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中国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3月7日上午，本刊编辑部邀请在京“文革”史专家座谈。金春明、潭宗级、张化、安建设、王海光、李玉琦、张志明就“文革”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文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诸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提出了应加强对“文革史”研究的建议，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此，将专家们的发言摘登如下。
研究“文革”史的重要意义
在神州大地上横行达10年之久的那场大浩劫已经结束20年了。党中央正式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决议也已经15年了。历史就是昨天的事，是客观存在，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失。我认为“文革”史是建国以来、建党以来一段重要的历史，是一段独特的历史，是别的历史代替不了的。应下力气研究。对几千年前的孔子、秦始皇，人们还在不断地研究，何况只是刚刚过去、而又那么贴近的十年内乱。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
列宁也讲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②]
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一个郑重的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样的标志。邓小平在自己的讲话中反复讲到“文革”的教训，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历史的经验要反复宣传，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知道。因为历史的经验是不能自动流传的。何况干部在一代又一代地更替。没有经历过“文革”，又没有学习过《历史决议》，也没有经历“整党”的一代人正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如何使这些干部和广大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段历史，吸取教训，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教育战线上的重要课题。
我接到一位在农村搞文化工作的朋友的来信，谈到农民对“文革”的态度，很值得注意。信中说：“多数干部和老百性对‘文革’没有坏的印象，说来好的东西很多。”若果真如此，今后有人号召搞又一次“文革”，他们还会欣然参加的。
何况，“文革”我们不讲，国外仍在讲。有些从中国出去的人讲得很起劲。从学术上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2—1982）三个出版社竞相出版，还有的报刊推荐，而国内则没有相应的声音。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并不主张搞一个纪念、宣传、研讨“文革”的热潮，但正常的学术活动是不可少的，而且是有益的。《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开这个座谈会是带了个好头，我非常支持。
那么，今天研究“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在去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工作的现状和问题》[③]中，曾概括为四点：（一）了解中国国情的最好教材；（二）剖析“左”倾错误的最高明的典型；（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好的反面教材和最丰富的实践参考资料；（四）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遵守客观规律、防止受规律惩罚的自觉性。
当然，从不同的角度还可以概括出许多点。总之，这段历史十分重要，不容忽视；但愿能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气氛，使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挥更多一些的借鉴作用。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年了。对于这段“伤痛”的历史，许多人至今仍“不堪回首”。自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科学评断之后，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主要代表、直接领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邓小平同志始终没有停止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思考。从集中反映邓小平同志1982年至1992年思想观点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看，就可以找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几十处之多。其中，邓小平同志一个最重要的论点是：“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个论断概括出了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应该说，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党史工作者，不仅要用《历史决议》指导研究工作，也要以近10年以来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来指导、推动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中的应有之义，是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大政方针的深层次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又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
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它给亿万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创伤和沉痛的回忆。不过，历史不是垃圾箱。“文革”在给人们留下各种创伤和痛苦的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对于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甚至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正如法国大革命是人们言谈中经久不息的热门话题一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永恒话题，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可以不断给后人以启示的历史阶段。
“文革”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我以为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文革”中党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失误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探索走上绝路。这种极限和困境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起了促进作用。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另一种趋向是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文革”的发生，是党在探索过程中错误趋向不断积累和发展，终于压倒正确发展趋向的结果。错误发展趋向之所以能压倒正确发展趋向，除了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以外，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缺乏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比较和总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党在探索中存在的两种发展趋向，在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也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这种“共存”既与探索过程的复杂艰难有关，也与矛盾暴露得不够充分有关。这种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共存的情况在“文革”刚刚发动时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最典型的是，人们普遍存在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诚愿望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联系在一起，使“文革”在发动阶段，在党内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另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是，深受“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苦的彭德怀老总，由于对党内正在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在“文革”发动之初，竟对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热烈地支持这一运动的到来。同样值得思考的还有，党内在抵制“文革”“大乱天下”的错误做法而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时，在许多方面都沿用了反右派运动和“四清”运动中的不正确的办法。这些事实反映出“文革”到来时，党内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识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显然与实践经验的局限性有关。
但是，在“文革”的实践中，把“左”倾错误的荒谬，把我国原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弊端，把我国社会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极端的形式震撼着人们，促使人们警醒，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做法是错误的。原先在党内和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中的共存交织的正确与错误这两种发展趋向逐渐一步步地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当时与这种认识变化相对应的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抵制和抗争。这种抗争，成为代表着正确发展趋势的党内力量在“文革”条件下进行的一种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使党的探索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思想发动阶段，思想阻力相对来讲要小得多。正如胡绳同志所讲：没有“文革”，改革不会来得这样快。
第二，“文革”的严重错误和教训，对于党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借鉴。
第三，“文革”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解放思想，增强现代化意识，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促进作用。
“文革”是在中国人民结束了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的。人民出于对新旧两个社会的强烈对比，在很长的时间里，对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毛泽东充满热爱。所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以致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极易为大众所接受。经过“文革”的实践，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狂热的，冷静了；困惑的，清醒了。最终在“五四”运动前后喊出“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和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
