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期创造社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开创性社团，与福本主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学界对此问题已有较多探究，但是，对后期创造社，关注点多半集中于以李初梨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对福本主义，则集中于其“分离—结合”的组织理论，并以此解释后期创造社激进批判行为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活动远不限于文学领域，福本主义亦有更丰富复杂的内容。①笔者曾撰文揭示，后期创造社对作为福本主义理论源头之一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接受。②本文将进一步论述后期创造社与包含了列宁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福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 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的学习活动有着颇多交集。1920年，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一起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李铁声则于次年进入。1924年，李初梨、冯乃超、彭康又一起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李初梨进入文学部德国文学科，冯乃超和彭康进入文学部哲学科(冯于次年3月在朱镜我劝说下转学到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李初梨不久也转入了哲学科。当时创造社老成员郑伯奇正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三年级，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四人“几乎朝夕相见”。③李铁声1925年也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朱镜我则在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1927年也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在研究院学习。郑伯奇还回忆，当1927年大革命还未失败时，这几个人就和刚返回日本的他一起酝酿创造社的“转变方向”。④日本学者小谷一郎注意到这种共同的学习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后期创造社同人包括五个主力在内，都以京都帝大文学部哲学科为起点，构成了一种人事联系。……可以认为，他们可能都具备‘日本体验’式的素质，而且相互间还具有某种共同的氛围或倾向。”⑤1927年10月，朱镜我和冯乃超先行回国；11月，剩下的三人一起回国。除了朱镜我，他们当时都是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因而都放弃了宝贵的学业。这可见他们批判豪情之浓厚、“转变方向”意志之坚决。 五人的回国主要出于成仿吾的努力。成氏1927年10月去日本的目的就是吸纳新成员，“商谈今后创造社的方针”。⑥现实背景则是，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下半年的创造社内部已矛盾重重，丧失了凝聚力和前进方向，甚至已不堪维持。⑦成仿吾拉五人回国，自然是要给创造社注入新的生命。而在理论上或许也有因缘，郑伯奇回忆说：“我和仿吾谈过在日本的同志们主张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仿吾很兴奋。”⑧成仿吾能够认同他们的新鲜理论应当也是促成因素之一，而在日本的两个月期间，成仿吾对他们的理论资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在他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有鲜明体现。⑨ 福本主义在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回国之时已风靡日本思想界数年。其创始人福本和夫(1894-1983)1922至1924年间，曾在美英德法诸国留学，追随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并经其介绍结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开创人物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⑩回国后，福本和夫以其对马克思主义丰富而独到的认识，展开对日共前领导人山川均“折中主义”的批判，掀起了日本知识界“方向转换”的潮流，并成为重组后的日共新领导人。福本和夫受到了柯尔施和卢卡奇的深刻影响，而福本主义的风靡也推动了二人著作在日本的传播。1927年，卢卡奇的《组织方法论》《阶级意识》(上二文均系《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单篇论文)《列宁》在日本被翻译成书出版(11)，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则在1926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1927年又再版重印。(12)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不仅研读了福本和夫的著作，也直接从卢卡奇和柯尔施那里获取了理论资源。比如，李初梨曾未指名地使用过卢卡奇的物化论，彭康则翻译出版了柯尔施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版)。而学界长期把彭康这部译作的作者认作考茨基。究其原因，一是译者署彭嘉生，著者署原名K.Korsch，研究者对彭嘉生尚不陌生，但对后者一般较生疏，易被认作在中国较知名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二是译作取名《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与原著相去甚远；三则自然是因为这部书长期属于“异端”，其后的遮蔽行为难免产生。对照彭康译本和日译本即知，彭康的翻译系以日译本为底本。日译本基本是对原著的完整翻译，彭康虽然删去了不少长篇注释，且译笔晦涩，还是较完整地传达了原著内容。日译本的产生，明显受到福本主义风潮的激发，译者序言即揭示出，译著乃是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理论斗争”。(13)日译本的大小标题，应该均系日译者所加，多处可见福本主义的影响，最后一章便被命名为《理论斗争的意义》。彭康深受柯尔施此书的影响，其对柯尔施思想的最明显继承，体现在他批判后世马克思主义者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并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实在性，而这些主张正是后期创造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根据。(14) 卢卡奇和柯尔施均在1923年发表了各自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两部著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二人理论虽然差异明显，但都格外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联系，强调批判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以及“成功的革命的主观前提”，反对思维和存在之间的二元反映论区分，因此，不仅对第二国际的思想有激进批判，对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某些观点也有虽然隐晦但尖锐的批评。