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铭文与法律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铭文论文,石刻论文,史料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石刻铭文与法律史料的关系
中国石刻与金文同时产生，但遗存下来的殷商刻石却很少。秦汉以后，铭刻文字有舍金重石的发展趋向。秦始皇时曾巡游各地刻石“颂秦德”，“表垂于常式”，彰明其文治武功和法令制度。（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东汉时石刻文字增多，石刻形式多样，除碑刻外，刑徒砖、买地券、画像石等也流行一时。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南朝相袭不改，于是立碑成了埋铭，墓志获得充分发展。隋唐宋以后，碑刻颂辞、纪事已深入人心，并得到官府的提倡，在国家法律中，甚至出现有“护碑”的条文。《唐律疏义·杂律》“毁人碑碣石兽”条称：“《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茔域之内，亦有石兽。’其有毁人碑、碣及石兽者，徒一年。”宋代以降，民间的各种应用石刻日益增多，石刻文字的篇幅和内容都有所增加。因此时及以后的碑刻文字资料内容丰富，多被世人重视，故传世极多，尤其是明清石刻，无论是保存在北京、苏州、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告示碑、禁碑，还是刻立在乡村山区的护林、护堰碑，以及遍及城乡的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碑，均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研究的热点。
在无以计数的石刻资料中，与法律制度有关的资料占有相当的比重。龚自珍在《说刻石》一文中写道：“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则纪，因颂功德，一也。有畋猎游幸则纪，因颂功德，二也。有大讨伐则纪，主于言劳，三也。有大宪令则纪，主于言禁，四也。有大约剂大诅则纪，主于言信，五也。所战，所守，所输粮，所了敌则纪，主于言要害，六也。决大川，浚大泽，筑大防则纪，主于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宫室则纪，主于考工，八也。遭经籍溃丧，学术岐出则刻石，主于考文，九也。九者国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纪于金，或纪于石。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也难，则寿侔于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与？”（注：《龚自珍全集》第四辑，第264 页，人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九种刻石之事中，便有“大讨伐”、“大宪令”、“大约剂大诅”等事与法律制度有直接联系，其它事情中与法律有间接联系者也不占少数，故法律史料在刻石文字中至少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量。这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与法律有关的石刻材料
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石刻包括一切经人类凿刻过的石质文化艺术品，除碑刻以外，还有造型石雕、石刻画像、纹饰等；狭义的石刻专指文字铭刻。本文所述石刻采取广义的概念。广义的石刻形式中，与法律发展及法律制度有关的主要为碑刻、刑徒墓砖、买地券、摩崖等。
1.碑刻 碑系长方形石刻，由趺、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碑之名始于周代，原义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汉刘熙《释名》解释道：“碑，被也，此本王葬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兼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注：刘熙：《释名》卷六《释典艺》第二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碑从无文字的石柱，演变为镌有述德、铭功、纪事及政令、禁约等文字的刻石，以至今天还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其间有漫长的发展过程。碑刻，根据其形制、文体、用途等，可大致分为墓碑（包括神道碑）、功德碑、纪事碑、经典及其他书籍刻碑、造像碑、题名碑、宗教碑及书画碑等，其中以官刻和私刻纪事碑所展现的法律史料最为丰富。
