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势之役——关于职工教育与培训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工教育论文,之役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高技术创造高附加值，我给大家介绍一组形象的数字：如果钢铁等初级产品的出厂价是1，那么轿车就是5，彩电是30，电子计算机是1000，而集成电路块、计算机软件就是2000。所以说，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资源，但不能没有一支高技能的劳动大军。只要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就可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就仍然可以民富国强。譬如，日本出口计算机，其消耗的钢材只相当于家庭的炒菜锅，但其售价却几近同体积的黄金。也就是说，日本人是在用铁换我们的黄金。这个道理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大，对经济发展具有无比巨大的作用。”
公元1997年“五·一”劳动节刚过，我们在劳动部采访时正赶上部里举办全国职业技能开发研修班。上述文字就是我们中途贸然“插班听课”时匆忙记下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一段讲话。虽然笔记本上的墨迹已经淡然，但讲话者其时激越的神态和随手在磁化板上写下的“1∶5∶30∶1000∶2000”的数字却仍然历历在目。两年后的1999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北京专门拜访了这位领导。提到两年前讲的那组数字，他笑着说恐怕要作很大的修改——现在的比例差距变得更大了——据说，比尔·盖茨麾下的微软其股票市值早已突破5000亿美元啦。
这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道，技术和人才在企业和国家间的竞争中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有人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对此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那个实力？
——哪个实力？我们问。
——就是拥有一支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的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大军啊。
他说，这不是他发明的观点，而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论断。原话是：“下个世纪，拥有有技能的人才是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
的确，在我们即将迈入新世纪门槛之际，应该老老实实地扪心自问：我们创造和积蓄了那个足以让我们自立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了吗？因为，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廉价的激情虚枉的幻想天真的一厢情愿以及毫无理性的气壮如牛，曾让我们在这个马上就要离我们而去的世纪里吃尽了苦头，在新世纪里我们实在不该再犯同样的错误吃同样的苦头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自我检讨，找到并承认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也并非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然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选择面前，我们必须直面和承受这种痛苦，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生存和发展，我们得为此付出代价。
“人多、热情高、干劲大”曾是让包括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内的许多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民族的一大优势，但是当我们忽视或没能把那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精神和劲头开发转换成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科学技术和职业素质的时候，优势就变成了劣势，动力变成了包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林用三告诉我们：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还是相当低的。在城镇企业1.4亿职工中， 技术工人只占一半；在这7000万技术工人中，中级技工只占35%，高级技工仅占3.5%。而在向非农产业转移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 有70%以上的人仅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其中半数仅有小学文化水平，还有10%的文盲……
也许我们在劳动部得到的以下数据更让人难堪和痛苦——美国有关方面搞的环球调查显示：全球劳动力素质最好的国家是新加坡，其次是瑞士、日本、比利时，中国仅列第42位。在我国工业部门职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8%，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20.4%，大学程度的仅占1.6%；当前我国产业技术水平还不高，高技术产业所占比例还很少，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4；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矿产资源利用率、回收率只有30%—50%，比发达国家低10%—20%；产品合格率平均只有70%，每年仅一次不良品造成的损失就达2000亿元；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15%，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9%，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目前国际劳务输出总人数约有2000万人，每年平均创汇300多亿美元，但我国平均每年劳务输出量不足10 万人，仅为国际劳务输出的千分之五左右。
既然是一种生死抉择，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仅仅是了解我们的差距知耻而后勇，而还在于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奋起直追后发制人的策略和战术来。
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城市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所以中国领导人对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紧迫性的认识，要远远先于和深于本应该尤感急迫的企业界的决策者们。重温国家领导人当年对今天的危机所作的富于预见的判断我们仍有震撼之感。在北京我们采访了中国职工教育的巨擘和企业管理的耆宿、曾长期担任我国经济主管部门领导工作的袁宝华先生。在他那里我们见到了6 年前在郑州召开的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担任“两会”会长的袁老的一篇谈话记录。其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以往我们主要依靠人、财、物的大量投入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了。据调查，1978年至1992年的14年间，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只有13%是靠提高内涵获得的，87%是靠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等外延投入带来的。这种以大量稀缺资源、资金和人力投入为代价，换取有限产出效益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着重解决有无矛盾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特别是处于市场机制的强化、市场制约的强化和来自国际强手及国内其他企业的双重夹击的情况下，再走这样的发展路子，就非被淘汰出局不可。所以各个企业都必须以市场经济的观念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方式，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重视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重视质量和精细管理，重视结构优化和投入产出效益，重视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价值，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