(15)这两部著作发表后，俄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开展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于是在1924年，俄国的列宁主义和以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共产主义之间展开了一场直接的哲学争论。(16) 1924至1925年间，福本主义在日本日渐风靡，当时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大多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而此时的京都帝大有着福本主义的圣地——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冯乃超自述受到过其影响(17)，很有可能参与过该研究会的活动。后期创造社另一成员王学文，则确定为该会成员。(18)鉴于后期创造社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他主力成员很可能也参与过该研究会的活动，起码也曾受到其影响。 福本和夫的理论主旨在《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一书中有集中体现。该书是福本1925年11月在京都帝大的讲演大纲。其时，李初梨、彭康、李铁声都在该校读书。该书虽不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却具备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书中，福本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并加以自己的独特阐释，对包括日本经济派在内的世界诸多马克思主义学派加以评点批判，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构成了他一系列理论实践的哲学基础。 在这部书中，福本和夫展示出他对马克思原典的娴熟理解，但在诠释马克思理论的方式上则受到了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很大影响。此书一开头，即表明福本接受了卢卡奇的物化(“事物化”)论： 日本无产阶级底“方向转换”——“战线底扩大”，已经不能再是仅仅机械的“转换”和“扩大”，所以这个过程、这个斗争过程，同时必须是一步一步地将所谓在资产者社会之下事物化了的意识(在所谓工会运动时代必然决定、反映、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即自然生长性的观念，以排他的、对立的、分裂的方法来思维的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行等观念，之类的意知形态)来扬弃的过程，换句话说，必须是战取真正无产阶级的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的过程。(19) 对于无产阶级如何摆脱“事物化”、脱离资本家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法则，福本和夫认为，只能靠无产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获得阶级意识。而只有靠辩证法，无产阶级才能把握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整个世界，福本进而把辩证法的唯物论设定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20)于是，辩证法和阶级意识便被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意识斗争自然成了阶级斗争的第一条件。在福本和夫制作的两个重要表式“社会变革过程底表式”和“社会革命底表式”中，“意识的斗争”都是在唯物论总纲领之下的首要任务，排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前。(21)这些都鲜明体现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影响。同时，福本此书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法——“上向综合”和“下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对媒介性、具体性和全体性的重视(22)，无疑是对卢卡奇的理念“具体的总体性”的具体阐发。(23)至于书中不断强调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无产阶级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统一理论，更是直接采纳了卢卡奇以及柯尔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福本和夫还重点说明了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区别。(24) 虽然尚不清楚后期创造社成员是否参与了“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这场讲座，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后期创造社成员对这次讲座的内容十分熟悉。朱镜我有一篇文章，其理论核心是对福本此书第二章《把这个问题到达能够依唯物辩证法来把握的根据—条件》的照搬。在论述了无产阶级既能够主张自己的阶级利益又能够扬弃一切阶级利益的特性之后，福本认为： 从这一特性里，无产阶级可以——生出他们底社会认识底特性。 因此，无产阶级： 第一——能够在媒介性(Vermittelung)上去观察事物，而且必须这样地去观察。 第二——能够在那生成(Werden)上去观察事物，而且必须这样地去观察。 第三——能够在全体性(Totalitt)上去观察事物，而且必须这样地去观察。所以在这个阶级，他们底自己认识，同时便可以做全社会底客观的认识，而且必须是全社会底客观的认识。 第四——对于这种认识，这个阶级是认识底主体，同时能够做认识底客体，而且必须做认识底客体。那观念的辩证法论者黑格尔所企图的主客统一(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行底统一底主张)，有了这个阶级——无产阶级底出现，才能完成，才能实现。 “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到达能够依唯物辩证法来考察——不能不做这样的考察的根据(条件)，这种考察底历史的意义底根柢，我想实伏于这里。(25) 而朱镜我如此说道： 依照这个唯物论的见解，我们方才能够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解决社会底问题。 唯物论的辩证法底具体的方法是怎样呢？ 第一，在媒介性上去观察事物。 第二，在生成发展及没落底过程中去观察事物。 第三，在全体性上去观察事物。 第四，思考与存在，理论与实践底辩证法的统一。 在这种严密的方法监视之下，我们方能一步一步地去研究社会，方能理解社会底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底构成，究竟是怎样？得到了这种种的解答以后，我们才能够了解整个的社会。(26) 很明显，朱镜我对唯物论辩证法的内容及功能的理解是对福本的照抄。而从福本的理解中，也可看出他对卢卡奇辩证法的接受。因为在卢卡奇及柯尔施那里，辩证法并非可以适用于一切之物，它只适用于历史和社会现实，并因此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作出批判。(27)福本意识到用唯物辩证法考察社会的根据(条件)问题，这便表明了对卢卡奇的认同。福本也曾明确地表明：“马克思底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的思维的辩证法，它是“社会关系底辩证法”。