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兼与英国利物浦老年社会支持网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利物浦论文,英国论文,北京论文,老年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由于近年来老年人口急剧增加，关于如何搞好养老保障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我们认为养老保障是一个由家庭、社区、单位、国家共同负担的综合性的社会支持问题，因此在具体到对某个老年人的社会支持问题上，应该认清老年人现有的社会支持网，有针对性地对老年人进行社会扶助。因而开展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对社区社会工作者开展养老工作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本文不是一篇实际工作报告，而是一篇关于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类型的研究与分析。本文的分析基础有两个：一是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类型学，这是由本文作者之一珂莱尔·婉格尔（Wenger G.Clare）于几年前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出来的，下文我们将有详细的介绍；二是两个实地抽样调查数据，即完成于1996年8—9月间、获得126个健康老人样本的北京调查，以及完成于1992 年的英国利物浦调查。两次调查所采用的问卷、研究变量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分析手段上具有可比性。北京调查是非随机的问卷调查，选取的样本来自健康的老年人，利物浦调查则是一个对城市中所有老年人随机抽样调查，为了分析的可比性，一方面我们对北京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另一方面，我们对利物浦数据也进行了遴选，选取利物浦全体数据中身体健康的老人这一数据子集来分析，其样本量为495。
一、社会支持网的类型及分类方法
关于老年社会支持网类型，有人认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分析存在三种基本类型：首先是互置型的中国式的家庭支持网。费孝通先生将其描述为一个反馈模型，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照料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照料乙代；丙代抚育丁代，丁代又反过来照料丙代；如此类推（费孝通，1983）。另一位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交换模型（Shi，1992）。其次是西方国家的独立型养老模型。他们与自己同代人居住、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与自己成年的子女生活在一起，但是通常他们至少有一个子女生活在自己居住社区里面或周围。第三是日本的合居型养老。与日本财产长子继承制度相对应，日本老人通常与长子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但是这种世界范围内划分的社会支持网的类型，并不利于我们分析单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支持。
珂莱尔·婉格尔于1989年开始，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和提出了一个关于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类型的模型，认为在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上存在五种基本的类型：家庭依赖型、社区整合型、自我涵括型、社区依赖型、自我局限型（Wenger，1992、1989）。
这里，老年可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是提出这五种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当地社区有无近亲成员；其次，与家庭、朋友和邻居交往的密切程序；最后，与社区、志愿者团体的互动水平。在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婉格尔设计和制定了一个测量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工具。这个测量工具包括八个问题。这八个问题是确定老人社会支持网类型的直接变量。其测量方法与手段，我们用表1向大家介绍。通过对表1的运用，就能获得被调查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类型，其具体方法是，对照表1：
1.询问表1中所有问题，并对回答作记录，圈定代码；
2.如果在某一行，被圈定的代码不止一个，每个相同的代码都要圈定；
3.计数，数清楚每一支持网类型列中被圈定的代码的个数，并记在最后一行；
4.计数最高的那列，即是该老人所属的社会支持网类型。
根据此测量工具，我们就得到了被访者所属的社会支持网类型。五种社会支持网类型都各有其特点。
家庭依赖型的社会支持网，是指老人的社会生活主要依赖于当地社区中由近亲（包括子女等）构成的家庭纽带，很少有朋友或邻居的介入。它经常指与一个成年子女共同居住、或与子女的家庭相距较近，并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社区介入程度一般很低，老人所有需求基本上由亲戚来满足。这样的社会支持网一般规模小，密度和同质性较强，与其它类型的老年支持网相比，老年人更多为寡居，年龄较大，身体欠佳。
社区整合型的社会支持网包括与当地家庭、朋友、邻居的密切联系。许多邻居同时又是朋友，长期在同一个社区居住，他们在某个社会团体、社区、教会中有过共同的社会活动经历。
自我涵括型的社会支持网的一种典型情况是指，至少有一个亲戚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或相邻近的社区，通常是兄弟姊妹、外甥侄戚，但他们之间保持有一定的交往距离，彼此之间有不太经常的接触或联系。这样的老人通常没有子女，居住在自己家里，与邻居有相互帮助关系，并经常参与社区事务。其网络规模通常小于平均水平。
社区依赖型的社会支持网，老年人在当地没有亲戚，但与居住较远的亲戚（通常是子女）保持活跃的交往联系，与朋友、邻居有十分突出的交往往来。他们经常参与社区或社团的活动，朋友与邻居之间有较为明确的区分。
自我局限型的老年人，通常情况是在当地社区中除配偶外没有其它亲属关系，与邻居很少往来，附近也很少有几个朋友，卷入社区的程度或与社区接触的程度都很低。
二、定义变量及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分布
（一）定义变量的整体分布情况
表1 社会支持网测量工具
问题回答选择项代码
家庭信赖型
1.与您住得最近的孩没有亲戚
A
子或亲戚离您有多住在一起或相距不到 B B
远?(不包括配偶) 1.5公里
1.5-8公里 C
9-23公里
D
24-75公里 E
75公里以上 F
2.如果您有孩子，那没有亲戚
A
么最近的孩子住的住在一起或相距不到 B B
地方离您家有多远?
