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史研究在我国的开展，是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的，此后虽然也经历过低潮，但却从没有间断过。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无论是妇女史的通贯性研究，还是断代研究，都广为人们所关注，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先秦妇女史的研究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虽尚乏系统的通论性专著，但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范围广泛，不乏力作。为了便于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必要对80年代以来先秦妇女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个小结。
一、关于“女神”的崇拜
这是个随考古新发现而提出、并不断深入的研究课题。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妇女陶塑像，以及与这种塑像有关的祭祀遗迹。根据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这些塑像分为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两种，其特点是“大小不同，数量不只一、二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小型塑像孕妇的体型特征明确；大型塑像不仅雕塑技法已脱离了原始性，而且姿态固定，有其特定含义。”东山嘴遗址的奇特之处，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在为此举办的座谈会上，专家们谈了对这一遗址的看法，普遍以为这群妇女塑像是崇拜生育女神的产物（详见《文物》1984年11期《座谈东山嘴遗址》）。陈星灿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在其《丰产巫术与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出土女性塑像试探》（《华夏考古》1990年3期）一文中， 认为“小型孕妇像”是“丰产巫术”的道具，而大型人物坐像是女性祖先崇拜的偶像。
无独有偶，在辽宁省的西部山区，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五千多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其中出土了一批泥塑群像，“约分属五六个个体，她们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组成了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文物》1986年8期）学者对这一分布密集、规模宏大、 遗物丰富的文化遗址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纷纷撰写研究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孙守道、 郭大顺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8期）一文中，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牛河梁“女神庙”女神头像的发现情况，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祖先崇拜的历史阶段。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1期）一文， 从文献入手，引民俗、传说为据，证明红山文化所出的女神是炎帝族的文化。陆思贤《红山文化裸体女神为女娲考》（《北方文物》1993年3期）， 认为红山文化裸体女神为女娲，进而提出“史前时代具有生育崇拜意义的裸体女像，均可名为女娲。”此外，研究文章还有任芬的《试论红山文化辽西“女神庙”的性质（《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3年4期）等。
除辽宁省以外，在河北省滦平县金沟屯镇附近的后台子遗址，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女性石雕像。（发掘简报见《文物》1994年3期）。汤池撰写了题为《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4年3期）的研究文章，论及了后台子遗址的文化归属和年代， 认为“包括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及滦平后台子遗址在内的红山文化早期，尚处于个体巫术阶段，以辽西东山嘴与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则已发展到公众巫术阶段。”王育成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的《论后台子原始女性分娩系列石雕——兼与汤池先生商榷》（《文物季刊》1997年1期）一文，在材料的认识、分析方法和结论上都提出了商榷意见。 他认为河北省滦平县后台子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的七件裸体女像和婴儿石像“不是什么神像，而是一组表现原始女性分娩过程，用来助产的史前巫术道具”。
