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乡村研究在我国的新推进 *
刘景华，亓佩成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摘 要： 随着乡村建设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如何借鉴外部经验也成为我国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来自诸多领域的学者们尤其对研究欧洲乡村兴趣盎然，并将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制度史和生产史领域转向全维度的乡村。本文对报刊相关论文的基本观点，从乡村城镇化进程及特征、乡村建设与景观再造、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着力点，以及城乡关系等四方面进行了简略评述，以期为深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欧洲；乡村研究；中国学者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转向农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学界研究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问题逐渐形成热潮，欧洲乡村尤其成了研究热点。以往国内对欧洲乡村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土地制度史、庄园史、农业史等，而近几年的研究则是推进至全维度乡村，尤其是乡村城镇化、乡村建设与景观、乡村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城乡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研究者来自历史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和规划甚至文学等各领域。本文拟就部分报刊相关论文做一评述。
视听作品作者署名权新论——兼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作者精神权利”的修改............................................................................................李伟民 05.29
一、乡村城镇化进程及特征
出于观照我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日益关注欧洲的乡村城镇化问题，而且一开始就从一般性叙事式考察深入到内涵和本质的规律性探讨。
探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无疑有积极意义，但是学美国还是学欧洲呢？美国基本上不存在传统农业社会，没有传统农民和传统乡村聚落，这与中国国情不一样，因此向美国学习要谨慎。当前我国与工业化早期和城市化初期的欧洲发展水平很相似，而欧洲城市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农村城镇化。欧洲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改造了乡村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改变农村居民结构；也通过现代生产手段、取消户籍制等实现了人口自由流动和农民市民化。研究欧洲农村城镇化，应当研究其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性；研究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的交互作用；研究农村城镇化在经济社会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落脚点在于探寻欧洲农村城镇化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1]翟国方对国内外学术界进行的欧洲城镇化研究做了比较，认为国际上对欧洲城镇化既有区域的空间比较分析，也有纵深的历史研究；既有欧洲整体层面的研究，也有国家、主要城市的个体研究；既有模型和模式等理论研究，也有致力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实践研究。相对来说，国内对整个欧洲城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而对国别城镇化的个案研究略多一些，而且关注的多是城市化之前的城镇化。今后应重视问题导向，多学科、全方位地深入研究，以有效地借鉴欧洲的经验和教训。[2]姚宇等阐述了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关系，并结合西欧传统乡村社会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表现形式，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含义及特点，指出工业技术革命和城乡二元经济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背景。[3]应巧燕等在指出我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后，揭示了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对可持续低碳发展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要保持独特性，并注意统筹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结合、重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之路。[4]也有学者注意用欧洲城镇化经验来为我国地方建设服务。如黄守星根据英国早期的城镇化从经济落后的农村起步、目前仍重视对欠发达农村的建设，结合河北省农村山区面积广大、多数也属于欠发达地区的相似性入手，提出了五点启示与建议：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强化政府责任；重视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社会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素质；调整产业结构，打造产业特色鲜明的新型城镇。[5]应该说，欧洲农村城镇化经验对我国是有多方面借鉴性的：首先，我国农村城镇化可以像欧洲那样努力做到多方面的协调与平衡，如在时间上遵从城镇化进程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规律，在路径上强调自然行程与强力推进相结合，在空间上注意城镇布局的合理性和地区的平衡性；其次，要学习欧洲着力培育乡村经济新增长点，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并精准把握其发展方向，利用乡村特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面向城乡居民的养老业，把握政策导向，适时推进乡村房地产业等；再次，学习欧洲，要努力发挥各级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推进管理和介入机制的多元化，鼓励介入方式和介入行动的多样化，全面提升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水平。[6]
