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言文化研究】
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及其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启示
王烈琴1，李卓阳2
(1．宝鸡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 宝鸡721013;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外语系，西安710108)
摘 要: 语种选择和语言功能是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马来西亚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东盟成员国和中国重要的邻国。梳理马来西亚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分析马来语、英语、华语及印度语在马来西亚的地位与功能，透析马来西亚语言政策中的语言意识及对待不同民族语言的态度，揭示影响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中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地位与作用的关键因素，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语言教育政策及汉语国际推广政策的制订、修改与实施提供参考或建议。语言教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与国家建设和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关键词: 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汉语国际推广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话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1月，《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愿景》签署，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愿景2025》深入对接，加强区域政治安全、经贸与人文交流是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
马来西亚属于东盟成员国，是中国重要的海上邻国，历史上曾被西方多国殖民。独立以来，马来西亚非常重视国家发展，每五年出台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即“马来西亚计划”。1991年，马来西亚提出了“2020年宏愿”，旨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发达国家，把马来西亚国语发展为世界性语言。目前是马来西亚迈入“2020年宏愿”的关键时期。中国重视与马来西亚“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马是友好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希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中国—马来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为地区发展增添新助力。
众所周知，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离不开语言辅路。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不断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英语霸权倾向加剧，土著语言或小语种濒危严重，促使人们对语言使用、语言教育及语言规划等问题不断产生新的认识与想法。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和文化资源，更是一种基本人权、人力资源和软实力。国强则语强，国弱则语弱。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把本国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纳入了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之中。
因此，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语言人才及语言政策等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兴趣［1－5］，而且已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梳理马来西亚不同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剖析马来西亚政府对待不同民族语言的态度，揭示影响马来西亚语言选择、语言地位与功能的主要因素，旨在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语言教育政策及汉语国际推广政策的制订、修改与实施提供参考或建议。语言教育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建设。
二、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
何为语言政策?语言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基于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或语言变体以及语言使用的认识、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
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结果。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规范或影响所使用的语言或变体及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语言规划可分为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及传播规划。
1511年，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入侵和征服拉开了马来西亚殖民历史(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西亚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英国恢复了对马来西亚的统治。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脱离英联邦独立。1963年，英国撤出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国家的独立都必须面对其国语和官方语的选择问题，因为国语是一国之语，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象征。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且有殖民历史的国家，将哪个语言确立为国语或官方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独立初期是制定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关键时期。
马来西亚属于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有137种语言［8］182，主要语言为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马来语是马来西亚土著马来人的语言，英语是殖民历史的文化遗产，华人与印度人属外来移民，分别讲华语和泰米尔语。
