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口译语言转换的时间起点--串行处理观与并行处理观_翻译专业论文

汉英口译中语言转换的时间起点——串行加工观和并行加工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工论文,汉英论文,起点论文,语言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口译过程包括源语理解、源语转换成译语、译语产出三个子过程。其中,源语向译语转换的过程是口译任务区别于其他语言加工任务的重要特点。因此,明确转换涉及哪些心理加工,分析它与口译其他子过程的关系,有助于揭示口译活动的心理机制。近年来,越来越多心理语言学研究者利用在线方法探索语言转换的机制,包括它的时间进程以及它和源语理解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英口译中的语言转换时间起点。

二、文献综述

“语言转换”一词的意思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转换指从译员理解源语到产出译语的全过程[19]。狭义的语言转换不包括理解和产出阶段,指的是译员激活译语在大脑中的表征,并将源语与译语在词汇、句法等各个层面上进行匹配,为之后译语表达做准备[8]。心理语言学研究者探讨较多的是狭义的转换,他们关注的问题是:源语理解和语言转换是先后进行的,还是同时进行的?同意两者是先后进行的是串行/纵向加工观(serial/vertical approach),支持两者是同时进行的是并行/横向加工观(parallel/horizontal approach)。

串行加工观的基本假设是,译员只有在源语理解完全结束后才开始将源语转换成译语(见图1)。采纳这种观点的理论包括Paradis[11:328-329]和Paradis,Marie-Claire & Abidi[10:68]提出的口译策略I(Strategy I)——译员先对源语进行“解码”(decode),即对源语在语音、语素、句法和语义层面上进行分析,直到形成非语言的概念表征,完成源语理解;然后再用译语对意义进行“编码”(encode),产出译语。在理解阶段,源语不激活译语,译语只有在概念表征形成以后才被激活和产出,即源语和译语的转换是以且仅以概念为中介的,因此源语理解和语言转换是串行的。但该策略是基于失语症病人的研究提出的,没有在正常双语者这个群体里进行验证,若要将该理论推及到更普遍的情况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与串行加工观相对的是并行加工观,其基本假设是译员在源语理解尚未完成时就开始激活、匹配译语,源语理解和转换是同时进行的(见图2)。Danks&Griffin[2:174]通过理论论证提出一个翻译过程模型,指出译员在源语理解时会同时在译语中搜寻最佳翻译。这种搜索相当于源语和译语的匹配,因此属于并行加工观。

最近,Macizo & Bajo[7;8]以及Ruiz,Paredes,Macizo & Bajo[13]从句子实时加工的角度探索了源语理解和语言转换问题,他们比较了读后复述任务和读后口译任务的阅读过程,采用自定步速阅读范式收集词的阅读时间。前人对口译过程进行在线研究时经常采用此范式[3;4;7;8;13],原因有二:一是它方便收集词的反应时;二是读过的词不可回溯,模拟了真实条件下的口译听力过程。另外,阅读材料是句子而非真实口译环境中常见的篇章,其中一个原因是篇章阅读的语境因素较句子阅读的强,语境的提示作用很可能影响词的阅读时间,实验控制更难。Macizo & Bajo[7;8]以及Ruiz等人[13]假设,如果串行加工观是正确的,那么口译任务中的源语理解过程和复述任务中的一般理解过程是相似的;如果并行加工观是正确的,源语理解和一般理解过程会存在差异,因为源语在理解加工时会激活译语,开始转换过程。Macizo & Bajo[8]的实验结果是,首先,源语理解时的工作记忆负担比一般理解时的更大,说明源语理解不同于一般理解过程,区别在于前者与转换过程叠加,增大了工作记忆负荷;其次,在且仅在口译任务的阅读过程中,句末同源词的阅读速度比非同源词快,这种对阅读的促进效应是由同源词更快地被激活和转换引起的,说明了转换和源语理解是并行的。Ruiz等人[13]发现,在且仅在读后口译任务的阅读过程中,在控制关键词的频率的前提下,当句末词的翻译对等词是高频词时,该词的阅读速度快于翻译对等词是低频词的句末词,这是因为高频译语词汇更容易被提取,说明这时转换已经开始;他们的另一个实验显示,只有在读后口译的阅读理解过程中,位于句首和句中的与译语句法结构相似的源语结构促进了阅读,这是因为源语更容易激活译语中相似的语法结构,也说明了转换正在进行。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语言转换具体的时间起点。理由之一是,Macizo & Bajo[8]推测,被试是在最小意义单位的理解加工完成之后即开始语言转换。也就是说,只要完成了相对完整(包括最小)的意义单位的理解加工,即使理解加工尚未进行到句末位置,转换就可能开始。但作者并没有在句中相对完整的意义单位处设置观测点,因此他们的推测还仅仅是个推测,还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理由之二是,文献中心理语言学的在线研究都支持并行加工,但是研究对象都是西班牙语—英语流利双语者或者专业译员。根据董燕萍[16]的论证,口译语言对之间的相似程度以及被试的双语流利程度都可能影响源语理解中语言转换的并行加工程度。因此,汉英双语者尤其是汉英口译学生如何在口译中进行语言转换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预备实验:检验音译词效应

