的最后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优秀的夜班编辑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起来的。对于报社来说,夜班骨干编辑是一笔财富。在此我们要呼吁,对待夜班编辑请不要采取“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策,不要无谓地损耗报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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