凡记载法律史料的碑刻都可称为纪事碑，其中官刻的包括圣旨、诏书敕文、对官员的诫言、官方文书往来及符牒、劄子、告身等官司文书，以及记录重大事件的碑刻；私刻的内容涉及面广，诸如民事裁判、地界租约、典章谱系、修桥建寺、祀福求雨、宴乐唱和及至私人书札等，均可以立碑形式表现出来。马衡先生指出：“纪事刻石者，纪当时之事实，刻石以表章之也。……自有刻石以来，几莫非纪事文字。”（注：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华书局1977年版。）以上是广义的纪事碑。狭义的纪事碑中专指记载当时发生的纠纷及处理情况的碑刻铭文，这些法律史料多内容完整，事实清楚，详实可靠，可借此窥见国家法律以及乡规民约如何应用实施。
2.刑徒砖 砖是以粘土烧制成的建筑材料，在战国和秦代的遗址中已出土有方形和长方形小砖及空心砖。由于砖上常有模印或刻写的文字、纪年铭，在宋代时已为金石学家重视。刑徒砖专指刻写有行刑犯人姓名、籍贯及刑名等内容的葬砖或瓦，以秦汉时多见。秦代刑徒砖在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曾有出土，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79、1980年发掘的100 余座秦墓中曾出土了刻有文字的板瓦残片共18件，其中记地名、人名者6件，记地名、爵名、人名者2件，记地名、刑名、人名者1件，记地名、刑名、爵名、人名者8件。
汉代的刑徒墓砖存世较多，从清末民国以至近几十年，均陆续有所发现，而尤以1956年和1964年在河南发现的最多。1964年在河南偃师发现的汉代刑徒墓地共计出土了820块刑徒砖。砖上刻文为刑徒姓名、 部属、狱所名称、刑名和死亡时间等简略记载，记有“髡钳”、“完城旦”、“鬼薪”和“司寇”刑名的砖有273件， 记有刑徒死亡年月日的砖有329件。刑徒砖比较简陋，外形残缺， 埋置的目的似为刑徒家属迁葬而备。因为秦汉时期的官吏平民墓葬中死者身上佩带的官、私印章，随葬的宗教用品——告地状、覆盖在棺上的铭旌、刻在石棺柩上的柩铭，都可以起到标识墓主身分的作用。而在外劳役的刑徒，只能用最简单、便宜同时也最适合刑徒身分的方式——建筑城垣所余残砖，注明尸体在此下。故许多学者认为刑徒砖可以说是墓志的早期形式。已经出土和以后仍会发现的刑徒砖，对研究东汉的刑律和刑徒问题，有重要意义。
3.买地券 买地券是中国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中的物品，又称“地券”或“墓别”，系由买地契约演变而来。买地券是一类性质独特、数量较少的石刻材料，但延续的时间较长，从东汉到明清，历代皆有。它的出现和使用，反映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土地买卖的盛行。
买地券上的文字一般为二三百字，内容和形制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东汉时地券的外形多为小型长方体，其中采用铅质材料的地券特别狭长，可能是模仿简牍木札的形状。从买地券的内容和所起作用可将其分为真实的和虚幻的两类。前者模仿真正的土地契约，如汉建初六年《武孟子男靡婴墓券》，北魏正始四年《张神洛墓券》等。熹平五年刘元台买地券的铭文为：“熹平五年七月庚寅朔十四日癸卯。广囗乡乐成里刘元台从同县刘文平妻囗囗代夷里冢地一处，贾家二万。即日钱毕。（南）至官道，西尽囗渎，东与房亲，北与刘景囗为家。时临知者刘元泥，状安居，共为券书平誓。不当卖而卖，辛为左右所禁固平囗为是正。如律令。”（注：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1980年第6期。）这类地券完全仿效日常生活中的民事契约， 记录了买卖双方的地价、地的四至及中人等内容，表现了完整的法律程序，并喻示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如律令”般具有法律效力。虚幻的买地券也记证人、四周墓地边界方位，但仅仅是为葬仪习俗而设，并加入虚拟夸张的土地价格，成为纯迷信用品。从南北朝到明清，只有少数地券和当时的真券无异，迷信者占绝大多数。
三、石刻法律史料的主要内容
从上文可以看出，石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以碑刻最为常见，在石刻中所占比重最大，而且所记载的法律史料在所有石刻形式中约占90%以上，因而成为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料的重点。其它石刻形式如刑徒砖、买地券，对研究某一具体法律内容，如秦汉刑名刑制，中国历代买卖契约及所有权转移方式等，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从现存碑刻资料看，立碑者身份多样，不仅有官刻和私刻之分，还有以个人名义或集体名义之别。属官刻者，有以皇帝名义刻立的圣旨碑和敕谕碑，及以官府或职官个人名义树立的“告示碑”或“禁碑”，其内容规矩严谨，具有明显的强制力，有的甚至就是一篇法令。民间刻碑有乡村里甲或耆绅刻立的乡规民约，宗姓家族设立的族法家规，会馆公所等制定的行业规章，还有寺庙的清规诫律碑，个人所立的违法纪事碑等。
