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藏,上帝知--陈旭禄先生史学探微_陈旭麓论文

智慧藏,上帝知--陈旭禄先生史学探微_陈旭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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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章要有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这是陈旭麓先生《浮想录》中的一段话(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浮想录》)。《浮想录》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的浮想不时触发读者的思绪。读其书,如见其人。读其书,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智者的深邃和灵动,一个仁者的沉思和关怀;你似可听到他的浅唱低吟,看到他的金刚怒目;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才是发之内心的“痛”,出之骨髓的“傲”。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是陈先生推崇的治史旨趣。他说:“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陈氏史学,智神两字足以当之。

“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先生善于透过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他指出:“义和团的落后性通过正义的斗争表现它的合理存在。”“义和团不是民族觉醒,它促进了民族觉醒。”“义和团运动代表民族感情,并不代表时代脚步。”他说:“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从来只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是创建新生产的力量。”同时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但已萌发了一些新苗,新苗又为封建浊流淹没”。再如“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身上开始了传统的裂口”。“租界是罪恶的渊薮却在闭塞的封建区域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对新派的‘保护’)”。“民族壁垒可以阻挡侵略,也会封锁自己”。“一村一户都有围子,万里长城是个大围子”。“革命在反对旧传统中形成自己的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就为自己制造了框框”。

类似的论断在《浮想录》中不乏其例,寥寥数语包含着极丰富的内涵,展示了作者辩证思维的功力。陈先生擅长思辨,对历史的评判,常能发人所未发,《浮想录》中类似的点睛之笔更是俯拾皆是,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但“布新难,除旧更难”。封建的幽灵始终在活人的身上若隐若现。在陈先生的词汇中,“中世纪”与“封建”同义,他以形象的语言写道:“19世纪的中国,一只脚徐徐伸向近代,另一只脚却仍被堵住在中世纪的门内,尽管用力拔,那只脚还是中世纪的。”他看到传统的“凝定性大于流动性,所以对传统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动,需要新的或外来的冲击力”,所以“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正因为不是主动走出来的,而是被轰出来的,所以那只脚依然拖泥带水。脚下拖泥带水,难免步履蹒跚甚至打滑跌跤,只有将中世纪的污泥涤荡一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变革如危崖转石势不可挡,又提醒人们旧的东西除而不尽死而不僵,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生长缓慢的树木质地尤其坚硬,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注定封建余孽的顽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细胞却会千方百计在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找到它栖身之处。“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无孔不入的封建习性会对它潜移默化,是新陈代谢的倒行。”

新旧文化的递嬗既有反复,又有掺杂。历史的进程不无诡谲之处,“文革”大扫“四旧”却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类社会中,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而“改变传统遇到的困难,如对小脚的放大一样”。但先生并不悲观,“近代中国破一分封建即前进一步”。尽管封建尘垢顽梗难化,“但一百多年来没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体,只是溶解的先后和程度不一”。历史的逻辑表明:“近代中国,民主运动服从民族运动(反帝)是有阶段性的;民族运动服从民主运动是时代的持久要求。”

陈氏史学,以识见长。这种“识”不是哲学家天马行空式的妙言隽语,而是史学家厚积薄发朝夕思辨的灵光一现,它不仅出自对历史的反思,也源自对现实的关怀。

先生认为从历史探测现实,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通古今之变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声学界的论文(《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浮想录》中,先生则将其犀利的史笔直指当代社会。

他明言:“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封建的潜网编结在曾经是彻底地反封建的战士身上。”“封建残余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仍然到处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潜网’。我们要消除这个‘潜网’,还得花很大的气力。”而“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学的,有的甚至离科学很远”。“我们做过‘一天二十年’的梦,得到的却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说别人走了二十年,我们才走了一天。”反思是为向前看,身处时代大潮,先生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火车是近代化的使者,它开到哪里,哪里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会跳起舞来(车经湘西的怀化、麻阳、吉首、古丈、大庸想起)”。当然,与时俱进不等于与世俯仰,智者的价值在于理性思考。近代历史表明改革的艰难并不亚于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度”的把握尤为不易:“新陈代谢是个自然规律,革命与改良是推动代谢的力,也是规律的体现,但有人为的因素,如果过头和不及,会对代谢起破坏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先生晚年反复探究革命和改良这一历史命题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是这样,可是历史的自身还会有那样”,历史的诡谲之处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再如“生理上的近亲繁殖,国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行者不觉其非,此为民主观念比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更难之一证”。行者并非不觉其非,不过是利益所驱罢了,为了煮熟自己的鸡蛋,不惜烧毁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个人身家。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近亲繁殖只会结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可谓一言点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宠幸,无数个小朝廷小皇帝当然也得配备自家的鹰犬,何况家臣这种货色向来是供大于求的。传统的阴魂驱而不散,有家臣横行的舞台就不会有公仆生存的空间,在家臣竞相效忠的国度,忠实的公仆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腾史吗?