和Macizo & Bajo[7;8]等研究一样,本研究中判断语言转换是否发生的标准是同源词对翻译的促进效应。同源词是指语音相近的翻译对等词,如西班牙语中的“cebra”与英语中的“zebra'”。许多以往研究都显示相同文字系统的同源词会促进翻译(即同源词效应,如[6])。汉英语言之间有音译词,如“沙发”和“sofa”。音译词是否也能促进翻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首先进行一个预备实验,考察汉英音译词是否会促进翻译。如果有促进效应,我们将在随后的正式实验中把它作为判断语言转换是否发生的依据。

1.被试

某大学大三英语专业高级翻译方向的69名学生。

2.实验设计与材料

实验采用2×2二因素设计。因素一为是否是翻译对等词;因素二是翻译方向:汉—英方向是指对汉译英的识别,即每组词在呈现时先出现汉语再出现英语;英—汉方向是指对英译汉的识别。因变量是反应时。

实验材料共分为四组,两组用于汉—英方向,另两组用于英—汉方向。汉—英方向的实验材料共包含100对词,有50对是翻译对等词,要求被试做出“是”的回答;其余50对为非翻译对等词,要求被试做出“否”的回答。在50对翻译对等词中,11对是由汉英同源词,即汉英音译词对组成的,如“沙发”-“sofa”;其余的是在语音上不相近的词对,如“南瓜”-“pumpkin”。英—汉方向的实验材料与汉—英方向的类似,只是具体的词不同。实验材料随机呈现给被试。

3.实验过程

被试阅读实验说明,端坐在电脑前做好准备。实验分为汉—英方向和英—汉方向两部分,它们的呈现次序是随机的。被试须先完成10个练习项目,熟悉程序后即进入正式实验。首先,屏幕正中央出现一个注视点(“+”),1秒后,注视点消失,同时屏幕中央偏上的位置出现一个词,50毫秒后该词下方出现另一个词。这时被试通过按键快速、准确地判断这组词是不是翻译对等词,如果是则按“F”键,如果不是则按“J”键。被试回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均由电脑记录。判断完成后,两个词一同消失。500毫秒后屏幕上再次呈现注视点,标志着另一轮实验开始。被试完成实验第一部分后可看到个人的平均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同时有1分钟的休息时间,被试也可按空格键进入实验第二部分。

4.结果和讨论

被试在汉—英方向和英—汉方向两部分的正确率都达到95%,故直接考察他们的反应时数据。我们剔除了被试个人平均反应时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值(占总数据的1.64%),并分析被试对翻译对等词对作出正确判断的有效数据,比较其中音译词对和非音译词对的平均反应时,结果见表1。

