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经费合理增长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费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经费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检察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支出。它是维持国家政权存在，保证各级国家管理机构正常运转必需的费用，是纳税人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行政经费的合理安排，对于建立完善卓有效率的政权机关和其他各类管理机关具有重要作用。行政经费随国家管理机构职能的扩张而不断增长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财政规律，如果必要的行政经费供给不足，就会严重影响国家管理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甚至导致其服务效能下降。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看到，行政费开支毕竟不会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在财政收入总量和其他非生产性支出一定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支出与直接生产性支出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财政支出中增长最快的就是行政费，其总量增长水平不仅超过了财政支出的增长水平，而且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水平。1978—1994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长4.2倍，比同期财政收入增长高出30%， 而行政费支出增长13.8倍；1978年行政费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4.4%，计49亿元， 而1994年则上升至12.5%，计726亿元。 国家财政明显地感觉到了行政费高速增长对整个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压力。当然，从需求角度看，行政经费供给具有持续“短缺”的特征，但行政经费的增长幅度又不能仅仅取决于需求，它要受到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财力的制约。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当正视这一现实。因此，对行政费开支必须进行适度控制，各级党政机关应率先垂范，带头过紧日子，把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投资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以及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也是目前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克服财政困难，减轻财政赤字压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一项重要内容。
行政费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是完全合理的，问题的要害不是行政费该不该增长，而是如何增长，如何管理，如何把行政费的增长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我们认为，对行政费支出既要控制，又要保证，二者不可偏废。关键是如何把握好行政费支出控制的“度”，寻求控制和保证二者关系的最佳结合点，确定行政费支出的合理数量和增长幅度。
怎样把握控制的力度？怎样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对行政费支出进行有效控制？我们认为可供操作的现实办法是建立行政经费的合理增长机制，在法律法规的监督下实施。我国行政费支出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都与没有建立行政费的正常增长机制有关。行政费增长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才比较合理？财政部门怎样管理才能体现政府意志、公民意愿且高效公正？这个问题现在定性研究较为丰富，但定性的东西操作起来往往失之于精确。因此，当前应通过清理“七五”“八五”以至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行政费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变动情况，测定经济增长水平、财政收支水平、政府职能和机构设置、人员数量变化、政策性增长因素、物价因素、法制建设、财务管理水平等对行政费支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求行政费支出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建立相应的数量模型，构造行政费合理增长机制。这样，财政部门、国家管理机关和领导者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以数量模型所确定的量化标准来安排支出，大大增加了行政费开支的透明度，财政部门可以依此衡量国家管理机关的经费使用情况，国家管理机关也可依此要求财政部门保证供给和衡量自身的管理情况。
构造行政经费合理增长机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有模型的建立，又有相关体制特别是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完善配套，而这些相关体制涉及范围宽、研究难度大。因此，我们只研究如何构造行政费增长预测模型，为建立完整意义上的行政经费合理增长机制提供支持。
