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软件产业起飞的政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软件产业论文,因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1 文献标识码：A
印度计算机软件产业的总产值在1989年只有区区二千万美元，经过10年的迅猛发展，1999年已达到40亿美元，增长了二百倍，印度也因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软件大国。根据世界著名的麦肯齐咨询公司预计，印度软件产业将以50%以上的年增长率继续发展，到2008年，其产值将达850亿美元，出口逾500亿美元。显然，这种惊人的发展态势绝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经济现象，而是在经济、科技、教育、外交安全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实施的各种战略与政策的一项综合性累积成果。本文正是从上述不同的角度，分析推动印度软件产业取得成功的主要政策因素，并阐明其中的重要意义。
1 印度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政策
印度独立以来，其经济发展及改革政策以1981年英迪拉·甘地重新出任总理为分水岭，可以区隔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1.1 第一阶段，半计划经济时期(1947-1980)
印度经过二百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其民族资产阶级在长期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逐渐壮大，形成了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政党——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下同）。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领导集团，其成员尽管大多具有英国等西方教育背景，但他们也受到了民族解放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1929年正当西方国家深陷于可怕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尼赫鲁亲自参加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十月革命庆典，目睹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早期阶段所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和突出成就[1]。1947年印度正式独立并由国大党执政时，尼赫鲁权衡了当时美、苏二大集团形成的冷战局面，从印度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印度必须走中间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战略目标。所谓“中间道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在国家政体上实行西方式的文官体制、军不干政及议会民主制；第二，在外交政策上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铁托及纳赛尔倡导不结盟运动，并与数量相当庞大的英联邦国家维持传统的全方位关系；第三，在经济政策上，采取偏向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半计划经济模式”，即在自力更生、进口替代的前提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及公营经济[2][3]。
印度的半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了30多年，历经了五个五年计划，到七十年代末为止，印度经济总的来说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主要成就：
(1)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公有经济主导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采矿、炼钢、机器与电机制造、石油与天然气、石油化工、化肥农药、电力电信及初具规模的国防工业。这种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的迅速发展，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中是十分罕见的。
(2)在公营经济取得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私营经济也相应得到发展。由尼赫鲁主导的国大党的经济政策，尽管强调了重工业、基础工业、公营经济以及政府计划的主导作用，但始终没有实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流行的“全盘公有化”，不仅如此，还为私人财团、私人经济乃至私营中小企业留下一条很长的尾巴和一块相当大的成长空间。[4]
(3)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印度政府以“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的方针，通过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限制进口和外商在印投资（印度70年代初制订的“外汇管制法”规定外资持股上限为40%），使印度幼稚的民族工业（包括公有和私有企业）得到休养生息的必要保护和逐步发展壮大的必要空间。当然，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到了七十年代末，其弊病才突显出来。
(4)印度农牧业从6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绿色（粮食）革命”，使粮食产量增加近两倍；通过“白色（牛奶）革命”，使牛奶产量达七千万吨，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牛奶生产国。总之，印度的主要农牧产品在半计划经济时期达到了基本自给的目标，建立了较充裕的粮食与食品储备，具有一定的抗灾防饥荒能力。
1.2 第二阶段，以四化（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81—现在）
(1)国大党重新主政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国大党重新主政时期，1981年英·甘地重新执政，经过她的儿子拉·甘地到90年代初上台的拉奥，时间跨度将近十五年及三个五年计划（即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印度的半计划经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第一，针对50年代制订的“工业政策决议”中由公营经济垄断的17种产业，除保留8种（主要包括国防工业、核能、航天等产业）外，其余向私营企业和外国资本开放。即使上述8种产业，在满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也可以酌情让私营企业参与。