何为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在《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Critical Issues)一书中，James W．Tollefson将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总结了六个方面:(1)影响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因素;(2)语言教育政策如何确保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力与语言教育;(3)如何借助语言教育政策达到国家政治统治与文化统治的目的;(4)语言教育政策如何制造、维持或减少不同民族间的冲突;(5)全球化如何影响地方语言教育政策;(6)土著或少数族群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政策满足自己的社会与语言需求。［7］3
超声波的信号回传使用了输入捕获。其信号线与单片机相连，配置单片机的相应引脚为输入捕获，先使用上升沿捕获来检测信号，记录发生上升沿的定时器的值，之后配置该引脚为下降沿捕获，当捕获到下降沿时再记录一次定时器的值，两值相减便是高电平脉宽。当然如果脉宽过长，没检测到下降沿时定时器已经溢出，则还需要额外对定时器溢出的次数进行计数才可以得到准确的高电平脉宽[6]。当测出脉宽为 t时，将 t乘以声速 （带温度补偿的US-100传感器声速直接使用340m/s）再除以2（所测时间 t为超声波被发出碰到障碍物再弹回被接收的总时长）即为所测距离。
据此，本文探讨的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国语和官方语的选择、学校语言科目及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不同语种的功能及主要影响因素等。换言之，分析马来西亚的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影响各语种的地位与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教育政策及汉语国际推广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或建议。
三、马来语的地位和作用
Bernard 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由语言使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规划构成，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6］5其中，语言意识形态是关键因素。语言政策是多语言环境的产物，是语言接触与语言竞争的结果，反映主流社会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政策不纯粹解决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社会中的非语言问题。语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密切相关。
语言教育政策是指关于学校教育中语言课程及教学语言的选择与功能的文件、条文及规定等。语言教育是实施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方式。
《1967年国语法案》将英语降为第二语言。《1967年国语修改法案》(the Revised National Language Act )规定，国语是西马来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但在沙巴州(Sabah)，英语和马来国语都用作官方语言直到1973年;在沙捞越州(Sarawak)，英语用于官方语直到 1985 年［14］10。
语言教育是实施和落实国家语言政策非常重要的途径。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各种教育法案，代表国家意志，实施宪法规定的语言法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马来西亚经济、文化与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1956年的《拉扎克报告》(the Razak Education Report )明确指出，马来语是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将逐步采用马来语为各级学校教学媒介语。马来语被视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工具。《拉扎克报告》标志着马来西亚教育马来化的开始。
《1957年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Ordinance of 1957 )提出要建立一个为全民所接受的、促进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且立马来文为国语，同时保持和维护除马来人之外的各族语言文化的发展。《1961年教育法令》(the 1961 Education Act )是马来西亚教育史上第三部重要的教育法。该法规定:马来语为中小学校、政府办及与政府相关的高校和培训学校里的必修课程。［9］38政府积极推行教育计划，建立了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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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作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和官方语，其地位和作用是马来西亚任何其他语言都不能替代的。马哈蒂尔曾强调，1995年新教育法的目标更加广泛和深远。“政府将毫不动摇地继续捍卫马来语的国语地位。为建设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语将充分发挥其国语和官方语的地位与作用。在所有学校教育里，国语是必修课程，也是必考科目。”［9］51
《1967年国语法案》(the National Language Act of 1967 )规定马来语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教育部要求从1968年1月开始，逐步实现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为马来语的转变。《1971年宪法修正案》(the Constitution Amendment Act 1971 )明文规定:马来语作为国语和官方语的地位不容置疑。此法为所有英语学校将马来语设置为必修课程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成了马来西亚通过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提升马来语地位的合法的、理性的工具。到1982年时，马来西亚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阶段教学媒介语为马来语的彻底转变。
20世纪80年代末，英语地位开始回升。政府开始加强英语教育，并设大学英语为必考科目(MUET)。1990年至今是马来西亚新发展时期，也是马来西亚政府在语言教育政策上纠结的时期。一方面，英语是重要的国际语言，是科学技术、金融及跨国公司所使用的语言，英语的重要性不可轻视。《1996年教育法》(the Education Act 1996)和《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the 1996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t )通过，越来越多的私立与公立大学开始采用英语为教学语言。［12］218－219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要求从所有国民中学开始实施英语—马来语双语教育，英语是科学和数学课程的教学语言，马来语则是其他科目的教育语言［15］267－268，因为英语对国家建设和个人提升均有重要意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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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来语在马来西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马来语是马来人和马来西亚的象征，是马来人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是马来西亚各民族交际的重要工具，是团结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重要纽带，也是马来西亚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马来西亚政府坚信，马来语可以同化马来西亚的不同民族，达到国家大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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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储问题。以比特币为例，当前矿工针对交易记录的存储已经达到100 G以上，而拥有大量设备的IoT势必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才能容纳各类交易记录、验证结果等信息。
