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特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方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07)01-0009-08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著成果，在中国具有开创理论和实践发展新阶段的重大意义。邓小平理论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邓小平是“主要创立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江泽民所说：“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1]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是坚持富有特色的、体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的思想方法，敢于和善于直面中国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新的水平。
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富有自己的特色。在此，笔者仅就其中主要的特色略作考察，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若干启迪和借鉴。
一、重视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十分重视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早在1948年4月25日，他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问题强调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2] 99-100在这里，他批评有些党员以偏概全，即见到一小块云就认为满天是云；而且以现象代替本质，而不善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同时，不能辩证地看待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能在暂时的困难或曲折面前看到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这是非常深刻的。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针对当时“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状况，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3] 114他批评有些人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但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所反复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方法，进而尖锐指出：“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3] 114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提的意见中，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3] 303他建议中央要提倡学习，而且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还谈到毛泽东曾经三次对陈云讲要学哲学，陈云也说自己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受益很大。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时，曾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探求解决的办法。他说：“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3] 326因为，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僵化、教条化的成分，而且不少的干部在用人上还无法做到德才并举，特别是创造优越的条件或氛围，鼓励德才兼备的年轻有为者脱颖而出。所以，他“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3] 326
1984年10月13日，邓小平也曾从思想方法角度、特别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上阐述如何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问题。其一，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过去，人们在实现国家统一上，基本是在“一国一制”的思维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一国两制”，这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战略的根本转变，即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的继续存在，所以邓小平称其为“大变”[4] 73。但这种“变”也是有限度的，只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而中国的基本制度或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即如邓小平所说，“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4] 73。而且，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4] 73其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保持自己原有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其中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但这并非说，香港人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必要改变，都不能改变。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4] 73这就需要有所改变。只要是变得更好，更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4] 73他强调指出：“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4] 73人们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二、强调思想路线的关键作用
邓小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十分关注党的思想路线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关键作用，要求人们首先要考虑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1、邓小平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看成党和国家提出正确政策的前提。
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4] 10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的党和国家有许多历史问题需要澄清，特别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和影响，需要我们党和国家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千头万绪中抓住根本，首先着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首要的一件事就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4] 10。从此，我国开始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接着，他在1978年6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第一个问题又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3] 113，重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强调“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3] 114；1978年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3] 126，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3] 127特别是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3] 126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如邓小平所说：“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4] 10
当时实践的发展也的确如邓小平所说，由于首先解决好了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和国家才形成了相应的新的正确政策：一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5]，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二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政策，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5]；三是形成了新的对外关系政策，于1979年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在建国后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四是“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5]，逐步形成了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2、邓小平把思想路线看成是政治路线的基础，也是贯彻实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键。
一方面，没有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对此，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确：“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3] 191事实的确如此。党的政治路线是党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党在相应时期或阶段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政策。党的政治路线决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党制定各方面工作方针和政策的依据。邓小平在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3] 276我们不难想像，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价值取向也不会改变，当然也谈不上转到经济建设或“四个现代化”上来。
另一方面，科学的思想路线是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关键。如邓小平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即便是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3] 191因为，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仍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即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例如，当我们明确了搞经济建设或“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之后，如果仍然奉行“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不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讲实事求是，还是不可能搞好经济建设或“四个现代化”的。所以邓小平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3] 143
3、邓小平把端正思想路线看成是党的基本建设，认为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党的基本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首先属于思想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3] 190因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3] 191，即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基本建设，没有这种端正，其他建设就无从谈起。
思想路线并不单纯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邓小平曾经就当时国情的特殊情况，明确肯定“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3] 141。因为，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直接影响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所以，邓小平严肃地告诫人们：“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 141；而且，“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 141如邓小平所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3] 278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路线的确不单纯是一个思想建设问题，而且涉及到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生命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4、邓小平把思想路线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在邓小平看来，党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3] 278对于这个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3] 278在1978年12月2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肯定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3] 143
邓小平认为，若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 38；“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3] 126因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是违反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世界上不存在着绝对不犯错误的人。邓小平曾经引述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所以他强调指出：“‘两个凡是’不行。”[3] 38
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讲实事求是，而且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要讲实事求是。一方面，“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 291“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 292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 126若离开中国的基本国情，离开实事求是，绝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解放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或者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强调当时“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并进而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3] 143
三、突出解放思想在思想路线中的首先地位
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直接联系起来，并突出解放思想的首先地位，即强调首先要解放思想。