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得出,音译词对的反应时都显著地比非音译词对的反应时短,不论翻译方向是汉—英(t=-14.59,p=.000)还是英—汉(t=-6.03,p=.000)都是如此。这说明,语音上相近的汉英音译词进行翻译转换的速度比一般的非音译词更快,能够促进翻译转换。我们将这种促进效应称为“音译词效应”。在随后的实验中,我们将通过观察音译词效应来探测语言转换的时间起点。

四、正式实验:口译中语言转换的时间起点

1.被试

参加了预备实验的69名学生。

2.实验设计与材料

本实验为2×2×3三因素混合设计。因素一为是否是音译词,含音译词、非音译词两个水平。因素二是任务类型,两个水平为读后复述任务和读后口译任务:复述任务的阅读过程被视为一般理解过程,口译任务的阅读过程被视为源语理解过程[7;8;13]。因素三是位置,包括句首、分句末、全句末三个水平,分别表示理解加工的不同阶段:句首是理解加工的起始阶段;在分句末,相对完整的意义理解加工已完成;在全句末,理解加工基本结束。音译词因素和位置因素是被试内变量,任务因素是被试间变量。因变量是每个词的阅读时间,即反应时。

实验材料是22组汉语句子,每组包含1个控制句和3个实验句(例见表2)。每个控制句中,句首、分句末和全句末的词是非音译词;这三个位置的词分别由一个音译词代替,它在每个实验句中都出现且仅出现一次,这样就生成了3个实验句。这种设计使我们能比较三个位置上的音译词和非音译词的反应时。反应时上的差异可说明语言转换的发生,前提是排除词本身的反应时差异,所以我们需要控制词在不经实验处理条件下的反应时,即基线反应时(baseline RTs)。我们收集了词的基线反应时,并据此对各位置上的词进行调整。随后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进行检查,结果显示:音译词(537ms,SD=34)分别和句首的非音译词(525ms,SD=35,p=.269)、分句末的非音译词(525ms,SD=28,p=.195)、全句末的非音译词(526ms,SD=29,p=.256)在平均反应时上没有显著差异,这样就排除了词自身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最后,我们将实验材料按照拉丁方分配成4套,每套材料里的所有句子随机排列。被试在每个任务条件下只接受1套材料。

3.实验过程

被试阅读实验说明,戴好耳麦准备实验。被试首先完成5个练习句的阅读,熟悉程序后进入正式实验。实验过程如下:首先电脑屏幕上出现若干行提示符“——”,被试按鼠标左键一次,一个提示符就会被一个词代替。再次按鼠标左键时,该词消失并由提示符取代,同时句子的下一个词出现。被试相邻两次按键动作的时间间隔即为被试对该词的反应时,电脑自动记录。如果被试在一个词出现后2000毫秒内不按键,该词将在呈现2000毫秒后消失,同时下一个词出现,电脑将该词的反应时记为0。被试依此通过按键逐词阅读直到句子结束。然后,被试将从耳麦中听到“开始录音”的提示,随即有30秒的时间完成句子复述或句子口译。30秒后,系统自动跳转到下一轮。如果被试30秒内提前完成任务,可按空格键进入下一轮。

4.结果与分析

为保证被试认真、准确地完成了任务,我们采用5分量表(1分最差,5分最好)评估了被试的复述和翻译产品的质量。有两名被试没有成功录音,因此实际参评的被试为67人。结果是,被试的复述任务平均分为4.51分(SD=0.26),翻译任务平均分为3.78分(SD=0.44)。1名被试由于个人平均分低于3分被剔除。余下66名被试的数据进入反应时数据的分析。对实验句关键位置上的音译词和控制句关键位置上的非音译词的反应时,剔除每个被试的平均反应时3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占1.64%),再用SPSS分析余下的有效数据。表3为音译词和非音译词在句首、分句末、全句末位置上的平均反应时。