由于刻碑者的身份地位不同，其内容也各具特色。如圣诣碑在元代石刻中占较大的比重，散布的范围也较为广泛，主要树立地寺观中，有助于研究元史和元代寺庙经济；明清时敕谕碑较多，以皇帝或中央政府的名义刊刻，内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事项，其中有关教育法规的碑刻值得重视。“告示碑”和“禁碑”是各级地方官在辖区内发布的通令，管辖范围虽不及谕敕碑广。其内容或就某种专门问题因时制宜制定若干规则，或为某些事项设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强制性高，针对性强，对辖区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家法族规与乡规民约在中国流行的时间很长，地域也较广，因其内容体现了纲常名教的礼制原则以及“安分”、“睦邻”等封建统治者一贯宣扬的训诫，和国家法律的制定精神基本一致，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官府的认可。甚至有的碑文明确指出：“家国一理，上下同情，故民社立条规，无异朝廷制法律，凛不可犯，犯则取祸招辱，势必不免。”（《金洋堰重整旧规碑》）（注：陈显远：《汉中碑石》第424页。）
综观各种石刻文字中的法律史料，其内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禁贼盗，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如上海《两江总督为严禁自尽图赖以重民命告示碑》（同治七年十月），广西《龙脊永禁贼盗碑》（道光二年岁次壬午正月十八日），陕西安康《镇坪抚民分县严禁牲匪赌窃告示碑》（道光九年），陕西安康《署砖坪抚民分府严拿匪类告示碑》（光绪元年）等。
2.正风俗，除弊害，维护社会治安。正风俗的碑刻主要体现在禁赌、禁酒和禁早婚等方面。四川陇县双盘乡高石坎村大碗湾大路旁树立有《禁止童婚碑》，碑文为：“囗囗军民人等知悉：今后男婚应在一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万历九年十一月十日分巡道刻石。”（注：高文等：《四川历代碑刻》第26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四川洪雅县有嘉庆初年陈察院竖立的《禁酗酒示碑》，碑文规定：“本院审录重囚，多因酒醉以小忿打死人命，情甚可悯。今后，军民各宜节饮保身，有酗酒者，许保甲擒拿，并酒家送官，惩治枷号。阿纵不举者，事发连坐，故示。”（注：高文等：《四川历代碑刻》第290页。 ）清同治五年的陕西汉中《洋县正堂为民除弊碑》则以较多的篇幅论及民间纠纷的处理情况及所存在的各种弊端。
3.护商、恤商，对雇工严加管制，反对雇工罢工，保护雇主利益。在明清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较快的苏州、上海等城市，封建官府颁布的禁约告示碑内容涉及盐、布、米、茶、竹木、桐油、靛青、苎麻等许多商业行业和棉纺、棉织、染、踹等手工业部门，其中有些内容为严禁敲诈勒索、苛扣商贩，如《常熟县严禁致累绸铺碑》（天启三年）；也有废除弊政，有利地方经济的，如《青浦县为禁地方弊害告示碑》（康熙四十年六月）、《松江府永禁地棍恃强为害告示碑》（康熙四十一年三月）等；还有减轻税利盘剥，促进商业发展关告示碑刻，如《嘉定县为严禁牙行兑低 派指税除折告示碑》（崇祯九年十月）、《江南海关禁汛口重索出入商船挂号钱文告示碑》（嘉庆八年）等。当时江南一带曾不断发生各类工匠反抗坊主的“叫歇”（罢工）。现存的各种永禁叫歇碑文中，鲜明地显示了清政府站在机户一边，对各类雇工严厉管制，禁止机匠“叫歇”。康熙五十九年（1720）刻立的《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规定：“踹匠五人连环互保，取结册报。一人犯事，四人同罪，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如有拐布盗逃、赌博、行奸斗殴、聚众插（歃）盟、停工科敛、闲闯花鼓、纠众不法者，坊长报明包头，会同甲长，填簿交坊总，申明拿究。如有徇隐发觉，互结保人，本坊坊长一体同罪。”（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6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雍正十二年（1734）刻立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强调：“嗣后如有不法棍徒（指织工），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注：《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
4.重视农耕，保护环境，防止污染。嘉庆十二年《苏州府永禁盗窃农民耕牛碑》在强调耕牛对农民“驾车则多资负载，力田则全代耕耘”的重要性同时，对私宰耕牛作出严厉处罚规定：“宰杀贩卖，初犯杖责，再犯充军。偷盗则计囗定罪，自枷杖以至军绞。……邻保人等，知情容隐，察出一并坐罪，决不姑贷。”（注：洪焕春：《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65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71.72页。 ）和《金洋堰移窑保农碑》（同治十一年）均和保护环境有关。