四、英语的地位与作用
英语是英国殖民历史在马来西亚的遗留产物。根据Kachru的英语同心圈理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属于外圈国家，英语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属于第二语言［10］2。然而，英语却成了新加坡的官方语，在马来西亚，英语成了第二语。在马来西亚不同历史时期，英语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英国殖民时期(1874—1957年)
英国殖民者于1824年在马来半岛组建了由三个殖民地(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的海峡殖民地，而且分别在三个殖民地建立了英语学校。英国对马来西亚的正式统治始于1874年《邦咯条约》(the Treaty of Pangkor )的签署。［11］20
英国殖民时期(1874—1957)对现代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9］32最初，英国殖民者担心英语会增强孩子的自我优越感而与父母疏离，更担心大规模的英语教育会加速马来西亚各种族间交流与身份融合，会对英国殖民统治不利。所以，早期的英语教育大都集中在城市，学费昂贵，属于贵族式教育，目的是为殖民地经济、政治发展培养西化的、讲英语的精英阶层。20世纪初，殖民者发现，英语教育可满足英国殖民者的劳动力需求。［12］2121920年代开始，在马来西亚农村小规模地推广英语教育。［13］61英语学校的教学设施好，教师水平高，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办校质量较好。总之，殖民地时期，英语起着官方语的作用，是行政、教育和商业语言。［8］183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英语教育培养了一支精英队伍，为殖民地经济建设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同时也在各民族间铸造起了一道文化藩篱，导致民族隔阂与冲突，造成了马来西亚社会的低度融合状态，也为独立后的政治、现代化及语言政策设置了困惑与障碍。
(二)独立初期(1957—1970年)
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联邦独立，宪法将马来语规定为马来西亚的国语，英语和马来语并行为官方语。《1957年教育法案》规定，英语为各类学校的必修课。到1962年时，中学教学媒介语通常为英语或马来语。然而，出于未来职业发展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很多华人和印度人孩子愿意选择上英语学校。到1967年时，马来语学校只有英语学校的一半。从1957年到1967年的10年间，英语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英语学习受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的影响。
自1957年至今，马来西亚宪法及各种教育政策、法令等的确立与支持马来语是马来西亚及所有公民的国语的立场从未改变过。在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之间，为何选马来语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呢?第一，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土著马来人的语言，而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统治者，属于一等公民，在政治上享有特权［9］38。第二，马来语使用历史悠久。荷兰殖民统治时期，马来语就开始作为官方和平民之间口语和书面交际的工具。马来语在马六甲黄金时期已被广泛使用。第三，马来语的使用人口占绝对优势。马来语是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语言之一。在马来西亚，使用马来语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数。第四，就马来语自身来讲，马来语使用拉丁字母，发音清晰，方言差异少，简单易学;术语也较为统一、规范。而其他语言如华语、泰米尔语等存在许多方言，从书写到发音相对难学。
1969年，政府要求马来西亚所有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全部转换为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此政策一出，导致一大批英语教师去了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文莱，由此引发的马来西亚师资短缺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改善。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1970—1990年)
随着国语教育政策的逐步实施与不断加强，英语不再是政府主办或政府资助的各级学校里的教学媒介语。国语政策有利于马来人，在非马来人中引起了不快，种族冲突加剧，经济差距拉大，导致了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于是出现了1970—1971年《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y Policy )的颁布与实施。马来人必须在政治、行政、教育及语言文化上享受绝对的特权，因为华人占据经济上的优势。英语学校逐步被关闭，到1982年时，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媒介语都完全转成了马来语，英语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新经济政策导致，到21世纪初，在各级教育里，英语还不是必修科目［9］51，马来西亚的英语教育质量不断下滑，英语师资流失严重，国民英语能力薄弱。
VR技术是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科技最新的发展成果[7]。伴随中国社会整体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社会矛盾日趋复杂，警察执法面临空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通过科学分析，在把握社会发展以及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能够运用VR技术建构出贴近公安实战场景以及执法情景，为公安教育训练提供新方向、新思路。伴随VR技术的发展及成熟，VR与真实世界的界限渐趋模糊，VR技术甚至有望增强真实训练场景的教育训练效果。面对VR技术内涵的丰富性，VR技术应用于公安实训宜在深入交流研讨的基础上，按照从易到难、先重点后一般的思路循序推进。
(四)“国家发展政策”时期(1990年至今)
马来西亚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国民对马来语的掌握。例如，从 1970年开始，申请进入大学或师范学院的学生必须达到马来文科“优等”条件。所有想去海外大学深造的学生其马来文成绩同样必须达到优等。这些教育措施极大地推动了马来语的学习和使用，马来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华人为了前途也不得不加强马来语的学习与掌握。马来西亚国语政策的实施彻底打垮了殖民时代“英语至上”的社会心态，牢固地树立了国语的核心地位。国语核心地位的牢固确立归根于国家坚定不移地实施国语教育政策，更归功于执政者强烈的民族语言意识。
