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阐释学中“以意逆志”和“视域融合”之异同
李岳峰，赵树勤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诠释学”一词最早源于西方，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拥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技术。“诠释学”这一学科虽起源于西方，但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诠释思想。学者将主要研究中国经典诠释思想的学术活动称为“中国经学阐释学”。为了解中西方诠释学方面的联系与区别，文章选取了中国先秦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和德国著名诠释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例，简要比较中西诠释学方面的异同点。
[关键词] 诠释学；以意逆志；视域融合
“诠释学”又称“阐释学”“释义学”。广义是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狭义是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泛指任何文本注释，包括各种形式的文本解释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中西方的诠释思想都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诠释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研究对象为西方经典，经过几代人的继承发展，西方诠释学理论愈加丰富和系统化。因受到西方诠释学的影响，国内的学者纷纷开展了对中国古代经典诠释思想的研究工作，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经学阐释学”。中西方诠释学理论之深广，笔者在此无法用寥寥数千字就将这两大理论进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只能从各自的诠释学说中各抽取一个有可比性和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来举例比较，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推断出“中国经学阐释学”和近代西方阐释学”的部分异同。
一、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在对《诗经》鉴赏时所提出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的思路。在《孟子·万章上》中说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注释“志”说“意也，从心之声”；注释“意”说“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可见，志意互训，二者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闻一多先生也对“志”做过解释：“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2]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更偏向于第三种意义，指作者的思想感情。
对于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解，古往今来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东汉赵岐在《孟子章句·万章上》里解释道：“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3]“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他认为，诠释者(读者)是“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即用读者的心意去揣测、推求作者的原意。这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此外，清代学者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一书中说道：“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4]他反对将“意”看成读者的心意，而是将其理解为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所以吴淇认为，“以意逆志”实则“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这是对“以意逆志”的另一种观点。目前，赵岐的观点在学界的认可度较高，更接近孟子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原意。
因此， “以意逆志”意味着读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诠释时，不能将文章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只研究片段、零散的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把握作品主旨，进而结合自身的主观感受或体验，感悟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使文本被更好地诠释。正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所说的“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5]那样，强调读者必须全面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加以自身的感受，方能理解作者之志。
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
“视域融合”学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一个诠释文本的哲学论点，它是近代西方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研究重心由作者转移到作品，再由作品转移到读者的产物。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作品，有文本自身的视域，而作为解释者的读者也有自己的视域，当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或作品时，就会出现两个视域的对立碰撞，当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达到相融合时，便能出现一种新的和谐状态，产生新的意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分析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伽达默尔则把理解定义为以“主体—主体”为关系的一种本原对话形式。前面说到理解是具有时间距离(历史性)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不同的解释者之间都会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见解，将不同解释者的解释与他们自身的前理解相结合，又会产生各种新的理解，因而个人的解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对于文本的理解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理解是无法穷尽的。由此可知，无论是“以意逆志”还是“视域融合”都必定要受到前理解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二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三、“以意逆志”与“视域融合”之异同