尽管长期浸淫于计划体制与短缺经济并存环境中的许多国有企业仍坚持已有的经营和发展方式，继续热衷于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量，习惯性地膨胀着投资饥渴和扩张欲望（当然两三年后它们就陆续尝到了短缺经济时代终结的苦头，相当多的企业因亏损而停产或倒闭），但是中国领导人确信，我国经济发展由生产能力制约向市场制约的历史性变化是不会逆转的。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科技和教育振兴国家，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民族命之所系的大事情。
在其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于是，依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一系列以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抢占21世纪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制高点为根本目标的措施——包括旨在对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主要领导人普遍进行一次工商管理培训的“全国企业管理人员培训计划”，旨在3年内组织1000万下岗职工参加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的“‘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旨在提高4465万专业技术人员和528 万国家公务员素质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九五’规划”和“‘九五’公务员培训计划”，旨在把500 万农村青年培训成为下世纪农村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计划”等陆续出台了。
与以往几次同样也是轰轰烈烈的教育与培训活动相比，具有更为坚实和完备的法律和政策基础，是上述计划与措施的最大特点。短短几年间相继实施的《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企业法》、《公司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有关法律以及与之相伴出台的《企业职工培训规定》、《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纲要》、《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全国职工自学成才奖励条例》、劳动预备制度、绿色证书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制度等一系列政策规定和制度，为提高劳动者素质迅速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制化、制度化的支撑体系和环境。袁宝华老先生一再向我们强调，这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没有法律体系作保障，那么就很难避免不回到过去用搞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搞职工教育的老路上去。
如果把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展职工教育和培训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看作是一场为中华民族争取21世纪竞争优势的蓄势之战的话，那么，90年代最后几年党和政府所推出或倡导的一系列气势如虹的举措则无疑是这场蓄势之役最蔚为壮观的全线总冲锋。尽管历史老人已经叩响了21世纪的大门，狼来了的呼声已被蜂拥而至的狼群的嗥叫湮没得无影无踪，让我们备感这最后的冲锋来得实在迟缓了些；尽管尚在完善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提供更为充分的观念引导和体制与制度的保障，因而无论在思想准备上，还是在组织准备上，构成这最后冲锋的许多方面都让人有局促之感，但是我们还是真切感受到了一个不甘落后志在必得背水一战的古老民族的勇气、自信和力量。
许多被采访者对我们“蓄势之役”的比喻表示赞同或认可，只是一些老同志再三向我们指出，此役肇始于解放初，甚至更早，而非20年前。“文革”前由劳动部调到教育部，“文革”后又被调回劳动部，90年退下来的原劳动人事部培训处处长文誉老先生告诉我们，“实际上，职业教育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就业前的教育与培训，它主要是针对后备劳动者的；另一块是就业后的在职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它主要针对的是在岗劳动者的。你们所说的职工教育和培训应该属于这后一块。它基本上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针对干部的，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另一部分是针对工人和员工的。对职工队伍的教育和培训，我们党历来是高度重视的。解放战争胜局甫定，党和政府就全面开展了这方面工作。”
在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长楼”内一间简朴的客厅里，“文革”前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文革”后曾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现已80高龄的浦通修老人对我们说，“‘文革’前17年的职工教育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从建国到1955年底是浦老所说的我国职工教育与培训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扫盲识字教育为主，逐步发展了职工初等、中等教育，开始创办职工高等教育。1950年6 月尚在襁褓之中的共和国就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工农教育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的历史性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最高层领导都参加了会议。要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工业化国家，自然亟需大量的熟练工人，但是面对由数百万文盲或半文盲组成的职工队伍，共和国的决策者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职工教育必须从如何认识中国的方块汉字开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实施职工教育（当时叫工农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针，即以文化教育（首先是识字教育）为主，适当结合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卫生教育；首先着重对工农干部和工农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并推广到一切迫切要求学习的工农群众中去。