二、决定和影响行政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界定行政费合理总量及其合理增长范围，首先必须找出决定和影响行政费支出的主要因素，然后才能通过因素分析来了解各社会经济指标和非经济因素与行政费之间的联系和制约关系，进而确定建立回归模型的主要因素，以此预测行政费的增量及其合理区间。
行政费支出的多少，增长快慢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一般而言，决定和影响行政经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有：
1.经济增长水平。 经济增长水平对行政费支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经济愈发展，社会财富总量越大，国民收入越多， 可供财政分配的对象也就越多。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为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可能（但这并不排斥财政收入在若干年份不能随经济增长同比例增长，甚至个别年份还会出现逆向回落的情况。这就涉及到分配制度的选择和改革）。在一定的分配格局之下，经济的增长，一般会引起财政收入总量趋于增长；而财政收入的增加，则为包括行政经费支出在内的财政支出的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2）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 公共消费水平或公共支出（包含行政经费）的相对比例会有所提高。就内在原因而言，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以不变的税率所征得的税收也会增加，于是公共支出与GNP成线性关系；就外在原因而言， 公共支出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甚至超过GNP增长，既与市场失灵和外部效应有关， 也是政府经济职能扩张，积极采取各种干预措施，直接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不言而喻，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正在扩张的市场与市场中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这就对“游戏规则”产生了新的需求。如此，健全司法与行政制度，相应地增加国家管理机关的经费开支就成为必不可少。外部效应也同样激励政府增大开支，致力于公共部门的建设。
（3）一国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着物价不同程度的上涨， 而物价上涨则会直接推动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增加。从1981—1994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化与次年通货膨胀的变化呈十分密切的同向运动。如1984—1988年，经济持续增长导致1985—1989年物价持续高涨；1989—1991年经济持续低增长，则导致1990—1992年物价涨势平缓；而1992—1994年经济持续高涨，又导致了1993—1995年物价的持续高涨。
2.财政收支水平。财政收支水平对行政经费增长有着重要影响。 行政管理费支出是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再分配而形成的，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是制约行政费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国家财政收入愈多，行政费支出规模也就有可能愈大。行政费增长率通常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相一致，但由于“吃饭”支出的刚性特征，某些年份，会出现行政费增长幅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现象。再从财政支出状况看，行政费增长既是财政支出增长的动因，而财政支出范围的扩张又反过来影响行政费的增长，这种相互推进的螺旋盘升效应是行政费增长机制的一大特点。根据我们的计算，财政总支出每增长1%，行政费支出就要增长1.2%。
3.政府职能和机构设置。 行政经费是保证国家管理机关正常行使其职能所必需的费用。政府职能范围和管理机构数目直接决定了行政费支出的多少。依照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政府职能必须适时进行转换。部分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部门和社会管理机构要精简、合并，甚至撤销，以降低行政费增长的基础。中外历史经验证明，行政经费的超常增长，与国家管理机构的膨胀具有密切关系。控制行政费增长也确实应当从源头着手，全面清理现有机构，对那些不应该由财政供给经费或应当自身创收的机构，要逐步把它们推向市场。当然，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机构的精简或其职能的改变甚至人员的减少并不一定等于财政供给经费的减少。事实上，行政机构多少是由机构的事权和职责所决定的，小政府也可能花大钱，关键是看它承担了什么任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政府职能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变的过程。伴随经济迅猛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诸如资源环境保护、国土规划、技术监督、信息管理等，都给政府职能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导致新的管理机构诞生。这反映在财政支出方面，或者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或者成为一股潜在的压力，必然促使行政经费支出达到新的高点。而政府履行其职能手段的现代化则构成了今后一个时期行政费增长的现实内容。比如，随着机关办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传真机、打印机、移动通讯手段、微机联网、先进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相关的设备购置费、维修费和材料消耗费用也将逐步增加。
