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研究的对象、方法、价值与进展--关于教育经济研究的书面论述_教育论文

教育经济研究的对象、方法、价值与进展--关于教育经济研究的书面论述_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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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经济·教育经济学

       顾明远

      教育离不开经济,人类社会开始经济活动时,就有教育。但是作为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学科却是很晚才出现。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就有人研究过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直到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后,教育经济学才进入了学术界的领域,至今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教育经济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过去教育学虽然总要讲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讲到教育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要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并反过来为政治经济服务,但并没有专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剖它们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学,不只是教育学。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剖析教育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认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舒尔茨就是从这个视角提出教育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认为,经济的增长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外,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不只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投资。国家发展需要教育,教育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个人发展也需要教育,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可以使子女将来就业于更优越的职业,取得经济上的回报。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世界教育大发展的年代,大家都对教育充满了期望。

      但是教育经济学不只是研究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要研究经济对教育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会影响教育的投入,从而影响教育的发展。以我国为例,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以教育投入长期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我国1993年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2000年应占国民生总值4%的目标,但直到2012年才得以实现。随着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教育也有了惊人的发展:义务教育得以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从教育投入来说,不只是政府的投入,还有社会的投入、民间的投入、家庭的投入。我国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现过教育产品性质的争论:教育是公共产品,是准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这就涉及教育投入的主体和受益问题。教育投入的重点在哪里?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教育投入的效果,也即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是教育经济学关心的问题。

      当然,投入和产出并非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教育除了具备经济价值外,同时还承载着社会公平、文化传承、知识创造、促进可持续发展等众多的社会和文化功能。首先,教育是人的发展的权利,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因此,教育作为国家的事业,人民的福祉,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收益来衡量。去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提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众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是在多样化世界中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强调“教育是机会平等链条上的第一环,不应将教育完全出让给市场。”

      其次,教育还承载着文化传承和知识创造的功能。虽然文化的传承并不完全依靠教育,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确是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教育根据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需求,对已有的中外文化产品进行选择加工,通过特定的学校制度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向下一代传递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就是一个生物人转化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同时,教育在选择和加工既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知识体系和文明资源,培养大批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功能,如何用经济学的逻辑来深入剖析教育的文化传承与知识生产系统,这也许会是教育经济学将来面临的新问题。

      最后,教育还是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发展的宗旨就是确保增长,特别是经济增长,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人类所希望的福祉,反而带来了日益恶劣的环境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在教育系统内部,类似的发展观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事业,如一些地方政府、学校和家长片面追求升学率,破坏了孩子自身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不顾孩子终身可持续的发展,造成了如今的“教育污染”,如若不及时治理,未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未来教育发展的一大关键词。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17项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4项目标是教育目标,即“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并指出这是其他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非常认同《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的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发展观,即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为基础,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这个概念超越了个人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为教育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将面临更多更新、更复杂的问题。无论是讨论宏观层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还是分析微观层面教育系统内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问题,教育经济学可能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同时也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对教育经济学是外行,外行人说些外行话是必然的。

       关于我国教育经济研究及其功能的三个视角

      深入思考当前我国教育经济研究及其功能,尤其是教育资源筹措与配置研究在国家教育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必须明确国家(地方)教育决策层是核心用户的理念,由此可从研究导向选择、服务宏观决策、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等三个视角出发,作一初步分析。

      第一,教育经济研究的导向选择。教育经济学早期聚焦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以此为主线反推教育需求、供给、融资、效率等,尝试用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来研究教育相关经济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作为母体的经济学疆界在不断扩展,逐渐“入侵”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以至于在某些方面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由此牵引教育经济学在教育交叉学科中成为显学,覆盖了许多教育领域研究。当然,在不同制度体系的国家或地区,教育经济研究成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

      与研究导向选择相关的一例,就是教育政策研究(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可分为“教育的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和“教育政策的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两类,前者主要是“问题导向研究”,重点是选择教育领域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依托政策理论和工具,分析背景条件和主要成因,给出备选解决方案,成果既可为决策层提供参考,也可为社会增进共识提供帮助,这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力量和成果的比例较大;后者则主要是“过程导向研究”,重点是针对现行决策机制流程、既有资源配置方式、既定政策实施状况,进行跟踪分析或研判评价,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和成果的比例较小。

