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全球化及此条件下民族主义新态势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条件下论文,态势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及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源于何时，据说已无从稽考。但我们知道，有关全球性问题、世界性问题的研究，却由来已久。这里有必要首先提及沃伦斯坦和他所创建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理论模式。沃伦斯坦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有着巨大的贡献。“世界体系”的理论模式，主要限于世界经济的范围内，着眼于国际分工问题，认为现时代的分工把世界分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资本主义世界霸权支配着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而这种经济又总是建立在民族国家体系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经典性命题。这里笔者要先强调一下，为后文的阐述做好准备，那就是：这种构建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现在已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因素，因为全球经济构建的基础将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此意义上讲，世界经济是指民族国家间的一种经济联系，即国别经济，而真正的全球经济的形成和出现，从目前已显露出的端倪来看，将使我们不得不对民族国家这一传统概念所蕴含的诸如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和经济的自主与独立等若干命题进行新的审视。特别是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已显象出的由政治地缘世界正在逐步转向经济地缘世界，[①]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现实性。“较之十九世纪的世界体系，今天的世界经济表现出的是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现象：即全球经济的互相依存”。[②]“全球化”问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是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由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而引起的，它表达了一种对“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困境”的关注。在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我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失控的人口增长、社会分工和差距、社会的不公正、饥饿和营养不良、贫困、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混乱、贸易保护主义、犯罪吸毒、政治腐败、生态环境恶化、不可战胜的疾病……而这些问题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往往会越过世界向四处扩散，由一国的“内部事务”衍化成为地区性的问题，并进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总问题”。远不止于此，“全球化”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全面展开，形成一种真正意义的全球态势。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来，全球化的意义尤其在于，“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③]而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经济的无国界活动，无疑对传统国别经济构成巨大冲击，并迫使各民族国家面对这一冲击做出各种反应，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应，特别是战后，世界经济随资本和生产的国际化趋势加强，而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地球村经济”。人类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④]给人以最初的感性认识是诸如IBM.GM.Coca[-]—Cola之类的世界级大公司的跨国经营；国际通讯媒体在一瞬间令各大洲人们在同一时刻饱览奥运会盛况；品尝麦当劳和肯德基快餐的惬意使人们忘却了曾几何时这些美味是需办理签证出境才可体验到的；VCD的热潮使大众娱乐，流行音乐等新潮艺术成为世界现象，人们在享受这些的同时，已经或多或少地感悟到了全球化的含义，尽管还不那么清晰。
二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道路交通对于各个文明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人类文明是分散的，互相隔绝的，而使这些文明和不同区域的人群发生联系的媒介，应该说是那些勇于冒险的探险家及其后建立起来的道路交通网络，在此意义我们要再一次认识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重大意义。五百年前哥伦布的航海壮举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且互相隔绝的人类实现了最后的会合，继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地理大发现与贸易的热潮——商业革命，并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始有了世界历史的概念，尽管它潜含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而到19世纪时期及至20世纪初期随着陆路、水路交通网络的构筑，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群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立体的道路交通网络构筑的同时，我们又被一种“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而震惊，信息这种无形的“道路”更具魔力，它使全球融为一体，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尤其是现在，信息传媒具有的全球化性质，越来越表现出其无所不在的力量；它可以成就一个事业，也可以摧毁一种制度；它可以于无中生有，也可以令有化为无；其传递速度之快，穿透力之强，为更多的人所共享。间或对一国领导人的决策也会产生微妙的影响，难怪有人讲：如果没有CNN记者的“捣乱”，美国政府对海湾战争的决策也许会是另一种模式。那位惯于对未来作预测的奈斯比特指出：纵观现代化历史，首先在经济上推动美国前进的两大发明为电报（后来是电话）和铁路，而使地球变为全球经济村的两项重大发明是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⑤]由于有史以来地球上第一次有了瞬间即可分享的信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全球性经济。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普通股民，只要需要，都可随时了解和掌握各大金融中心的股市行情，同样，象保罗·肯尼迪教授所讲的那样：“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然而，更大的变化发生在通讯领域。……近年来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它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穿越国界，使人们可以听到和看到外国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它也使富国和穷国之间比五十年前更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刺激人们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这些变化使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控制本身的命运。”[⑥]
