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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哲学思想，就其理论框架和致思目的而言，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之一的儒家思想并无多大差别，它们似都可以用“道”、“德”两大命题来涵盖，都落实在修身与治国两大现实主题上。但与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子不像儒家宗师孔子那样主要从现实人伦关系即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去思考这两大主题，而是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一宏观超越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生存问题，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揭示了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约制宇宙万物的恒常规律——道，发现了人类与宇宙万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同一性（或曰“同构”）和整体性，以及有无相生相待、阴阳流转变化的客观必然性。换句话说，即揭示了宇宙起源、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指出人类不可能违背这一规律、超然于宇宙法则之外。这是一种大宇宙观，一种宏观的生态理论，它的特点是将人、社会放在宇宙大背景中寻找共同根据（终极关怀），以建立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协调统一的依存关系。
不难看出，老子的这一思想不论在方法论还是价值取向上，都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有着奇妙的暗合！现代生态学说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其主要观点包括：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强调对自然价值特别是生命价值的尊重；人类文化价值应与自然价值相统一，摒弃过度追求物质财富数量而忽视人类生活环境质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发展应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一致，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等等。（参见《生态文化丛书》）老子的思想虽不是独立自觉的生态学理论，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可与现代生态学说协洽贯通的哲学旨趣，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学的基本精神。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老子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哲学、生存论哲学（也有人称作“自然哲学”，但它突出的是老子哲学的概念特征而不是方法论特征），即它是从宇宙本原的高度思考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与生存方式。
老子的生存论哲学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将自然、社会、人生放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通过考察它们的共同特点、属性来确立整个宇宙万物而不是某一部分的生存状态和变化规律，因而本质上是一个大生态观；第二，从宇宙本原、本体上探讨和确认人以及社会的生存状态和方式，其理论特点一是现实超越性，二是整体合观，三是合规律性（自然顺性），这与同时期诸子们就现实关怀现实并主要从主观预设出发的思维进路迥然不同。老子哲学所具有的这种抽象思辨的理论品格，蕴含了极大的方法论意义。
在今天科技高度发展、人类生存环境日渐恶化、亟需改善生态环境和条件的现实情形下，重视对老子生存论哲学思想的开发研究，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存在的误区也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倾向是有些论者将老子思想与现代生态学、环境保护理论直接挂钩，如将老子用于方法论描述的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自然”概念，常常和与人相对的自然界的物质的自然混为一谈（参见颜世安），或谓“老子清醒地意识到了按照自然规律行事、求得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老子的生态哲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等等（参见邱飞廉），似乎几千年前的老子已敏锐地觉察到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破坏的危机。这是一种将老子自然哲学思想简单化实用化的做法，它不仅不利于正确解读老子的思想，也妨碍了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真正有力量有价值的资源。在本文看来，老子思想中有益于现代生态学说和环境保护理论的是他的大生态观和他建构哲学体系的方法——能开出现代意义和精神的正是这种大生态观和这种方法，而不是某些被肢解了的概念和观点。
老子哲学思想如条分缕析大致有三部分：一是宇宙论，亦可谓本体论；二是人生论，亦即修身论；三是治国论，亦即社会观。但老子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法则（“道”／“自然无为”）的指导下，贯穿起一个相互联系协调的体系。这既是老子思想的独特处，也是其活的灵魂和精华所在。
