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变迁、特别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研究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规律，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学中令人瞩目的研究主题之一。这是因为，人们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兴趣主要基于若干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认识和一系列理论预设，即有关社会行动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系列假设，人们认为阶级阶层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单位，阶级或阶层的共同行动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Wright,1997)，它们构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础。人们期望能够在原有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不仅对这些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所认识，而且期望能够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规律提供新的知识。
社会分层研究包含了两个十分不同的理论传统，即所谓的“阶级论（或关系论）”和“职业地位论（或分配论）”，二者在理论逻辑与核心概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对于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完全不同（李春玲，1997：66-70；李路路，1999；边燕杰，1999）。但是，这两种视角的研究都属于结构主义的视角，最终都涉及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二者涉及到的研究对象常常一致。因此，本文的讨论将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名义下进行，而不是将阶级和职业分析绝对分离，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将做出说明。
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讨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涉及到众多的问题。一般来说，至少两个主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以及规律，二是社会不平等的变化及其规律。当然，社会分层模式及变化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社会不平等的范畴，即不同社会地位间各种机会的分布。但是，二者关注的重点有很大不同。对于前者来说，它更关注随着社会变迁的过程，例如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或制度结构的变革，社会分层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后者更多的关注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地位间的分配状况。
这两方面主题都包含了大量具体内容的研究，例如社会分层之间的相对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化的机制与过程、社会分层的实质和性质、不同社会分层的形成与特征、社会不平等的变化规律等等。应该说，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得到了更多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主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因此，本文想就这一主题，结合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这一主题下存在着大量的具体研究领域。但是考虑到中国社会目前的社会转型特征，本文将更多围绕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
一、工业化、现代化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
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变迁的主流。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传统的阶级阶层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功能主义与社会开放性。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背景，一种理论更强调经济发展、经济机制和技术理性的功能要求，认为社会分层模式是这种功能需求的产物，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层结构将趋于日益的开放性。
而工业化和现代化理论则认为，所有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发展，都内含着韦伯所说的“合理性”的必然前提。其核心假设是：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工业化的逻辑）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形成功能上与它一致的特征，经济和技术的合理性特征将导致社会结构具有更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所有的社会都会趋于一种相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Kerr,1973:56)。具体到社会分层结构上，会产生如下一些必然结果，埃里克松和戈德索普总结了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5-6)：第一，阶层区别性减小，同质化过程增长；教育和职业在社会地位获得中具有中心的地位。第二，高社会流动率：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造成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和分工的迅速变化，人口的地域、职业和经济部门间的流动成为一种普遍必然的现象。在代际和个人的工作历程中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数量就会达到很高的水平，高于传统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的流动水平(Blau and Duncan,1967:426)。高流动是科技、经济和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Goldthorpe,1964)。第三，流动机会的平等化。工业化和技术内在的理性特征，改变了决定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或职业地位的机制，“成就”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先赋因素”成为社会地位分配的决定性标准，使得教育和训练成为社会地位分配的主要机制，整个社会的机会结构变得更为平等，社会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开放的趋势(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5-6)。第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政治秩序必然要适应工业化的发展需求。社会流动的增加，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高流动率减少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行动可能性(Blau and Duncan,1967:440;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7-8)。
工业化理论认为，功能主义能够更好的解释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认为在工业化迅速发展后，虽然社会分层结构依然存在，但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或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结构更加开放，社会流动增加，而成就和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日益重要性必然使得社会的机会结构变得更为平等化。
2、政治—社会利益与社会封闭性。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工业化理论，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深刻批评，这些批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不同于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所阐述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
利普塞特(Lipet)和蔡特贝尔格(Zetterberg)指出，工业化社会中流动率的上升主要发生在工业化过程的早期，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及与社会开放性和机会平等模式没有明显的联系。
著名的FJH假设(Featherman,Jones and Hauser 1975)认为，由于经济、技术和人口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流动率受到劳动分工结构的重大影响，因而无法预言相似的流动率。当社会实现了工业化后，其社会流动模式就应稳定下来，劳动分工结构和职业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高度抵制变化的结构，它们决定了任何在流动机会上的连续变化都是不可能的(Grusky and Hauser1984:20;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社会流动的过程是由内在的社会结构决定的。