第二，有选择、有步骤、分阶段地推动国企私有化。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营企业，有计划地向共同基金、投资大众、国营企业职工、外国投资者分散股权、出售股票，以便国家将收回的投资投入“国家复兴基金”或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对于状况不良的亏损企业，则限期关停并转或破产拍卖。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取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FDI）。1991年7月拉奥政府彻底修订了1974年开始实行的“外汇管制法”，陆续颁布了有关加快吸收FDI的一系列新政策。
第四，加速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在金融领域，首先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开放私人资本经营银行业务，允许国营银行转让其49%的股票；调整银行管理体系，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督局，整顿金融秩序。在财政体制方面，大幅精简机构，缩减行政开支，通过开源节流缩小财政赤字；改革公司所得税、资本增值税、产品税；并以两个阶段的规划来改革间接税体制。
第五，政府还下放出口权限，拓宽出口渠道，提高出口退税，在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外贸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建设出口加工区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措施，大大加强了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正面作用。
第六，有系统地制订许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拉·甘地关于“计算机和软件是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战略产业”的号召，已成为印度历届朝野的共识。
(2)瓦杰帕依的经济改革政策
1998年3月18日，以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依为首的十三党联合政府上台，标志着国大党（英·甘地派）五十年一党独大的时代的结束和新兴的印度人民党的迅猛崛起。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的“印度教徒清心寡欲的廉洁形象”和印度教派民族主义复兴的政策号召博得印度很多民众的支持，加上印度人民党组织较严密、纪律较严明，从而在短短18年中发展为议会第一大党，终于取代了日益腐化没落的国大党（英·甘地派）。
从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的表现来看，其政策一方面具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既保守又激进的一面（如上台不到两个月，便举行5次核试验，其前任国防部长除向巴基斯坦发出武力威胁外，还多次附和西方反华分子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还面对海外印侨及国内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强大压力，从而延续历届国大党政府的温和稳健的改革政策。从瓦杰帕依政府制订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8-2002)，及其配套政策措施乃至具体施政表现来看，三年来，瓦杰帕依不但继承了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而且正进一步深入推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印度独立5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具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三十年的低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3.7%）后，8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5.6%）和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6.8%）出现明显的加速增长的现象[5]；第二，印度半计划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和私人财团也得到相当的扶持和发展，企业家精神及企业家的“人才链”因而得以延续和传承，这对于90年代印度软件产业的起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第三，以“不结盟”的有利身份，大力开展灵活务实的经济外交。冷战时代，印度老一代领导人制订的“不结盟”外交战略为印度谋取了巨大的外交、政治与经济利益；冷战后，印度继续维持与俄罗斯的传统的“特殊关系”，继续向俄吸收国防科技、航天科技，大量采购俄制先进武器及装备的同时，与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也维持并发展“历史性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企图与美、欧、日本发展“准盟友”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外，更把“经济外交”摆在重要地位上，除积极靠拢亚太经合组织，不断向东盟十国微笑示好之外，还以“印度洋经济合作圈”作为印度从南亚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地位蜕变的重要地缘政治经济资本。总之，印度50余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为印度科技与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并为印度跻身世界软件第二大国奠定了宏观的经济基础和体制框架。
2 印度的科技与教育发展政策
2.1 制订前瞻性的科技发展纲领及相关配套政策法规，并不断加以补充、完善