红山文化所出女性塑像及其研究情况，大体如前所述。近年来，在仰韶文化遗存，这种女性塑像亦有所发现。1993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发布了刘志雄所撰《黄河流域首次发现史前女性陶塑》的消息，介绍了西北大学考古工作者1991年冬在陕西扶风案板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裸体女性塑像的情况。专家们认为，这“可能与五千年前黄土高原流行的生殖巫术有关”。（发掘报告见《文物》1992年11期）。王新建在《陕西扶风案板出土的陶塑人像》（《文物天地》1992 年5期）一文中，介绍了人像出土的情况。
二、关于母系氏族和母权制
这是个倍受学者们关注，也是长期聚讼的课题，近年来的讨论愈加深入。张国洪题为《论母系制度产生的原因》（《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2期）的文章中， 对原始时代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是母系制产生的原因的说法提出商榷，该文认为造成“母权”的原因是妇女在人类自身生产中的作用，而家务劳动和生产安排主要由妇女承担奠定了“母权制”的物质基础，群婚制度促进了母系制度的实现。高雄飞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社会地位成因的再认识》（《洛阳师专学报》1984 年4期）和《关于母系氏族社会妇女社会地位成因的哲学思考》（《暨南学报》1995年3期）二篇文章，探讨的也是母系制度产生的原因问题。 论及母系氏族社会特点的研究文章比较多，主要有：王珍的《〈山海经〉一书中有关母系氏族社会的神话试析》（《中州月刊》1982年2期）、 吴锦吉的《半坡类型多人合葬墓与母系家族》（《人类学研究》1984年）、昭秦的《试论中国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社会规范》（《史前研究》1985 年3 期）、 王承权《关于母系氏族公社之探讨》（《思想战线》1987 年4 期）、 杨昌鑫《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积淀》（《民族论坛》1988年3期）。 反思性的文章有汪宁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文物》1987年4 期）一文，提出“从考古学上复原史前社会组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艰巨性，仰韶母系说的论据不充分，其是否为母系社会，还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陈剩勇《中国古代母系社会再认识》（《学习与探索》1993 年1期）一文认为，摩尔根所建构的母系社会是遥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关于母系社会的争论不能仅仅依靠现代民族志就可以作定论。该文认为中国母系社会发韧于黄帝时期，禹传子是母系社会解体的界标，他认为中国酋邦社会盛行母系制是为了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
如果说母系氏族是存在的，并有父系氏族与之相继的话，那么这一过渡是怎样完成的呢？夏之乾《母系向父系过渡是否是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史学月刊》1982年5期）， 论述了这一过渡中的所有制问题。马良民《由先秦礼俗和亲属称谓看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文史哲》1987年5期）一文认为， 在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中，姑舅交表婚起着杠杆作用，其方式是女子回到她的母系家族同舅父的儿子婚配，氏族借助这种婚姻方式完成了由母系向父系的过渡，并认为考古学上的二次葬即其标志。游翔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之原因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1年1期）、 李森的《生殖观念的变化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延安大学学报》1993年2期）， 则从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较为独特的习俗，也多有文章论及，如“不落夫家”（《史前研究》1984年2 期林尉文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产物——“不落夫家”等习俗剖析》）、“产翁制”（《民俗研究》1995年4 期张涛的《“产翁制”的出现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等问题。
对母权制进行研究的文章有：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1期）、 秋子的《浅论远古女权及其他》（《绥化师专学报》1992年3期）、 冉瑞雁《母权起源于生殖崇拜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1期）、 以及韩隆福与邱智勇合作的《论母权社会的形成和意义》（《武陵学刊》1995年5期）、 程曦的《“母权制”质疑》（《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4期）。 李友谋在《黄河流域母权制倾覆的历史时限》（《史学月刊》1986年4 期）一文中，认为母权制倾覆的时间大致发生在炎帝时代后期，在考古文化上约当于仰韶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其历史年代距今约为六千年前后。王宇信的《鲧禹是夏民族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标志》（《人文杂志》1990年3 期），所论为同类问题。韩隆福所作《论母权至上的殷商》（《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1期）一文，述及母权制遗留的问题。 李衡眉《周代社会母系色彩浓重原因考——兼论周人氏族的双重相继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论述了母权制在周代社会的遗留， 认为“由于周人的早期父系氏族，曾经长期地与原始的母系氏族同时并存过，所以直到父权制彻底确立以后，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母系色彩浓重的原始遗存”。