(28)然而，理论感觉良好的福本不会意识不到卢卡奇和柯尔施观点的激进性质。他无疑只是想综合卢卡奇的辩证法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代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而立即澄清：“绝不是把自然及思维底辩证法排除于唯物辩证法之外”。(29)在其他地方，福本也多次援引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的经典论述。(30) 对自己曾经跟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柯尔施，福本和夫虽然吸收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似乎并未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倒是和卢卡奇更为投合。而且，在《社会进化论》中，福本还对柯尔施的社会构成认识表达了非议。(31) 当然，不仅朱镜我曾经照抄福本和夫的理论，李初梨也对福本的理论有直接且重要的借用。在其一篇重要文章中，李初梨几乎照原样模仿了福本的“社会构成过程底表式”——这幅图表可谓福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纲要——而创作出自己的“社会构成过程图表”。(32)但福本的这幅图表尚不能体现其理论的独特性，最能体现其理论特色的是“社会变革过程底表式”和“社会革命底表式”。在其中，“意识的斗争”排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前。而李初梨又几乎照原样截取了福本的“社会变革过程底表式”，制作出其对社会革命过程认识的图表，其中“意识过程”也紧邻“物质的生产过程(经济过程)”(物质基础)，标示出社会革命将由“意识的斗争”率先开始的革命原理。(33) 成仿吾也在其一篇重要文章中清晰推演过福本和夫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出发点的“上向—下向”批判理论。他论述道：“现在，社会的下部建筑的矛盾已经尖锐化……我们首先要就文艺的分野做一番批判的工作，但是最后我们的这种批判非沉入有产者社会的批判不可，就是，终非一度沉潜到经济过程的批判不可。在经济过程的批判之中，最初的批判才获得全面性的修正与深化而成为整个的。再上升经生活过程与意识过程的批判，这全体的内容才逐渐充实。”(34)其分析路径完全来自深受卢卡奇方法论影响的福本主义。(35) 在后期创造社成员的理论翻译中，辩证法问题也是重中之重，这当然要归功于福本和夫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被他们重点译介的是德波林(Abram Deborin，1881-1963)和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888-1938)，对恩格斯的原典缺少重视。尤其是德波林的辩证法对他们深有影响。有研究者依据1980年对李初梨所做的访谈，指出李初梨从德国文学科转入哲学科之后，才开始“较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他听过河上肇博士的课，但是河上肇阐释马克思主义却只讲经济革命而不谈哲学问题，又使青年李初梨不能得到满足。当时在日本青年学生中流行着“左”的福本主义。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了当时风靡一时的读物，在一本小册子中福本开头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使李初梨豁然开朗，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日本介绍苏联，翻译马克思学说非常快，他读了不少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其中苏联学者德波林的一本著作《战斗的唯物论者——列宁》给了李初梨很大的启示，以致后来回国后仍在从事着德波林著作的翻译介绍，在《文化批判》第五期上还登有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精要》的译品，在《创造月刊》二卷五期上还登有李初梨翻译德波林的著作《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出版预告。这些都说明了李初梨当时是从多种渠道来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36) 这里便首先需要辨清下面的问题：为何创造社成员即使在他们的作品中会照搬福本和夫的理论，却对福本和夫的名字几乎只字不提、也没有任何翻译？(37)又如，为何彭康深受柯尔施的哲学影响，甚至翻译了柯氏的代表作，在作品中也从未提及柯氏之名，对其译作没作过只字说明？而且不知是否故意，不译作者原名、也不直译书名，导致后世几乎不知这部书的作者是谁。卢卡奇的作品1927年在日本被集中译介，以其对福本主义的重要性，后期创造社成员也不太可能不找来阅读，不过也未曾见他们提及。不仅在二三十年代如此，到了七八十年代，他们依然对自己的理论来源有所避谈。原因也不复杂：因为福本主义在他们归国之时开始遭遇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批判，在共产主义阵营中丧失了合法性，福本和夫亦因此下台。(38)卢卡奇和柯尔施则更早就被严厉批判。随着苏俄的强大，第三国际的控制力日增，任何试图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获得活动权利的人都不得不谨慎地与非正统思想保持距离。柯尔施因思想异端于1926年4月被开除出党，卢卡奇为了获取继续活动的权利，以柯尔施的命运为鉴，被迫检讨。(39)所以，当时的避谈不足为奇。 因此也便可以理解，当时正在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的后期创造社成员，为何避开福本和夫，而主要选择立场更加平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品进行翻译。不过，深刻影响了李初梨的德波林的辩证法思想，其实也并非马克思主义正统，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内在一致的黑格尔哲学倾向。虽然德波林曾经指责卢卡奇和柯尔施为唯心主义者，但他在1920年代中后期苏联哲学界的辨证论者和机械论者论战中，是辨证论者的主要代表。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发表，此后，围绕着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解，苏联哲学家展开了激烈论战。德波林一派致力于证明恩格斯不是机械唯物论者，而是辩证法家，反对机械唯物论者提出的取消哲学的主张，在这一点上，他和卢卡奇、柯尔施可以取得一致；但他没有卢卡奇和柯尔施那么极端，仍主张应该把辩证法运用到科学的领域，如此便也避免了对恩格斯的批评。虽然德波林在论战中取得了官方性的胜利，但到了1931年，他即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40)从后世对德波林的批评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德波林的辩证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相通处：“德波林在论战中表现出严重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倾向，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区别，有时竟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相提并论。……德波林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当作他自己的方法，把一切争论的问题都套进黑格尔的范畴，甚至认为连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也不需要做根本的改革。”