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被学术界称作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就意味着在以往学者的眼中，从“五四”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文学就已经具有了现代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机械地套用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中国文学。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属于现代文学范围，这种分期已经得到公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样也属于现代文学范围，因为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它们之间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时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命题。
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必须树立一个标准，这就是近代文学的概念。而要明确近代文学的概念，又必须首先明确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概念，因为近代文学是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而存在的，它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形态和联接纽带。
什么是古代文学呢？这需要从古代社会形态谈起。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关系狭隘，专制统治严酷，个性未获解放。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力制约（如欧洲的宗教、中国的宗法礼教对于文学的干预与支配），因而形成了尊崇集体理性，严守形式规范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个性未获发展时代的审美理想。如欧洲的中世纪文学，以及十九世纪中晚期以前的中国文学，均属于古代文学的范围。
什么是现代文学呢？由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发达，社会关系建立在新型基础上，专制政治被民主政治所代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所以现代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更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文学表现形式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总而言之，现代文学体现了个性解放的现代人的审美理想。欧美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诸多现代主义流派，而现代主义恰恰又是现代文学的代表性思潮。
近代文学同样要先从近代社会形态得到说明。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就是近代社会。近代社会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得到确立、发展，旧的社会关系随之瓦解，整个社会处于历史的变革与转型之中，欧洲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末，在西方历史上属于近代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文学以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生存状况为己任，积极参与变革时代的社会实践，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主义性质。无可否认，近代文学作为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历史中介，的确存在着诸如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理性与感性、意识形态化与文学独立存在等等复杂的矛盾与因素；而近代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文艺复光时期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都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过渡阶段的矛盾运动特征。西方近代文学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而迎来了现代文学的曙光。
中国文学自先秦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都属于古代文学范围，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学思潮是古典主义，它尊崇儒家的道德理性，主张“文以载道”，强调“以理节情”，崇尚中和之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艺术规范（如格律诗、骈文等）。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以及理性主义的异常强固，中国古代文学缺乏向近代文学转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很难自然实现近代化。中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化，不是它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西方近代文学冲击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至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学也开始了它的近代变革。从此以后，中国开始接受欧洲的文学思想，欧洲的近代文学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是与西方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也从此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范围。这样，中国近代文学的确立，就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体系之中，遵循文学发展的共同原则，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采用世界文学的统一标准，而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文学系统之外，自行确立一套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一种严峻的现实：中国文学因与世界文学存有时差而处于滞后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在走欧洲近代文学已经走完了的道路，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它都是中国近代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质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近代性质，是基本一致的。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封建社会的自我封闭性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破后，就揭开了近代史的序幕。中国面临着走出传统、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具体地说就是消灭封建主义、实现工业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争取民族独立、创立民主政治制度等。这些艰巨的任务，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近代史上早已完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上都在完成这个由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直到今天，这个任务尚未全部完成。这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实际上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而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则远未实现，若要真正进入到现代社会，这恐怕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情。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体上与社会的发展保持着同步的关系，百年文学史就是近代文学史，对此人们无庸置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是对国家、民族、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它以自己的方式作为近代意识形态的载体参与了社会的变革，这明显属于近代文学的主题，而不属于关注个体精神归宿的现代文学主题。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一方面反对传统的道德理性，同时又接受了人道主义和政治理性的支配；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文学的陈腐规范（如五四时代废除文言文和旧体诗，对古典小说进行改造等），同时又接受了新的规范（如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近代文学过渡性特征的表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着三项艰巨的任务：第一，终结漫长的古典主义，建立起近代文学体系；第二，打破孤立封闭的状态，加入世界文学阵营；第三，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争取文学的独立存在。这三项任务，欧洲文学早在十九世纪即大体完成。而在中国，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反复，才基本上趋于完成。
中国的近代文学史，是由晚清起始的。1896以后，中国文坛相继发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三大革命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刺激下，中国古典文学的自救运动。它的根本意图是想通过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借鉴、吸收，在不根本改变中国传统文学体系的前提下，对其加以补充、修正和更新，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学传统。这种企图是与文化领域里“中体西用”思潮相一致的。但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体系与西方近代文学体系的不相容性，第一次中西方文学思想的对话失败了。中国文学没能经过自我的合理调整而实现近代化，它不得不选择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五四时期的彻底反传统和全盘西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主义，实质上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也引进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主要是十九世纪文学思潮），以实现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五四文学革命的表现特征，都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文学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首先，是人性的觉醒和人道主义的高扬。承认天赋人权，强调人的价值，主张发展健全的人格，用“人的文学”去反对“非人的文学”，把文学从封建宗法礼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其次，是表现出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极大热情以及向神学偶像大胆挑战。