在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中，欧洲各国走出了自己的特有道路。如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及最早的城市化国家，农村城镇化是其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一环。在英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就地城镇化是主要途径，并且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18世纪原工业化时期，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非农化，从亦农亦工到亦工亦农，再到在家完全从事乡村工业，最后集中于工场，从而在农村地区形成手工业村镇。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启动期，手工业村镇就地成长为工商业城市。第三阶段是工业化高潮期，这时就地改造广大乡村，使其生活方式具有城市性。[7]张卫良考察了工业革命前英国的乡村城镇化。他认为，英国农村城镇体系基本格局在中世纪晚期业已形成。到近代早期，市场城镇、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休闲城镇和滨海城镇成为农村城镇发展的新形式。同时农村城镇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城市特征，城镇居民职业趋于多样化，经济专业化程度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农村小城镇成为宜居和宜业的乡村社会中心。[8]陆伟芳以英国传统小城镇、中等市镇、微型城镇及小集市、集散中心为视角，论述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的乡村城市化趋势。英国城市化进程开启于工业革命，至195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80%，人口持续流入城市，而传统村落发展陷入停滞。面对这些问题，“二战”后的英国推行城市绿带政策、新城计划，加上交通网进一步完善等因素，推动了城市人口向乡村转移，导致乡村腹地的城市化，乡村地区逐渐建立起现代化生活设施，形成城市式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通过国家立法干预、政策资金支持等途径促进和保证了乡村城镇化的顺利进行。[9]陆伟芳还认为，20世纪英格兰的乡村城镇化，将城市生活方式扩展到乡村，而乡村则成为城市的后花园。英国在郡下分设城镇区和乡村区，反映了城市化深入乡村状况。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差异被填平，城乡生活质量逐渐趋同，“快乐的英格兰”田园成为现实，只不过，英格兰乡村的城镇化又是不平衡的，某些乡村仍落后于时代。[10]
王祯等人分析德国巴登-符腾堡州Achkarren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后得出的启示是：注重科学合理控制乡村居民点的用地规模；实行产业、文化、空间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注重公共空间场所的营造及功能更新；加强对废弃和闲置公共建筑的再利用；促进村民参与以及睦邻守望关系的建设。[43]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德国城乡的一体化发展获得了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王玉峰等通过分析欧盟及德国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德国开发银行的业务模式与管理、德国储蓄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管理、德国商业银行的可持续管理，指出我国相关金融机构应当坚持服务城乡发展一体化，注重文化传承和景观保护的乡村规划理念，借鉴德国开发性银行的运作和管理模式。[44]随着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凸显，作为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的山区日益受到关注，山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也逐步成型。李林林等根据“欧盟2020战略”以及欧洲山区协会制定的“山地计划2020”所展现的欧洲山区可持续发展经验，认为其运用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概况矩阵获取制定欧洲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需政策依据的方法可资借鉴。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山区，借鉴欧盟经验，我国也应及早研究制定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45]
1.4.3 刺玫果醇提物的配制 称取0.1g刺玫果醇提物冻干粉，用三级水溶解，按1.4.2方法用无水乙醇 分 别 稀 释 成 10、5、2.5、1.25、0.625、0.3125、0.15625、0.078125、0.0390625、0.01953125mg·mL－1。以VC作为对照，过程同上。
river basin in Dongchuan PENG Rui GAN Shu GAO Sha et al.(9)