这种民主意识的进一步焕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开始新的探索的思想基础。
第四，“文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党内存在着代表正确发展趋势的力量，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动乱抵制抗争，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并取得一些建设成就，外交打开新局面。
这些都对中国今后的历史发展起着长远作用。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不容忽视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历史发展曾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但是，人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容易只看到一些显性的表现，例如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民主与法制建设，甚至个人的遭遇等等，而容易忽视那些隐性的表现：即在这长达10年的历史时期中所存在的观念、社会风气及习俗等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尽管其中有些成分经过拨乱反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但是仍然有许多潜在的、深层次的东西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至今存留在中国社会之中，并且以人为载体，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用不同的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10年中，“斗私”的宣传，已经达到了极点。因为在宣传上，已经要求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然而，社会生活却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斗私”只是一面旗帜，只是一种对他人的宣传。因为常常是那些总是斗别人“私”字的人，权可炙人的人在穷奢极欲，肆无忌惮地营私谋利。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则是这种现实的典型例证。另外，当时的舆论宣传乃至一些政策措施经常有一些混乱、自相矛盾的东西。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号召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是一个主调，阐述其意义的词句是光彩耀人、无以复加。但是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招工的政策条例中，以及在一些相关的舆论宣传中，却大讲要选拔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一些领导干部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常常要把自己在农村的子女抽调回城市来。如此一类的现象存在，是告诉人们留在农村者“优秀”、“光荣”，还是离开农村者“优秀”、“光荣”？究竟是让人们相信宣传，还是相信现实？
很显然，上述舆论宣传与社会现实相矛盾的社会现象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不能不给人留下深深的暗影，不能不给人们在观念上、在心灵深处造成一些误区，不能不促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变异。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宣传，导致一种崇尚“大老粗”的时尚，再加上当时社会生活中，粗野、蛮横、不文明行为被称为“造反派的脾气”，讲究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不能文质彬彬”，因此造成是非颠倒，文明被斥为虚伪，野蛮才显得真诚。这样一来，一些落后的社会生活习惯，逐渐在“革命”的旗号下死灰复燃，并且在社会中广为传播开来，固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此之外，由于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导致像一些恃强凌弱、巧取豪夺，虚与委蛇、沽名钓誉，互相戒备、明哲保身等一些不良的或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也在整个社会中出现并且蔓延开来，保存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甚至成为一些人们的生活准则。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积淀于社会之中，并且会不时地影响个人或他人。
因此，我们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不能忽视，必须设法逐渐消除这些影响。然而，解决这类影响的问题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政治上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仅仅是一个开端，深入地、全面地、科学地研究“文化大革命”才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握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全面接受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在不自觉中重蹈历史的覆辙。
“文化大革命”刍议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创造性错误。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大变革时代，无论是社会主义，无论是现代化建设都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事业，走入误区是经常的事情。但探索能造成“文革”这样深重的大劫难，却是“史无前例”的。探索能力代表着认识能力。能造成“文革”10年浩劫的灾难，认知结构的问题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我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简单生活方式，王权专制绝对权威的政治体制，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和工商社会多元的、相对的认知结构截然不同，对探索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尤见其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首要问题是解决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这个过程是重建权威的过程，简单化、绝对化的认知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调整，有的方面在革命战争影响下还有所加重。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真诚地领导人民为建立起强盛的中国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蓝图。但在构建社会主义的体制结构中，强调集中统一，对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缺乏认识，带有简单化、绝对化的特点。这反映在对苏联模式的盲目模仿，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强调舆论一律和对知识分子简单粗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八大”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所认识，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这个可贵的认识进程中断了。此后，认知结构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更为突出。它所带来的探索的局限性，使我们在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已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参照系。在封闭状态下的探索，势必把过时的旧经验照搬过来，并加以强化，使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从“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探索的路越走越窄，最后走到了“文革”的绝路上。亿万人民投入“文革”，并不乏真诚，但这种真诚是建立在盲信盲从的基础上的。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去捍卫社会主义，搞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就去反资本主义复辟，搞不清什么是修正主义就去反修正主义路线。质朴的感情和简单绝对的思维，造就了“文革”的暴烈性。它带来了登峰造极的个人迷信，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派性武斗的全国内战。当全国混战的局面稳定下来，随着革命热情而去的是那份难得的真诚。到“文革”后期，“走后门”之风盛行，革命的神圣性褪色了，信仰体系陷入了混乱。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心理危机，在“文革”结束20年的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我们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獗，是社会道德沦落，文化心理危机，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的结果。失去了社会生活的真诚心，必然会使社会的趋恶之风大盛。
毛泽东、党和人民建设强大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望是极其真诚的，奋斗是极其热忱的，然而，正是这种真诚的愿望，热忱的奋斗和简单化、绝对化的认识方式相结合，使我们的探索努力不自觉地营造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文化建设是身系国运的根本性建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身就是安定国运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只有深刻认识劫难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危害，才能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劫难。现在有些谬种误传，如：国外一些人把邓小平和毛泽东对立起来，认为邓搞的是前现代化，毛搞的是后现代化的观点，就是其中一例。还有一本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把“反右”说成是知识分子不会配合的幼稚所致，完全不了解历史，不懂得“反右”对社会功能的毁坏，使中国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能力受到多么巨大的伤害。这都是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粗疏的妄论，会产生危险的误导。这也说明了，简单化、绝对化的认知方式具有顽固性，会以另一种形式再度表现出来，只有建立在客观务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才能克服它的偏狭。所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极有现实性的文化建设工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有良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58、2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213页。
③ 《中国研究》1995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