此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主张要实事求是，甚至都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或根本的思想方法。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虽然他们在创立理论和发展理论时都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但都没有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直接结合起来，并用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固然，毛泽东曾经使用过“解放思想”的概念，他说：“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6] 375可是，毛泽东这里的“解放思想”，主要是强调“使思想活泼起来”，还没有直接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上来说明。
邓小平不但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而且把它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予以肯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在1978年底曾经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它“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3] 143也就是说，要不要解放思想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一方面从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意义上阐述了它的含义：“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 279“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3] 364在这里，邓小平主要是从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上，阐述其同实事求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具有同等的意义。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从与实事求是相区别的意义上，强调解放思想对于实事求是的“首先”地位：“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3] 141虽然邓小平没有直接从二者的关系上说明解放思想的首要地位，但同与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关系中，明确肯定了它对实事求是的首先地位。这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4] 9当时的实践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却束缚着人们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所以冲破“两个凡是”就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实现实事求是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如邓小平所言：“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3] 379
邓小平十分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认为“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 312正如他在1987年所指出的：“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4] 227此前，他还曾经尖锐指出，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4] 63后来正是通过解放思想，才突破了过去的“满脑袋框框”，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1988年5月18日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 261
四、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非常注意把党的思想路线和“向前看”直接联系起来，强调要认真反思历史，着眼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3] 279邓小平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向前看联系起来的最直接背景，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中全会不但要在思想路线上实现拨乱反正，而且要厘清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既“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又要求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3] 357如果不向前看，且不说历史遗留问题无法正确解决，解放思想、实是求是也要成为空谈。因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3] 149；而这种向前看，又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如同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会有真正的向前看一样，不向前看也不可能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也谈不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要实现“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正视历史，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如邓小平所说：“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3] 277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发展地看待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既不要苛求马上解决一切问题，又承认“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3] 278，特别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3] 277邓小平反对人们在历史旧账上纠缠不休，要求大家把思想和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毛泽东
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就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关键环节，又是鼓励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客观需要，更是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邓小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3] 292并强调说：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 298他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 291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同时坚持历史观点和发展观点的辩证统一。他要求人们通过“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达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3] 307，特别要从中发现未来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概括地说，他着重回答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3] 306的问题。答案是明确的，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3] 148；“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3] 347；“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3] 353
二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3] 306-307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很明确：“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3] 301-302他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认为“这比较合乎实际”。[3] 307他曾经非常坦诚地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3] 353
三是关于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问题。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同于林彪、“四人帮”的错误。邓小平说得很明确：“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3] 344-345另一方面，如邓小平所言，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3] 307。他认为，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伟大的革命家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例外，“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3] 149再一方面，邓小平主张不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归为路线的错误。他说：“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3] 307
四是关于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根源或主要原因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能把这种错误简单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3] 300-301他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即使有不同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也“难于反对”。[3] 308-309
五是关于评说毛泽东历史功过的目的问题。邓小平总是在坚持历史观点如实总结历史的同时，又坚持发展的观点引导人们着眼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明确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4] 272他还特别告诫人们：“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4]271-272
六、坚持历史观点和发展观点统一的立场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
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说得非常多。就主要的而言，他坚持历史观点和发展观点的统一，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1.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虽然是毛泽东，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总是把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同党以及人民的事业和思想联系在一起，既不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简单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又不把毛泽东思想简单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或个人的创造物。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3] 172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 42，“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3] 43；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回事”[2] 283。邓小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也反对简单地以毛泽东思想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1960年，他就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提醒人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2] 283否则，“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2] 284
3.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什么时候都“丢不得”。邓小平反复强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3] 291正如他所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3] 149他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3] 298
邓小平还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片面性倾向，具体阐述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叫高举”和“怎么样高举”的问题。他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那不但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且会“损害毛泽东思想”[3] 126。邓小平指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3] 127；“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目标。”[3] 128
4.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要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将其割裂或肢解。邓小平尖锐指出：“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3] 36-37他认为，林彪这样做，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3] 42
邓小平十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3] 67针对“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 43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实际运用，也不能搞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而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3] 42
5.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发展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或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只有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而毛泽东没有说过的都不能干，那我们又如何面对各种各样毛泽东当初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呢？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3] 128特别要注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3] 149。
标签：党的思想路线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向前看论文; 两个凡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