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其各自城镇化的特有进程也引人注目。孟钟捷认为，德国作为追赶型国家，其城镇化起步也较晚，大约为19世纪上半叶，此时德国城镇在外在形态、内部结构、城乡关系、城镇文化等四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变化。由于德意志邦国分治，带来了城镇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同时也与英法等国城镇化道路逐渐趋同。[14]黄璜等人从德国乡村城镇化、乡村发展困境与探索入手，分析了图林根州案例，论述德国乡村规划及其启示。文章在“全球城镇化”语境下，提出“人口收缩”与“要素回流”二律背景的“后乡村城镇化”，解读了德国传统的“自上而下”式的乡村发展困境及“自下而上”的补充发展方式，并指出中国乡村规划应注意自上而下的风险，应适当培育“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规划和投资补充体系，鼓励农村资金和资源的回流，尊重地方参与，实行一村一策措施，从而突破传统，推动中国乡村振兴。[15]张宁根据在德国的实地考察，对德国小镇肯彭的城镇配套、城镇产业、城镇记忆、城镇生态，对我国城乡对立、二元分割、无序竞争等问题进行了思考。[16]张俊杰等从德国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策略与代表性案例韦亚恩实践出发，探索了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由来、内涵界定、策略实施以及城乡的双向驱动发展，总结韦亚恩整合性乡村更新发展策略有：凝聚共同的发展愿景，高度的公众参与，专业帮助和网络的合作，土地管理的有效运作，乡村阻滞城市向郊区的蔓延，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认为中国也可引进整合性乡村更新：“乡愁”是根基，可丰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公众参与是基础，能提升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凝聚力；人才是关键，能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宜居是理想目标，可引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取向；高效服务是有力保障，可倒逼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突破。因此，整合性乡村更新是夯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基点。[17]
根据城市规划或农村土地规划，对土地权属进行调整，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加城市土地的重要手段。王洁分析了德国土地调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明确的规划体系；完善的法律基础；明晰的土地产权；合理的损失补偿；高效公平的实施进程。她还根据德国的经验，对我国土地调整提出了建议：建立完善的法律基础和规划体系；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与收益分配；强化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确定合理损失补偿，保护权利人利益。[38]于江以德国斯图加特地区伯布林根县的小镇加特林根为例，分析了德国土地合并带来的规模化效应、城乡非同质化的等值化发展等。针对土地合并，德国从法律上严格限定了土地类型和用途，农业区、工业区、生活区泾渭分明，虽然是土地私有，但农业用地只能用于规定的农业项目，农场主不能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各级法律法规对生态农业、农业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都有详尽的规定与规划。而面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德国选择了城乡等值化而非同质化发展道路，并以法律形式予以保障。[39]叶裕民对比了中国与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在乡村农地保护与建设用地利用上的政策选择，指出中英两国在农地利用上都采取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在耕地保护下寻求功能多样化发展；在建设用地利用上，中国不同于英国巩固与增加乡村建设用地，而是以保证向城市供给为主要方向。[40]叶裕民还分析了城乡互动中乡村生产资料的减少，据此提出需要认识到乡村发展的阶段性，构建乡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并配套相应制度，以达到保留乡村生产资料、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目的。
二、乡村建设与景观再造
城镇化进程造成乡村景观破败、农业生产凋敝等现象，在欧洲也出现过，因此欧洲是如何重视乡村建设与环境保护、“重建”乡村景观的，引起了同样有“乡愁”情怀的中国学者的共鸣。当半个多世纪前英国历史学家霍斯金斯的著作《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最近由梅雪芹等翻译出版时[21]，国内学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事实上，近年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欧洲乡村建设和景观再造进行了探讨。
具有完整用药记录及凝血指标记录；年龄≤85岁；有稳定或不稳定型心绞痛史或心肌梗死史；血小板计数范围在100×109/L～350×109/L；冠脉造影示冠脉粥样硬化；无胃或食管溃疡；无肝肾损害、凝血功能障碍；无药物过敏史；可停用华法林、低分子肝素等药物者。
作为自然环境和乡村居民活动综合载体的乡村聚落，在乡村景观中具有最重要的地标意义。德国在乡村聚落景观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摸索，探寻出一条具有浓郁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经验对乡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鉴于此，相阳追溯了德国乡村聚落景观的发展历程，从区域空间形态、绿化形态、历史文化形态和农业形态等方面总结了德国乡村聚落景观的发展特征，并依据德国经验，提出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应当实施科学规划，健全法律法规，注重保护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坚持以人为本，并鼓励乡村居民积极参与。[25]打造整洁美丽、和谐宜居的农村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史磊等人基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演变，从引导、实施、激励、制约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政策与实践经验，并针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提出对策建议，认为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强化统筹协调，实施奖励机制，加强环境监管，完善投资方式，要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视为一场攻坚战。[26]