1.5公里
1.5-8公里 C C
9-23公里
D
24-75公里 E
75公里以上 F
3.如果有活着的兄弟没有兄弟姊妹
A
或姊妹，那么最近住在一起或相距不到 B B
的离您有多远?
1.5公里
1.5-8公里 C C
9-23公里
D
24-75公里 E
75公里以上 F
4.多么时间与您的孩从来不/没亲戚 A
子或其它亲戚见面每天
B B
、聊天? 一周二～三次
C C
至少一周一次
D
至少一月一次
E
很少见面
F
5.如果在此地您有朋从来不/没亲戚 A
友，那么您每隔多每天
B
长时间见面、聊天一周二～三次
C
或一起活动? 至少一周一次
D
至少一月一次
E E
很少见面
F F
6.每隔多长时间与您从来不/没亲戚 A A
的邻居见面聊天、每天
B
一起活动?
一周二～三3次 C
至少一周一次
D
至少一月一次
E E
很少见面
F F
7.参加宗教集体吗? 是的，按时参加 A
是的，偶尔参加 B B
不参加 C
8.参加社区、群众团是的，按时参加 A
体活动吗? 如居委是的，偶尔参加 B B
会会议、社会团体不参加 C C
会议等。
社会支持网类型
(计数值最高者)
问题社区整合型 自我涵括型 社区依赖型 自我局限型
1.与您住得最近的孩
子或亲戚离您有多
远?(不包括配偶)
C
D D
E E
E
F
F
2.如果您有孩子，那A A
么最近的孩子住的 B
地方离您家有多远
C
D D
E
F
F
3.如果有活着的兄弟 A
A
或姊妹，那么最近 B
的离您有多远?
C C
D D
E
F
F
4.多么时间与您的孩 A
子或其它亲戚见面 B
、聊天? C
D
E E
F
F
5.如果在此地您有朋 A
友，那么您每隔多 BB
长时间见面、聊天 CC
或一起活动? DD
E
F F
6.每隔多长时间与您 A
的邻居见面聊天、 B
一起活动?C
D D D
E E
F
7.参加宗教集体吗? AA
B B
C C
8.参加社区、群众团 AA
体活动吗? 如居委B
会会议、社会团体C C
会议等。
社会支持网类型
(计数值最高者)
注：此测量工具由珂莱尔·婉格尔设计发明，版权所有，若想使用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这里我们把表1中确定老年社会支持网类型的8个变量称为定义变量。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8 个定义变量在两个城市样本中分布的异同（见表2）。其中北京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了加权处理， 样本数为加权样本数，利物浦数据是从整体数据中截取的与北京数据可比的子数据集（下同）。
子女与亲属。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老人至少与一个子女居住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是利物浦相应比例的3倍以上（北京为75%， 利物浦为23%）。在北京，有88%的老人至少有一个子女生活在7.5 公里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在利物浦只有48%。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北京不同的老年年龄组里，其与亲属、子女在地理空间距离上与利物浦有着非常显著的相似性，尤其是与子女的居住范围。利物浦的数据显示，也有70%的老人在其7.5公里的生活范围里至少住着一位亲属成员， 但是这一比例也低于北京相应比例（93%）。有趣的是，在大约7.5 公里的生活范围里，北京老人有兄弟姊妹的比例（23%）要比利物浦（36%）低，北京老人更倾向于居住在与子女较近的生活范围里，而不是象利物浦那样更倾向于接近同辈的亲属群体。
表2 北京、利物浦数据中定义变量的样本分布情况
定义变量 北京(N=165) 利物浦(N=495)
与最近的亲属的距离
没有亲属
0(n=0)1.8(n=9)
住在一起/1.5公里之内 79.6(n=132)
34.9(n=173)
1.5-8公里 13.0(n=22)
35.2(n=174)
9-23公里 4.1(n=7)14.9(n=74)
24公里以上
3.2(n=5)13.1(n=65)
与最近的子女的距离
没有子女 2.0(n=3)20.0(n=99)
住在一起/1.5公里之内 75.2(n=124)
23.1(n=114)
1.5-8公里 13.1(n=22)
25.1(n=124)
9-23公里 5.2(n=9)14.8(n=73)
24公里以上
4.5(n=7)17.0(n=84)
与最近的兄弟姊妹的距离
没有兄弟姊妹
32.9(n=54)
31.2(n=154)
住在一起/1.5公里之内
14.3(n=24)10.5(n=52)
1.5-8公里
8.5(n=14)
25.1(n=124)
9-23公里
15.9(n=26)15.0(n=74)
24公里以上 28.5(n=47)18.2(n=90)