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商榷的。教育作为地位和资源分配机制，与前工业社会相比，意味着一种进步，但并不肯定意味着社会平等或者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虽然教育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教育机会的获得必须和家庭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才可以确定教育的社会影响(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
从阶级阶层的角度看，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除了工业化的逻辑外，还有其他的社会逻辑起作用。那些在阶级结构中占有优势或特权地位的社会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和特权，会利用他们所占有的优势资源，通过各种社会选择机制去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劳动分工和权力分化、财产、技能（教育）等因素，都作为一种相当稳定的结构化机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Giddens,1972)，“市场”作为一种中介，是形成基本阶级结构的社会力量，而在基本阶级结构基础上，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权力分配差距、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不同阶级产生帕金称之为“排他”和“内固”的社会封闭机制(Parkin,1974:3-5)。因此，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带来相对流动机会和社会开放性的增加，阶级之间的界线仍然非常清晰和深刻。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在这一体制下推动的工业化发展，无疑是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之后人类社会又一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基础上，其经济运行机制、社会财富或资源的分布结构、社会资源分配原则和机制、国家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或者在结构上，或者在结构化的机制上，造就了不同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Goldthorpe, 1964; Giddens, 1972: 223-294等）。G戈德索普更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体制，将对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提供更基本的理论批评。
1、无阶级模式。一种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导致了社会分层结构或阶级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政治秩序或政治逻辑在资源和地位分配中，从而在结构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至少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复存在，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少数精英和“原子化大众”并存的状态(Goldthorpe,1964)。新的统治精英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政治统治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往往推行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平等的资源、报酬和社会地位分配政策，通过政治干预向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流动机会。私人财产的取消和更为平等的社会政策，导致政治忠诚、教育等成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比资本主义高的向上流动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更多的跨越“缓冲区”的“长距离”流动和较大规模的阶级阶层间流动，体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管理—专业阶层，而管理—专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渗透到上层阶级，社会上层阶级具有更大的开放性(Goldthorpe,1964;Parkin,1969;Giddens,1972:240-242, Parith, 1984)。
2、“结构化”和再生产模型。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对上述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资源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结构化的过程并非就不再存在，特别是当社会从“革命时期”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后，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理性要求逐渐向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社会阶级架构提出挑战，原有的具有更多平等性和开放性的社会分层结构逐渐服从于效率和理性的逻辑，结构化过程逐渐增强，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凝固化，显示出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再生产阶级模型(Parkin,1969;Giddens,1972)。
瑟列尼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特征以及形成机制的模式。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识形态，都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以此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确定不同的社会权力，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这一系列有关社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制度，具有社会分层结构的意义（或“再分配经济”，参见孙立平，1995），即所有的社会剩余都集中于中央分配系统，然后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目标逐层向下分配。这一社会分层结构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形成了巨大的作用。
三、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
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现代社会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其特有的渐进性、成效性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围绕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再一次引发了有关社会变迁或制度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当这些社会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和地位分配过程中，计划经济机制逐渐削弱、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再分配权力的地位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而社会分层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前者直接涉及到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特征，或者说“谁输谁赢”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具有更大的潜力，即涉及到政治权力、社会利益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机制、再分配权力和市场状况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当中国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向再分配权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逐渐削弱了再分配权力的地位；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机会结构，使得那些在再分配经济中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有可能利用新的机制和机会，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将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政治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将不再像在再分配经济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市场机制的发展，不仅导致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的机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会导致在社会分层结构的上层实现大规模的人员更替。I·瑟列尼和S·瑟列尼将其明确的归纳为“精英循环”，与精英的再生产相对(Szelenyi and Szelenyi,1990)，并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的根本性重组（Nee，1989，1991；倪志伟 丽贝卡·马修斯，1996）。