城市和城市网络塑造着它们周边区域的景观，城市与乡村的土地和可达性的两极分化是景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城市化及与之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确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当大多数国家达到了约80%的城市化水平时，乡村地区可能会被遗弃。同时，关于乡村地区的思考、评价和规划均主要由城市居民完成，而乡村的未来发展也主要取决于城市的需求，因此，乡村的主体地位逐渐失去，连带欧洲的传统文化景观也在改变。地方尺度的乡村景观变化只有放在更宏观的地理背景(即与城市的距离)等要素下才能被理解。由此乡村地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分为主要城市周边的村庄、都市型村庄和偏远乡村的村庄三种类型。这是比利时地理学家马克·安托罗普等人论述欧洲景观变化文章的基本观点。文章之所以在我国刊物上发表[22]，就是因为其契合了中国学界的探求目标。欧洲乡村的景观变化和“乡愁”心绪始自英国后期圈地运动，吾文泉从圈地运动与18世纪英国诗歌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村、人性、道德观和价值观等的深刻影响以及文学反映。在他看来，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和乔治·克莱布的《乡村》作为18世纪英国乡村诗歌的代表作，都描述了圈地运动前后英国农村的沧桑巨变，表达了诗人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对农村因圈地运动而衰落所产生的无限悲情。[23]而在肖瑶眼中，乡村景观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以英国为代表的乡村景观变迁及变迁过程中的文化驱动力，有助于探寻景观变迁规律，明确人类活动与景观变迁的互动关系，并将该关系运用于规划实践。他力图通过研究乡村典型景观的主体空间结构与景观形式，构建英国各时期乡村景观及变化；通过纵向比较，来探讨乡村景观变迁的文化要素及其驱动关系。[24]
在工业革命和城镇化的推动下，英国率先展开农业人口转移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刘向辉研究了英国政府在农业人口转移中的引导作用，以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二三产业、发展职业教育等实践。[41]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衰退的重要原因是乡村缺乏内生动力，从而导致发展机会缺失、年轻劳动力流失、社会文化活力丧失。内生动力的培育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教育尤为重要。近代英国的乡村教育就卓有成效。付有强认为，在城市化起步之初，乡村教育的物质保障来自农业和农村，受教育的对象是有限的，仅限于乡村中等富裕程度及以上的居民，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动承担起发展教育的社会职能，采取措施为其提供制度和经费保障，使更多的乡村民众获益。[42]
英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最初得益于早期贵族和乡绅对乡村自然景观的营造和维护，以及某些中产阶级人士对生物多样性和乡村传统文化遗产的关注。李建军论述了英国社会就此问题达成的共识：传统村落中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是重构国家认同和国民品格形塑的战略资产；传统村落与其周边的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之间长期演化形成的共生关系，是传统村落延续的生命线，也是周边自然生态可持续维护的根本选择。在传统村落保护中，英国政府依法设立负责决策咨询服务、资金赠予的国家乡村机构，授权国家信托和乡村保护协会等社会组织基于国家利益从事传统村落资产的收购、保护和开发工作,合理设置政府、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行动空间和角色关系，进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阶层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积极性，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行动，有效地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的目标和远景。[34]对乡村景观的保护也是保护和改造整个国家环境的基础，贾诗航认为英国城市之所以从旧时伦敦那样的“雾都”转变为今天郁郁葱葱的景观，得益于19至20世纪的环境保护运动浪潮，其中保护英国乡村运动(CPRE)这一环保组织的作用尤为突出。19世纪城市景观的变化触发了英国民众对乡村景象的怀念，由此促成了保护英国乡村运动的起源。CPRE的发展伴随着英国生态观念的转变，其立足点虽然最终着眼于城市，但也达到了保护乡村景观和环境的效果。[35]因此应该弘扬CPRE这类环保组织所为。与城市聚落景观相比，乡村景观与自然的融合度更高。郑子敏分析的案例是波兰扎科帕内，其乡村社区发展颇为成熟，也说明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可以缩短，乡村的景观布局及房屋构建不宜脱离本地的人文传承[36]。
三、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着力点
乡村振兴当然不能仅停留在保护和重建上，必须激发乡村自身的内生动力，找准加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着力点。20世纪欧洲各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国内学者关注了许多案例，并从不同角度予以总结，以期为我国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应强关注了“二战”后法国农业社会的巨变。“二战”前法国农业人口曾达1000万，战后随着土地集中经营、现代农业技术以及大型农业机械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从事农业的人口剧减，乡村社会出现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务农人口下降到200万左右。目前法国的3.6万个市镇中，有100多个市镇的登记人口少于30人，实际上已无人居住。应强在采访中了解到，现阶段法国十分重视农业培训，针对愿意务农的年轻人，设立了专门的农业学校。为了保持农业大国地位，法国坚持推动在欧盟范围内的共同农业政策，给农民提供补贴，目前的补贴是每公顷300欧元。如农民皮埃尔每年获得国家补贴405万欧元，基本可以抵消他们农场全年的日常开销。[37]
