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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保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国家及其央行加大投资和增加货币供应，我国当然也不例外。这两大举措对于保增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使用这两大举措必须谨慎，否则，就有可能在两三年后带来严重的通胀。
纯粹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与投资拉动增长型方式都不可取
我国目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本举措是启动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但考虑到启动投资要比启动消费更容易见效，因而我们启动内需实际上是以启动投资开始的，这种选择是对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以人为本的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消费的增长来实现，因而消费是国民经济最终的可持续推动力。
为了保经济增长，我国目前非常注重公共产品投资，尤其是注重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对的，在目前经济增长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加大民生投资而保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要注重这种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我们应该防止所谓“政绩工程”的出现；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这种投资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我们必须杜绝腐败问题的产生；第三，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因而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尤其是民生投资主要是向国有经济领域投资，如果搞得不好，就会使国有经济享有更多的好处，而民营经济的利益则受损，从而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第四，民生投资，尤其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保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及中小企业解困似乎作用不大，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由大企业承担，又是现代化作业，机械化程度极高，因而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受惠当然也不会太多；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例如出口和金融在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地区，显然困难要大一些，但由于民生投资集权于中央，因而各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保经济增长的资源，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手中可使用的资源有限，从而不利于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保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地区经济的差异性和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差异性。
总之，我们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在启动投资的同时，要大力启动消费，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放在消费有效增长的基础上。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
慎用货币政策多用财政政策
应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之间也确实需要有效配合，但是我认为现在应该更多地注重运用财政政策，而慎用货币政策。我们应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中心，货币政策只是有效配合财政政策的作用，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对于启动内需和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理由如下：
货币政策目标更多的是要追求币值稳定，而财政政策则更多的是负有启动经济的功能，因而我们不能试图靠货币政策来启动经济，如果这样的话，往往会出现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不良循环，所以我们要将启动经济的重点放在财政政策上，货币政策只是为财政政策的调整而服务，也就是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作用而进行适当调整。
如果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着资产资本化和证券化的进程，我们若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恐将会产生严重的资产泡沫化。因此，我们如果过多地使用扩张
性货币政策，虽然会对启动内需有一定的作用，但必将使我国经济在未来不仅会出现严重的通胀现象，还会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化倾向。
事实上，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为我国的特殊国情而反而不利于启动经济。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建立保障体系，不断增加自己的储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果依靠过多地投放货币而启动经济，那就必然会使人们的储蓄贬值，这对公众的财富和自我保障是一种重大的冲击，从而会使人们更不敢消费和投资，反而不利于启动经济。因此，货币政策的使用一定要慎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储蓄国家来说，使用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减缓高储蓄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其次，国家举债也为居民的高储蓄找到一个较好的投资渠道，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通过增加收入来促进居民消费，使中国经济逐渐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再次，国家通过举债而启动经济，相当于通过向富人借钱而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穷人的收入，从而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而且这种调节不会危及效率，可以推动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的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启动经济只能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而不能过多地使用货币政策。
总之，我国下一步推动经济应该慎用货币政策，而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
有效使用财政政策
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政策？从目前看，有两个问题很重要：首先要把握好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在这方面，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财政收入的使用，也就是要区分一般性财政收入的使用和国债收入的使用，这两种财政收入在使用上是有重大差异的。
在一般性财政收入（各种税费收入及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转让收入等）的使用上，要继续实现六个转型：一是由生产性财政到公共性财政的转型，二是由重增长轻就业到重就业的转型，三是由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保障到重保障的转型，四是由重外需轻内需到重内需的转型，五是由重总量轻结构到重结构的转型，六是由重国有经济轻民营经济向重混合型经济转型，也就是说，要彻底实现原有财政支出结构的真正转型。
在国债收入的使用上，要完全以启动经济为核心，将国债收入完全使用到有利于启动经济的方面：一是国债收入要向公共产品投资倾斜，而且在公共产品投资中，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而且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国债收入要向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方向上倾斜，把保就业作为国债重要的使用方向；三是国债收入要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启动居民消费的方向上倾斜，例如可以对居民减税和对居民消费进行补贴，以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四是对用于启动生产性投资和用于结构调整的国债收入，主要是要在启动二字上下功夫，不能代替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更不能代替企业进行产业转移，而是要以财政补息和减税等方式实现对生产性投资和结构调整进行导向，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为启动经济而恢复传统经济体制。
要加大对财政收入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加大对一般性财政收入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国债收入使用过程的监督和约束，有三条原则必须要坚持：一是国债收入坚决不能用于政府行政开支，实行收支专门管理，严防以各种方式将国债收入用于政府消费，确保国债收入能真正用于启动经济，而不被挪作他用；二是坚决打击权钱交易，防止国债收入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腐败，因为国债收入在用于启动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腐败，我国1998年用国债收入启动经济时，曾经发生过大量权钱交易的现象；三是要防止垄断趋势的加重，因为国债收入一般都很难用于民营经济的投资，往往会被运用于国有经济投资，因而我们主张国债收入原则上不能作为资本金而投资于国有经济中，尤其是不能投资于垄断趋向很重的国有经济中，国有经济的资本金原则上只能来源于国有经济的利润，不能来源于一般性财政收入，更不能来源于国债收入。因此，国债收入若要投资于国有经济之中，只能作为债务资金，而不能作为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