      教育经济研究与教育政策研究相比,共同点是都致力于资源配置,不同点是资源类型。教育经济研究的多是可计量的、常以货币方式显示的资源,而教育政策研究的多是价值取向、常以制度规则方式呈现的资源。因此,教育经济研究的导向选择,倒不一定切分为“教育问题的经济研究”和“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完全可在特有疆域内探索多样化的定位。总体上看,教育经济研究的意义,包括在国家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将更多体现在对国家(地方)教育决策的影响力及其实效上,也就是要在精准锁定决策层核心用户、提供有质量的研究成果上下大工夫,适度兼顾“问题导向”和“过程导向”的研究。

      第二,教育经济研究与服务宏观决策。教育经济研究大可作为的一个重点是服务宏观决策,有必要高度重视研究基点与国情问题的适应性,相应地,也要更加关注教育服务的需求类型分化和供给方式创新。综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公共教育政策,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政治过程,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法治化已达到相对成熟的水平,但也常因执政党交替导致政策不连续。而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在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并取得成效,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因外来专家的价值偏好导致西方模式水土不服。所以,值得参考借鉴的国外教育经济研究,大都经历了本土化考验。对我国来说,无论来自国外还是本土的教育经济研究,要服务于宏观决策,关键在于解决好研究基点适应国情实际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人口大国总体上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与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发展理论和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分不开,教育经济研究领域曾形成了有效影响宏观决策的成果,今后必将寻求更多贡献点。

      至于教育服务的需求类型分化和供给方式创新,有可能成为教育经济研究开拓创新需要重点参考的维度。从一般服务供需关系看,世界银行的“公共服务、非公共服务”两分法和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非公共服务”三分法,应当对教育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域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教育经济研究在双向校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方面积淀了很好基础,今后在理顺政府、学校、社会(市场)之间关系及创新体制机制方面也应产出更多成果。全球范围的教育服务,以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WTO-GATS)为契机形成广泛共识,我国既签订了包含教育在内的WTO服务贸易减让表,多年来又对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服务领域作出了滚动部署。相应地,亿万国民对教育及学习的需求日益分化,需要重新分类和精准定位;增加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创新公共教育服务提供方式,需要依法确认政府权责并优化制度设计;提高公共教育服务质量、打造多样化教育服务新业态,需要统筹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本,创新资源筹措机制与配置方式,这些都期待教育经济研究能够提供学理及实证的支持。

      第三,教育经济研究与参与新型智库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经济研究对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与决策需求相比,研究力量相对分散,大量研究成果仅在学术界内交流,许多研究的核心用户似乎并不清晰,对教育决策的支持潜力远未发掘出来。当前国家加大新型智库建设力度,看重的是适应政府决策需求,这与教育经济研究锁定国家(地方)教育决策层核心用户的方向基本一致。教育经济研究若能参与新型智库建设,可望进一步增大贡献率,所提供的咨询研究服务,既要可靠有用,也要重视传播方式。

      教育经济研究提供有质量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加主动研判用户需求。许多用户需求会分为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政府决策方提出的研究咨询需求,包括短平快的和中长期的,皆是智库需要完成的规定动作重点。可靠而有用的教育经济研究,必须靠近政府用户需求,开展时效性强的调研,提供有质量的成果,同时,也需要足够的自选动作储备,即对决策及其实施的基本面、宏观走势、环境背景、战略方向,开展持续而深入的研究,除应对用户逐渐变化的需求外,还有可能挖掘用户潜在的需求。

      教育经济研究固然需要彰显乃至强化与其他交叉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人口学)等不同范式的特征,但还要注意与其他学科的协同创新。其中,在锁定核心用户、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加强与教育政策研究的协同创新。一方面,教育政策研究提升支持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可靠性,离不开教育经济研究在理论及方法上的基础性贡献,另一方面,教育经济研究成果更好转化为决策参考依据,也需要教育政策研究的提炼和融合。实践表明,营造好这对协同创新关系,对国家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于政策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传播,国际组织和许多发达国家均予高度重视。在新媒体强力覆盖传统媒体、非组织系统传播更多替代组织系统传播的新形势下,即使公共政策的科学民主程序十分完整,也需要相关信息的有效传播,以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共识度,而只有把握政策要义才能准确实施政策。鉴于教育问题从来就是一类重要公共话题,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多为社会长期广泛关注,因此,当教育经济研究成果形成后,即使没有事先约定,也要首先让依法可以进行重要决策的政府部门知晓,有些具有一定敏感性的决策咨询成果,可能不再履行公开征求意见程序。对此,教育经济研究参与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应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用户之间,将成果传播的权责和规范预先界定清楚。