至于法国，熊芳芳认为从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原工业化阶段，出现了工业向乡村的扩散和转移，尤其是纺织业。乡村工业具有使乡村与城市相结合的二元性和互补性，城乡之间形成一定的分工合作。原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法国的城镇化进程。[18]她还研究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的乡村城镇化进程，认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是法国乡村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在前一个时期，除工业城镇有所发展外，乡村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流向城市，客观上也将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19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又向乡村回流，引起了“乡村的复兴”，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功能也出现了较大转变。[19]李明烨等对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也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二战”后，法国乡村在城镇化与现代化快速推进下，曾陷入人口骤减、功能单一、景观衰败以及乡村文化边缘化等危机中。此后政府有效的政策干预，使法国乡村逐步摆脱困境并于20世纪90年代走向复兴。他们分析了法国的经验，提出乡村转型与复兴并非必然结果，而是多因素作用的非线性结果。这期间法国政府根据乡村的区位条件、人口构成、功能产业、居住条件等指标，将乡村分为城市的乡村、薄弱乡村和新乡村三类，并以此对各类乡村复兴的现状和可能路径进行判断，从而制定相应的乡村复兴策略。作者认为这种基于城乡发展规律的政策制定和有限的干预手段，对于探讨适用于中国的内生、长效的乡村复兴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
既然是攻坚战，就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战略，就应制订规划，预铺蓝图。我国在乡村规划方面略显迟缓。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行政体制，乡村规划直到2008年才被正式纳入新的城乡规划法。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申要进行城乡规划转型，全面实现城乡互促互容。而欧洲虽然是自由市场国家，但仍由政府主持制订了各层级、各类型的乡村规划。英国作为现代城乡规划法规建立最早的国家，形成了整合多空间维度、覆盖城乡全域的城乡规划体系，黄燕玲等人对2000年后英国城乡规划体制变革进行了回顾和有益的分析。[27]黄经南等人结合近年来我国农村规划的实践，分析了柯布西耶规划理念实践项目在荷兰Bijlmermeer住区的兴衰经历，反思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做好新农村规划必须深入了解村庄现状，正确定位乡村规划，了解农民的状况和需求，尊重农村固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特性，体现城乡规划正确的价值取向。[28]我们还要看到，社会公众有效参与城乡规划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我国城乡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实质性效果不佳，公众参与协调社会多元利益的作用亦未充分彰显。针对这一问题，王晓君从组织模式、运行制度、法律保障等三方面分析了德国城乡规划的公众参与机制，并总结了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构建公众参与的多元化组织模式，强化第三方主体的核心作用；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运行制度；提高公众参与意识，丰富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形式和途径。[29]作为欧洲乡村发展的范例，德国的村庄更新计划颇具特色，王宏侠专文总结了德国村庄更新中采用的策略和方法，并以巴伐利亚州纽马克区Velburg村为例，从村庄给水、排水、雨水处理、能源供给、建筑更新等方面研究Velburg村庄更新的具体过程，系统阐述了德国村庄更新的实施策略和具体内容。[30]而战后的快速城镇化和城区扩张，也使得德国乡村面临城乡社会融合、可持续发展和特色保护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在城镇化浪潮冲击下，欧洲乡村也曾有人口流失、生态环境破败等困境，如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乡村。经过多年实施多元农业发展策略，德国乡村已形成了农户、政府、市场之间的互动。在此基础上，围绕乡村地区的村庄建设区和农业生产区两种主要空间地域类型，形成了包括乡村更新、土地重整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战略、规划管理和实施安排。吴唯佳等人以案例研究和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方法，论述了德国乡村发展的理念、策略框架和做法、借鉴与启示：重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市场的积极性和公众参与度；凝聚多方力量，最终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业多元素整合，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特色保护与传承。[32]而王长悦等通过梳理德国乡村规划的历史沿革，介绍了德国乡村规划的法律基础、行政体系和规划内容，并选取韦亚恩地区作为案例，分析其规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他们还对比了中德乡村规划体系的差异。[32荷兰地少人多，却拥有优越的乡村生态环境和产业化前景。张弛等人鉴于荷兰在乡村规划上的悠久传统和主动转向，从土地整理与开发、空间规划这两大层面梳理与剖析其乡村地区发展规划的理念更新和演变历程，由此获得可资借鉴的若干启示，如城乡共生多规融合、土地开发模式创新、土地权属深化探索、乡村发展多元共治等。[33]