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本体之思，往往以“究天人之际”的追问形式而展开，代表了各宗各派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并成为其思想的出发点。现存最早的可称之为自然哲学著作的《周易》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论题，即是上古时代先哲们探索这一问题集大成的思想成果。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几乎都发源于此，而尤以儒道两家最典型。《周易》之“天”不是人格神的“天”，而是永恒无限的自然之天、宇宙之天。这之后，无论如何看待天与人，《周易》这种将天人合观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学派在经历了孔子对天“敬而远之”的审慎态度和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崇人抑天的思想革命之后，到了汉代作为其反动，逐渐将“天”悬搁为人格神而建立起一套神学化的天人关系学说（天人感应），重心转至探讨天、地、人“三才”中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整套以社会伦理为中心、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为职志的行为规范。道家则继续沿着《周易》从哲学上探讨天人关系的理路发展，着重考辨了宇宙中在自然法则支配下的人与社会的生存状态和根据。尤其是老子，面对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为了寻求危机的出路，弃绝尘俗、超然物外，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思考与探索。《庄子·田子方》载有一段老子沉于理论之思时的情状：“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由此可知，老子的哲学境界绝非一般治国理乱的时策谋略，而是反朴归真，追溯到宇宙的终极本原，然后反观现实：“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生死始终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乱），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进一步发挥和衍绎了宇宙同源、万物一体的整体论思想。
老子的整体宇宙观主要表现为：道为本原；道法自然；万物齐一。
其一，道为本原。《周易》作为卜筮预测之书，其思想基础或者说理论预设就是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和生生不息的运动转化观。但《周易》并没有论证这种整体性和运动性的最后根据是什么。老子的贡献就在于探究了宇宙整体性的根据和运动变化的动力均来自“道”——一种“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第二十五章。下引只注篇名）的“物”，此物“吾不知其名，强宇之曰道”（第四十二章）。在老子看来，“道”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其存在表现为两方面或曰两种属性：一方面，宇宙及其万物从无到有，都生发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四章），万物具有所以生发衍化的清晰的逻辑链条；但另一方面，由于“道”及其生成功能无法用语言形容和描述，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第十四章），不像万物生长那样可以找到具象母本，所以老子又把“道”形容为“无”：“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第二十一章）。这里所说的“恍惚”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独立运行而不可更改，循环往复而不可逆转，存在于宇宙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控制宇宙一切事物，如庄子所说，道“无所不在”，可以“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在一切地方。（《庄子·知北游》）可见，“道”既是“物”又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既不可感知，又无时无刻不在宇宙之中，支配决定着万物的流转变化。这种道的超然性不同于后世宗教理论所宣扬的独立于宇宙之外的人格神——上帝，而是普遍寓于万事万物之中的一种客观必然性，是万事万物藉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据（此即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总之，“道”以万物为实在内容，万物以“道”为存在依据；“道”既是一切事物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纽带，又是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正是“道”所具有的这种超越特性，使宇宙万物得以在“道”的精神和旗帜下连成为一个整体。
在对“道”的认识与理解方面，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片面强调“道”的规律性（实际上是实用性、可操作性），而忽略它的本原性、本体性。比如有人将《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的“道可道”、“名可名”割裂出来，用以说明老子主张“宇宙的本质或自然的法则、原理、规律等是可以解说和表述的，其形态也是可以说明的，它并不神秘，人类可以发现并掌握它”（参见邱飞廉），而舍弃老子论点中最重要的“非常道”、“非常名”。实际上，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古今无论是道教界还是学术界，都认为它强调的是“道”的不可道、不可名的特性。其理由有二：一是说“道”虽勉强可以解说，但人类语言对于抽象概念的描述和表达是有限的，“道”名虽然可以用某个字来代表，但却不能涵盖宇宙本体所具有的真实特性和内质；二是说真正可道之“道”就不是那种存在于宇宙之中的形上之道，而是形下之道，可名之“名”也不是形上之名，而是形下之名。其实这一点在老子那里早已不成问题，老子明确表示，借用“道”的概念表达这种“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的宇宙之本，不过是“强为之名”（同上）。今人不顾老子的本意也强为“道”的“可道”、“可名”，抛却方法论不说，其主观实用的目的似不言自明。
其二，道法自然。“自然”一词在儒家十三经中很少出现，在先秦诸子特别是道家诸子中则较多见，其意多指宇宙万物的自然之理，而以《老子》使用最早。因此，可以说“自然”这一概念是老子提出来的。在老子哲学思想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用它来概括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但是，在“道”这个宇宙本原与本体之上，老子又加了一个“自然”，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宗祖，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它们从“道”那里获取自己的形态和性能，所以本性和道是一致的，其行为也以“道”的法则为法则。那么，“道”的法则是什么呢？是“自然”。