(41) 在李初梨所翻译的德波林《唯物辩证法精要》中，德波林阐释唯物辩证法，重点使用的是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一文中的材料。而列宁此文写作于1915年，1925年(德波林写作此文的前一年)才首次发表，具有较浓厚的黑格尔辩证法色彩，后收入列宁的《哲学笔记》(1929)，成为其中论述辩证法问题的重要文字。后来卢卡奇能够完成对列宁主义的认同，《哲学笔记》中的一系列文章可谓中介：“按卢卡奇的说法，列宁主义离开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哲学笔记》中发现了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遗弃。”(42)德波林文章的重点在于强调“对立物的同一性”，对后期创造社重点提倡的具有浓厚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理论，也恰是一种证明。 自然，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同时吸纳了来源庞杂的思想资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上，接受的便是苏联的主流理论；在文艺理论上，接受的也都是当时正统的列宁、卢纳察尔斯基、弗里契的理论，以及当时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辛克莱的理论。不过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把握住他们的主导理论倾向，正是这一主导倾向，使他们与太阳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鲜明地区别了开来，并引发了激烈论争。(43)这一主导倾向的理论内核，便是与机械反映论唯物主义对立、具有鲜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辩证法。 比如，在后期创造社最重要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第一期的《新辞源》栏目中，前四个词条都和辩证法有关，分别为：《辩证法》《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而对“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如此解释的：“这——辩证法的唯物论——虽是一种唯物论，但不是单调地主张物质先于精神，精神为物质的反映；也不像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视事物的运动为一方面的因果关系所发生的连续运动或循环运动。它——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以世界为一个无限的实在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之中，全体与部分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皆营着恒久不灭的交互作用。”(44)可见，后期创造社成员对反映论的唯物论是有着自觉的抵制意识的。这一抵制最鲜明地体现在对太阳社的批判中。 太阳社被视作反映论的唯物论的国内代表来批判，但被后期创造社作为该理论国际代表来批评的并不是列宁，而是遭到了马克思类似批判的费尔巴哈；批评的重点也在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忽视了实践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性。而在列宁的论述中，费尔巴哈恰恰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采、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的人物，而且“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45)后期创造社成员则反复援引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今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明费尔巴哈对实践的忽视，《文化批判》第2期以格言的形式摘录了《费尔巴哈论纲(9)》：“观照的唯物论，就是说，不能理解感性是实践的活动的唯物论所能得到的，至多也不过是各个个人及市民社会底直观。”(46)彭康主要据此论述道：“费尔巴哈以为思维是物质在人类脑筋里的反映。物质的反映要通过感觉，然他却没有把握这是人类底主观的实践的活动，于是将人类在历史的地位完全视为被动的了。”(47)在其中被重点强调的反映论批判旨趣，正与卢卡奇和柯尔施的理论主张一致。 在阶级意识问题上，后期创造社成员汲取的理论资源则显示出多样性，他们综合吸收了福本和夫、卢卡奇和列宁的论述——当然这些彼此多有矛盾的论述也大多含混地包含在福本主义当中。李初梨给无产阶级文学下的定义是：“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可见，阶级意识在其中至关重要。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自然生长”，必须经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作，“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而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他的‘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48) 而在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被赋予了同样的重要地位。革命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同于别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功能。同样，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因此它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49)因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完善，也可以说，任何实际状态的无产阶级意识都不是完善的，而必然带有“虚假”意识。机会主义的根子就在于：“它混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50)不仅在对“虚假”意识的强调上，李初梨和卢卡奇一致；更重要的是，卢卡奇所强调的，必须依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获致阶级意识这一基本理论逻辑，也被李初梨完全袭用了。 当然，在阶级意识问题上，更加显著地影响了后期创造社的是列宁的阶级意识灌输理论。李初梨的《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性》是系统阐释后期创造社阶级意识观的作品。其篇名与青野季吉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相近，两篇文章的基本主张也相似。李初梨此文自然受到青野文章的启发。青野该文发表于1926年9月，正是福本主义流行之时，虽然青野与福本的理论主张并不相同，这篇文章，以及他不久后发表的《再论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也主要依据的是列宁的《怎么办》，而且并没有较系统的理论性可言，但由于契合了福本主义“分离—结合”的理论批判诉求，对福本主义的流行起到了推动的作用。(51)李初梨的文章相较青野的两篇文章，理论系统性要强得多。不过，他虽然借用了不少具有卢卡奇色彩的福本主义理论，主要也还是依据列宁的理论来论证阶级意识的非“自然生长性”。