当然,再忠实的家臣,在主子眼里无非是走狗一条,随时可以弃之门外,依附的悲剧史不绝书。因为“虚伪换来的只能是虚伪,如果虚伪获致了忠诚,那是忠诚的眼泪”。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实的猢狲,一朝大树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只当年最“忠实”最得宠的猢狲,反戈一击的闹剧在“文革”中见得还少吗?西哲有言:“一个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有无数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对于传统,先生并不一概抹杀:“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的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他指出:“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中,有些不该剥落的民族文化被剥落了。”同样,对新陈代谢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拔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要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对于儒学,先生的评判也是一分为二的:“儒学是抗拒腐败的,但儒学的官僚政治是不可抑制的腐化剂。”“自己做错了是自己这一代的事,却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两千几百年前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身上去,因为事隔百代,尚有他们的社会基因。”

至于那些以反孔或尊孔为晋身之阶的文化骗子,先生就毫不客气了。新儒学的某些拥趸奉孔子如天神,将儒学奉为通行天下的万应灵药,对这等似新实旧的冒牌货,先生下笔如刀,褫其华衮,示人本相:“这两年又来了一股新儒学的思潮,其实儒学已经‘新’过了好多代,这只能说它自身附会时代之新,决不是引导和发展社会之新。”“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痛快!确实,在一个假货泛滥的年代,文化也需要打假,对那些打着新招牌兜售旧货色的文化贩子,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宗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信教的,也有吃教的,劝别人信,有时是为了自己吃得更好,而“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在先生的晚年,时代虽已步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但“文革”的阴影仍让人心有余悸,“左”的羁绊使人们动笔撰文常有“下笔如有绳”的感喟,《浮想录》只是先生对自己思想的记录,并不准备立即发表,所以其中一些议论更为放言无忌。如:“政治需要智慧,但又喜欢愚昧。”“‘开民智’是医治愚昧,尚服从是提倡愚昧,以革命的名义宣扬愚昧主义则是民族的灾难。”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其深刻之处:“伟人不相信神,但喜欢别人把自己说成神;人们并不喜欢特殊的人,但愿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统治。”“怪诞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因素,一是封建遗毒的再现,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形成的独裁制的膨胀。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来的,所以‘文革’是中外也是古今的恶性结合。”“政治家着眼于今天,哲学家看到的还有明天。毛主席是个伟大政治家,也是哲学家,在他的晚年把哲学的明天搬到了政治家的今天,所以我们又要退回来。”讲真话固然要有勇气,但更要有水准,淡而无味的真话是浪费唾沫。反思,反反思,《浮想录》以其发人深省的真话展示了一个思想者的胆识。

当然,作为一个史学家,先生更擅长从历史的视角来投射对现实的关怀,“舢板与轮船不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而是历史进程的差别,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历史进程上的差别”。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还是历史进程上的差别?在讲究“特色”强调“国情”的时候,若能设此一问,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也可以不攻自破了。当然还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因为“不了解国情可怕,被国情俘虏更可怕”。

陈先生主张:“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进而指出:“让历史说话,还是要通过史学家来说话:《史记》是司马迁在说话,《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说话,《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在说话。”陈先生的著述,就是陈旭麓在说话,尤为可贵的是他常能说出许多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一句平常的话,一个普通的看法,经先生略加点化,就会变得不同凡响。事物的发展螺旋式上升,本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先生并没有拿这个原理来简单地图解历史,而能独具只眼,看到“历史是螺旋地前进,我们的历史螺旋得太多了”。学力不济,难通古今之变;不具史识,谈何一家之言。文字功底决非文字技巧所能造就,笔锋的强健,凸显出思想的力度。

做学问要超越他人不易,要超越自己更难。读先生的文章,会感觉到他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在溘然去世的前几年,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诗)文章的老成源于思想的精醇,读先生的文章,每每会为其中的神来之笔而叫绝,这种“神”是特定的时代和境遇,特定的气质和学养熔铸而成的。特定的东西无法复制,这种“神”难以口授心传,也是浅学后生很难企及的,望尘之余惟有心向往之而已。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诗)时代的激流,坎坷的人生,都可以在陈旭麓的著述找到它们的印记。先生明言:“要求做真人则可,要求做完人很难,因为世界上有真人,不一定有完人。”先生不是一个完人,却不失为真人,他对自己的苦恼并没刻意掩饰,《浮想录》时而也会透露出一个老人的苍凉之感:“‘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只是青壮年的先生,对老年却是追不回的逝波。”他也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潜网而痛心疾首:“是是非非总折磨,为人为己两蹉跎。”其实做个真人也不易,真人容易较真,有时现实却让他们有理没处说:“说有理论工作者不讲理。其实不是不讲理,而是在编造理,或者他的理是以‘势’为转移。”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理实质上就是以势为理。理须学问,势则依权,以理可以服人,以势可以压人。然而,理之充分总不如势之强悍,心虽服理,行则服势,在病态的环境下尤其如此。“时代已经走出了中世纪,可比中世纪还狠毒的权力又回到了当代一些权力者的手里。”所以先生也不得不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既要昂首做人,也要会低头处世,不会低头处世就得挨鞭子。”甚至不无凄楚地写道:“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而不让你说清楚,那就沉默,永久的沉默。”