对于“道法自然”，历来解释或谓“道”取法、效法“自然”，或谓“道”以“自然”为法则，但说的都是“道性自然”、“道本自然”的问题，没有大的歧义。由于“道”不可名，所以它只能通过“自然”表达、表现。故“道”和“自然”不应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而是二而一的，是本和迹、体和用的关系。河上公《老子注》说：“道性自然，无所法也。”吴澄注亦谓：“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吴澄《老子注》）可见，“道”即“自然”，“道”表现为“自然”。
与“道”的概念相同，“自然”也有着很强的抽象性。老子的“自然”主要不是具体的物质实体，而是事物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一种本然状态，它存在于一切经验现象之中：鱼在水中游是“自然”，鸟在天上飞也是“自然”，万物都有自然之理。所以王弼注曰：“道不违自然，方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王弼《老子注》）。正因为“道性自然”，而“自然”无所不在，“道”就可以周流遍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道”因“自然”获得了无限和永恒。故吴澄说：“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吴澄《老子注》）
“道性自然”、“道本自然”，这就在最后根据上杜绝了超越性的“道”的人格神属性，使道家学说始终保持高远的哲学意趣。即使在后来道教的存养理论里，“道性”也没有被神化，甚至有人更强调“自然”属性高于“道性”，如成玄英认为“道是迹，自然是本”（《道德经义疏》，第二十五章），其用意不过是矫枉过正，说明人们体道、悟道必须顺性自然、圆通无碍。
其三，万物齐一。由于宇宙万事万物有着共同的生发之源和相同的本质属性，所以，自然界、社会、人类始终处于一个对立统一、相互依存、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宇宙生态系统之中，都是这一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故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第二十五章），人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员而已，并没有特殊之处，“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二十三章）这里的“域”字充分体现了老子着眼于宇宙、天地的大视角思考人生问题的特点，而不是囿于一国之社会与人群之小范围。老子又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六章）这即是说，在宇宙这一生态系统中，任何一种生命形式虽然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形态，但都离不开生死枯荣、循环往复这一基本形式和规律，故本质上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一致的，所以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齐物论》）——从物理形式来说，事物有大小、多少、荣衰、贵贱等的差别，但就事物蕴涵的本体道的特性而言，却是一样的，并无贵贱之分；于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
正因为万物同原共生，所以，宇宙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这种整体性、同一性、依存性一旦被破坏，“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第三十九章）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很重要的生态和谐、制衡的思想。那么如何维系生态的平衡呢？老子提出了“德”的概念。他认为，道生万物，是一种“德”；万物循道而处、与他物保持和谐共生的关系，也是“德”；人处其中与万事万物谐洽、以谦退为本，同样是“德”。所以，“德”既是老子用来表达宇宙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谐状态的概念，也是万事万物（尤指人）保持此一和谐状态的一种艺术和准则。故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第五十一章）
同时，万事万物又都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物极必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第五十八章），这便又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了事物的相互依存和联系。
总之，老子将人、社会与外部物质世界统一纳入“道”的原则精神下求得解释，建立了一个高度抽象完整的宇宙生态观。在这种整体宇宙观之下，系统的各个部分只有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对待的前提下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根据。这种整体互动的宇宙观与现代人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理论，无疑具有很大的融通性和理论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子的哲学方法论对于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但是如果像时下有的论者那样，把老子思想直接作现代阐释，或不顾老子哲学的内在联系，取其有用的部分任意附会和发挥，以此作为拯救人类生存危机的灵丹妙药，却未免失之简单。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前贤的智慧固然珍贵，但社会发展的当下性和现实性永远是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后依据。人类只有在自身认识和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全新状态下，才能最终走出时代困境并使传统获得新生。
另需指出的是，老子的整体宇宙观因不是基于科学实验手段所做的理论探索工作，而只是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为寻求危机出路而进行的哲学思考，故其思想与其说是自觉的生态理论，不如说是建立在一定宇宙观之上的社会政治学说，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认识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揭示老子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只能从其方法而不是具体的主张。过去一段时间，曾把老子及道家思想定位在悲观厌世哲学的负面位置上，就是这种舍本求末方法的结果。
二、尊道贵德的人生、社会观