5.以典型案例止争定分，规范民心，宣传法律。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水利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农业比较发达和水源比较紧张的地区，围绕农业用水所产生的纠纷较多，且不少均是民事诉讼中的大案。陕西汉中的《处理泉水堰纠纷碑》，自道光十一年纠纷发生至立碑时止有28年，历时颇长，牵涉人员较多，但案情并不复杂，最后的处罚方式是侵害者停止侵害，并“认立石碑，以志规例；演戏三日，晓众警顽。”（注：陈显远：《汉中碑石》第293.294页。 ）另如清咸丰二年安康县刑科书吏王德荣经工勒石的《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自道光二十八年涉讼至咸丰二年具结，历时5年，几经周折。 安康知县在受理此案期间，实地踏勘，秉公剖断，为研究清代司法制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6.积极处理“化外人”案件，维护中国司法主权。中国唐代法律中已有对“化外人”犯罪的法律规定。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后，中国政府对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一直严加管理。明末俞安性勒石永禁的《海道禁约》碑规定：
一、禁畜养倭奴。凡新旧夷商敢有仍前畜养倭奴、顺搭洋船贸易者，许当年历事之人前报严拿，处以军法。若不举，一并重治。
一、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吝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
一、禁兵船编饷。凡蕃船到澳，许即进港，听候丈抽。如有抛泊大调环、马骝洲等处外洋，即系奸刁，定将本船人货焚戮。
一、禁接买私货。凡夷趁贸货物，俱赴省城公卖输饷。如有奸徒潜运到澳与夷，执送提调司报道，将所获之货尽行给赏首报者，船器没官。敢有违禁接买，一并究治。
一、禁擅自兴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此后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兴一土一木，定行拆毁焚烧，仍加重罪。（注：清·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点校，《澳门纪略》第2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乾隆十三年，澳督安东尼纵容葡兵杀害华人，并拒绝引渡凶犯，中国切断对澳葡供应，澳葡屈服，安东尼被免职押解离澳。次年，澳门同知张汝霖与香山知县暴煜共同议订善后事宜12条，并得到葡使的赞同，经督抚核准，在澳门用中、葡两种文字立石刊刻于议事亭内，以示永远信守。但这些法律石碑后被澳督阿马留无理摧毁。
近代中外通商之后，中外交涉案件相应增加，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例子屡见碑刻。《苏松太兵备道、上海法总领事为四明公所血案结案碑》（光绪四年七月十七日）载道：“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驻京大臣白面商，略去两国律例，专论交情，彼此相让完结。嗣后两国均不得援以为例。所有法、瑙、意三国民人被失房屋物件等，一并在内，由中国偿还关平银三万七千两。其毙命华人七名，由法国自愿给恤银七千两，彼此交割完案。”（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28页。）
陕西汉中南郑县八角山教堂所树《教案碑》也详细记载了教案发生经过及对教民吴年进、吴年忠、吴年选兄弟三人的处罚结果，成为研究清末陕南三大教案之一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上述内容外，碑刻中关于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会馆公所行规的法律史料也为数不少，还有许多有关田地房屋买卖或施舍的契约文书，记载着买卖双方的姓名，田亩房屋的座落、界至、面积、银钱价格及随带田粮额数等，有的还记载了佃户姓名及当价钱、寄庄钱与地租数额，为研究明清土地、房屋买卖、租佃、典当等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由于石刻文字涉及的范围较广，许多都是国家律法无明文规定或规定非常疏略的，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广大乡村，人们对国家法律的了解有限，而碑刻上的法律内容，如对纠纷的处理和各种乡规民约，从酝酿到制定再到公布实施，都是民间进行法制宣传与自我教育的过程，容易为绝大多数人理解和自觉遵守，其实际效力往往大于国家法律。而这种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并起重要作用的“活”的法律素材，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