科学的启蒙精神改变了人们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怀疑一切”、“求证一切”、“评判一切”口号的提出，触发了广大作家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再者，是高举“市俗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大旗，以人民大众为文学的接受对象，通过变革传统的文学创作的语言表现形式，向社会广泛传播人文主义思想。最后，是反对古典主义，创造新的文学思潮。文艺复兴是向宗教开战，中国没有宗教统治，只有礼教统治，古典主义就是礼教统治的产物，因此，五四新文学向古典主义开战。陈独秀曾指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①a]这段话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五四文学革命反古典主义的性质。此外，五四时代那些极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他们所崇拜和模仿的精神偶像，几乎都是欧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大师，这就决定了新文学的近代性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近代性不仅表现在它反对古典主义，引进西方近代文学思潮，而且还表现在它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确立，产生了诸如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流派。但是，现代主义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不大，几乎未能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广大作家的视野之内。这绝不是一种人为的忽视，而是时代的选择。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在其发表的宣言中就公开声称：“写实主义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就世界之立点而言，似乎已经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①b]这说明五四文学界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中外文学之间的时差，并且在补现实主义课的基础上，为下一步向现代文学阶段过渡做好了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学运动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了像李金发、洪深等极少数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主流仍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进一步证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近代文学运动，而不是现代文学运动。胡适曾非常恰当地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运动正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二十年代中后期，五四文学革命终止。随着新的社会革命的兴起，“革命文学”运动发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时代的“西化”演变成为“苏化”，苏联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取代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思潮被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经过“左联”时期、抗战文学时期、解放区文学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时期，这种趋势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对于这一段文学如何评价？它是否仍然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按照学术界传统的文学史观点，认为“革命文学”继承、发展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实质，并且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属于现代文学的范围。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革命文学”是否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传统的问题，另一个是现代文学史分期与现代革命史的关系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应该区别开政治视角与文学视角，从政治视角把“革命文学”划入现代史范围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文学史的分期主要应该从文学的视角加以确定；况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在西方的历史上是近代革命的任务。关于前一个问题，也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革命文学”引进苏俄文学思想，其目的是要对五四引进的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进行批判和否定，它以阶级意识批判人道主义，以政治功利主义批判“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的独立性，以“革命现实主义”批判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用集体理性取代个性主义精神。可以说，“革命文学”中断了五四文学传统，最终导致中国文学走上苏化道路。
那么，苏联文学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认为，它同样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十月革命爆发前的俄国，封建主义势力十分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它的性质当然属于近代社会。同样，它的文学也只能具有近代性质。尽管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文学已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流派，但最终均遭扼杀，未能得到延续、发展。同时，曾经辉煌于世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日渐衰落、退化，最后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文学形态。三十年代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理想主义信念，以区别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单纯客观性和批判性。因此，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客观性和批判性，堕入以理性矫饰现实的新古典主义窠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反映现实的本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艺术规范，从而也带有新古典主义的规范化特征。追根溯源，苏联文学思想主要是源生于“别、车、杜”的理论体系，而他们都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文艺理论家。尽管苏联文学把他们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形象思维”等思想与反映论相结合，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文艺思想的近代性质。苏联文学固守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加以强烈排斥，表明其前现代性质。苏联文学思想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开始全面接受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到了四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又有所发展，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同时还表现为文学理想主义的突出，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确立了“以写光明的、正面的事物为主”、“反映生活的本质”、“典型性就是阶级性”等文学规范，这恰恰表明了这个时期文学更为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新古典主义源自十七世纪的欧洲文学思潮，它继承和改造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传统，建立了新的理性规范，从而适应了巩固王权的政治需要。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则以文学高度的政治理性化和规范化，适应了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即以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和使人们遵守革命纪律。后来，新古典主义与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在“文革”期间又演化为伪古典主义，使文学绝对政治化，丧失了其审美的固有品格；“三突出”等样板戏原则，更是把文学的自由意识扼杀净尽，终于把新古典主义推向了绝境。
我们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并不是说在百年之中，中国毫无现代文学因素可言。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虽然文学领域中苏化倾向十分明显，但五四文学传统仍未断绝，仍有许多作家始终坚持着五四现实主义的传统和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此现代主义流派或创作倾向，如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曹禺式的表现主义戏剧等等，它们虽然弱小，却敢于在强大的时代话语面前谋求生存，从而维系了中国文学同世界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这是十分可贵的。只可惜是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成为主流，难以同苏化倾向相抗衡。到了五六十年代，经过文学界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这两种倾向终于被极“左”思潮所剿灭，使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
综上所述，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不但没有进入现代阶段，反而退到新古典主义，与世界现代文学拉大了原来的距离。这种现象，只能以文学对历史的牺牲来加以解释。文学发展与历史发展既有着一致性，又有着矛盾性，因为文学体现着人的超越性追求，历史则体现着人的现实需要。有时历史进步推动文学的发展，有时则阻碍文学的发展，因为历史要求文学服从它的现实原则，牺牲超越品格。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需要文学加强理性规范，以宣传革命、鼓励政治热情，于是本已衰落的新古典主义得到加强，浪漫主义的产生被推迟，从而阻碍了法国文学的发展。五四以后同样要求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于是选择了苏联的新古典主义。结果，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受到挫折，而近代文学的过程被延长。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文革”的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清算“左”的政治思潮同时，文学领域也开始清算苏联文学模式，恢复五四传统。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五四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使文学获得相对独立；反对“左”的政治理性、新古典主义和新的“文以载道”（“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且确立了文学的主体性原则。这就意味着，新时期文学虽然摒弃了新古典主义，回到五四文学传统，但仍未走出近代文学的领地。虽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现代主义的征兆，但却远未成为文坛的主流；主流文学仍是现实主义，它坚持了客观性和批判性的原则，但仍抱有很强的理性信念和乐观精神，干预现实、反映生活、推进改革，这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非理想性截然不同。但现代主义的因素已经融合、渗透于现实主义主流之中，使其原有的内含扩张变异进而发展为新现实主义——即带有现代性因素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性近代文学形态。
