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五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两个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的作用，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真正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大决策的同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坚持两个文明共同进步，本来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可是，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总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对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来说是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呢？邓小平同志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近两年来我们针对这种偏向，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特别是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全会的《建议》也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这些论述，进一步体现了邓小平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抓住了全面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认清总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因此必须努力促进开始出现的两个文明建设一齐上的良性运转势头继续稳步发展。进一步改变“一硬一软不相称”的局面，把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指导方针真正落到实处，让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真正硬起来。这除了全国上下从政策、规划、措施、督察等各个环节不断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以外，还要解决深层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因为后者同前者相比，更带有普遍性和深刻性，只有这些问题真正弄清楚了，才能引起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核心是对某些观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在这一方面，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有些观念是正确的，但人们却有所误解，应当予以澄清；有些观念曾经是符合实际的，但现在已经失去时效性，应当予以更新；还有些观念本来就是有缺陷的，甚至是片面的，应当予以矫正。
（一）关于“社会生产力”
不久前出版的《厦门特区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研究》（李鸿烈主编）一书，对迄今流行的那种把社会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产力或物质文明，把生产力界定为“人们在实践中改造与征服自然的物质力量”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和生产力运作的客观实际。我赞同这种见解。关于生产力的构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先前的三要素说（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还是后来的六要素说（加上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生产信息），归根到底无非是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相结合。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唯一能动性的要素。因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掌握和开发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只有劳动者才是科学技术的设计者和应用者，生产管理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46页）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既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对象的扩大与深化——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又表现为劳动者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的标志。那种“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是对生产力的偏狭理解。
从人与物的结合上看待生产力，就理所当然地应把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视为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社会文明整体。物质文明的演进，固然外在地表现为物质生产手段的进步，但实质上显示了人的内在的劳动能力、聪明才智等精神因素的提高，显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把社会主义文明分解为不同的部分，虽然是必要的，但却只具有理论抽象的意义和价值。而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把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截然分开，则是同社会文明的整体性相悖的。
自觉地推动两个文明共同进步，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3页）。他又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总之，生产力是人们改造、保护、优化自然的实践能力，而“实践”并不是纯物质的东西，脑力劳动也是实践的一种形式，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形式，那种“见物质不见精神”的观点，也是对生产力的偏狭理解。
（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现代生产力的科学认识和把握，表明科学技术在现代化生产力中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要素。这个论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切不可作片面的或表面的理解。所谓科学，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也是人类的一种活动——高智能的活动；所谓技术，可分为两大类，即技术知识和技术装备，亦称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后者是前者的物化形态。科学技术对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和对现代社会及其走向的重大影响，恰恰有力地说明了人的主体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极大提高。现代科技的力量无论多么神奇，它所创造的奇迹无论多么令人惊叹，都不过是人类理性思维和实践活动的创造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正是肯定和承认人的现代素质、精神因素和智力劳动的极端重要性。勿庸赘言，没人的高素质、高智能，没有智力劳动和人才资源的充分开发，就没有高科技。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人类正走向一个“科技、信息、智能、经济的时代”，诸如“智力经济”（还有“法制经济”、“道德经济”等等）、“知识生产力”、“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观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各国对于智力、知识、信息、人才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充分说明人类对现代生产力的认识正在经历一次新的飞跃。可以说，现代社会生产已经不仅仅扮演精神文化发展基础的角色，其本身就在产生新的精神文化，生产活动就是一种文化进程，生产力也就是一种文化力。反之，精神文化建设也已经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辅助性、配套性措施，精神文化建设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当今世界，要想使生产有效发展，经济持续腾飞，不增大科技教育文化的投入，便是一句空话。国内外许多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一年， GDP就增加9%，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较能使GDP提高27%。法国学者居伊·索曼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一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但到发展的第二阶段，劳动者的素质将与技术革新一样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如果不加大教育投资，发展中国家将只能停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或者只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分包商。（见《人民日报》1995年3月16日）。以色列是个半沙漠、干旱少雨、土壤碱性很强的小国，极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以色列人依靠自己的智力资源，大力发展高科技，竟然创造出年出口价值10亿美元新鲜食品的奇迹。他们对教育科技十分重视。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的5.8%，科技占3%，每万名居民中科学家、工程师不少于135人，比例大大高于美、日、德，居世界之首。全国识字人口已达95%以上，在各类教育机构学习的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1/3，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占总人数的1.5%，平均4500人中有1名教授、1名副教授，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有人说：“智慧，给以色列插上金色的翅膀；科技，使以色列经济迅速腾飞。”（见《人民日报》1995年10月30日第六版）
（三）关于“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宏富、多层面、多阶段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和观点不同，有关现代化的定义和界说往往众说纷纭。然而，在一个基本点上又大体形成了共识，即现代化乃是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二者的有机统一。社会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等等。人的现代化，指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同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一个国家即便拥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或一定的现代化设备，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这些资源和设备就不可能转化为现代生产力，就不能算是实现了现代化。反之，有些国家虽然自然条件或原有的物质技术基础较差，却迅速步入现代化国家之林，这是同人的现代化紧密相关的。可见，唯有人才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才是创造现代化社会的生气勃勃的能动力量。社会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实现状态，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素质及其发展程度的客观展示。
“人的素质及其现代化”，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而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当代国际思想理论界普遍关注并着力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应该看到，同先进国家比较，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显得相形见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英格尔斯提出，现代化国家的量化标准约有十条中的五条直接涉及现代化国家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我国一位研究人员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文献，收集了百万人口以上的120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数据进行现代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得 出我国计73.8分、居世界第73位、属中等偏下水平的结论。
人的整体素质及其现代化，也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综合概念。它既表现为人对所处客观世界的利用和改造以及自身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人的主观世界或主体素质的发展和提高上。前者是外在的物质文明层面的建构，后者是内在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塑造。其中包括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思维能力、道德修养、精神境界、科技意识、文化心态、心理特征、劳动技能，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等等。当前在我国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培养人民的精神品质方面，有两个问题应当加以辨析。