      与此相关,有可能影响宏观决策过程的,大致有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公众话语、媒体话语,四类话语交织在一起,对同一政策问题各抒己见,而且,网络时代新媒体、自媒体的介入,使决策话语格局变得更加纷繁复杂。教育经济研究也需要深入熟悉不同类别话语的特征,对研究问题及成因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要善于运用不同话语方式,实现恰当的成果呈现和有效的成果传播。

       浅谈教育经济学及其逻辑结构和最新发展

       闵维方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教育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能力,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贫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多地依赖于教育。因此,在现代社会,人人都要上学受教育,这已经成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每一个家庭都要为自己的子女做出教育选择:上什么学校,受多少年教育,受什么类型的教育,参加什么样的培训等等。同样,为了传承人类文明,发展国计民生,增强综合竞争力,每一个国家都要举办教育。办多少教育,办什么类型的教育,多少小学、中学和大学,多少普通教育,多少职业教育,多少成人继续教育等等。特别是在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日益成为时代发展所必需的今天,个人和社会都常常处于各种各样的教育选择之中。

      教育经济学就是从分析个人和社会在各种资源和条件约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教育选择入手,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个人通常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资源和预期收益等选择自己认为是最适合的学校或培训机构,以及最适合的受教育年限。但是个人并不能总是随意地进行教育选择,因为个人的选择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而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个人和群体组成的。因此个人的选择常常为社会的制度化因素所制约。而社会的选择则包括如何更好地配置和使用稀缺资源,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和培训机构培养造就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的人,以及如何将作为人力资本的这种知识和能力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分配。这种社会的选择不仅涉及稀缺资源在教育过程中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还涉及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教育选择对个人和社会都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个人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和兴衰。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人和国家为教育选择而付出的时间和费用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对于个人来说,通过受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是一种可以为自己带来未来收益的人力资本;对于国家来说,发展教育的支出是对本国人力资源的开发投资。这种投资越多,形成的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就会越多。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在特定条件下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由于教育选择总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政策取向进行的,因此,如果个人或国家的教育选择失误,教育投资不当,也可能造成教育供给不足、教育结构失衡或过度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然,除了这种生产性的经济功能,教育投资还具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收益,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传承人类文明,丰富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和政治进步等。

      教育经济学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日益凸显而形成的一门生机勃勃的新兴学科,是现代教育学和经济学最新发展的结晶之一。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在经历了初期的学派林立和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之后,教育经济学逐渐形成了成熟统一的主流,并逐步形成了学科发展历史与学科内在逻辑相一致的学科结构。这一逻辑结构大体可以做如下粗略描述:

      现代教育经济学的形成是在1960年代初人们比较深刻全面地认识到了教育的巨大经济价值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对这种认识的系统化和实证检验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断深化的研究成果极大提高了人们对通过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推动着各国政府和居民个人不断增加教育投资;接下来,研究者很自然地去探究和计算这种投资对个人和社会的实际收益到底有多大,及其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这种收益同成本联系起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便同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相比较;由于教育是一项同时使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多方受益的事业,在市场经济“谁受益,谁付费”的前提下,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问题;分担了成本的各方都十分关注投入到教育领域中的资源的使用效率,于是形成了反映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关系的教育生产函数模型;由于教育产出的经济价值并不是在教育系统内部实现,而是毕业生经过劳动力市场进入工作场所后实现的,于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成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种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状况密切相关的相互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及收入水平;由于各市场主体对效率的追求,市场的自发作用常常会产生经济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经济收入的分配格局和公平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同各类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密切相关;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作为全社会代表的政府的教育财政政策应该发挥市场本身所不能发挥的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资助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社会的蓬勃兴起推动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改变了和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进而改变着教育的成本效益结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进一步强化了教育在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教育的国际化,从而影响了教育资源在全球的配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进一步发展了教育经济学。