4.人员数量的变化。 人员数量变化是影响行政经费增减的直接因素。国家管理机构膨胀、编制扩张、人员配置增加，行政经费中的“人头费”开支部分势必“水涨船高”。反之，行政费就会减少；而且，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人员经费的增长，是行政费中的刚性支出，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压缩。例如，“八五”期间，四川省乃至全国行政费支出大幅度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致。
人员数量变化包括在职人员变化和离退休人员变化两个方面。目前，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离退休人员经费已从行政费中划出，列入社会保障支出，这不仅会直接降低行政费支出总量，也缓和了“九五”时期行政费支出增长的压力。今后，控制人员经费增长的“重点”就是控制在职人员数量变化，要实现行政费正常增长，首先就是要扼制在职人员数量的超常增长。
5.政策性增长因素。 国家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中央出台的调资政策、地方出台的各种补贴政策等），工作人员正常升级以及工作人员职务变动等，使工资、补贴和各项福利开支明显增加，也可导致行政经费过快增长。常见的增支因素有全面推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增发职务补贴、提高交通费补贴、书报费、洗理费和津贴标准，实施住房、医疗制度等改革相应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养老金、统筹基金等。这些政策性增支因素对行政费支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6.物价因素。一般而言， 行政管理费支出与一定时期的物价水平呈正比例关系，物价水平越高，行政费支出就会越多。物价上涨不仅会带动人员经费中物价补贴开支的增大，它的影响更主要地体现在公用经费部分。近些年来，由于物价普遍上涨和某些收费标准提高，导致行政机关公务活动必须开支的办公费、差旅费、水电费、邮电费、会议费、取暖费以及房修费等大幅度增加。根据我们计算，物价每上升1%， 行政费支出就会增加1.03%。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改善，价格体系的理顺，供需矛盾趋于缓和，物价上涨幅度将会降低。按照国家“九五”规划提出的目标，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8%左右，物价水平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由此可以预测， 物价上涨因素对行政费增支的压力会有所减缓。
7.法制建设。法制建设不是影响行政经费增长的直接因素， 从量化分析来看，二者之间的数量相关程度十分微弱。不过，在实际的行政财务管理工作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和执法情况，却又是制约行政费管理制度实施的一个显性因子。比如，目前行政费支出膨胀，控制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预算的约束力不强，随意性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从完善法制入手。针对目前行政单位存在的预算约束软化、管理松驰、措施不力等现象，应加强执法力度，严格执行《预算法》和各项有关规章制度，强化预算约束力，并对预算外资金实施有效的综合管理。
8.行政财务管理水平。行政财务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因此， 加强行政财务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就能节约费用开支，少花钱多办事，使行政费支出保持适度；反之，则需要增加开支，造成行政费支出的膨胀。就我省情况来看，1995年开始，省对地市州、地市州对县区，县区对乡镇的行政费支出全面推行“全额考核，下管一级”，并采取了“支出与财务挂钩，动态考核，自行调节，节奖超罚”的考核办法。实践证明，这对控制行政费支出过快增长的效果是极其显著的。
三、行政费支出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一）建立回归模型的基本程序
（1）对行政费支出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2）根据“七五”、“八五”时期数据计算出各因素与行政费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根据相关原则来判断各因素与行政费支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从中筛选出与行政费支出高度相关的因素。（3）确定回归模型的类型， 建立回归模型。（4）计算回归参数的估计值，并进行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 （5）将各因素的预测值代入回归模型，推算出行政费支出的预测值。
（二）模型中诸因素的取舍
1.经济增长水平。由于经济增长水平（这里用GDP表示）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及其发展速度决定着财政收支状况，进而直接影响行政费支出。“七五”、“八五”时期四川省行政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78，为高度相关。“七五”、“八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 行政费支出增加0.68%。因此，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行政费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参与模型的建立。