三、关于先秦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活动
黄超《婚姻形态与原始社会妇女政治地位的丧失》（《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2期），论述了原始社会妇女地位的问题。 阐述商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有郑慧生《卜辞中贵妇的社会地位考述》（《历史研究》1981年6期），文中排比了卜辞中的相关材料， 考察了殷商时期贵妇的宗法地位、经济地位、军事地位、政治地位几个方面的内容，认为商代贵族妇女的权利虽然已经不大，但仍远远居于周代及其以后历代妇女地位之上。他的另一篇文章《从商代无嫡妾制度说到它的生母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4期）， 阐释商代对女性祖先的祭祀方法，亦涉及贵族妇女的地位。陈建敏的《卜辞中诸妇的身分及其相关问题》（《史林》1986年2期）、 罗建中的《试论妾在商代的社会地位——兼与孙淼先生商榷》（《贵州师大学报》1992年3期）， 都是通过对商代贵族妇女身分的区分来探讨其社会地位。
周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这是较为普遍的看法。肖平汉、杨有礼《从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上看春秋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2期），从婚姻的角度考察妇女社会地位。 赵东玉《西周春秋妇女地位的式微：中国妇女地位变迁史研究之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4期），认为西周、春秋妇女地位是逐渐式微的， 非一下子完全沦为奴隶。张彦修《论西周春秋妇女的社会地位》（《河南师大学报》1989年3期）一文，则是从社会政治、婚姻、意识形态、 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几个方面来论证西周、春秋妇女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男女不平等具有野蛮性和残酷性。丁海明《周代妇女经济地位简论》（《山东经济》1992年6期）、 郭天祥《从仲春之会的演变看古代妇女地位的恶化》（《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1期）、 陈子艾《从风俗遗存谈妇女地位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6期）等， 各有其独特的视角。
论述先秦妇女社会活动的文章有：刘士圣《妇女在原始社会中的贡献》（《青岛师专学报》1990年3期）一文， 考察了原始社会中妇女的活动。文士丹《春秋变革时期妇女从政活动述评》（《史学月刊》1990年5期），主要论述了春秋时期妇女从政的社会背景和基本特征、 主要类型和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问题几个方面的内容。王海琴《春秋时期贵族妇女涉政问题初探》（《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2期）， 主题与前篇相同。此外，韩隆福《三代美人误国别论》（《常德师专学报》1989年1期）、 赵东玉《先秦女子亡国说剖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5 期）、 龚维英《女人和不死药关系的始末》（《学术月刊》1993年12期），各自在所选的主题下进行阐述。刘筱江、李国祥合作撰写的《中国先秦妇女文化素质述探》（《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4年5、6期），视角新颖独特，为全面地认识先秦妇女的基本情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关于先秦妇女的婚嫁
以妇女为透视点，阐述其婚嫁状况的文章如：肖平汉、杨有礼所作的《论春秋时期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一文，从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不自由的联姻方式、 凌驾于家庭之上的父权、束缚妇女的封建道德观念的萌芽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春秋时期的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低于男子，无论是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还是在组织家庭后处理财产方面的权力上，都是男子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它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和片面束缚妇女的封建道德的萌芽。”