      近几年国际上教育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表现为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与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融合,使得原有理论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例如,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强调的是通过教育获得的认知技能,而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团队精神等非认知要素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并认为这些要素是人力资本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从而大大扩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教育经济学的跨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近年来教育经济学更加注重随机实验研究。采用更加严格和前沿的计量方法进行因果推论,已经成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推动了教育经济学在实证上不断地深化和扩展,并通过实证研究成果丰富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同科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相一致,教育经济学发展中很多理论上的推进都是基于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前沿的方法、更精细的研究。另外很重要的是,近年来较之教育的需求而言,人力资本的生产成为更具主导性的研究课题。因此,教育生产函数成为更精细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包括在哪些教育阶段采取哪些教育干预措施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从而形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因此更注重研究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师固定效应、学生同伴效应和学校的组织结构等制度化因素和网络时代的信息因素在教育生产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研究教育财政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更加注重研究教育投入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等。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最新的令人鼓舞的结果。相比于传统的资源型政策干预,它们不但成本低廉,并且效果非常显著。由于行为经济学融合了心理学的理论,它可以解释很多以前教育经济学理论框架难以解释的教育现象,并且提供一些有力的政策工具。

      近年来国内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也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同国际上的学术趋势相一致,教育经济学的跨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使得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研究问题更加深入和复杂,但其研究的主流趋势仍然保持着从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出发的鲜明特色。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及其对毕业生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教育公平问题和国家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与此相关的教育经费的需求与供给,教育的生产函数、成本函数、投资效益等都成为这一阶段的教育经济学研究高度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向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增长方式的经济新常态的转变,教育在创新驱动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作用,产业升级与教育结构的相应调整等成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这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没有涉及过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将会对丰富教育经济学的内涵做出独特的贡献。

       教育经济研究的价值

       王善迈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在代际间传承人类已经积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人的自身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人类诸多活动中的教育,同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揭示教育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要以多重视野,运用多种学科进行探究。教育经济学以经济学视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教育中的经济问题,研究教育中经济活动的规律。

      人类从事教育活动同人类从事其他活动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资源。相对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言,资源是稀缺的。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探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复杂多样的需求,教育经济学的使命在于如何有效配置教育资源,从资源配置上保障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这是教育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使命。

      作为教育与经济的交叉学科,教育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学术价值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发展可以丰富和推进教育、经济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包括研究的范式、理论与方法。科学研究的使命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行为世界,逐步形成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伴随认识世界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层出不穷,学科的分化促进了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学科的交叉和综合,促进了全面系统地认识纷繁复杂变化的世界,学科之间是一种相互融合和互相推进的关系。

      教育经济学对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包括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客体,教育资源的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揭示教育中经济活动的规律,有助于人们全面系统地认识教育的本质。同时,教育资源配置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内容,资源配置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等非经济领域。因此,教育经济学研究既可促进教育、经济及相关学科发展,教育、经济及相关学科发展也必将推动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为政府、教育机构乃至家庭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发展教育是政府的职能,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载体,家庭及个人则是教育服务的客体。在教育资源稀缺和相关约束条件下面临教育的决策,教育经济学作为应用性质较强的学科,可以为政府、学校、家庭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为教育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今后应进一步且完全有能力增强对教育经济决策的支持。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决策的任务则是改造世界。无疑,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基础。学术研究中隐含着改造世界,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中,尤其在问题成因的分析中,已经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径,决策也是对认识世界的深化。作为学术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多样,同一问题,由于研究者的视野、价值取向、研究工具不同,其结果和结论存在差异。而决策面临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路径的选择,其选择不仅取决于决策的价值取向,还取决于解决问题的种种条件约束,需权衡利弊,区别轻重缓急、过程与目标,决策正是一个择优过程。尽管学术研究和决策研究存在异同,作为学术研究者,由于研究兴趣、爱好、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可作出选择,或侧重其一,也可二者有机结合。但无论何种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想,勇于创新,对研究成效十分重要。

      理论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最终受实践检验。因此从实际出发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中国的学者,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有义务有条件发现认识和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不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是一个经济改革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大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从实践出发,要求研究者与实践者密切结合,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信息支持,但并不能替代研究者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书斋式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不可取,也不可能达到研究目的。

      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和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无独立思考则无创新,无创新则无科学发展。探索真理是一个不断后浪推前浪、推陈出新的过程。继承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借鉴他国他人的经验是研究的起点,探索是研究的过程,创新是结果和目的。在教育经济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研究中,出于急功近利,简单照搬、移植、复制国外已有的研究或实践,包括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既不能正确认识和回答中国的问题,也不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上述是作者的拙见,求教于同仁。欢迎批评指正,推动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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