独立五十多年来，印度历届立法、行政部门多次修订有关科技发展的全国性纲领性文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四个：第一，印度议会于1958年3月通过的《科学政策决议》，该决议强调“科技创新并采用新兴科学技术”是“国家繁荣的关键”，拟订了许多奖励创新发明、支持科学研究、培育科技人才、提升科技水平的政策性措施；第二，1983年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印度当局颁布了《技术政策声明》，该政策声明以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加强国家综合实力为战略目标，分别从开发实用技术、提高出口潜力、降低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充分利用本国资源、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印度在科技关键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具有前瞻性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第三，1993年印度科技部根据国内经济改革及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制订了《新技术政策（草案）》。该草案总结了《科学政策决议》及《技术政策声明》颁布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强调将充分运用行政、立法等政策措施使印度在微电子学、高速计算机、软件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科技人才培育、研究开发经费筹措、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提出许多具体的政策与意见；第四，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为首的十三党联合政府于1998年3月上台后，在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同时，还由“技术信息预测评估委员会”编制了一项“2020年科技远景发展规划”，运用了先进的预测技术手段，除了从核技术与信息技术（包括硬件和软件）、电子与电信、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机器人、人工智能、化学与化工、医学与药学、新能源与新材料、农业科技等17个方面进行详尽的规划外，还制订了较全面的配套措施与相关政策，以期印度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同时，也要成为举足轻重的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和核技术大国。
除了不断修订、补充上述纲领性文件外，印度政府还在各个“五年计划”中把上述科技政策纲领的精神通过一系列配套法规加以落实，取到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2.2 完善科技研发系统，增加科技研发经费
(1)科技研发系统的完善
印度的科技研发系统主要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各邦政府）、高等学校、企业（包括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及跨国公司）、私立非盈利机构等子系统组成。印度全国目前共有各种科技研发机构近三千个，其中中央级科研机构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实验室四百多个，大学科研机构二百多个，企业层次的研发机构一千三百个，其余则为各邦政府及地方科研机构。主要的科研领导机构有1981年成立的内阁科技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向总理负责，由十几名著名专家组成）。1997年该委员会扩大为三个相关机构，即科技秘书委员会（以内阁秘书为主席）、科技顾问委员会（由一批各学科领域的著名科学家组成）及内阁科技委员会（由印度总理亲自担任主席）。重要的科技管理机构及科研院所有：印度国家科学院、印度科学技术部、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原子能委员会、医学研究理事会、农业研究委员会、空间研究委员会、尼赫鲁科研中心（位于班加罗尔）、拉曼研究所（由印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拉曼博士创建，位于班加罗尔）、天体物理研究所（位于班加罗尔）、地磁研究所（位于孟买）、巴·萨尼植物研究所（位于勒克瑙）、等离子研究所（位于甘地纳加尔）、鲍斯生命与医学研究所（位于加尔各答）以及阿格卡尔医学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二者皆位于普那）、塔塔基础研究所和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二者皆位于孟买）、萨拉巴依空间技术中心（位于特里凡特琅）等等。
(2)科技研发经费的增长
印度的科技研发经费85%由中央及各邦政府提供。各级政府的科学技术开发费用第八个五年计划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千倍，即从“一五”计划到“八五”计划的科学技术开支分别为（亿卢比）：2.00、6.70、14.40、37.30、138.10、371.60、756.70、2000。平均每个五年计划净增2-3倍。此外，研究开发总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印度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1950-1951年这一比率为0.05%，经过逐步增长后1987-1988年达到0.95%，1990年代稳定在0.87-0.90之间。印度政府已在九五计划中提出要在世纪之交将此比率提高为2%。
为了筹集足够的科技研发经费，政府采取了如下政策措施：第一，削减国家对科研经费的财政开支，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开发，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产业化；第二，以印度工业开发银行、印度技术开发与信息有限公司、印度风险资本与技术金融有限公司等专门金融机构为中心，对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进行系统的金融扶持；第三，制订配套的优惠政策，大力吸收海外印度科学家（主要是美籍印裔科学家）、印侨以及跨国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资金，投入信息技术、软件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2.3 推动教育发展，培育科技人才
印度独立以来，政府一直把落实、完善国家教育政策、培育科技人才作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归纳起来，印度在教育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成绩：
(1)落实国家教育政策、制订纲领性教育文件
早在1950年生效的印度宪法中，已经把14周岁以下的不同宗教、种族、母语、种姓与性别的儿童的免费和强迫教育等有关内容列入宪法第45条、29条和350条之中。1964年印度教育家科达尼教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题为“教育与国家发展”的详细报告，印度领导人采纳了科达尼的建议，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于1968年制订并颁布了印度教育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国家教育政策》。此后历届印度政府对此文件不断进行修订和补充，将其基本精神落实到中央及各邦政府的各个五年计划及年度计划中，并由各级议会的教育委员会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与落实，因而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
(2)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结构、科技人才稳定增加