束有春在《浅谈先秦时代诸侯嫁女》（《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3期）文中，对先秦诸侯嫁女的方式、 目的等进行了总结。佘树声《宗法农奴制度下的周代婚姻文化》（《人文杂志》1993年2期）一文，则从典籍入手，对周代婚姻形态、 男女之间的关系与交往、结婚的方式、婚礼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李炳海所撰题为《先秦时期的嫁娶季节与〈诗经〉相关作品的物类事象》（《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2期）的文章认为，夏文化区春季娶女， 商周文化区秋、冬娶女，这种嫁娶季节的差异反映在相关的诗篇中出现的物类事象亦不同。陆光华《从古代婚姻文化看女性的人格及地位》（《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3期），以婚姻中的妇女为考察对象。
考察先秦婚制中的独特内容：关于媵妾制的文章有郝连昌《奴隶社会媵妾婚散论》（《求是学刊》1987年2期）、 李衡眉《〈周易〉归妹卦所描述的商周媵婚制》（《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2期）、 薛理勇《试论春秋媵制》（《江汉论坛》1991年8期）、 任芬《宗法制度与媵妾混同》（《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3年3期）等等。 此外，先秦的烝报婚制亦有论及：程迅《说烝》（《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3期）、 顾颉刚遗著《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文史》第14辑）、彭邦本《论春秋时代的烝报》（《民族论丛》1984年总2期）、 陈延嘉《关于〈左传〉中的烝报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3期）等。
五、关于先秦文献典籍中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
根据《诗经》、《左传》等先秦典籍探讨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先秦婚制、婚俗的文章有一些，但是据以立论，探讨其中揭示的妇女观、妇女生活等内容的文章则相对较少。束有春《从〈葛覃〉看周代女子婚前培训习俗》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金化伦《诗经时代的婚恋心理和婚姻观念——兼论中国古代婚姻标准的发展历程》（《河池师专学报》1988年4期），以《诗经》为立论依据。 李西兴《说周易泰否卦》（《文博》1993年2期），探讨《周易》中的“泰否卦”所反映的婚姻内容。周蜀蓉《试探中国“女祸”之源》（《史学月刊》1991年4 期），董理文献中的视女人为祸的现象，并探讨了这种妇女观产生的原因，指出：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兴起是女祸产生之经济动因，男尊女卑封建等级制的确立是女祸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动因，哲学中的阴阳之道是造成女祸的理论依据，原始社会女性禁忌是女祸生成的潜意识。
孔子的妇女观为人们所关注，争议也较大，主要论文有：张振衡、孟仲玉《孔子轻视妇女辨议》（《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2期）、 陈维礼《孔子不轻视妇女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6 期）、朱健文《孔子“女子难养”》（《齐鲁学刊》1989年2期）、 李芸《浅谈孔子的孝母思想与妇女观》（《四川文物》1990年5期）、 董乃强《孔子女性观的形成及其意义》（《传统文化》1991年3期）、 李芃《就〈孔子并不轻视妇女〉之论据与作者商榷》（《传统文化》1991年3期）。
关于个案研究。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研究是聚讼的焦点之一。除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专著《殷墟妇好墓》，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妇好墓发掘情况之外，主要的论文尚有：《文史知识》1983年2 期刊载的贾义柄所写《商代女将军归好》，介绍了墓葬及卜辞中所窥探到的妇好的基本情况。张政烺先生《妇好略说》（《考古》1983年6 期）及《补证》（《考古》1983年8期）， 提出妇对殷王不是固定的夫妻名义，其发生男女关系才是事实上的夫妻；妇好是世妇，每王都会有过，而不只武丁期一个妇好；多妇是高祖庙、大宗、中宗和祢庙掌祭祀的女官，而妇好也是其一。曹定云就妇好及相关问题先后写了几篇文章：他在《“司
母”考》（《华夏考古》1993年2 期）一文中提出：“司母”就是管理兔牲的女官，司母并非妇好，有“癸”铭文的器物当是司母癸在妇好生前或死时送给妇好的礼器。其《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中原文物》1993年3期）一文认为，妇好即是司母辛，孝己是妇好所生， 铭“司母辛”之器，应是孝己为其母妇好所作的祭器。其《殷墟妇好墓铭文中人物关系综考》一文，仍是从人物关系入手。此外的探讨文章还有张亚初的《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考古1985年12期）、郑慧生的《妇好论》（《南方文物》1994年2期）。 宋镇豪在《试论殷墟武官大墓的年代和性质》（《文博》1988年1期）一文中， 认为墓主人是祖庚配偶妣辛的生母母己。曹定云的看法与之不同，他在《殷墟武官村大墓墓主试探》（《中原文物》1988年3期）一文中提出， 其主人应为武丁配偶妣癸。葛英会《周祭上辞中的直系先妣及其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1期），同样是以商王的配偶为论述主题。