与子女、亲属接触频率
从来不
2.0(n=3) 3.0(n=15)
每天 60.4(n=100)
34.1(n=169)
一周二～三次9.7(n=16)
22.4(n=111)
至少一周一次
15.4(n=25)
23.6(n=116)
至少一月一次7.1(n=12) 6.7(n=33)
非常少
5.4(n=9)10.3(n=51)
与朋友的接触频率
从来不 31.5(n=52)16.2(n=80)
每天
43.4(n=72)
36.8(n=182)
一周二～三次
13.0(n=21)
28.1(n=139)
至少一周一次 1.9(n=3)13.9(n=69)
至少一月一次 3.9(n=6) 3.8(n=19)
非常少 6.3(n=10) 1.2(n=6)
与邻居的接触频率
从来不 8.2(n=14) 6.5(n=32)
每天
50.0(n=83)
47.1(n=233)
一周二～三次
18.9(n=31)
25.7(n=127)
至少一周一次 2.6(n=4)12.3(n=61)
至少一月一次 1.9(n=3) 4.0(n=20)
非常少 18.3(n=30) 4.4(n=22)
参加宗教集会
从来不90.5(n=150)
57.0(n=282)
有规律性地参加
3.8(n=6)
27.1(n=134)
偶尔参加5.8(n=10)16.0(n=79)
参加社区性会议
从来不 51.0(n=84)
56.2(n=278)
有规律性地参加 21.3(n=35)
37.0(n=183)
偶尔参加
27.7(n=46)6.9(n=34)
与居住上的地理空间相联系，老人和子女、亲属的接触频率在两城市也存在着差异。在北京，有60%的老人可以每天与亲属、通常是子女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在利物浦只有34%。不过，如果我们将相互接触的频率定在至少一周一次的水平上，我们可以发现两城市是具有相似性的。如果说在北京86%老人至少能一周一次地与亲属、子女见面聊天，那么，相应地在利物浦有80%的老人亦是如此。一项天津的老年社会交往调查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82%的天津老人一周至少能与子女、亲属见面聊天一次（孙颜芬、丛梅，1993）。北京市老人能高频率地天天与子女、亲属见面聊天，反映了在北京有很高比例的老人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
朋友与邻居。从来不与朋友见面聊天的比例北京老人是利物浦老人的两倍，即32%∶16%。而从来不与邻居在一起交谈的比例相近，分别为8%和7%。在北京，相对老年男子而言，更多老年妇女报告没有朋友，但是在利物浦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更多的老年男子报告说没有朋友。与朋友每天见面聊天的比例，北京和利物浦是相似的，在北京是43%，在利物浦是37%。但在一周一次的频度水平上，利物浦的比例比北京要高出许多，分别是78%和59%。北京老人与朋友接触比例低的这种情况，与另一个东方国家日本相类似（Hashimoto，1996）， 据此，哈斯摩托认为，在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中，友谊对老年人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生活在同代人家庭中的老人，更加注重友谊的作用。
在两个城市中老年人与邻居的接触模式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北京与利物浦老人每天与邻居见面的频率相差无几，分别为50%和47%，至少一周一次的见面聊天的比例也大致相当，分别为71%和65%。
社区活动。对于大多数北京老人和利物浦老人而言，宗教活动并不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根据我们的调查，有43%的利物浦老年人参加过宗教活动，而90%以上的北京老年人则从来没有参加过。但是，就是在利物浦，有着常规性的宗教组织、有着风雨无阻地进行礼拜祷告的教堂的地方，也只有27%的老年人参与了常年的、有规律的宗教生活。
就参加社区性会议（包括志愿者团体的正式活动、居委会召开的会议和社会性俱乐部活动）而言，北京和利物浦之间的差异与相似同时存在。从来不参加此类活动的北京老年人有51%，利物浦的比例只是略高，为56%。但是，从参加此类活动的人员来看，经常参加的比例利物浦比北京要高许多，为37%∶21%。年龄上的差异更大，年事已高、80岁以上的北京老人只有14%的人经常或偶尔参加此类社区活动，远低于北京老年的平均水平49%，而相应地在利物浦，80岁以上的老人经常或偶尔参加此类社区活动的分别有34%和8%。