李初梨此前曾借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说明意识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在有产者意识事物化的现在，一切有产者的观念形态，事实上已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如果我们要企图全社会构成的变革，这些障碍物，是须得粉碎的。”(52)虽然这篇文章没有继续使用物化概念，但对意识斗争的强调是一贯的。在该文中被李初梨作为论据的“全生活过程底批判”，即来源自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其中更大量借用了福本和夫的图表说明问题，不过由此引出的完全是列宁的阶级意识灌输论。李初梨直接引用了列宁《怎么办》中的段落，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能由知识阶级从外部“注入”：“劳动者绝不会获得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以劳动阶级自身底力量，只能达到一种trade unionism底意识……可是社会主义底教理，是由于所有阶级底有教育的代表者，——知识阶级所从事的哲学历史经济底理论所发生。”(53)列宁的理论重点强调的是自觉的政治斗争对自发的经济斗争的超越，并没有很强的卢卡奇式意识形态批判色彩，而在李初梨的理论中，同时强调了二者。列宁和卢卡奇理论在这一方面的表面的亲和性是对接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但二人理论体系内部的歧义则未能被后期创造社成员认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立足于物化理论以及强调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辩证法，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列宁的实用型的灌输论在内在逻辑上有着极大不同。而这也从侧面揭示出，李初梨对卢卡奇的理论并没有十分深入的认识。 综括而言，后期创造社从福本主义，以及与福本主义密切相关的列宁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的主要是以下三种理论主张：(1)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主张意识形态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具有首要优先性，并由此引申出组织上的分离—结合理论；(2)辩证法理论。包括认识论上的中介和总体性方法，以及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后期创造社的文学和实践统一论即植根于此)，以及基于此的反映论批判；(3)阶级意识理论。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理论受到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方法论影响，但其外在表现基本上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意识灌输理论。自然，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虽然内含龃龉，大体上还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证成。正是以这些理论武器为凭借，后期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后寂寞而又喧闹的文坛上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活动，“革命文学”论争由此拉开序幕，“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也被隆重展开。 ①关于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两篇开创性的研究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均有这些不足。参看[日]斋藤敏康著，刘平译、程广林校：《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艾晓明：《后期创造社与日本福本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福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后期创造社在哲学方面的理论活动，参看王志松：《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的“革命文学”——〈文化批判〉杂志及其周边》，《东亚人文》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张广海：《两种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的遭遇——解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③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0页。 ⑤[日]小谷一郎著，秋实译：《“四·一二”政变前后后期创造社同人动向——从与留日学生运动的关系谈起》，刘柏青等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2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⑥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第874页。 ⑦参看咸立强：《寻求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37-244页。 ⑧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第874页。 ⑨成仿吾去日本前对福本主义应该没有多少了解，其最初的计划是吸收人才发展戏剧运动，在被李初梨等新进成员否定后，才转向引进福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参看宋彬玉等：《创造社16家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305页。 ⑩参看黎活仁：《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德]魏格豪斯著，孟登迎等译：《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11)ルカツチ：『組織の方法論』，小林良正译，东京：白扬社，1927年版；ゲオルグ·ルカツチ：『階级意織とは何ぞや』、水谷长三郎、米村正一译，东京：同人社书店，1927年版；ルカツチ：『レーニン』，大井元译，东京：白扬社，1927年版。 (12)カール·コルシユ：『マルクス主義と哲学』，塚本三吉译，东京：希望阁，1926年版。 (13)[日]塚本三吉：「译者序」，『マルクス主義と哲学』，东京：希望阁，1926年版。 (14)因彭康更擅长哲学思考，在创造社的分工是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介绍和批判。参看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第876页。对彭康哲学思想及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参看张广海：《论后期创造社的实践观及其实践之维的沦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5)参看[德]柯尔施著，王南湜等译：《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4页。柯尔施认为，他超越了卢卡奇在某些方面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似乎完全不同的片面性。参看同书，第74页注20。 (16)同上，第70-75页。 (17)冯乃超在列举对他产生过影响的词条时，提到了“大学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参看冯乃超：《我的文艺生活》，《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1930年6月1日。 (18)[日]小谷一郎著，秋实译：《“四·一二”政变前后后期创造社同人动向——从与留日学生运动的关系谈起》，刘柏青等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2辑，第208页。 (19)[日]福本和夫著，施复亮译：《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版，第2-3页。 (20)[日]福本和夫著，施复亮译：《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第142-156页。 (21)同上，第218-219页。 (22)同上，第26-33页。 (23)卢卡奇对“具体的总体性”、“中介性”(媒介性)的论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十分多见，参看[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68页、第232-254页等处。 (24)[日]福本和夫著，施复亮译：《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第155页。 (25)同上，第26-27页。 (26)朱镜我：《科学的社会观》，《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27)参看[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1页注2。另参看[英]G.H.R.帕金森著，翁绍军译：《格奥尔格·卢卡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9页。柯尔施对恩格斯观点的类似批判，参看[德]柯尔施著，王南湜等译：《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17-18页注25、注26。 (28)福本和夫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很直接的批判，参看贾纯：《福本哲学评介》，《日本学论坛》1982年第3期。 (29)[日]福本和夫著，施复亮译：《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第152-153页。 (30)同上，第168-172页。 (31)同上，第181页。 (32)同上，第179页；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15日，第7页。 (33)参看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15日，第12页。按，李初梨的这幅图表去掉了福本图表中的“纯经济过程——经济的斗争”的部分，应该是以为其设计的“政治过程”已经包括了经济领域的斗争，这可以从他的图表附注“政治过程”的表现为“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看出来；而福本也是把“纯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斗争统一归纳入“工会运动时代”。 (34)成仿吾：《全部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 (35)参看王志松：《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的“革命文学”——〈文化批判〉杂志及其周边》，《东亚人文》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3页注22。 (36)宋彬玉等：《创造社16家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37)冯乃超略有例外，在列举影响过自己的词条时，提到过“福本主义”四个字。参看冯乃超：《我的文艺生活》，《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1930年6月1日。另外，在其化名马公越编著的《日本社会运动史》(上海：沪滨书店，1929年版)中，依据当时日共的官方腔调，批判地介绍了福本主义。 (38)1927年7月共产国际通过《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福本主义遭到批判，日共于年底接受共产国际这一决议，开始大规模清算福本主义。参看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页。 (39)参看卢卡奇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于1967年的《新版序言》，《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6页。 (40)[英]哈利迪著，王南湜等译：《〈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导言》，《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0页。 (41)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42)[美]诺曼·莱文著，张翼星译：《卢卡奇论列宁》，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43)参看张广海：《两种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的遭遇——解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44)《新辞源》，《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45)[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46)《文化批判》第2期，第126页，1928年2月15日。 (47)彭康：《唯物史观底构成过程》，《文化批判》第5期，1928年5月。 (48)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49)[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29页。 (50)同上，第134页。 (51)参看[日]山田清三郎：『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增补改定版·下卷)，东京：理论社，1966年版，第24-31页；张福贵：《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2)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化批判》第4期，1928年4月15日。对此问题，可参看赵璕：《“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物化”概念的发现及其对论争分野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日本学者斋藤敏康对李初梨的文学理论所包含的福本因素作了细致辨析，可惜未注意到李初梨其实也提倡了物化论。参看[日]斋藤敏康著，刘平译、程广林校：《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53)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15日。标签：卢卡奇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创造社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笔记论文; 文化批判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