(一)共同点
“前理解”是哲学解释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概念，为理解之必要前提和条件。它是指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是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已有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
2.受到解释者前理解的影响且理解无法穷尽
联系历史可知，二者侧重点不同主要是中国经学阐释学和近代西方阐释学处在不同时期的缘故。以孟子的“以意逆志”为代表的中国经学阐释学处于中国先秦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此时的中国诠释学思想正是萌芽状态，诠释研究的重心处在研究作者的阶段。而近代西方阐释学则产生在20世纪以后，罗兰巴特宣称作品的诞生意味着作者的死亡，把作品文本意义的再创造权力还给读者。且不评价罗兰巴特的说法是否合理，但至少向人们证明了当时西方阐释学界将研究的重心放在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上，因而近代西方阐释学更注重的是讨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联系。
“以意逆志”“视域融合”都是用于文学鉴赏的方法或理论。既然是文学鉴赏，便不可能脱离由世界、作者、作品(文本)、读者这四个要素构成的语义场，只是二者在这四种关系中的关注角度有所不同罢了。所有的文本始终反映着世界，“以意逆志”是在文本理解的基础上“以己之意推测作者之志”；而“视域融合”在解释者与文本的视域中也包含作者的视域因素。所以，“以意逆志”和“视域融合”在研究范畴方面都只能在“文学四要素”的语义场内进行，无法超越。
1.相同的语义场
“以意逆志”和“视域融合”都属于诠释学的内容，诠释的核心是理解，而任何的理解都是以前理解为基础的。解释者虽然是在理解文本本身，但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掺杂解释者本人的主观思想。文本意义的再现看似是隐含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原意，实质上却是解释者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理解。文本和作品的意义世界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本世界，也不是由解释者凭空想象出来的文本世界，它新生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交融之中，理解则在两个世界的交融过程中进行。
“视域融合”的过程既不是解释者抛弃自己的视域而进入被理解对象即文本的视域，也不是将被理解对象的视域完全纳入并服从于解释者的视域，而是解释者从自己原有的视域出发，在与被理解对象不断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文本的异质性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前见，使解释者的视域不断扩大，从而两个视域融合成一个全新的视域，产生全新的意义。解释者能在被解释对象的视域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前见，即前理解。说明视域融合本身就存在时间距离，即历史性。所以，这就要求解释者必须首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视域中，才能更好地用现在的思想去理解历史文本中的传统意义。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事实上，在历史理解中总是已经包含了这一点，即朝我们走来的传统是在现在之中说话，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在这种调解当中理解传统，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传统理解为这种调解。”[6]这也揭示了“视域”的特点：一是具有运动性，因为视域总是处在构成过程中而绝不会受缚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立场；二是具有隐蔽性，即受历史条件与个人条件的制约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和诠释。所以概括地说，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既是理解的过程，又是一切解释活动最基本的方法，理解的客观性只有依赖“视域融合”才能实现。
这说明了无论是中国诠释学还是西方诠释学，只要进行诠释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解释者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知识经验等条件的影响。换句话说，中西方诠释学的理论都是解释者在个人前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理解和阐释，也许解释者可以无限地接近原作者或文本的意图，却无法将理解完完整整地穷尽对原作者或文本的理解。
立法审议在规范层面主要体现为一种程序法。实体法与程序法虽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但二者的发展却往往是相互独立的。“有时，实体法已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准，而程序法则比较落后，如法国民法典与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06年)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23]究其原因，在于程序法具有与实体法不同的评价标准，即独立的程序价值取向。法学上的价值观是指“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它们是一些观念或普遍原则，体现对事物的价值、可追求的理想等进行的判断”。[24]这些判断应用于立法审议程序的规范中则体现为立法审议的价值取向。
(二)不同点
1.内容：“追寻作者”与“立足文本”