因此，我们并不能证明，在几乎没有宗教活动的北京，老年人会因此而参与更多的社区正式活动来予以补偿其社会活动的需求。因此通过对这两种活动来考察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程度在两城市间是否具有可比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利物浦老年人而言，这两种活动可以大致描绘出他们的社区参与程度。但是，在北京老年人更为经常的是参加那些在街上、公园、活动中心中的非正式的活动，如秧歌、棋牌聚乐、弹唱演艺等，这些活动比正式的社区会议、社团组织的活动更为明显地增加了社区的整合性。
（二）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分布情况
运用珂莱尔·婉格尔的社会支持网类型及其测量方法，我们利用北京、利物浦两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就8个定义变量进行数据处理， 得出了两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分布，如表3及图1。
表3 支持网类型的分布
北京
利物浦
(N=165)(N=495)
家庭依赖型 24 18
社区整合型 63 46
自我涵括型 3 12
社区依赖型 2 9
自我局限型 4 10
未定义 4 5
整体 100.0 100.0
图1.社会支持网类型的比较分布图
从上面的表、图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利物浦，最强一类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是社区整合型的支持网，其次是家庭依赖型。这意味着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它已经不仅属于某个家庭、个人或者全部推向社会，而是由家庭、社区甚至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问题。这一现实状况也与我们的常规观念不同，通常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在东方国家如中国，由于传统观念如“孝”的影响，养老主要是由家庭来承担的，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所有一切养老活动基本上发生在家庭内部，包括对父母的经济援助、日常生活的伺候、心理慰藉的依赖等等；而在西方福利国家如英国，养老主要是推向了社会和市场，由社会承担一切养老的功能，老年人从政府和保险公司领取养老金，雇佣社会工作者来为自己服务，或在政府开办的养老机构中颐养天年。而我们的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分布则表明，完全由家庭来承担所有养老功能的情况已经不是主要的了，至少在身体还尚属健康的老年人群体中是这样。家庭、社区、朋友、邻居正在强有力地共同承担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功能。在西方，那些完全由社会来负担养老的情况，或者完全由老年人来自我封闭式的养老更属少数（总计不到20%），相反，还有大约18%的利物浦老人是完全依赖于家庭来养老的。
当然，老年社会支持网的分布在北京、利物浦两城市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北京，从我们的样本看，大约有88%的老年人抑或属于家庭依赖型、抑或属于社区整合型，属于后者的几占2／3；而在利物浦，此两种类型总计只有64%。北京老年人中，属于其它类型社会支持网如自我局限型、社区依赖型、自我涵括型的比例非常少，而利物浦则有相当的比例。这种情况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在北京调查样本中，超过半数的老人（54%）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包括42%的老人住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因此，大多数北京老人在当地社区中有亲属关系（特别是子女）的存在，所以我们发现北京老年人当中极少有社区依赖型和自我局限型的社会支持网。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两种社会支持网在当地社区中缺少亲属关系和往来，而这种情况在社会流动速率较快、交通和通讯联系非常发达的西方社会则显得普遍。
三、影响社会支持网类型的相关变量分析
（一）与定义变量的相关性