另一个倍受关注的人物是女娲，先后发表的论文有：侯哲安《伏羲女娲与我国南方诸民族》（《求索》1983年4期）。 段炳昌《女娲即瓜及其它》（《昆明师专学报》1986年2期）一文论述了：女娲即瓜； 瓜崇拜和女娲崇拜都是生殖崇拜；女娲即瓜神话的产生及其早期演化；瓜崇拜要早于葫芦崇拜，女娲伏羲不可能是兄妹，也无所谓成亲等几个问题。汉淳《女娲抟黄土作人的起源》（《北大研究生学刊》1987年2期）、曹必文《伏羲女娲兄妹婚辨正》（《江海学刊》1989年2期）、 周蜀蓉《略论“女娲”与女性禁忌》（《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1期）、 贺福顺、张深阁、魏萍等人《“女娲、媒神、高禖”商榷》（《四川文物》1996年5期）、 杨利慧《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6期）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女娲这一传说中的人物。
西施的传说千百年来流传不息，对西施其人其事的考证亦历久不衰。80年代以来对西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是否真有其人：林华东、方志良《西施考》（《浙江学刊》1985年1期）、 白耀天《西施考辨》（《中史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4期）、龚维英《历史上真有西施吗？ 》（《安徽史学》1986年6期）；其籍贯故里：朱因《西施籍贯考》（《绍兴师专学报》1985年4期）、杨钧、 王炜常《西施故里考辨》（《杭州师院学报》1985年4期）及《再考》（《浙江学刊》1986年6期）、陈侃章《西施故里辨析》（《浙江学刊》1985年6期）、 劳伯敏《从句无和“勾践之航”的方位看西施故里的归属》（《杭州师院学报》1986年3 期）；西施与范蠡的关系及其下落：周楞枷《西施未随范蠡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期）、 陈华英《西施下落探》（《浙江学刊》1995年3期）、 刘毓璜《也谈西施的籍里与下落》（《绍兴师专学报》1986年4期）、田素义《西施与范蠡考》（《齐鲁学刊》1993年5期）。
此外，涉及的人物还有：文姜：方文《文姜辨》（《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1期）、杨朝明《文姜之乱异议》（《管子学刊》1994年1期）。孔子夫人：骆承烈《孔子夫人姓氏考辨》（《齐鲁学刊》1996年1 期）。论及后妃：齐启益《西周全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罗运环《楚国后妃考》（《江汉论坛》1985年3期）。孟妻女：王京龙《试论孟姜女》（《管子学刊》1991年3期）、 张岩《对孟姜女传说的再认识——我国母系制遗存现象的一次大规模破坏过程》（《文艺研究》1991年6期），等等。
专著方面，有郑慧生著《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全书共十二章，以婚姻制度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演变为主线，从原始社会写起，直到周代结束，是目前所见比较完整的先秦妇女史专著。惜其过于简略，很多有关先秦妇女生活的内容没有写进去。
综观以上所述，可以看到，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无论就研究的范围而言，还是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皆有所突破。但是仍存在着不足和尚需改进之处：
（一）从先秦妇女史研究的广度上来讲，还应该再扩展。诸如先秦妇女的经济生活、在宗教中的权利地位、在家族宗法中的地位、受教育的情况、精神风貌、社会地位等等都是论及较少或根本未有论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全面地认识先秦妇女的基本状况，明确先秦妇女在整个妇女发展史中的地位都是必要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分布也不平衡，讲妇女社会地位，周代的多，商代的少；讲妇女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论述多，其他活动论述不足，凡此种种，尚待改进。
（二）缺乏对不同阶层、身分的妇女的研究。由于材料的限制，反映贵族妇女生活、活动的材料多些，目前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贵族妇女的研究上。平民妇女的情况是不是与贵族妇女相同呢？肯定是有些不同的；贵族妇女是不是也有身分差别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分类研究多，综合论述少，谈演变的少，怎样理出先秦妇女生活方式、地位演变线索，尚未解决。
（四）材料的利用上，除了文献典籍以外，考古材料不但助益于我们解决妇女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尤其是甲骨文、金文中的有关内容有待进一步考索。
立足现在，着眼过去，我们期待着更精辟的论作问世，我们企盼着妇女史研究更为繁荣局面的出现。
标签：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社会科学战线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史学月刊论文; 红山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