一是人的素质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 页）简言之，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培育必须以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为依托。但是，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并不是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发形成的，它有赖于自觉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是说，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实际上，物质享受的浮华与精神追求的低下之间的反差，是当今社会上一种相当触目的现象。针对有些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现代文明却南辕北辙的事实，有人赋诗讥讽曰：“身驭‘蓝鸟’绝尘去，珠光翠围过闹市，紫衣凤冠遮空腹，可怜原来不读书”。这类“富贵病”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二是人的素质同吸收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关系。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从其他国家吸收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设备、管理方法，以及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获得的是失败和沮丧。原来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呢？因为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的国民素质，是不能指望引进、移植，而只能依靠自身来培养和造就的。即使引进国外先进的东西，也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和再创造，才能为己所用，才能转化为自我发展所必需的营养。能否在引进中实现消化、吸收和再创造，能否完成这一转化过程，仍然取决于本国人民的主体素质。
（四）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任务的完整表述。十四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在继续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注意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中一个重大战略。“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表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进程的整体性、系统性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赖性、相互制约性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相对于过去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和思想认识的升华。
放眼世界，自七十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经过对以往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都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科技、文化和人的均衡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新发展观”认为，“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经济增长≠发展”，谴责经济片面增长、技术迅猛发展和日益膨胀的高消费，给人类带来生态灾难、环境破坏、人的异化和社会畸变的痛苦折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新发展论”主张以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的决策为基本点，追求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获得充分发展，又要保护地球这一目标，进而提出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协调合作的发展主题。亨廷顿还明确提出“发展”的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认为这些目标和因素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这种新的发展观显示出，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走过了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再到人的视角以及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视角的转换过程。正是由于视角的转换，他们才能够从经济、社会和人的均衡持续进步方面来界定发展，界定现代化。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我们应当予以密切注视和追踪研究。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经济建设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经济发展达到并保持较高的水平。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只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用单向思维逻辑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正确把握这一战略方针。具体地说，第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尽管非常重要，必须始终扭住不放，但它并不是现代化事业的整体，不能把现代化仅仅归结为经济现代化；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社会整体推进的新思路，要注意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250页）；第三，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把社会发展完全看成是由经济所决定的被动因素，是不正确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自动带来社会全面进步，不可能自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经济越发展，越应当重视社会发展工作，越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由此可见，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努力控制人口增长，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劳动就业，完善社会保障，改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优化社会人文环境，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安定团结、弘扬正气、培育新人所必需的，也是使经济与社会整体相协调，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实现经济真正腾飞的动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贡献率、提高管理效益、提高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经济质量。这五个提高只能依靠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在内的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初期至70年代，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曾一度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增长率跃居世界前列，赢得了“阿根廷奇迹”、“巴西模式”的美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中有可能最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完成现代化的区域。可是，随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包括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不顾国力扩大建设规模，过分依赖国际资本，大量举借外债，结果导致所谓“社会断裂性发展”。贫富悬殊极为严重，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大肆蔓延，债台高筑使之难于应付，物价飞涨居高不下（巴西进入9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每年均达四位数，1993年则创下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以致原来的发展优势完全丧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不仅失去了拉美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反而拖住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后腿。这些事例证明，忽视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动作和整体推进，就会使经济失去健康、持续发展的支撑点。
（五）精神文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期的特殊重要性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迄今可分为前期和中期两个阶段。八十年代的中期阶段，尽管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而启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比较突出，但是人们还没有广泛而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结构的变化。九十年代以后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中期阶段。这个阶段，以社会结构体制的转型为主要内容，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带有明显的转型期特征，影响所及扩大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具有非转型期不能相比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由于旧的社会结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已趋于松解但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结构、体制、机制虽已产生但还没有发育成熟；由于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需要一个过程，与此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措施还不配套、不到位，某一改革或创新的正面效应也就尚未充分展现，而负面效应（如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则暴露无遗。所以，这个时期往往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多发期、高发期，是发展机遇潜力与困难压力并存，甚至孕育着很大风险的时期。
同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类似，由于引发不当，结果引发社会混乱、动荡和危机的先例，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前，发展中国家在战后，都曾经多次出现（当然，具体的成因各有其特殊性）。鉴于这种情景，亨廷顿在《发展的目标》中写道：“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不稳定的各种原因同样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此，我们要居安思危，对于已经暴露、群众甚为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努力加以遏制和解决，不使其继续蔓延恶化；对于有些社会隐患，则应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采取预警、防范措施，不使其酿成公害。从积极意义上说，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加大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否则，就很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畸变。
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轨，由于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商品意识的泛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随着对外开放的涌入；同时也由于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很容易忽视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由于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还没有探索出一套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以致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和党风、社会风气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使人十分忧虑、群众极为愤慨的严重问题。
一个民族在经历社会变革和转型时，必须要有理想追求和精神力量的驱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盛衰变迁，反映了民族心灵的历程。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因时，提出了“新教伦理”假说。当代许多人在探讨亚太地区现代化的崛起时，也提出了“儒教伦理”这个新命题。撇开那些有争议的问题不论，他们的研究成果至少可以说明，精神和观念是完成社会变革、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同理，要完成我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需要崇高理想的引导和民族精神的振奋，需要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和灵魂。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唯有民魂是很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扭转各种消极腐败丑恶现象，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风尚、人文环境和行为规范，增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凝聚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96年是世界扶贫年，愿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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