与“市场过渡”理论相左，大量不同的研究发现，对政治权力和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参阅边燕杰，1999：85-99）。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或者经历了变形而保持了持续性的优势(Rona—Tas,1994)，或者被嫁接到市场体制之上而继续对社会经济地位保持着持久的影响(Bian and Logen,1996)，或者在市场转型中出现了政治市场化并对经济市场和利益分配具有强大的影响(Parith and Michelson,1996)，或者地方政府作为“厂商”直接参与到市场改革或市场活动中(Walder,1995)，或者地方政府权力结构本身根植于地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并未随市场化经济的发展而根本改变（林南，1995）。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以“转型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模式。
四、“经济理性”与“政治—社会利益”
上面的讨论表明，每一次重大社会变迁，都对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关系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旧有的理论问题还没有结论，新的变迁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将新的争论更加鲜明的提到了研究者的面前。也许永远不可能穷尽问题的答案，但讨论和争论仍将继续。
透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变迁背景下有关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争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决定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迁的两个基本变量——“经济理性”和“政治—社会利益”——一直在影响着有关的研究与争论，或者说，这两个变量在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谁输谁赢”的问题时，一直隐藏在研究者背后，影响着他们的理论逻辑。早期有关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和反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无阶级模型”与“再生产模型”，以及转型社会的“循环模型”与“再生产模型”，其背后都隐藏着这两个基本变量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于转型社会的“市场过渡”理论，隐藏其背后的仍然是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理论逻辑。虽然他们强调“市场体制”和“再分配体制”，但实际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市场体制和再分配体制的“理想类型”。这样的市场体制和再分配权力或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它一旦出现，意味着再分配权力下降乃至消失，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根本性重组。
而“市场过渡”理论的批评者所强调的，是政治—权力—社会利益结构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意义，以及在社会结构化和固定化过程中的作用，按照韦伯的说法，“社会封闭”指的是一种社会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集体企图把奖酬和机会限制在合适人选的有限范围内，并以此来最大化自身的奖酬。社会分层结构的“封闭性”不仅“自然”的来自于财产权、劳动分工、教育程度、权威等级和消费模式等(Giddens,1973:107-109,167)，而且是那些居于支配性地位的社会阶层为了维持和增强自身的特权而用来排斥从属阶级的手段(Parkin,1979:53)。“再分配—市场”不应该被作为一个预设的两分类型(Stark,1996)，“混合经济”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为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林南，1995），经济理性和政治—社会利益是相互结合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参见：Bian and Logen，1996）。不同的结合模式，造成了不同的结构模式，例如，在不同社会中精英集团的开放程度因传统和制度的不同存在着明显差异(Giddens,1972:169-170)。实际上，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作为“理想类型”对分析转型社会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再分配体制是多样化的，市场体制也是多样化的，在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例如财产配置方式和过程、市场经济建立的政治过程，路径依赖的特征等，即它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Walder,1996)。
再生产理论强调了社会分层模式在转型社会中的再生产特征，例如，转型两阶段理论（罗纳—塔斯，1996），政治资本主义理论（Hankiss，1989；Staniszkis，1991；转引自孙立平，1995），产权改革理论（华尔德，1994），地方法团主义理论（奥伊，1996），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林南，1995），政治市场化理论(Parishand Michelson,1996)，等。他们对转型社会的延续性和“路径依赖”特征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使得这些研究显得有些简单化：一是过于简单的解释了再生产机制，例如人力资本或信息优势等，二是对于“混合结构”的混合机制缺乏系统的逻辑解释，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缺乏将再生产过程和市场机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说明，或者说，缺乏将市场机制纳入到对社会分层模式再生产特征的解释框架中，从而无法将理论的解释提升到社会变迁的理论层次。
上述研究对不同的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模式变迁以及影响因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分层结构模式变迁问题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它们提供了很多进一步分析的理论概念。
五、转型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
如果说Szelenyi的“再分配体制”理论较好的解释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模式，并对转型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话，上述的分析表明，在“再分配”和“市场机制”两分法的框架下，很难准确恰当的解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规律。我们必须对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有一个全面明确的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考虑更准确恰当的理论解释。
中国社会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地位分配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市场机制的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体制及经济机制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二者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自身和相互关系都在发生变化。这种概念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某种经济机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经济体制、包括市场关系并非抽象的社会存在，而是广泛的“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之中的。政治—社会利益和经济机制的改变，究竟会如何影响到社会阶级结构和机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变迁发生前的制度结构、变迁的直接推动者、变迁的策略、变迁所采取的形式以及多种文化和传统的因素。用制度主义的概念来表述的话，即变迁的道路和结果带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质(Stark,1996;Walder,1996)。摩尔在讨论现代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时，曾经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革命前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力量对比和外部环境等出发，描述了现代政治体制发展的不同模式。
上述理论与问题绝对不是社会分层研究的全部理论和问题，但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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