我们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了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结果显示,音译词因素主效应不显著,F1(1,64)=1.058,p=.307>.05;F2(1,21)=1.003,p=.328>.05。任务因素主效应不显著,F1(1,64)<1,p=.926>.05;F2(1,21)<1,p=.948>.05。位置因素主效应显著,F1(2,63)=18.458,p=.000<.05;F2(2,20)=27.078,p=.000<.05;对三个位置的反应时进行多重比较发现,被试在句首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分句末(p=.000<.05)和全句末(p=.000)的反应时,分句末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全句末的反应时(p=.025<.05),即句首的阅读速度最快、分句末稍慢、全句末最慢。音译词、任务、位置三个因素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对于任务*位置,F1(2,63)<1,p=.780>.05;F2(1,21)<1,p=.845>.05;对于音译词*任务,F1(1,64)<1,p=.604>.05;F2(1,21)<1,p=.845>.05;对于音译词*位置,F1(2,63)=1.830,p=.169>.05,F2(2,20)<1,p=.410>.05。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2,63)<1,p=.913>.05,F2(2,20)<1,p=.947>.05。

因素间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各因素之间在影响反应时上没有相互作用,因此我们只需要分析各因素的主效应。首先,音译词因素主效应不显著,说明音译词和非音译词的阅读时间没有差异,这样就不能证明源语理解时存在语言转换。其次,任务因素主效应不显著,意思是复述任务下和口译任务下的阅读时间没有差异,这意味着从反应时指标来看,复述任务的阅读过程和口译任务的阅读过程相似,据此我们推测源语理解过程不与语言转换过程叠加。第三,位置因素主效应显著,即无论在源语阅读还是一般阅读过程中,阅读速度都是在句首最快、在分句末稍慢、在全句末最慢。实验在没有探测到音译词效应的同时却探测到了位置主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两个实验任务中的阅读没有本质区别。

五、讨论

本研究最重要的结果是:实验在没有探测到音译词效应的同时却探测到了位置主效应。我们认为,该位置主效应体现的是一般的句子理解加工中的结尾效应(wrap-up effect),即读者在边界处整合已经阅读的信息而导致的阅读时间延长,这种整合一般发生在从句边界或整个句子边界[1;5;9;14]。每个分句可认为是一个输入循环(input cycle),读者在理解完一个分句后,须将其保存在工作记忆中,直到加工完下一个分句后将已读的分句相整合[9:38-39;14:582-583]。本实验材料都是由简单句组成的并列复合句,当阅读进行到从句或全句边界点时,资源消耗比其他非边界位置多,表现为反应时延长,因此分句末和全句末的反应时长于句首的反应时。另外,并列句中的两个分句是相关的,读者在理解完第一个分句后需要将建立起来的表征保存在工作记忆中,直到完成第二个分句的理解并将其意义与第一个分句的意义整合,形成完整意义表征。因此可以推断,随着句子阅读的推进,理解加工负荷逐渐增加,全句末比分句末的阅读时间就会更长。总之,实验反应时在阅读句首、分句末、全句末三个位置上递增这一结果和句子加工的结尾效应理论一致,该效应在实验中的两个阅读条件下没有区别,说明汉英口译源语理解过程和一般汉语理解过程没有本质区别,从而说明汉英口译语言转换可能发生在汉语源语的理解之后,不支持文献中的并行加工观。