因此英国乡村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特别受到研究者关注。如沈洁等通过研究英国城乡地域划分的历程、标准及方法，得出了优化城乡划分和人口统计的一些新方法：在指标选取上，可以人口密度尤其是相对密度为核心确定城乡划分指标，凸显“城市—区域”之间的集聚与腹地关系；在兼顾乡村方面，可以建成景观为标准进行城乡划分，避免城镇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和见缝插针；在数据更新上，可由空间管理部门牵头，建立部门之间合作、共享的长效运行机制。[11]有学者认为，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始于中世纪，先后经历了11—13世纪的“快速发展期”，14与15世纪的“衰落停滞期”，16和17世纪的“恢复期”，18和19世纪的“加速发展期”，以及20世纪的“完成期”等几个历史阶段。英国城市化历史不仅留下了经验，也出现过许多失误和教训。谷延方等根据上述情况，对英国城市化历史中的失误和教训进行了深入反思。[12]18至19世纪的英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农业国。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重工轻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遭遇了粮食危机。为了应对危机，1947年英国颁布《农业法》，实行农业补贴。公共资源均等化政策，使得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差距很小。为了满足人们对乡村休闲生活的需求，英国全面统筹涉农政策，在扶持乡村企业发展的同时，着力保护乡村自然资源和文化建筑不受城市化侵害。于立根据这一历史背景，分析了英国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绿化带”政策、“国家公园”建制和“杰出的自然景观”三种机制，认为城镇化不能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加剧地区贫困为代价，不能忽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防止快速城镇化导致的文化同质趋势，注意保存地方文化特色。[13]
集中讨论欧洲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组论文，其所涉若干研究对象颇具样本意义。在刘丹青看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最早开创了近代大众旅游，也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先行者。工业革命开启了近代大众旅游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促发和推动了19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乡村改造，从而奠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石。20世纪中期后，英国乡村旅游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但在全英旅游业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成为乡村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最发达的乡村旅游区科茨沃兹还成了英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是最成功的乡村旅游发展样本。政府的规划和管理，社会力量的投入，行业组织的自我规范，是推动英国乡村旅游业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46]熊芳芳认为，法国普罗旺斯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区，曾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一度导致乡村人口外流，而20世纪60年代后乡村旅游业发展则改变了这一不利局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为普罗旺斯乡村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滨海区、阿尔卑斯山区和内陆区发展起各具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业，推动了乡村就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47]黄肖昱等人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乡村旅游热点阿尔卑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历史上阿尔卑斯山区以农业为主，欧洲人从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启动对阿尔卑斯山的旅游资源开发。在“二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背景下，阿尔卑斯山区成为欧洲民众旅游的热点。同时，发展阿尔卑斯山区旅游也面临着经济效益和自然环境兼顾等问题，德、奥两国对此精准决策，加强旅游业蓝图规划和旅游设施建设，既保留了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特色，也保证了该区域内小城镇的平衡发展。[48]荷兰赞德福特渔村通过开发海滨休闲旅游，最终锐变为旅游城镇，这成了刘涛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赞德福特由渔村转变为旅游之城的途径，有利于人们认识旅游业发展与乡村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轨道交通建设加强了赞德福特同外地的联系，促进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滨海旅游休闲业发展逐渐改变了渔村的经济结构。决策者秉持服务多样化、平民化，使该地旅游业处于“常青”状态。[49]欧洲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诸多经验，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3）幼果期药剂尽量选择水乳剂、悬浮剂等，避免选择乳油类、不溶性粉剂、沉淀多（杂质多）的劣质产品。实践证明，临近苹果套袋，一定要喷1次50%甲托悬浮剂1 000倍液+70%代森锰锌1 000倍液+醇钙600倍液+吡虫啉5 000倍液，以预防苹果黑点病和缺钙造成的生理性病害。这次用药很关键。