在“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导下，50多年来印度的教育投入尽管其绝对金额仍然有限，但却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例如其教育经费占GNP的百分比从1950年代的1.2%左右，逐步提高到90年代后期的3.9-4%，预计二十一世纪初将达到6%。
在教育经费不断增加的同时，教育结构也得到改善，各类教育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为了加快实现“两普”（即普及八年初等教育及普及成人识字）的目标，政府将初等教育的经费比例从四五计划期间的28%提高到八五计划的47%，估计九五计划将达到50%。
在巩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上，印度的高等教育取得巨大进步。例如50年代初，印度仅有25所大学和600多所各类学院，到90年代中期两者数字已分别发展到211所和近六千所。从高等教育机构的注册人数来看，1951年仅有17.4万人，而1986年和1991年则迅速增加为357.1万人和424.万人，90年代中期突破了560万人大关。1951年印度的在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数分别为1.99万人和0.14万人；而1995年则分别达到47.6万人和5.05万人[6]。
印度50余年的科技与教育发展，尽管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但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却不能不算作一个相当成功的典范。印度科技教育系统培养出的不同层次的众多的“人才链”与“人才网”，成为其软件产业起飞的重要人才资源基础。
3 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相关政策
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相关政策，主要包括软件园与电信港计划、风险投资、营销策略、质量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3.1 软件园与电信港(Teleport)计划
印度的软件园及电信港建设计划，应当追溯到甘地母子执政的80年代“六五”计划时期。1982年英·甘地访美时接受了旅美印裔科学家的建议[7]，在泰米尔纳德邦科塔吉里投资1.25亿美元建设印度第一个科技园，进行软件、微电子、电信、药学、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回国科技人才，为90年代软件产业及其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拉·甘地和拉奥主政时期，先后成立了电子部和“软件发展促进局”（Software Development Promotion Agency即SDPA），实施软件园与电信港的建设计划，先后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海德拉巴、孟买、浦那、甘地那加尔、斋浦尔及加尔各答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为了促进软件出口，吸引外国投资，印度电子部、SDPA与政府有关部委与立法部门紧密合作陆续制订了如下政策与计划：
(1)税收优惠政策：印度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在2010年前免征所得税。对软件研发所必须进口的软件实施零关税优惠；对为开发软件而进口的硬件设备也实行不同档次的关税减让。在国内注册的软件企业，若在5年内实现外汇净收入25万美元以上，则进口设备可享受零关税，国内采购的中间产品免除地方税，以及相当于出口产品价值50%的产品可在国内市场销售等优惠规定。
(2)金融优惠政策：印度政府努力为软件产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除了大力吸收跨国风险投资之外，还在主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软件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为软件企业提供信贷扶持。大力推动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公开上市集资，截至2000年6月，在印度国内上市的软件企业的总市值已达610亿美元。此外，还放宽了软件出口企业通过国际融资收购国外软件企业的有关限制，使印度软件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进一步向集团化和跨国化方向发展。
(3)“电信港(Teleport)”计划：印度的“电信港”计划是其软件产业政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所谓“电信港”就是由高宽带通信设施、跨国通信网络、数字交换与传输设施、卫星地面站所组成的网络系统。为了顺利实施这一计划，印度政府打破了几十年由国营电信企业垄断的体制，取消了电信设备的特许生产制度，除了向外资开放电信产业以外，并正逐步实施电信部门私有化的计划。据世界电信港协会(WorldTeleport Association)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个电信港已开始建成并营运，其中印度以班加罗尔为首的主要软件园中的“电信港”设施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世界电信港的标准和要求[8]。
(4)软件人才政策
印度的软件人才政策，是在几十年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印度拥有规模巨大的科技人才群体，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具有熟练运用英语的能力，而这一点正是印度软件产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是其他非英语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除了上述的基本条件之外，印度中央及各邦政府还在培训软件人才方面制订了若干具体政策：第一，除了继续扶持、加强原有正规的理工技术学院（其中以孟买、德里、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坎普尔及加尔各答等地的技术学院最有名气）在信息技术及软件产业高级人才培养方面的传统优势之外，还在近3000所中学、400所大专院校开设不同层次的电脑软、硬件课程，形成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以满足软件产业发展的多种需求。就以印度软件之都班加罗尔为例，除了十余家五十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名牌大学之外，还有近八十所小型工程技术学院，每年共培养3万名工程师，其中三分之一是各种软件人才。第二，开放私人资本和外资从事电脑软、硬件的专业教育，如印度最大的私人电脑教育机构AP TECH已在印度全国设立1000家以上的分校，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软件工程师讲学并辅以现场实习，大大提高了软件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海外印裔人口有近2000万人，其中有3000余人属于各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大多分布在欧美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历届印度政府在税收、股权、金融扶持、工资待遇、来去自由、创业辅导、子女教育等方面制订了一整套优惠政策以吸收大批印度海外科技人才回国。事实证明，这些先后回国的人才已成为印度包括软件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