当然，直接影响社会支持网类型的还是那8个定义变量，不过， 基于上文我们已经对此作过重点的介绍，在这里我们就只对它们进行简单描叙了。象我们所预计的那样，大多数定义变量与社会支持网类型有着极强的列联相关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见表3）， 在北京数据中，有两个变量的相关性并不强。尽管在西方社会中，老人的宗教活动属性、 与兄弟姊妹的居住距离与他们的支持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Wenger，1991），但在北京数据中没有体现出来。这里，宗教活动这个变量的这种情况我们并不奇怪，上文分析中我们已经提到，宗教在中国老年人社会生活中并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至于与兄弟姊妹的生活接近程度，我们可以从北京老人与其子女生活、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得到解释。在北京，有80%的老人至少与一个子女生活在一起或住在不到1.5公里的范围内，其中如上文提到的， 有54%的老人是与子女居住生活在一起的。这种对子女的特别依重，降低了其它亲属关系对老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二）性别差异及变量因子与支持网类型的列联相关分析
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考察的是8 个定义变量以外的其它因素与老年社会支持网类型的相关关系。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网类型与一系列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移民因素有着内在的关联（Wenger，1995）。在西方社会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户构成、社会阶级、全日制教育、出生地、定居时间、在当地社区定居的年龄、民族、宗教附属关系等，与社会支持网的类型存在强有力的相关关系。例如，在英国，年龄越大自我局限型的社会支持网就越普遍，同时家庭依赖型的支持网增加，社区整合型和社区依赖型的支持网的规模就越来越少。城市老年妇女比老年男子更倾向于发展社区整合型的支持网，而老年男子则更倾向于自我局限型。家庭户构成的影响也同时存在，拥有家庭依赖型支持网的英国老人，半数以上是与子女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Wenger，1995）。
表4 北京数据中8个定义变量与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列联相关性（N＝165）
定义变量名 卡方X[2]显著度(P值)
居住地距离
——子女 148.17.00000
——兄弟姊妹 29.49.07854(N/S*)
(*兄弟姊妹个数) (20.27) (.00933)
——亲属 87.61.00000
——与子女、亲戚 192.23.00000
——与朋友
121.20.00000
——与邻居75.35.00000
——宗教集会
4.58.91725(N/S)
——社区会议 30.82.00063
注：N／S表示无相关性。下同。
不同国家有着支持网类型分布的基本差异，这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别（Thissen，1992）。由于人口流动和移民的存在改变了社区人口的稳定性和人口的密度，从而改变了社区结构和邻居的构成，改变了老年人与亲属子女的空间距离，使得一个国家内部在不同地区、不同社区之间，老年社会支持网在类型分布上也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社区结构与支持网类型的分布有着强烈的相关联系（Werger，1991；Wenger、St.Leger，1992）。不过，所有的西方老年学关于老年社会支持网分布的研究都表明，在任何社会里，社区整合型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同时至少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口抑或拥有社区整合型支持网，抑或拥有家庭依赖型支持网。与支持网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社会服务的利用方式和水平（Wenger、Shahtahnasebi，1990；Wenger，1992b 1991）。
因此，考察北京老年社会支持网类型与他们的个人特征、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移民因素、文化特质等因素的相关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由于性别差异的显著存在，我们在考察这些相关性的同时，也把性别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来处理。
表5 性别差异及变量因子与支持网类型的列联相关分析