经历了城镇化的乡村，仍留有传统社会的文化模式。任有权注意到，对乡村生活的伊甸园式想象，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英国尤其变得栩栩如生。乡村在文化上被定义为一种平衡性力量，一个逃避或治愈工业社会弊端的途径。乡村也是“家”的代名词，甚至成了英国的某种国家认同。虽然城市化及现代农业给乡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英国政府和社会积极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村的景观和文化。与此同时，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到乡村游玩，甚至迁往乡村居住，因此乡村也不再单纯属于农民，而是成为全民的伊甸园。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移民为乡村带来了活力与财富，但也加剧了乡村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了城市移民和本地农民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英国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以达到城市与乡村在文化上的平衡。[50]綦亮以《达洛维夫人》《奥兰多》和《岁月》为例解读英国文学家伍尔夫对乡村空间的构建，探讨其乡村书写的文化内涵。伍尔夫作品中的乡村形象和田园意境一方面与英国文化中的乡村情结息息相关，同时也映射出在大英帝国盛极而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空间却能充分展现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融通，富含人文关怀，与刻板压抑、力图彰显和维护帝国权威的都市氛围形成鲜明对照。[51]
②压力充水法。用潜水泵把库区内底层温度较高的水，通过设置在闸门前水面附近带有小孔的钢管进行喷射，搅动和加热闸门前的表层水，以防结冰。
四、城乡关系：亟待探索的新领域
城乡关系在乡村发展和社会整体中的地位至关重要。马克思曾从城乡关系视角来定位欧洲各时代的社会特征：“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52]480刘景华注意到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撰写发表了若干论文，从准确解读第一手资料、增加实景材料和注意细节描述等三方面阐述研究欧洲城乡史的方法[53]，纵论欧洲历史上城乡关系的演变和城乡间的几次重大互动及其历史影响[54]，深度探讨西欧向近代乡村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中世纪城市的作用。[55]石苗苗等则通过解读英国文学作品来分析乡村与城市空间，结合文化、社会语境，探究英国性的历史变迁。他们以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乡村与城市》为例，驳斥了“快乐的英格兰”乡村怀旧情愫，解构了田园式的文学幻象，使得乡村空间中包含的经济关系上升为洞察英国性的焦点；揭示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造成日趋复杂的城乡关系，使得现代性成为书写英国性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影响下，乡村与城市在文学中构建了相互融合的“第三空间”；对英国文学中乡村、城市意象的空间释读，展现出英国性在文化、社会、经济不断变迁的历史语境下，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与风貌。[56]张鹏讨论了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城乡基建网络经验，指出卢布尔雅那通过建设成本较低的“绿道”环线，盘活了当地的城乡关系，形成城乡互惠基建网络。[57]
总之，虽然资料并不全面，但看得出来，国内学界对欧洲城乡关系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成果零星分散。然而，研究欧洲城乡关系无论是对于理解欧洲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振兴乡村战略提供借鉴，都具有重要价值，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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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motion of European Rural Studies in China
LIU Jing-hua，QI Pei-che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China )
Abstract ：With rural construction becoming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external experienc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our country. Scholars from many fields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villages, and the focus of the study has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field of i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production history to a full-dimensional one. This paper makes brief comments on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papers related to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rom four aspect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urbanizatio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the new focus of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 ：Europe; rural studies; Chinese scholars
中图分类号： F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 2019) 04-0169-08
*收稿日期： 2019-01-20
作者简介： 刘景华(1955—)，男，湖南邵东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欧洲史研究；亓佩成(1973—)，男，山东沂源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滨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8)。
责任编辑：立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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