3.2 大力吸收跨国风险资金与直接投资
印度的风险投资是从1986年开始起步的，当年印度当局决定划拨1亿卢比（以后每年增拨1亿卢比），成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并在以后的“七五”计划中按国际惯例构建了风险投资体制的初步框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印度已确立了以国外资金为主体（占印度风险投资总额60%以上，主要来自跨国公司及海外印裔科技企业家），以软件产业为重要投向（约占风险投资总额的20%以上）的国际化风险投资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国际风险投资进入印度的速度猛增：1998年为1.5亿美元，1999年为3.2亿美元，2000年则达10亿美元。近来，由于美国高科技企业大幅缩水，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但印度软件业却一枝独秀，因而专家估计2001年度投入印度的国际风险资金将达20亿美元[9]。
在努力吸取国际风险资金的同时，印度也通过改进投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版权执法等措施大力吸收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的直接投资，例如，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等主要软件园区，已有德州仪器、微软、IBM、甲壳虫、苹果、飞利浦、西门子、GE、LG、惠普、英特尔、三星等多家著名跨国公司建立生产及研发机构。其中最成功的要数由新加坡财团、达达集团（印度私人财团）和卡纳塔克邦政府三方合资开发的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已成功吸引40余家国际知名厂商前往投资，三分之二的建筑面积已被使用。
3.3 以美、欧市场为中心的营销策略
美国长期以来是印度软件的最大市场，据NASSCOM（即“印度全国软件服务协会”的英文缩写）2000年度的统计，印度软件出口市场中，美国和加拿大占62%，欧洲占23%，日本3.5%，东南亚4%，其它地区占7.5%。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包括康柏、英特尔、思科等众多企业大批裁员，印度软件企业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尽力保住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则努力开拓欧洲市场。印度软件企业对欧洲市场的营销策略，主要是充分利用与英国的传统关系，以伦敦作为打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与“前进基地”，例如韦普罗（wipro，印度最大软件公司之一）、潘特软件技术公司（位于印度南部马德拉斯，是世界第三号动画软件制造商）、修斯软件公司（位于新德里）以及印度信息技术系统有限公司等等都先后在伦敦建立欧洲总部及开发中心。除伦敦以外，印度软件企业还在西欧主要城市如巴黎、汉堡、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努力开拓欧洲市场。据专家估计，未来十年间欧洲将占有世界软件市场近三分之一（约29%）的份额，因此印度企业在保住各国市场的同时，尽力开拓欧洲市场的做法，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3.4 质量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化与系统化
印度软件产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质量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化与质量检测的系统化。由于美国公司在当今世界软件产业中占有压倒优势地位，因此印度软件企业的质量管理及认证主要采用美国体系及标准，以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印度软件公司英富赛斯，即INFOSYS为例，它采用的是以CMM为首的包括ISO、摩托罗拉的国际通用化软件制造程序以及马尔科姆·贝德里奇系统(Malcolm Baldridge)等多元复合的认证体系。所谓CMM是软件性能成熟化模式（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缩写为CMM），它是由美国软件质量权威汉姆瑞(Watts Humhrey)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研究所(CEI)创立的一种先进的软件质量控制体系，CMM除了包括有效开发软件的作业程序外，还制订了五个循序渐进的质量等级。据SEI统计，大多数印度软件公司都通过了ISO9000国际质量认证，在全球达到CMM最高质量等级（即第5级）的42家公司中，就有25家在印度[10]。
3.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90年代以前，印度的软件产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备受盗版猖獗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两大问题困扰。1994年印度议会对1957年的版权法进行了彻底的修订，于1995年5月10日正式生效。从内容上来看，该法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最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它除了明确规范版权人及使用者的权利、责任、义务及利益之外，并依据WTO中TRIPS的基本原则，对数据库知识产权、以源代码或目标代码表达的计算机程序、著作出租权的保护范围、权利限制与作品的合理使用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进一步向国际惯例和WTO的有关协议靠拢。更重要的是，该版权法对侵犯版权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民事与刑事指控，根据其违法情节可处以5万到20万卢比罚款，或3年以下、7天以上的监禁。经过立法与执法的不懈努力，印度软件的盗版比率降低了30%，不仅使印度软件产品免受美国301条款的制裁，源源出口美国，更大大提高了以美国软件厂商为首的西方跨国软件企业到印度投资设厂及建立软件研发机构的意愿。
4 结语