推动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市场经济的世界化，在本世纪最后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市场化的浪潮以汹涌澎湃之势侵袭地球各个角落，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用它那无比的穿透力，整合、改造和重塑地球上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诸形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包括了技术的全球化和电信及运输手段的全球化，尤其还有贸易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生产的全球化。”[⑦]这种至高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把个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即有现代意识的人。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使各国在交往中使用同样的商业语言，按照一式的规则活动，建立类似的机构制度，以便与“全球化”接轨。象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已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悠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性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⑧]
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及其作用的日益加强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当今全球化系统中，有着这样一些主要的非国家行为体愈益成为国际体系的活跃因素：（1）区域性非国家行为体：如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2）非区域性跨国组织，如跨国公司；（3）政府间组织，如“北约”“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某种意义上讲，联合国已违背了它建立时的宗旨，广泛持久的国际干预，制裁，派驻维和部队，无疑是对传统主权观念的“无视”；而跨国公司和区域性经济集团的组建和发展，在为人们初步展示了全球化前景的同时，也不能不使民族国家放弃长期信守的主权观念的“绝对性”和“排他性”。面对那些众多的庞大的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无比的经济支配力，“民族国家”显得是那样的脆弱。这些跨国公司不仅改变或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经营思想，而且创造了和正在创造国别经济无法创造和容纳的产品和技术。“或许不久——到本世纪末，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半数以上，是出自200或3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2/3是属于美国”。[⑨]
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国籍、人种、疆界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各种生产和消费资源的流动速度和实现效果。当一个美国人向通用汽车公司购买一辆庞蒂亚克牌汽车时，他或她便不知不觉地参与了一笔国际交易。在其所付2万美元的货款中，约6000元流往南朝鲜，支付日常的劳务和装配工作费；3500元流往日本，支付先进的部件费；1500元流往德国，支付式样和设计工程费；800元流往台湾、新加坡、日本，支付小型部件费；500元流往爱尔兰和巴巴多斯，作为数据处理费；剩下不到8000元给底特律的战略家、纽约的律师和银行家、华盛顿的院外分子、全美的保险和保健工作人员，以及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⑩]这一桩贸易中，似乎不存在经济的“独立自主”，纯粹的市场联系，它形象地勾勒出了全球化经济的表象特征。
三
托马斯·杰弗逊讲过，“商人无祖国。商人对于其出生和生活所在地的国家的感情，比不上对使其获利的国家的感情。”[(11)]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就其本质讲，决不承认任何界线，只要有利可图，就会象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蕃篱，今后还要冲破更多的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大多数民族而言，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过程，相反它充满了痛苦和失意、挫折和代价、摩擦和斗争。
有趣的是，在一体化加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有如著名国际政务活动家基辛格博士所讲的，“世界在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当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只有承认我们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决时，民族主义恰恰在这个时候抬头了。”[(12)]自近代世界以来由民族意识发展至系统化、理论化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社会运动，从其发源地欧洲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19世纪民族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0世纪初民族主义牢固地控制着欧洲各国人民的情绪，并激发起他们对实现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渴望。近代国家体系形成后，更由于近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乃至国际法，均把“民族国家”视为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重要渊源，从而使各民族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为追求这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更多地采取带有暴力和战争色彩的行动，产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同时民族主义的思潮也传播至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就象拿破仑当初被他所激起的欧洲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所击败那样，20世纪中期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为追求“民族自决”而进行的一场“民族自我觉醒”的运动。它对20世纪国际体系造成重大的冲击，导致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民族得以取得“国家的地位”，并进而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平等主体”，（至少从国际法的法理上讲是如此）。从本世纪初威尔逊倡导的“十四点计划”中的“民族自决”到国际联盟的建立，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到联合国的创建，我们不能看出，“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人类社会接受同一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13)]
当历史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整个世界发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嬗变，维系战后世界体系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瓦解，世界由此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冷战时期一度被掩盖和弱化的民族主义此时又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所在，它不仅影响着许多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发展，而且已成为牵动全球整体发展的制约因素。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因其内涵的某些变化，表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并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
全球化所导致的是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政治演进不同步的后果。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为保持领先地位而不惜借助不公正的旧的国际秩序，压制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利己色彩，有时带有孤立的排外情绪的民族主义，如西欧某些国家在社会福利、就业等问题上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和排斥。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全球化日益逼近下所产生的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又促使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演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冷战时期掩盖起来的一些敏感性问题，诸如边界纠纷、民族、宗教等问题，在新的条件下又日益显化，遂演变成诸如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并进而使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形成日益紧张的局势，甚至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前苏联东欧地区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那样的深刻。