2.财政收支。财政支出应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 四川省财政收入“七五”、“八五”期间年均递增10.6%，财政支出年均递增14.69%，且财政收入年度间极不平衡， 因而在数量关系上反映出财政收入与行政费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726； 而财政支出与行政费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69，为高度相关。 故在财政总量指标上我们选择财政支出作为行政费支出的影响因素之一参与模型的建立。
3.机构设置因素。 机构设置的变化除了体现在人员的增减变化上外，新机构的开办费、正常运转费和原机构增加新的工作任务一次性投入的费用等对行政费都有影响，如原属事业编制的基层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陆续转为行政编制，对行政费支出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这一影响存在着量化的困难，故在建立模型时暂不予以考虑。
4.行政人员在职职工人数的变化。“七五”至“八五”时期， 行政人员全省从26.2万增加到30.7万，加之人均支出有所增长，因而在职人员数量的变化对行政费支出有所影响。由于在职人员数量控制较严，增长较缓，增幅大大低于同一时期行政费增长幅度，因此两者相关系数较小，仅为0.767，但仍大于0.7的入围条件，暂且作为因素之一，参与模型的建立。
5.政策性增支因素。 “八五”时期中央和地方出台增加职工工资和各项补贴政策14项，使我省财政用于支付给在职人员个人部分数额由期初的6.66亿增到期末的16.22亿，净增9.56亿，年均递增19.5%， 对行政费支出影响较大。由于政策性增支影响本身不成线性趋势，跳跃性较大，故不宜作为回归模型的因素参与模型建立。但可以作为完善模型作用的重要补充，在实际测算中加以利用。
6.物价水平的变动。如前所述， 物价上涨对行政费开支的影响较大，无论是个人部分，还是公用部分，都有体现。“七五”、“八五”期间行政费与物价指数的相关系数是0.966，为高度相关， 物价每上升1%，行政费支出就会增加1.03%。 因而物价指数是影响行政费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参与模型的建立。
7.法制建设因素。由于该因素无法进行量化， 因而不参与模型的建立。但在根据模型制定定额的预算管理中，应充分考虑有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对行政费支出产生的影响。
8.行政财务管理水平。如前所述，加强财务管理，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对行政费支出的控制有着积极作用。由于这一因素在模型建立中也存在不能被量化的技术性困难，因而不参与模型的建立，但在根据模型制定定额的预算管理中，应把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作为控制行政费支出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加以运用。
（三）相关系数的计算
根据因素分析，我们将用可量化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物价指数及在职人数的“七五”、“八五”数据计算出它们与行政费支出的相关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r为相关系数，x为所选因素值，y为行政费支出值，n为x、y的所选数量，这里代表年份数。
计算结果为：行政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物价指数及在职人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8、0.969、0.966、0.767。根据相关原则，行政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物价指数及在职人数为高度相关，因此以上因素可作为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基本因素。
（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根据因素分析，可看出行政费支出与4因素呈线性关系， 各年的行政费支出的计算公式为：
y＝a+bx[,1]+cx[,2]+dx[,3]+ex[,4]+ε
式中y为行政费支出，a为待定常数，b、c、d、e为特定的回归系数，X[,1]、X[,2]、X[,3]、X[,4]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物价指数及在职人数，ε为行政费支出误差值。
假定ε[2]为最小，那么所得标准方程为：
┌an+bΣx[,1]+cΣx[,2]+dΣx[,3]+eΣx[,4]=Σy
│aΣx[,1]+bΣx[,1][2]+cΣx[,1][,2]+dΣ[,1][,3]+eΣ[,1][,4]=Σ
│yx[,1]
│aΣx[,2]+bΣx[,1]x[,2]+cΣx[,2][2]+dΣx[,2]x[3]+eΣx[,2][,4]
│=Σyx[,2]
│aΣx[,3]+bΣx[,1]x[,3]+cΣx[,2][,3]+dΣx[,3]x[2]+eΣx[,3][,4]
│=Σyx[,3]
│aΣx[,4]+bΣx[,1]x[,4]+cΣx[,2][,4]+dΣx[,3]x[,4]+eΣx[,4][2]
│=Σyx[,4]
将各因素数据代入标准方程即可求得回归系数值：
a＝－18.3346 b＝1.9429 c＝－6.194
d＝－9.3225 e＝1.1358
以上回归系数中c、d为负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所选各因素之间也存在高度相关。数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将相关系数较小的因素剔出。另外，从“七五”、“八五”时期年度间的平均递增速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最快达20.8%，也是影响回归系数c、d为负数的重要因素。为避免交叉影响，我们必须对所选因素进行重新选择和整理：（1）将国内生产总值扣除当年物价指数影响；（2）将行政费支出从财政支出中扣除得到非行政费支出；（3）剔出在职人数因素， 列如表下：