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进到了“后新时期”阶段，现实主义的势头大为减弱，而现代主义的因素则迅速增强。由于社会变革的严峻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学的理性精神和理想性消歇，非理性、非理想倾向加强，而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王朔较早地表达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时代情绪，把传统的价值观念统统践踏在地。《废都》以非道德化的描写，撕去了现实理性的虚伪面纱。“新写实”小说摒弃了虚无飘渺的理想性，冷漠地展示了繁琐庸碌的市俗人生，现实主义因此而演变成为自然主义。应该说，理性主义的毁灭是埋葬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必要环节。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开始告别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向现代主义阶段过渡。尽管截止目前，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尚未出现（有人称之为“伪现代派”），呈现出一种新旧混杂、多元常变的复杂局面，但它的前途是肯定的，那就是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学冲刺。
回顾二十世纪，在短短的百年时间里，中国文学走完了欧洲文学数百年才走完的近代史路程。它埋葬了古典主义，结束了新古典主义，也告别了现实主义，开始走向现代主义。它沟通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加快了追赶世界现代文学潮流的步伐，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了世界。它最终摆脱了对于意识形态的从属地位，卸掉了所背负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的过重负载，争得了文学的独立地位。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的现实：虽然中国文学用了百年的时间补上了近代史这一课，并向现代文学大步迈进，但欧美文学却早已进入到了后现代时期；相比之下，追赶世界文学潮流且与之同行，仍任重而道远，不容盲目乐观。
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绝不仅仅是澄清概念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分期问题，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既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质，也关系到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
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就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以及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之中，从而科学地确定它的性质和位置。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取消了中国近代文学史，只是把它限定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而且也很少有创作实绩给予支撑，好象中国的古代文学一跃便进入到了现代文学阶段，而中国的古代文学一下子就获得了现代性，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也是极不合理的。欧洲文学从古典形态发展到当今的现代形态，中间用了五百多年的过渡时间（近代形态），而处于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古典文学，难道真是有超自然、超社会历史形态的神奇蜕变能力，刹那间便完成了它脱胎换骨的更新再生过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有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质，才能把它与二千多年的古代文学衔接起来，找到它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包括对传统的反叛（如五四新文学）与承袭（如新古典主义）。这样，就彻底打通了中国文学发展史，把握住其内在脉络，沟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近几年来，学术界进行了打通“现当代文学史”的努力，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它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它还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非现代文学，而是近代文学这一更为实质的问题。前不久结束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是近代理性精神对现代非理性精神的后卫战，它有意无意地为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进行了定性，同时也为这种近代精神奏起了挽歌。当前刚刚开始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无意之中已经承认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时差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前现代性。这些讨论，都缺乏最后突破的勇气和魄力，在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关键前停步。一旦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就会突破以往研究的狭窄视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将会呈现全新全貌，“重写文学史”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确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还将中国近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从而为中国近代文学找到了准确的坐标或参照系。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虽然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从世界文学史的观点（而只是从自然时间概念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定位。它不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套用世界文学史分期于中国文学史，把五四以后的文学定位于现代文学，这是非常荒谬和自欺欺人的。只有找出并承认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时差，遵循普遍性的原则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特殊性，充分地肯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把它定位于近代史，才能在世界文学史的宏观体系中，找到中国文学自己正确的位置。这样，我们就能摒弃孤立偏狭的研究视角，获得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视角，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大大深化。
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找到了强劲有力的理论依据。按照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五四文学就已经进入了现代文学史，五四以后的文学均属于现代文学；这样一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对于世界现代文学的借鉴和引进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更有甚者，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外国和国内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概加以排斥，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却把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视为永恒的、不可超越的文学模式，这无疑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一旦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新古典主义的永久合法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随之就会被提出来，借鉴和引进世界现代文学的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理论界之所以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性争议不决，关键之一就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认识不清，因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性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认识不清，这是近代视野造成的局限，它无法超越自身、认识自身。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二十一世纪的钟声也即将敲响。我们认为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提出本文的命题，是非常适宜的。因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学者和文学家的眼里，无论是从时间概念上还是从本质意义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都只能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也缺乏现代文学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至于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所掀起的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把“新写实”及“新状态”等创作现象统统纳入后现代派的范畴，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还没有确立文学的现代性，又何来后现代呢？不过，这些讨论与争鸣，必定向人们传播着现代文学的信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我们坚信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一定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它将继续缩小与世界现代文学的时差，以全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现代文学之林。
注释：
①a《答张永言》，《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1915年1月15日。
①b《小说日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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