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反贫困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困论文,时期论文,战略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正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消除贫困一方面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转型国家贫困问题的新特点。虽然贫困人口在中国城乡居民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人口数量仍然比较大。在解决原有贫困的同时，又会出现新的贫困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并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战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实施反贫困战略
反贫困战略涉及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各个领域，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反贫困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由此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较多地集中分布在我国中西部的山区、荒漠区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转型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反贫困难度大，成本高。
第二，在市场化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贫富悬殊问题突出。一些刚刚脱贫但接近贫困线的人很容易因通货膨胀等因素重新返贫。
第三，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部分职工因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而失去工作岗位。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和完善的情况下，这部分职工往往会成为新的城镇贫困人口。如何在经济转型时期有效地解决城镇扶贫问题，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反贫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市场经济给消除贫困带来的利与弊，并采取有效措施兴利除弊；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有效地反贫困，正确地协调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反贫困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才有可能逐步消除贫困。虽然经济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发展，不能自动地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但是，经济转型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解决包括贫困在内的一切问题的基础。我们应当加快在经济转型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反贫困战略。
二、在协调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中反贫困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各地区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经济社会现象。但是，经济增长的严重不平衡又是生产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容忽视经济转型时期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快促进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这包括如何优先在西部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及相应的投资；如何将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西部转移；如何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西部地区；如何鼓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投资。
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平衡发展仍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主要矛盾。尽管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发展，但共同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历史和现实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必须面对而短期内又难以完全改变的事实。由于中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不承认差别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区域间的发展。中国十几年经济的发展一直本着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尽可能地加速发展经济，能快的地区则快的原则，承认和容忍一定程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同时又力求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控制在既能激励整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能保持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水平。因此，有差别地推进区域经济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实选择。
缩小地区差距，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大局。可以说，没有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中西部经济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加快完成全面消除贫困的历史使命。
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进而消除中西部较为集中的贫困现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基本消灭地区差距用了50年，德国、日本用了20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由不平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过渡，由此缩小地区差距，需要作长期的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如何在区域发展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即一方面如何在不以限制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如何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和制定适当的区域产业政策，引导各地区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协作和联合发展，进而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建立在区位优势和市场竞争的基础上，以形成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格局，同时强化落后地区的自身发展机制，以逐步消灭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反贫困战略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三、在加快缩小城市与农村差距中反贫困
在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农业，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农村。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富裕程度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中国转型时期的反贫困战略是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的贫困问题未彻底解决，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强的相关性。过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此，必定要在低收入水平下维持高积累。为了高积累，不能不人为压低工资和其它工业成本的水平。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关键，就是压低作为食品和大部分轻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价格。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农产品的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石。当农村改革超越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阶段，向市场化挺进，原有体制连同其宏观平衡的机制就从根基上被动摇。但是，国有经济为主的城市，在改革某些方面落后于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工商业，根本不可能顺顺当当地消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因此，应当积极寻求在城乡改革不同步的现实约束下，把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时时处处放在优先地位。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某些特定的形势下，甚至不得不牺牲一些农民的利益，减缓一点农村改革的步伐，才能换来宏观经济的短期平衡。农民利益与宏观稳定之间，在长期中的一致性和短期内的某种冲突性，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一系列两难决策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才能大大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的进程。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协调城乡利益，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和农村加快富裕起来。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固然需要农业为工业作贡献，但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不能长期置农民和农村的利益于不顾。在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应让农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宽松的发展环境。应当看到，中国农村20%低收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其中刚刚脱贫但仍接近贫困线的人数还较多，在物价上涨及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重新跌入贫困。从过去的经验看，平均返贫率在10—20%。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实施有效的反贫困战略，首要任务是协调城乡关系，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在这方面，迫切的课题是：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防止农业的萎缩，并且能够不断创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环境；如何正确调整工农业发展关系，在现阶段要做到工农业等价交换，并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从而，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四、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反贫困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以往在贫困基础上均等化的分配格局已被打破，人们的社会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例如，在行业之间，全国15个大行业，1978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的电、气、水供应行业与最低的社会服务业之间绝对量相差458元，到1994年， 最高的金融保险业与最低的农林牧副渔业之间绝对量相差4109元（均为当年价）。在阶层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大超出一般收入水平的高收入阶层，到1994年，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约有一万户。与此同时，全国农村7000 万贫困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不到500元。
改革前，中国处在贫困和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下，分配矛盾似乎并不突出。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和评价的普遍性会表现得相当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在于通过分配来刺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以达到生产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调节。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利益分化比较快，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某些方面甚至还相当严重。如何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减少贫困和防止新的贫困的大量出现，成为经济转型时期实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任务。
首先，如何强化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特别要依靠财税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保证其不偏离适度差别的区间。在税收上可以通过普遍的所得税制度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从财政上政府可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把从富人那里征收的财富转付给低收入阶层，缩小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其次，如何保持适度收入差别。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适度差别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们对收入分配差别的承受力也不同。我国底子薄、人口多，收入差别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占人口总数40%左右的低收入家庭的承受力。因此，适度差别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致力于形成对最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发展权利的保障制度。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国家收入再分配中增量调整是极其有限的。要设法对最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提供直接的政府援助，提高人们生产致富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给物进行救济。
第三，如何完善社会保障。抓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一种再分配手段，它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第四，如何在分配中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要保护穷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发展权利，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富人的收入。但是，保护穷人不要变成保护懒汉，调节和对富人收入再分配不要抑制其创业和继续努力开拓的动力和积极性，从而使效率和公平兼顾最终有利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五、在扩大就业中反贫困
失业与贫困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如何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已成为反贫困的一项新任务。中国政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使我国近几年的城镇失业率始终保持在3 %以下。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的增长尚不能满足大量增长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存在，就业的地区不平衡性和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很尖锐。今后几年，我国劳动就业将面临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城镇新增劳动力数量不减，每年需就业的劳动力将达1000万人；二是1.2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寻找新的就业门路；三是国有企业1000多万富余职工分流安置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在扩大就业、消除贫困方面面临一系列复杂的矛盾：
首先，经济发展速度与扩大就业的矛盾。面对十分巨大的社会劳动力资源供给，为了缓和社会就业压力，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不得不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太快，就会由此带来某些经济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的社会就业压力实际上已经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基建投资规模形成了倒逼机制。因此，必须认真研究经济转型时期在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如何促进和扩大就业。
其次，加速市场化与就业的矛盾。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将进一步释放隐性过剩劳动力和亏损企业的职工，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之一。要搞活国有企业，必须痛下决心，对一部分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产品没有市场的企业进行破产，对一部分效益低下的企业实行“改、转、租、卖”。这些改革必然要释放出大量的隐性过剩劳动力。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部分失业人口必然面临贫困问题。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迫切课题是需要研究国有企业如何培植新的生长点或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把发展第三产业和多种经济成份作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措施。
再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有限的就业岗位的矛盾。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尤其是“民工潮”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城市失业率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1 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相当一部分以无序的形态流入城市，并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岗位上展开竞争，竞争的失败者形成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因此，中国转型时期如何转移消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消除贫困的又一难题。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转移和有效地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民就业转移是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交织在一起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不但是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镇，而且也是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这对我国地区间收入均衡会产生什么影响，也需要很好地研究。
（此文是作者在2月6日于海口召开的“亚太区域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政策高级论坛”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