扣除物价
财政支出中
影响后的
行政费支出国内生产总值 非行政费支出
(亿元)(百亿) (百亿) 物价指数
y x[,1] x[,2] x[,3]
1986
10.4843
6.5462 0.7726
1
1987
10.6848
7.1097 0.99281.0506
1988
10.7440
7.1460 1.15801.2911
1989
12.0954
6.5465 1.15091.5209
1990
14.6687
7.6843 1.28041.5437
1991
16.8472
8.5898 1.46021.6100
1992
21.0642
9.1889 1.38791.7679
1993
26.6963
10.14511.82912.0665
1994
35.6298
10.50992.01762.6431
1995
36.0198
11.23692.41703.1450
通过表列资料重新计算出行政费支出与扣除物价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中非行政费支出及物价指数相关系数分别为：0.9647、0.9569、0.9650，仍呈高度相关，并重新建立回归方程：
┌an+bΣx[,1]+cΣx[,2]+dΣx[,3]=Σy
│aΣx[,1]+bΣx[,1][2]+cΣx[,1][,2]+dΣ[,1][,3]=Σyx[,1]
│aΣx[,2]+bΣx[,1]x[,2]+cΣx[,2][2]+dΣx[,2]x[3]=Σyx[,2]
└aΣx[,3]+bΣx[,1]x[,3]+cΣx[,2][,3]+dΣx[,3]x[2]=Σyx[,3]
解此方程，求得回归系数为：
a＝－21.3347 b＝4.1639 c＝－13.328 d=14.082
将以上回归系数代入回归方程式得：
y＝－21.3347+4.1639x[,1]－14.328x[,2]+14.082x[,3]
（五）回归模型的检验
将“七五”、“八五”所选因素数据代入该方程，求得行政费支出在“七五”、“八五”时期的预测值，见下表：
年份行政费支出预测值 绝对误差相对误差
原值(亿)
(亿)
(亿)(%)
198610.4843
9.7087
0.77567.4
198710.6848
9.8322
0.85267.89
198810.7440 11.1683 -0.42433.95
198912.0954
12.003
0.09240.76
199014.6687 15.3355 -0.66684.55
199116.8472 17.6432 -0.796 4.73
199221.0642 23.325
-2.2608
10.73
199326.6963 25.6311
1.06523.99
199435.6298 32.7575
2.87238.06
199536.0198 37.5292 -1.50944.19
可以看出，行政费支出预测值与原值之间的相对误差除一年超过10%外，其余年份均在10%以下，其中，一半以上的年份在5%以下， 可以判断该回归方程是可信的。
该方程式还可用费歇尔准则（F检验）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根据费歇尔准则公式求得：
F[,0]＝91.819
查表得F[,α]＝0.05（3,6）＝8.89
根据费歇尔准则，F[,0]＞F[,α]，回归方程总体检验效果显著。
四、运用行政经费合理增长预测模型的几点说明
1. 控制行政费支出过快增长一直是行政财务管理工作的中心内容。在我国现实财政运行中，行政费支出水平不断上升的成因与机理甚为复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行政费支出的管理，仅仅依靠财政部门压缩预算数字是不够科学的，解决行政费增长面临的矛盾必须从体制创新和机制再造方面找出路。行政费支出管理工作的方向应该是在满足国家管理机关必不可少的经费开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节减，逐步建立起行政费支出的合理增长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我们在对影响行政费支出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建立了行政费支出的数量经济模型，并进行了技术验证。从单纯地压缩行政费，到控制行政费过快增长，再到构造行政费合理增长预测模型，这是行政费管理渐进完善的过程。本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界定行政费支出的规模及其合理增长区间，我们认为，这个模型是可靠的，并希望其对实现严格的总量控制，提高行政财务管理水平产生积极作用。
2.通过因素分析， 并对各因素与行政费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和整理，我们最终选择了与行政费支出呈高度相关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中非行政费支出以及物价指数等因素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四川省行政费支出的方程式；根据各相关因素在“七五”、“八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计算出“九五”时期GDP、 财政支出及物价指数的预测值，再将这些预测值代入回归方程式，从而得到“九五”时期各年份行政费支出的预测值，见下表：
单位：亿元
年份 1996
1997
19981999
2000
20001
行政费支出 42.088 47.054 52.467 58.386 64.854 71.970
以上数据是四川省“九五”时期行政费支出管理的总量指标，它既应该成为我省财政部门统筹进行预算安排的依据，也应该成为行政经费使用单位考核预算执行的标准。
3.构造行政费合理增长预测模型涉及非常复杂的经济数理过程，在这方面我们力所能及地做出了初步探讨。