老子的生存论哲学虽然着眼于宇宙大背景，但其目的、落脚点与同时代诸子百家一样，都是以人和社会为依归的，旨在解决现实社会人的生存问题。这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时代任务所决定的。故魏源说：“《老子》，救世之书也”（《老子本义》）。
在老子的哲学体系里，与“道”紧密相连的是“德”的命题，这一命题包括一系列人生修养与社会政治见解。如果说“道论”是老子对整个宇宙生态系统的认识与论述，那么“德论”则主要是他对这一生态系统中人与社会生存发展的思考。《老子》一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讲道与德，故其书又称作《道德经》。
“德”本是先秦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指人（或拟人）所具有的良性品格属性，属伦理的范畴，如“君子进德修业”（《易·乾·文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等。老子的“德”秉承了“德”的这一基本含义而又有所超越。《老子》书中虽没对“德”做过明确界定，但从“失道而后德”、“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第二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第五十一章）等来看，“德”是从属于道、与道一致并存在逻辑关系的一个哲学概念。“德”首先指德性，即事物的本性。“道”的本性是“自然”，而道又是统摄万物的总根源，故其德亦为天下之“玄德”，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而不炫耀己能，成就了万物而不加以主宰，这种无为而无不为、广大而无所偏私的德性该是多么崇高、伟大啊！其次，“德者得也”（《管子·心术上》），是“得道”、“成物”的意思，指“道”作用于万物、万物得道的过程、结果、现象及其功能，亦即“道”本性的显现和外化。管子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同上），就是这个意思。“道”无形无迹，因“德”而体现，所以，“道”与“德”的关系如同“道”与“自然”一样，是本与迹、体与用的关系。但是有人正好将“道”与“德”的关系作了颠倒，认为“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之产生并得以维系的关键是有了“德”，有“德”就是为“道”，是履行了“道”，即按照自然法则、自然规律运行了，自然界因此也就有了秩序。这便是“德”深而“道”厚的道理。”（参见邱飞廉）事实上，在老子的哲学体系里，“道”永远是第一性的、根本的，而“德”为“道之功”（韩非语）、“道之用”（陆德明语）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是“道”存在的方式和表现，不应将“德”与“道”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德”置于“道”之上。
老子的“德论”可分为人生之“德”与治国之“德”。但无论是何之德，都直接禀受“道”之“玄德”。老子认为人类只有与万物一样，“莫不尊道而贵德”，效法道自然无为，才能解决社会和人自身的一切问题，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八章）。可见，老子关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实际是其宇宙观的延伸与推衍，本质上仍然属于生存论哲学范畴。
关于人生之德的修养，老子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最根本的要求是与道玄同，“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达到如婴儿般纯静状态：“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可以看出，老子对于人生之“德”的修养不像儒家那样把重心放在人为的心性修炼上——老子除了提出“虚其心”、“无常心”之外，没有对心性问题作过专门论说，甚至《老子》八十一章中无见“性”字的踪影——而只是要求人模仿宇宙之“玄德”（“自然无为”），学习和实践道的虚静本性（“体道”），“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回到像婴儿一样无知无欲、真实无伪的状态，然后便可以“宠辱不惊”，与天地同一。这是与儒家心性修养完全不同的一种自然存养理论。儒道两家之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道家把“自然”看作宇宙最大的法则、最高的境界，而儒家则认为人之为人是人具有超越自然天性的道德属性（仁、义、礼、智、信）。故“德”在儒家是由外而内的，人通过心性修养改变自我，实现对自然的超越；在道家则是一种本然状态，只须保持即可，因而“致虚守静”是道家的修养工夫。
与“致虚守静”相联系的是“致柔守雌”的存养方法，它要求人始终保持谦退不争的阴柔姿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第二十八章）；既不要与天地相争而打破宇宙整体性，也不要与人相争而破坏社会的和谐。具体而言，就是要养成“不争之德”，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尚贤”、“不武”、“不怒”、“知足”、“知止”、“无欲”、“无私”。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如何做到这些呢？老子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第六十七章）这就是说，人类如果能够保持柔和、清净无为和退让的德性，便可与宇宙共谐，与天地共长久。可见，老子的修身论同样具有生态哲学的意蕴。
在“道”的原则的指导下，老子对国家的治理也提出了许多颇有深意的理论与主张。如《老子》第三章“圣人之治……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无为政治思想；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啬”、第六十五章“不以智治国”的朴治主义；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等等。老子的政治思想或社会观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从手段与方式来讲，是无为而治，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二，从政治理想来说，是小国寡民。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对老子的无为政治有不少片面的评说，如说老子鼓吹无政府主义，消极厌世，反文明、主张倒退到原始社会去。实际上，老子的无为政治有着很强的辩证思想内涵，不能简单对待。《老子》书中前后十几次论及“无为”而治，其要点有二：一是顺自然而为，勿为反自然之为；二是君主无为而臣民有为。