(1)印度软件产业短短十几年中从无到有的发展“奇迹”，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经济现象，而是印度独立50余年来在经济建设、教育科技、外交安全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实施的各种战略与政策的一项综合性累积成果。尽管印度仍然面临着人口压力、生态破坏、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教派冲突、政党恶斗等严重问题；其软件产业也存在出口成套软件比例较低、基础与通信设施不良、国内外市场没有平衡发展以及被跨国公司过度控制等发展瓶颈，然而印度现有的经验已充分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培育与引导，完全可以实现某一类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丛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生存发展空间。
(2)我们在对印度软件产业及软件园区加强跟踪研究的同时，也要深入对这个亨利·基辛格以及比尔·盖茨心目中的21世纪六大强国之一的认识与研究。那种以为印度“只有英语和软件行”的看法是极端片面和无知的。必须指出，印度在取得世界软件出口第二大国地位的同时，反映其信息技术硬件制造工艺的大型计算机（最近完工的Param—1000，每秒运算一千亿次，五年内将达到每秒一万亿次），已达到与美、欧、日同一梯队的水平。印度在核能军民两用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海洋资源开发、农牧业科技等领域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印度的科技著作出版数量居世界第8位，其中有18种科技刊物被收入“最新刊物目录”（这是一本汇集全世界高水平科技杂志的刊物目录），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日本。此外，分析家也指出，印度利用西方与俄罗斯的军工技术，将在21世纪初期建立核武器、弹道导弹与军用卫星组成的立体战略威慑力量，并实现其武器装备70%国产化率的目标。
(3)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特色是在经济、科技及教育政策基础上成功地实施从“人才链”到“人才网”的人才资源开发战略。所谓“人才链”，是科学学研究学者[11]从1901年至今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四百多位科学家中所发现的特殊的血缘、地缘、师生、师徒、校友、同事、同胞、同乡等等关系，正是凭借这种“人才链”的传承机制，使得科技知识在积累中得以创新与发展，并通过商品化、产业化结合必要的生产要素形成高新技术的“产业链”。显然，这种“人才链”的传承机制一方面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教育体制、科技政策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才体系，例如政界人士、军人、律师、医生、企业家、画家、音乐家、运动员、教师、技师与工匠等等，我们也不难从中发现类似的“人才链”规律与现象。
印度软件产业的崛起，人才资源无疑是成功的第一要素，而其中就包含了“人才链”传承机制的推动作用。印度的高等教育，在1947年独立以前就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50年代，尼赫鲁就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模式，兴办了六所既具有国际公认的高水准又保持印度民族特色的理工大学。印度高等教育的成绩不仅表现在科技人才的数量上，更表现在科技人才的质量，特别是国内外印度科技人才的杰出成就上。例如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印裔科学家共17人、获诺贝尔奖的印度公民共有四人（其中二人为科学奖得主）、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美籍印裔科学家2人（即库拉纳博士和钱德拉谢卡尔教授，分别以遗传学和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1968年及1983年奖）、获1996年美国最高科学奖的印裔美国教授一人（即在激光研究获重大成就、任加州大学副校长的K.N.巴特尔教授）、“印度的比尔·盖茨”——Wipro公司总裁阿·普雷姆吉、曾担任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学会主席的“印度软件之父”科利等等，都是印度科技与教育政策成功、科技拔尖人才辈出的鲜明例证。
必须指出，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种姓、多文字、多宗教的复杂国家，其中除印度斯坦族（操印地语，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中部）占总人口46.3%外，其余9个人口较多的民族（其人口比例从5%-8%不等）主要集中在不同的语言邦（即按语言的差异划分邦的疆域）。而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马德拉斯构成的“软件产业金三角”，正是印度南部非印地语地区（该地区操泰米尔语及泰米尔语系方言），而且在人种上属于非雅利安系统（而印度斯坦族却属于雅利安系统）的达罗毗荼人[12]。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等等不同原因，印度南部泰米尔语系民族具有较突出的崇尚教育的良好传统和飘洋过海、敢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与印度北部几个印度斯坦族为主的地区比较，泰米尔人地区的种姓、阶级及教派的矛盾比较缓和，中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些都构成了市场经济乃至外向型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成为跨国软件公司云集南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在2000多万海外印侨中，泰米尔语系的人口占有很大比例（例如新加坡的印度人以泰米尔人为主，因而泰米尔语成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而其中不乏拔尖的科技人才与成功的企业家。例如获1930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拉曼(Sir Ch.V.Raman)教授就是泰米尔族人（他是亚洲人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他毕业于马德拉斯大学，并在192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及马德拉斯的许多著名科研院所及高等学府都是由他和许多同学、同事、学生、助手形成的“人才链”从30年代开始陆续创办的。以拉曼教授为代表的高科技人才链、其他多层次的科技人才链、软件人才链与海内外泰米尔企业家（由于印度的私人企业始终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私营企业家的人才链即使在半计划经济时代也从来没有被砍断过）的人才链在各种政策因素的正面推动下，通过软件园和电信港计划的实施，结成一个印度软件科技人才的国际网络，这正是印度软件产业在南部起飞的重要条件。而与软件园区重叠的“电信港”计划的顺利实施，更使印度的软件产业彻底打破了“时空枷锁”，并与美、欧市场实现24小时的紧密对接，成为具有21世纪高效率无疆界特征的“日不落产业”，并反过来促使印度的软件产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法制化、标准化。
收稿日期：2001-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