北京(N=165)利物浦(N=495)
相关变量全体 老年妇女 老年男子 全体 老年妇女 老年男子
1.个人特征
年龄
N/S N/S
N/S N/S N/S N/S
性别
N/S - 4- ＜.01 -
-
婚姻状况
N/S N/S
N/S N/S N/S N/S
家庭户构成＜.05＜.05 ＜.05 .00000 .00000＜.01
健康状况
N/SL.05
N/S N/S N/S N/S
2.社会经济地位
职业
N/S＜.01
N/S -
-
-
工作? 退休?N/S＜.05
N/S -
-
-
受教育年数＜.01 .00010
N/S N/S N/S N/S
3.移民因素
出生地 -
- - ＜.01 N/S＜.05
定居时间 ＜.05＜.01 ＜.05 N/S N/S N/S
住屋时间 ＜.001＜.01
N/S＜.01＜.01 N/S
定居年龄
N/S N/S
N/S N/S N/S N/S
4.文化因素
宗教属性
N/S N/S
N/S .00000 .00005 .00000
注：表中“—”表示因两城市样本之间存在差异，未得到分析或表示不适用。
表5显示，在北京，家庭户构成、妇女的职业地位、 正规教育程度、在社区定居的时间、房屋居住时间等与社会支持网类型有着显著相关。但是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定居的年龄、宗教等却没有相关显著性。在利物浦，性别、家庭户构成、出生地、宗教等因素对支持网类型的关系是显著的，但是在利物浦健康老人子样本中，年龄、婚姻状况、健康、教育、定居时间、定居年龄等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在两个城市当中，我们选取的都是健康老年人样本，而不是代表老年整体的样本，因此，前面我们所述说的许多因子的相关显著性在这里并没有显现出来。
然而，当我们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时，北京数据出现了些有趣的结果。对于老年妇女，除了宗教活动、年龄以及定居北京时的年龄外，其它所有的变量因子都显示了与支持网类型的相关显著性。与之相对比，老年男子则只有家庭户构成、定居时间长短这两个变量有相关显著性。
以家庭户构成这一因素为例。家庭户构成在两个城市当中都与支持网类型有显著相关。在北京，几乎所有住在三代同堂家庭中的老年人都具有家庭依赖型或社区整合型的社会支持网络，几乎没有其它类型的社会支持，并且，具有家庭依赖型支持网的倾向性要更为突出，不过这种倾向性还是要弱于与年轻一代住在一起的利物浦健康老人。在利物浦，与年轻一代住在一起的老人有61%具有家庭依赖型支持网，相比之下，在北京只有28%。换句话说，与孩子居住在一起的北京老人比利物浦老人有更多的自由，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利物浦老人与年轻人一起合居是为了得到生活起居上的照料；而在北京，老人与子女合居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如住房紧张、传统文化观念等。
在北京，63%的家庭依赖型老年人和58%的社区整合型的老年人至少与一个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几乎所有那些属于自我涵括型、社区依赖型、自我局限型的老人，其家庭户构成中都没有第三代即孙代。而那些属于家庭依赖型支持网的老人，63%都有一个以上的孙子女承欢膝下。
至于健康状况，在北京，身体稍差的老年妇女多比老年男子更容易得到社区整合型的社会支持网。提到职业，北京老年男子退休前的职业与支持网类型并无多大的相关联系。但是，就老年妇女而言就不一样了，74%的家庭主妇、68%的体力劳动工人的支持网是社区整合型的，而大多数服务性行业的工人则更倾向于拥有家庭依赖型支持网。
就教育而言，目前大多数国家老人接受的教育是较低的，北京老年男子比老年妇女接受的教育要稍高一些，男子平均受教育年限约6年， 而女子则为4年。相对男子而言，妇女教育程度越低， 其支持网更多为家庭依赖型，社区整合型相对越少。出生地这一因素在利物浦数据中表现了与支持网类型的较高相关显著程度，但北京数据没有得到很好的测量。不过居留时间在北京有重要的影响作用，71%的老年妇女与85%老年男子在北京生活了30年以上。对于妇女而言，在现在房屋或单元房中居住的时间也是有较高相关性的。象婉格尔发现的那样，那些在近30年来才居住在本城市中的人，更容易获得社区依赖型或自我局限型的社会支持网（Wenger，1996）。
注释：
*我们要感谢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了本次合作研究的机会， 同时也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94级本科生对北京地区调查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