本研究的结论和已有的在线研究结论[7;8;13](以下简称“以往研究”)不一致,这可能同被试的语言水平有关。本研究中的被试是学生译员,是不平衡双语者。在他们参加的一项词汇翻译识别实验中,英译汉速度快于汉译英速度[15],也就是说,英语比较容易激活汉语,而汉语激活英语就比较难,因此在要求读后英译的汉语阅读过程中,被试很难在理解汉语的同时激活英语。译语没有被激活,音译词效应就不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不平衡双语者,被试的汉语激活阈限比英语激活阈限低,因此在汉语阅读中被试很容易把汉语的激活程度保持在高水平,而英语在如此强的汉语语境下很难被激活或者只有低水平的激活。所以,无论是在复述任务还是在口译任务条件下,我们都没有探测到英语的激活,音译词都没有起作用。相比之下,以往研究中的被试都是专业译员或者二语水平与专业译员相当的流利双语者,母语激活二语相对容易。既然语言水平和口译水平可能是影响口译串行和并行加工的因素,那么不平衡双语者和平衡双语者、学生译员和专业译员在口译中的加工方式可能不同。另外,如果译员经过训练提高了语言能力和口译能力并最终达到专业译员水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口译加工方式可能是不断变化的。本研究考察的只是作为不平衡双语者的学生译员,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日后将开展后续研究,对比不同语言水平的双语者在口译时加工方式的异同以及探究译员在口译训练中加工方式的变化过程。

串行观与并行观主要由心理语言学家提出,其具体的含义和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方法不可分割。根据某些文献的阐述(如[11;12]),口译串行和并行加工的区别在于语言转换是否以概念为中介;但本文认为两种加工都是通过概念中介完成的,以往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也只是在句末这些意义相对完整的位置发现跨语言的句法效应或者同源词效应[7;8;13]。Paradis[11;12]提出的口译策略I和口译策略II中,口译策略I是先通过解码源语获取意义,再用译语对意义进行编码并产出,以概念为中介完成转换,这与本文的串行加工观一致。而与之相对的口译策略II,则是通过双语形式上的联系直接找到与源语形式匹配的译语形式并产出,整个过程不经过概念层的加工。虽然策略II与本研究所谈的并行加工观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并不主张译语的激活只是形式上的激活,认为译语的产出须基于意义的理解,转换需要概念中介。

其次,许多心理语言学研究者认为释意派的释意翻译是串行加工观的代表理论之一[7;8;13],我们认为这种归类值得商榷。根据释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勒代雷[18:1-16]的阐述,口译的过程包括理解源语意义、脱离源语外壳(deverbalization)、用译语表达意义——即译员对源语进行词汇、句子、篇章层面的理解加工后,摈弃源语形式,并将源语承载的语言意义结合言外知识获得意义(sense),然后把意义用译语重新表达出来。Macizo & Bajo[7;8]和Ruiz等人[13]之所以认为释意翻译理论符合串行加工观,主要是因为释意翻译倡导理解时要脱离语言外壳,并且强调形成完整的意义以后才产出,这个序列似乎可以推导出,源语理解加工与一般理解加工一样不受其他非输入语的影响,源语理解过程中不存在语言转换。但这种推理是难以成立的,原因如下:串行加工观是基于实验证据提出的,描述和解释口译心理过程的经验性理论,它是通过观测口译的实时过程探究源语理解和一般理解过程的异同;而源语释意翻译是基于口译产品分析发展起来的,用以指导口译实践和提高口译产品质量的规约性理论,尽管对口译的心理过程有一定的论述,但局限于其研究方法难以验证口译的心理机制,无法证明源语理解加工与语言转换的关系、源语理解和一般理解过程是否相同。事实上,勒代雷[18:94]也认为,释意翻译的三个过程“顺序多少是偶然的,经常是交错的,而不是明显的阶段式”,这更有力地说明释意理论并不在意理解和转换是串行还是并行加工。

另一方面,从研究者试图将串行加工观和释意派翻译理论相结合,我们也可看出口译两条研究路子交汇的趋势,勒代雷[17:11]将这两条路子称为“人文派”和“科学派”。“人文派”倾向于使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传统的研究手段;“科学派”倾向于使用自然科学的、定量的方法,是近年来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新兴研究方法。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口译的心理过程和大脑机制的问题,这时,借鉴“科学派”的研究范式,将其与“人文派”的传统方法相结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两条研究路子的结合,口译研究的视野将会越来越开阔。

标签:;  ;  ;  ;  ;  

汉英口译语言转换的时间起点--串行处理观与并行处理观_翻译专业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