当然,思想不会沉默,思想者也不会甘于永久的沉默,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更没有“自己折磨自己”。文章苦而后工,亦未尚不是幸事。“已谙世味应忘我,却念国殇总惜才。”在学子的身上,他看到了生命延续的曙光,以自己的行止和史笔书就了自己的墓志铭。学者以学问说话,史家以史著立身,先生晚年学术上的爆发正是对世道不公最有力的反击。

人生在世,有穷有达,达不可有傲气,穷不可无傲骨,穷达之际,品位立判。《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时时发散出一个湖南汉子的硬气:“宁可因反对而招人嫌,不要因乞求而招人嫌。”“当你被诬指为‘错误’的时候,你就坚持‘错误’走下去,以回敬那些貌似正确的人。”

“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句话现在已经给讲得有点滥了,甚至连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也常以此来自我标榜。说易行难,学者的“傲”,说白了就体现在他立身处世的现实取舍。

“智慧与权力两者不可得兼,宁舍权力而取智慧,因为权力是临时的,智慧是永恒的。”取舍之间,操守自见。当然追求永恒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最难容忍的就是对权力的蔑视,而“智慧”即使无意,也难免让“权力”感到如芒刺在背。思想的锋芒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向权力的同时更易伤及思想者自身,“先行一步,便是异端。”“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列子·说符》)批判的武器往往会遭到武器的批判,这似乎是思想者的宿命,也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

“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傲”。从司马迁到陈寅恪,这种“傲”如长虹贯天。从秦始皇到“四人帮”,他们要“杀”的也正是这股“傲”气。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穷”未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路,这种“傲”气的“代谢”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自吹自擂,得志猖狂,不是傲,只是霸,霸的背后是虚。据说陈先生曾不无幽默地调侃:“军阀,军阀,有‘军’才能称‘阀’。如今的学阀,没‘学’,照样也能称‘阀’。”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幽默的语气下隐含着对这种怪状的愤懑。瞧瞧满校园的大师博导,看看学术圈的一地鸡毛,泉下有知,先生又当作何浮想?其实先生对虚假繁荣背后的学术贫困早有预见:“把不配当副教授的人拉成了教授,教授的队伍壮大了,但在壮大中包含着贫困,这种贫困更可耻。”虽道可耻,这种“贫困”毕竟有其凝聚力,不愁没人趋之若鹜。不知这种现象算不算返祖遗传,百年前的一位狂人就曾说过:“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龚自珍《明良论》)

鸿篇未尽,撒手人寰,先生不是没有他的遗憾。但较之坊间那些光鲜的“鸿篇巨制”,学术的天平必然倾向薄薄的《浮想录》。历史研究本来是复杂的脑力劳动,看着一套套“巨著”竞相问世,简直怀疑从何时起做学问已经沦为简单的体力劳动。一年年的项目招标,一件件的工程发包,搞研究蜕变为“掼砖头”“砌长城”,谈什么智与神,只看到笨而蠢。汤因比曾将《剑桥史》讥讽为工业化的产物。确实,从古到今,一流的杰作几乎无不出自作者的匠心独运,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锺书)。

“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身为历史学家,在探究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同时,陈先生的另一只眼睛始终紧盯着现实世界的风雨变幻,关注着新旧博弈的未来走向。《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浮现着一个仁者的家国之忧和天下之责。先生的理想是“以史经世”,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史论就是政论,这种以史学为底蕴的政治见解,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是邀名干禄的治安策,而是催人猛醒的解蒙药,影响所及何止一代学子,“作者把思想变成语言,读者把语言变为思想”。从而在新陈代谢的潮去潮来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

《浮想录》,寥寥数语,薄薄一册,但它何止是十年心事的随想随录,分明是一生治史的心得总汇。它称不上鸿篇巨制,也没有唬人的框架体系,但字字句句都让人感受到思想的穿透力。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几回读罢,掩卷难眠。

“人物隔代,思想长流。”先生所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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