浦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把扫盲看成是劳动人民实现政治上的翻身和经济上的翻身后，为实现文化翻身，更好地建设新中国的重大政治任务，教和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到1955年，全国参加学习的职工总数达到400多万，占职工总数的30%多，170多万职工脱盲。这一时期职工业余初等和中等教育也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当时举办了一种叫“工农速成中学”的学校，专门招收工农出身的职工，学业完成后保送上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
1955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 提出要大量举办正规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业余工农学校。同年12月，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又联合召开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会上确定了两个方针——对职工识字教育和业余小学要“积极发展，注意质量”；对中等以上业余学校要“积极发展，力求正规，提高质量”。以这两个会议为标志，解放后的职工教育进入浦老所说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继续抓好扫盲工作的同时以初等和初中教育为主，初步建立由扫盲、初等、中等和大专教育所组成的职工教育体系，并实现办学形式多样化。
浦老告诉我们，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在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其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采访中我们见到了《决定》文本，其中提出2至3年要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3至5年要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95%的文盲，5或7年内要在全国基本扫除文盲。并明确扫盲标准为，职工2000字，农民1500字），这两件事情非常有力地推动了职工教育的发展。全国又迅速掀起扫盲高潮，与此同时，各地办起了一批比较正规的地区职工业余初中和高中，厂矿企业开始大力发展业余初等、初中和高中教育，有的还举办了业余中专。不少全日制高校创办了函授大学和夜大学，一些校大厂矿企业举办了职工业余大学。
浦老说，这期间有两件事情对后来的职工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1957年5、6月间，刘少奇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再就是7 月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出，“全国将有三类主要的学校：第一类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学校，第三类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
浦老讲的第三阶段起始于1958年年底。浦老说，当时党中央已觉察到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也有高指标、瞎指挥、搞形式主义等问题，所以提出了教育要巩固、调整和提高，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的方针。
然而，这一方针尚未得以实施，政治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致使本已严重的浮夸之风继续蔓延成灾，直至1960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这年冬季，党中央做出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自然地，职工教育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据说，1961年全国职工总数由1960年的5000多万人减至3000多万人，参加职工教育的学习人数也由2200多万人猛降至400多万人。
从1963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职工教育也逐步恢复，职工入学人数开始回升，特别是紧密为生产服务的各种短期学习班有了较大发展。其间刘少奇多次讲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浦老说他至今还记得那时的一个口号，叫做“5年总结经验，10年以后推广”。 在这一口号影响下，许多地方进行了试点。
但是，包括浦老在内的许多人怎么也想不到，正当大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7年的职工教育成果最终全部付诸东流。
浦老一再告诫我们，谈职工教育不谈“文革”前17年只说后20年是不妥的。前17年的职工教育虽然有曲折和问题，但成就是主要的。有些成就，像极大地改变了工人阶级文化面貌，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干部，建立了基本的职工教育体系，形成了一支职工教育师资队伍，创造出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发展了广播、电视、函授教育等等，成了10年后职工教育再次崛起的基础和参照。
劫波渡尽，噩梦醒来，重新掌握了国家决策权的第二代领导人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比起设备破旧、生产瘫痪、管理混乱，更让他们痛心疾首的是17年精心培育起来的那支支撑着中国经济建设大业的职工队伍已涣散不堪面目全非。原劳动部培训司司长关裕泰先生告诉我们，“文革”10年中，职工教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全日制教育又取消了技工学校、职工中学和中专，中等教育基本上只剩下单一的初中和高中了，并且教育质量很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根本没能达到实际知识水平。数千万这样的“新生代”带着内乱所致的思想创伤进入了工矿企业，在企业内又没有接受较好的教育和训练，使得职工队伍出现了严重的“三低一少”（技术业务水平、文化水平、管理水平低，技术人员少）问题，这是造成当时普遍存在的企业生产事故多、产品质量差、消耗高、劳动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在职工队伍建设上，中国第二代领导人还要面临另一个严峻问题——如何安置每年300多万的城市待业人员， 让他们有工作有饭吃？这些人员绝大多数是返城或新毕业的“知识青年”。虽然称之为“知识青年”，但他们除了有着八九点钟太阳般旺盛的精力，以及对生活和工作的强烈渴求外，在职业技能上则是一无所长，在文化知识上许多人也是所获甚微。“这些人的工作长期没着落，就会引发大的社会问题，影响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可是，作为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人员再大量进入工厂企业，本已素质很低的职工队伍就会更加不堪设想。”“文革”前一直在团中央从事社会青年工作，从“牛棚”走出来又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青年研究所的刘鉴农先生对当时的“两难问题”感受极深。他还告诉我们，他在东北、华东、西南等地调研时发现，各地对待业青年普遍实行的是“顶替制”（父母等退下来，由子女接替工作）。沈阳重型机械厂的党委书记就对他说，“一锅饭大家吃吧，不然老子（指顶替者的父母）会闹的。”回来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变消极安置为积极培训，并要形成一种培训制度，发表在《瞭望》上，一时反响不小。
不过，久经磨炼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清楚地知道，百业待举需要有一面把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交织在一起的大旗，才能统领军心鼓舞士气催人奋发，这面大旗就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提出“四化建设，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明确表态要亲自抓科技抓教育。实际上，这位在“文革”前就以坚决果敢雷厉风行含而不露工作作风而著称的伟人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早已成竹在胸。