“以意逆志”强调的是“作者之志”，目的是要求解释者从文本的整体性出发推求出蕴含于文本作品中的作者的原意，侧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文本只是充当读者与作者沟通和交流的桥梁。这种对作者原意的追求在董洪利先生的《古籍的阐释》中进行具体的介绍。他认为孟子“以意逆志”的说法“只是儒家书籍成为法定经典、圣人具有了权威地位之后，在汉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理解”[7]，是当时人们对经典的作者怀有崇圣性心理的缘故。而“视域融合”强调的则是解释者即读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的融合。解释者结合前理解将自身视域进行调整、修正、扩大，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视域融合”更注重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即使文本中会隐含作者的思想，也已经被淡化了。从概念的理解上看，“视域融合”更多的是从文本阅读与理解的角度出发，没有特别的指向性主题，也没有特定的参考标准，解释者的思想可以对前人解释的继承发展，但绝不是被前人的理解所禁锢走向趋同，而是尽可能地突显出解释者自己的感悟和看法，使其评价更自由化。
作为一种图像媒介，地图是视觉性和空间性的，由此，它主要作为描述的特征而非叙事的特征显示自身。时间性的记忆本身就是形象性的，形象性与空间性是记忆的根本性特征。语词和图像的关系既不能理解为一种相互独立的符号系统，也不能独自作为图像来对待，因为图像的解释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语词和图像在图画中是相应相合和互补合作的关系，地图作为图像是一种始终存在着彼此介入的“异质图画”。
“四要素”形成的关系网同样是中西方诠释学的研究之根本。中西方对文本所有的诠释，都是诠释者们以文本与其他三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基点，通过运用各种科学思想和方法论深入分析这四个要素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发生不同的组合、变化与发展而得出的理论学说。
2. 形式：“以意逆志”较零散化；“视域融合”较系统化
清热解表。用于风热感冒，症见发热重、恶寒轻、汗出而热不解、头痛鼻塞、咳嗽、口渴咽红。本品口感微甜，服用方便，小儿易于接受，是适合于儿童服用的感冒良药。
1.5.2 单因素分析 将确诊CRPC年龄、血尿、血尿持续时间、骨痛、骨痛持续时间、骨转移、骨转移数、抗骨转移治疗次数、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数目、其他脏器转移、Gleason评分、CHO、HGB、TPSA、f/t PSA、中医证型、中药联合治疗18项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纳入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用Kaplan-Meier法对可能的预后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CRPC预后危险因素，绘制生存曲线，生存率的比较用log-rank检验。
“以意逆志”出自《孟子》一书。《孟子》与《论语》一样，都是属于语录体著作。由于语录体著作只是将人物的言行进行记录、汇编和整理，所以大多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各种思想和学术主张之间也少有联系，通常而言，孟子的一句话或一次交谈就是他的一个思想或一个学术主张。所以，“以意逆志”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书中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理论来对其进行完善或扩展，显得较为零碎化、孤立化。相比较而言，“视域融合”有更完备的理论系统。“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探求真理时的其中一条理论观点，它不能像“以意逆志”那样可以从书中单独拿出来解释、研究，解释“视域融合”必须在近代西方诠释学系统中进行。因为在解释“视域融合”这一哲学观点时，必须引出“理解”理论、前理解、诠释循环、效果历史等一连串诠释学理论作为其辅助说明，人们才能对“视域融合”学说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要理解“视域融合”，就得从整体入手，积极联系相关理论，系统地把握其中的深刻内涵。
在铣床上加工多孔专用夹具采用调整垫和紧固螺杆配合以及定位螺丝的配合调整工件的位置以达到工件加工的要求。
中国经学阐述学研究的对象为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古代经典著作种类繁多，各不相同，各经典之间少有直接联系，即使是在同一部经典中，各章各句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关联(如《论语》《孟子》)。由于古人在撰写或编撰、整理一部经典时多采用“事理串联”的方式，描写的内容大多为一个个不同的故事或道理，使得解释者在研究经典时的理论也多呈现分散化、零散化的情况。受经典内容的限制，中国传统诠释学从目前来说难以达到一个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系统。而西方的诠释学最初也是从研究经典发展而来的，但西方经典数目较少，且经典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和逻辑性(如《圣经》、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关系)，给解释者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被解释对象，从19世纪的狄尔泰方法论阐释学，到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到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到哈利马斯的批判阐释学，再到保罗利科的阐释学等历代解释者的理论一直处在保传承和发展的状态中，所以西方诠释学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在其内部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研究其中的一个理论观点常常需要其他理论观点的支撑才能顺利进行，解释者必须从西方诠释学理论整体的高度上加以把握。
综上，中国诠释学大多以探求包含在文本中作者的“原意”为解释目标；而西方阐释学却将重心放在追求真理与科学这种普遍任务上。中国传统诠释学多零散分散，西方诠释学多集中系统；中国传统诠释学意在“知人”，西方诠释学贵在“求真”，这是西方本体论诠释学与中国方法论诠释学的差异，但同时也为传统诠释学走向现代化途中，找到了向西方理论学习的联通点。笔者希望“以意逆志”与“视域融合”这两个中西方的诠释学观点来举例比较异同，通过二者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为中国传统诠释学寻找新的突破口提供参考。
[参 考 文 献]
[1]毛晓.孟子——国学经典精读[M].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歌与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赵岐.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M].扬州：广陵书社，2009.
[5]朱自清.诗言志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董洪利.古籍的阐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3-0112-03
[收稿日期] 2019-02-19
[作者简介] 李岳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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