老何家的上一辈不管谁只要跟何北在一起，就开始说教。何北曾对着镜子仔细研究过自己的长相，也没什么特别的呀，怎么就那么想让人教育他呢。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一些激进分子及执政者担心英语会对马来语的地位造成威胁。2002年，马来西亚首相Goh Cheng Teik曾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就马来西亚“2020年宏愿”而宣称:“马来西亚国语是团结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工具。所有使用者应将有效使用语言，共同提升马来西亚的民族地位与身份认同。马来西亚公民应感到自豪，国语是马来西亚所有民族间交际的主要工具……在行政与教育领域，英语不会超过国语的地位和价值”［9］51。由于2002年的语言政策和2003年双语政策的实施以及英语被作为科学科目的教学语言，一些激进分子担心马来语的作用会削弱，引发了2009年3月7日首都吉隆坡的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8］188。于是，又出现了数学与科学科目的教学语言回归国语的政策大转变。显然，全球化趋势与传统语言文化间的矛盾仍是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华语和泰米尔语的地位与作用
在马来西亚，华语主要用于华人社区间交流，泰米尔语限于印度人家庭成员、朋友间及参加宗教活动使用。
殖民地时，英国殖民者对华人和印度人的教育都采取了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态度。华人和印度人建立了各自的社区语言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用于社区内成员间的交流，同时也起着传承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传统的作用。
争取独立时，政府通过了《1952年教育法案》，实施统一的小学教育制度，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华语和泰米尔语可成为学校的第三种教学媒介语，只使用华语或泰米尔语教学的学校将被取缔，以此强制性地同化其他民族。《1956年拉萨报告书》允许三大族群的语言都自成源流，英文是小学必修科目:如有15名学生家长要求教学使用华语或泰米尔语，可开办母语班。《1956年拉萨报告书》建议统一教材，规定课文内容以马来西亚人文为主，华语和泰米尔语小学及国民中学在教学内容上正式实现本土化。1958年，华语小学和泰米尔语小学被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中，接受政府财政津贴，以巩固多语言的马来西亚社会结构。
为了使系统页面布局和风格保持一致，每一个页面设计成由顶部、内容区和底部三部分构成，并把三部分设计成三个独立的PHP文件。由因为每个页面的顶部和底部是一样的，为了避免重复工作，提高效率，我们只需在制作完每个页面内容区的php文件之后，把顶部和底部php文件通过PHP的include函数嵌进内容页面中去，以系统主页设计为例，如下图所示。
《1961年教育法案》积极推行各项教育计划，建立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1962年1月，教育部公布54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另有17所华文中学拒绝接受津贴、拒绝改为国民型学校，成为独立中学，办学经费全部由华人社团和个人捐助。按规定，独立中学可使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但必须将英语和马来语列为教学必修科目。独立中学须按照《1957年教育法案》进行注册，可自由决定教学媒介语及保持经济独立。多数华语独立中学都是三语并重，适应社会需要，提高学生的就业与生存竞争力。
新经济政策时期，华人、印度人必须学习马来语，接受马来西亚文化的熏陶。华语小学接受政府的资助远远少于政府对马来语小学的资助;大学里华人学生比例急速下降;华人的传统文化也遭受极大挑战。［17］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为了获得华人、印度人在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对华人、印度人实施比较宽松的经济、语言文化政策。《1995年教育法》第151条规定，维持国民型华语和泰米尔语小学的原状，保持独立中学的地位。1996年8月18日《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报道，尽管华语在马来西亚属于少数族群语言，但是马来西亚计划将华语作为第三语言引入学校课程设置。［10］4显然，马来西亚语言教育一方面要维护马来语作为国语与官方语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还要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所以允许持续开办华语或泰米尔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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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马来西亚政府表现出对华语的关注，批准华人开办大专学院，允许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华语的使用价值在迅速提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东盟合作的加深，中马关系也需要与时俱进。
六、启示与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语言服务;语言服务需要做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工作。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马来西亚“2020年宏愿”的实现都离不开国家语言教育的支撑。面对强大的全球化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与马来西亚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第一，语言教育政策事关国家利益。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体现了“典型的以社会发展为中心，注重国家利益的倾向”［18］6。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马来人利益维护及各民族大团结等紧密联系。
围绕为什么“进”、为谁“进”、怎么“进”等问题设计“三进”理念，遵循教材撰写规律、教学发展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是对“三进”活动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引。加强“三进”理念优化研究，将其精神贯穿于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之中，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领功能得以充分彰显。
第二，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体现和代表了政策决策者的强烈民族意识和语言保护意识。马来语是马来人和马来西亚的象征，是马来西亚各民族间交流、和平共处及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这是马来西亚政府一贯且永远不会改变的信念与目标。马来西亚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其他民族的语言挑战并替代马来语的核心与权威地位，宪法绝对保护马来语和马来西亚文化。