袁宝华老先生对当时的情况仍记忆犹新：1979年教育部、全总和各产业部门在中央指示下，分别召开会议，大抓职工教育。1980年上半年，中央书记处几次讨论教育工作，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4 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袁被点将担任主任）。下半年，中央书记处又几次讨论职工教育工作。1981年2月， 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
这就是被称为“中国职工教育里程碑”的著名的“8号文件”。 它标志着中国职工教育开始进入有计划地实行全员培训，逐步建立正规职工教育制度的新的发展阶段。《决定》要求在“六五”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职工普遍训练一次，并通过以后的定期轮训继续提高。其中明确规定，在文化知识方面，青壮年职工，2至3年内扫除文盲，1985年前使现有文化达不到初中毕业水平的职工60%—80%达到初中毕业水平，使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职工1／3达到相当高中或中专毕业水平，使现有高中或中专程度的职工有相当一部分达到大专水平。在生产技能方面，工人要确实达到本等级应知应会要求标准，5 年内青壮年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普遍提高一至二级，使高、中级技术工人的比重有较大增加。企事业单位和领导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在1985年前普通培训一次，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和有关的专业技术知识，逐步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内行。
1981年全国职工总数近1亿1000万人，其中年龄在35 岁以下的青壮年职工是6000多万，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目标，该需要多么宏大的气魄和理性的自信？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今天重温这个文献，也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当时绝不亚于今日的势迫情急。
在“六五”期间，职工教育的最大举措之一是进行青年工人的“双补”（文化补课、技术补课）。文誉先生告诉我们说，1979年9月， 教育部召开全国职工教育会议，会上提出对“文革”以来参加工作的青工进行“双补”——1985年以前在这部分工人中普及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教育。1981年这项工作全面铺开，应补课的3000万青壮年工人到1985年8月，文化补课合格率75.9%，技术补课合格率74.4%， 均接近中央提出的80%的高限要求。
与此同时，职工教育其他几方面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82年10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提出干部教育要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根据该决定的有关精神，不到5年的时间里，全国就建立了各类管理干部院校近200所，累计毕业学员10多万人。
职工教育的大头在企业。原劳动部培训司司长、现任全国职工教育与培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李亨业先生说，以国务院转发《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为标志，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职工教育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了岗位培训上——各类从业人员上岗前，都要按规范的要求接受培训，上岗后和转岗时，还要根据生产和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经常培训提高；岗位培训方法灵活多样，在职期间一般以短期为主、业余为主、自学为主。
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被窒抑10年的数亿人口的工作学习欲望和迅速融入世界主流的热情，以及由富民强国的宏伟目标所鼓荡起的民族重兴的激情，终于使改革开放后的10年成为中国职工教育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完成了对数千万青壮年职工的“双补”任务；组织了上千万职工接受中、高级技术等级培训，轮训工矿企业班组长600 多万人，轮训各级领导干部近500万人，组织10余万名厂长、 经理参加了国家统一考核，每年有3000多万人次参加职工培训，数百万科技人员参加继续工程教育，建立了企业职工培训中心、职工学校等教育培训基地2 万多个……
不过，尚来不及仔细检点和欣赏已往的成就，扑面而至的市场经济浪潮就把人们的自得之意荡涤得了无踪迹。改革开放后的10年当中，甚至还应该包括“文革”前的17年当中我们意识到、或没意识到反而认为是我们优势的一些问题，诸如政府统得过细过死、用长官意志代替经济规律、政府热情高于企业热情、政治理性高于经济理性、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工作、疏于甚至不屑于制度与法律建设等等，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快暴露出来——我们精心构建起来的许多范式和蕴含其中的价值体系似乎 突然间就变得破绽百出。
需要重新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变成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形成现代企业职工教育与培训机制？90年代初，国家教委在全国选择了101 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企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曾主持了这项工作的原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农村与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办公室主任的郭福昌教授说，企业教育综合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企业需要的、充满活力的企业教育培训体系，其中包括决策——管理——执行权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培训——考核——使用——待遇一体化的激励机制，单位——领导——职工相互监督的约束机制。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1995年在华北石化总公司召开了百家企业综合教育改革经验交流会，之后又确定了150多家企业扩大实验。
还比如，在经济理性已成为左右职工教育机制变迁路向和途径的担纲者时代，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许多人还是沿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轨迹做些修修补补的“改革”努力时，素以精明著称的上海人却“另起炉灶”，1998年他们成功地建立起了“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机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考察了这一做法后大为赞赏，称此举符合职业培训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方向，是职业培训的一场革命。他大声问道：“劳动部门到底是花钱自己搞培训，还是组织社会力量来进行培训？是忙于自己办学开班，还是把精力放在管理整个培训上？是陷于与其他部门扯皮争吵，还是站得更高，超脱出来作为管理者？”显然，张部长的问题不仅仅对劳动部门才有意义。
到2000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时代迫使我们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其中当然包括建立现代职工教育与培训机制。那个让我们爱恨交加的市场竞争从来都是拥戴强者而不同情弱者的，倘若我们不能培育出足够数量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者、经营者、劳动者，我们很难避免不会再次成为“东亚病夫”！
蓄势之役尚在进行，我们仍在拼搏着，只是时间所剩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