面对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如何保持自己民族国家本色而不为全球化所“化弱”，应该说这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一种普遍心态的反映。有如美国学者勒纳提出的“痛苦门槛理论”。他认为每个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时，原先的支撑物和社会结构突然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但又不可避免，于是人们转向民族主义。[(14)]全球经济的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渗透”，并因此而导致受冲击国家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在所难免，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更带有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强烈的排外情绪，更是缘由经济的强大压力。跨国关系而非民族国家间关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跨国公司的无国界经营已不再忠诚于母国，而是认同世界经济，这是对民族国家观念的严重侵蚀。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幸运儿”，而这种“此胜彼败”的民族主义威胁到全球的经济繁荣，[(15)]并给人们带来困惑：对一体化、对全球化。在这一新的命题出现后，才有了那种重弹“重商主义”老调的经济民族主义，在要求他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却对自己本国的市场竭力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才有了象法国那样“带有失落感的民族主义”的表露。[(16)]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命题面前，至少在主观上都力图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同时又避免损失，民族主义必然进一步表现出来。
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讲，“民族主义感情在他们与殖民宗主国之间打下了楔子。”[(17)]影响和制约着其自身的发展，也影响和制约着他们与原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新兴国家中，尤以非洲为明显，在那里对部族的效忠较之对民族国家效忠显得更为重要，加之某些情况下部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不相符，使得忠诚的归属便成为冲突的焦点，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讲，他们试图发展对国家的一种认同感，以期得到国民对政府的认可，尽管这是至为重要的，“但很难想象不摧毁这种对部族的认同将如何发展一种对国家的认同”。[(18)]由于缺乏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共识，加之边界的划分人为地阻断了相邻部族之间的联系，使一个拥有共同认同感的人群割裂开来，尽管他们均包括在国家的边界之内，但彼此之间没有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他们所提供的忠诚只能成为对国家忠诚分裂的焦点。对于这些国家中的各部族而言，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和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许有助于他们形成某种认同，并联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整体，“但民族解放运动并不能使这种认同保持长久”，[(19)]因此，必须尽快地改造传统的社会结构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文化的共同认同等，从事积极的“国家建设”这既是当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改造民族主义内涵的一个新内容。国家建设包括诸方面的内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但就思想观念而言，民族主义在国家建设中得到更为生动的体现，至少表现为一种内聚力的凝结和广泛的动员，有如早期历史中的“自由精神”、“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客观地讲，伴随全球化大趋势形成的同时，民族主义的上升和其表现出的令人眼花了乱的剧变，形成的是一种不和谐的音符：从南非各地到斯里兰卡的海岸，从科索沃山谷到巴斯克山区，暴力、流血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部族仇杀、右翼排外暴力行动，充斥世界各个角落，以至人们根据自然地理的走势划定出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弧状地带，并冠之为“血腥地带”，人们耳闻目睹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幸和灾难，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表现特征的多样性，尤其要看到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其功能作用的多重性和可变性。民族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了民族国家，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同时也孕育了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即建设性和破坏性，这是一把“双刃剑”。[(20)]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更多地是与一国维护其本民族国家利益和谋求在未来新的国际体系中的相应地位而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那些追求“自治”“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的王牌。不论对于现存的主权国家，还是对那些正在追求这一目标或已达到这一目标的民族而言，其外在涵化和衍变的表现形式：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内外措施和政策，均带有显性和隐性的但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并因此而在国内国际事务中产生影响和表现出来，这是民族主义在现阶段下对全球化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并与全球化形成为一种互动关系。
注释：
[①]参见叶章蓉《冷战后世界发展的几个问题》，《欧洲》1994年第3期
[②]Theodore A.Couloumbis,James H.Wolfe,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U,S.1982,P313
[③]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④]联合国秘书长布罗斯特·加利先生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
[⑤]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⑥]R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e Te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PP.332-333
[⑦]参见余东林《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⑨]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1983,P69
[⑩][(11)][(15)]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36、311页
[(12)]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9页
[(1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14)]李宏图《民族与民族主义概论》《欧洲》1994年第1期
[(16)]陈丰《带有失落感的民族主义——由杜阿梅尔的近著“法国的恐惧”所想到的》载《欧洲》1993年，第5期
[(17)][ (18)][(19)][(20)]Lyman Tower Sargent,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TheDorsey Press,U.S 1984,P23,23,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