第三，马来西亚对待英语的态度给予我们启示。英语让马来西亚执政者纠结不已［9］52，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和科技与商业语言，英语是马来西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桥梁。马来西亚无法做到对英语的视而不见;忽视或轻视英语教育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另一方面，英语是殖民者的遗留物，依赖英语伤害马来人的民族自尊，也会威胁马来语的权威地位。所以，英语只能是第二语言，更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官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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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华语和泰米尔语是华人和印度人的民族身份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是执政者获得政治支持不可忽视的力量，亦不可轻视或无视。与对待英语的态度一样，马来西亚政府对华语自然也会心存芥蒂。目前，华语和泰米尔语只能占据马来西亚第三语言的位置。
社会语言环境、语言态度以及政治体制影响语言政策的总体框架。［6］15语言教育政策反映统治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体现国家利益，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探讨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可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及国际推广汉语提供几点参考。
第一，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汉语人才的培养。英语的同化教育是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同步进行的。“一带一路”沿线近7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接近44亿。不论是日常口语交际，还是官方的洽谈或各类文书、合同、政策的起草、签署等，都涉及语言的使用。培养汉语保护和传播意识及汉语使用习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场合，扩大汉语使用机会和范围。
第二，采取“不同国情、区别对待”的语言政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情不同，对中国和汉语的态度差异较大，需要知己知彼。根据国情分阶段、分时期、有重点、有区别地进行，切忌一刀切或冒进行为。
第三，国家利益是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要对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语言维护、文化交流等有益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活动或语言行为都是值得肯定和推行的。
第四，树立正确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影响语言使用和语言政策的制订、实施与评判。语言政策的决策者、实施者都必须具备清醒的认识和明智的判断。在汉语国际推广中，我们应当具备怎样的认识和态度，具备怎样的素质和能力，达到怎样的目标，都是必须思考和保持一致的。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才能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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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Malay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Popularization
WANG Lie-qin1，LI Zhuo-yang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13，China;2．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08，China)
Abstract: Language choice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are the key issues in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Malaysia is a multi－racial，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country，being a member of ASEAN and an important neighbor of China．A tentative discussion will be done on the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Malaysia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and a thorough analysis be made of the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Malay，English，Chinese and Tamil in Malaysia as well as of the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different ethnic languages embodied in Malaysian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indicating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anguage choice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in Malaysian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thus providing some constructive implications or proposals for the making，modifying and implementing of China’s 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 as well a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 must keep changing and adjus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Malaysia;language educational policies;Chine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lications
中图分类号: H6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28(2019)11－0032－07
收稿日期: 2019－04－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17XYY027);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陕西高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人才培养的作用研究(SGH17H254)
作者简介: 王烈琴(1968—)，女，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李卓阳(1993—)，女，陕西宝鸡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身份认同研究。
【责任编辑 曹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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