（1）由上述方程式可知，行政费增长额的确定主要依据了GDP、物价指数以及财政支出中非行政费支出部分。GDP 是决定行政费增长的重要因素，行政费支出规模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行政经费年增长率在高于或至少等于物价年上涨率时，行政费控制工作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财政支出中非行政费支出部分与行政费增长之间具有内在联动机制。要控制行政费过快增长，还要注意抑制财政总支出中非行政费支出部分的盲目膨胀，减轻支出项目之间“攀升”效应的负面影响。
由于无法将所有考虑到的影响行政费支出的因素都一一量化而参与模型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用模型所推算出的各年度行政费支出预测值的真实性。因此，在利用模型制定每个预算年度行政费支出的定额时，应综合考虑未能被量化的其他因素如机构设置、法制建设及财务管理水平等的实际变化情况，和它们对行政费支出可能造成的影响，再对预测值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修正后的数据作为预算年度内行政费支出的实际预测值。
（2）此数量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它建立的基础是函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度，可影响行政费增长的诸因素与行政费支出之间并非都呈线性关系，比如，政策性增支虽是制约行政费支出的显性因子，但其变化却不呈线性趋势，跳跃性较大。这一技术上的限制，就使得数量模型较为粗糙。另外，行政费的实际控制数和模型的预测值一般是不能同步的，因此计算中只能顺序交叉使用，即计算下一年行政费增长率时由于通常只好利用上一年的经济指标，而使得下一年行政费的实际需求数与模型预测数之间出现一定差异。因此，为便于模型的操作，我们建议将当年行政费目标控制值分解成基础部分和增量部分（另外可视管理工作需要附乘一个奖励系数）。基础部分参考上年实际执行数确定；增量部分则可结合模型预测值，以及各因素变化情况（特别是临时性、政策性增支）和具体单位的实际需要，灵活地加以控制。
（3）行政经费供给调控机制的运行目标， 是要通过对经费供给的调控来促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对平衡，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就一个时点而言，行政经费供给是经费需求的函数，行政经费的需求则是社会经济变量的函数。虽然由数量模型所得到的预测值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但行政费增长的总量指标，应该处于一定的数量区域之内。行政经费的特点决定了行政费增长的控制目标，就是要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水准落入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从操作上来看，这一区间下限的确定可以借助以下两种方法：其一是利用β系数确定。β系数可用于确定某种经费的增长变化规律，某经费β的值就是年度增长率相对于财政总支出增长率的平均变化率。为简化起见，我们也可以近似地用“七五”、“八五”时期财政总支出的平均变化率来替代。其二是参照年度行政经费的最低需求量来确定。对于区间上限的确定，可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年度行政经费预算的批准数；二是行政经费的支出范围、项目和结构状况；三是与使用经费机构性质和职能有关的需求限制。
（4）从规范的意义上讲， 行政经费供给的形成和变动必须由一个统一的主体来控制，但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财政部门又不可能完全左右行政经费供给的形成和变动。这就要求我们应对当前财政部门的调控能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现行体制背景下，由于诸多关系尚待理顺，行政经费供给有时甚至只好被动地调整到适应需求的程度，从而使行政经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财政部门实际调控能力之外。
撇开行政费增长速度变化、政策时滞以及技术性限制因素等不谈，行政经费供给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可以简化地从国家管理机关充分履行职能的需要和当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可能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在既定体制背景下，受一系列体制因素的制约，无论是从国家管理机关充分履行其职能的需要，还是从经济活动提供的可能来分析，行政费增长控制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都相去甚远。鉴于此，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在宏观决策上，不应把治理行政费支出膨胀的药方全部开在经费增长的数量控制上。如果置造成行政费支出膨胀的深层制度成因于不顾，简单地一味控制行政费增长的数量，不但控制过程本身难以持续，不能坚持到底，而且还会陷入膨胀→紧缩→再膨胀→再紧缩……这样一种不断交替的恶性循环怪圈，以至于难以实现初衷。
为了与行政经费合理增长的目标模式相适应，在实际运用本模型的时候，我们建议，除运用数量模型进行科学预测，对行政费总量控制提供依据之外，还必须相应提高行政费供给调控机制的有效性和灵敏度，建立一个能够决定行政经费供给的运作机制。从这一要求出发，要加大行政财务主管部门的权威，明确界定它们的职责权限，赋予它们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增强它们工作的主动性；其次，要切实加大对行政费管理的执法力度，严格贯彻落实《预算法》，结合即将出台的《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法规制度，建立行政经费预算执行的调节体系；再次，要注意有关配套措施、辅助办法的实施，并建立跟踪反馈和审计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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