如第十七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是指理想的君主不轻于发号施令，而是顺其自然地处理事务，让老百姓感觉到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第五十七章引圣人的话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很显然，这里的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有为”，是“我”、“圣人”“无为”的结果；换一句话说，“我”、“圣人”的无为，正是为达到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有为”而采取的必要方式。从这一意义来说，此“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其目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至于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尊道贵德”思想的合理逻辑结果，其意不是要社会倒退到原始时代（不可能倒退！），而是表达了对人类早期自然生存状态的某种向往和对由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与人的本性背离（异化）的现实生活的抗争。其中所蕴含的对文明异化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仍不失为我们今天的一面镜子。
从上述老子关于修身之德、治国之德的种种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的人生社会观是直接从属于他对宇宙根本规律和特性的认识的，是道之玄德——“自然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和运用。这既是“道”广大无垠、无所偏私德性的体现，也反映了老子整体论宇宙观自身的协洽融通和完整性。此外我们也看到，在老子的整体宇宙观中，人类及其社会组织只是宇宙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它在宇宙生态系统面前是服从的、被动的，其生存方式与状态只能与宇宙生态系统的根本规律与方式保持一致。在老子看来，人类只有认识到并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生存的可靠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第十六章）这是说，参透了道理就能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能够公平对待一切，公平对待一切就能够治理国家，能够治理国家，进而就能了解自然规律，了解自然规律，进而就能掌握普遍规律，掌握了普遍规律就能长久生存，从而没有灭亡的危险。这是老子整体宇宙观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它的独特之处。
其实在古代，除道家外的诸子和其他各流派对天人关系的整体性、不可分性也不是没有认识的，如前述“天人合一”的思想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思想家共同的思维理路，阴阳家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思想的鼻祖。但是，统摄这个系统的原则和人在系统中的作用地位的不同，将会影响系统的生存状态。阴阳家因受制于阴阳五行宇宙系统的功能，最终丧失了人的能动性而成为宿命论者。儒家的人治主义不仅施用于治理国家社会，也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儒家代表人物（以荀子和《易传》最具代表）历来都倡导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万物只有人才是有思想、有意志的，是维系天地、主宰大自然的主人。荀子一个著名的思想是“人能胜天”，这与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儒家的这一观点在人类摆脱巫觋时代、步入理性王国的进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也功不可没，但从宇宙生存论的角度和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来说，却失之偏颇。《列子·说符》（《列子》向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典籍）中有一个故事，典型地说明了儒家与道家在对待生态问题上的分歧。说的是齐田氏在家里设宴招待宾客，看到众多客人献鱼虾飞禽走兽，便感叹道：“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当时便有一个鲍姓少年反驳说：你这话是不对的，天地万物与我并生，是同类同等的，并无贵贱之分，只不过智与力有大小才导致相互残杀，万物不应只备人所用。显然，鲍姓少年所反对的正是儒家一贯主张的“角智与力”的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与认识在我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又在工业社会工具理性思潮的推助之下几成泛滥之势。20世纪后半期普遍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意识，实际已敲响了角智与力思想与行为的警钟，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开始重视宇宙生态环境的质量，呼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现代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道家和老子的生存哲学受到关注。这是现实向传统索取资源的有益尝试。但本文强调的是，老子哲学的现代意义并不是他先知先觉，直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了多少具体的行动指南，而是老子的整体宇宙观和“道法自然”的生存原则，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启示：只有当人类不再把自身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而是把自然界的各个部分看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统一体的时候，人类才能够从根本上控制欲求，树立起自觉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意识，人类的利益福祉也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实现。否则，对历史文献和思想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方法，或因某种现实压力被迫实施一些保护自然和生态的措施，最终都会因为其认识不是建立在正确合理的宇宙观之上，而流于肤浅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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