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铜匠的两位东渡--来自韩国尚林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_汉代铜镜论文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林论文,铜镜论文,两次论文,工匠论文,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作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但最根本的是人的移动，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来说，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早在7000年前的史前时代就已出现，到公元前10世纪以后逐渐兴盛起来。这不仅有西周初年“箕子封于朝鲜”①等传说，而且有中国稻作农耕技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及支石墓、瓮棺葬、青铜器和铁器等北进东渐的考古学证据②。不过，以往学术界关于东亚各地文化交流的研究多滞留在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及其关联上，而本文试图通过对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和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铜镜的考察，探寻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问题。

      一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论战国时期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

      韩国上林里铜剑出土于1975年，是“中国式铜剑”在韩国首次成批发现。当地学者全荣来将其整理后于1976年公布，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③。1982年，该文被译成日文发表④，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上林里铜剑的出土地点位于全罗北道完州郡伊西面上林里三区(大兴洞)的一个低矮丘陵的南坡上，东距全州市约10公里。铜剑计26件，是当地居民在种植苗木掘土时在地表以下0.6米处偶然发现的。据称发现时大致以剑锋向东、剑柄向西的东西向水平放置，似乎是捆扎成束埋藏，但附近未发现其他任何古代遗迹和遗物。这批铜剑除个别略有残缺外，保存基本完好，形制基本相同，其形制特征是：圆盘形凹面剑首；实心圆柱形剑茎，断面呈椭圆形，茎上有两道环状箍；“凹”字形剑格，较短宽，圆肩，断面略呈菱形；剑身中脊凸起有棱线，断面略呈扁平菱形；两从略呈凹面，与锷之间略显分界的棱线；两锷大致平行，前部约三分之一处开始略变窄，前部约六分之一处开始缓慢斜收而成尖圆锋；剑首、剑茎、剑格和剑身通体铸成(图一)。这种铜剑，韩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式铜剑”。鉴于其基本特征是笠形圆首、“凹”字形格、双箍柱茎，这里简称为“圆首双箍柱茎剑”。其尺寸大小，最长者通长47.2厘米(2号剑)，最短者通长44.4厘米(7号剑)，通长平均45.9厘米；剑首直径3.6～4厘米，剑柄长8～9.3厘米；剑格长0.75～1.2、宽4.4～5.1、厚1.4～1.8厘米；剑身根部宽3.8～43厘米，平均宽4厘米。保存完整的16件重量为274～498克，平均重363克。

      关于上林里铜剑及相关问题，全荣来结合当时中日⑤及瑞典学者对周代铜剑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后指出：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属于《周礼·考工记》所载的“桃氏剑”；鉴于剑身未见使用或研磨痕迹，有的甚至残留有浇铸时形成的铜液溢漏结块，尤其是重量较轻，因此不排除它们是作为礼仪用品而铸造的非实战用器的可能性；这种铜剑在中国定型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春秋晚期，以洛阳地区为中心发生后，逐渐以楚、吴、越、蔡等淮河和长江流域诸国为中心流行开来；上林里铜剑与安徽、江苏和河南东南部等地淮河流域出土的同类铜剑关系密切，它们传入朝鲜半岛西南部，证明了韩国西部沿海与吴、越江南地方文化的交流关系，应当是江南地区青铜文化和稻作农耕文化传入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环；这种中国青铜文化的海上传播，作为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列国争霸背景下江南地区吴、越系民族海上活动的产物，是它们与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文化接触的反映；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看，全罗北道中国式铜剑的出土，显示出中国大陆青铜文化以淮河和长江下游为起点、以横穿黄海南部的路线经由海上之路传入的可能性。

      

      图一 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

      1.1号剑 2.3号剑 3.5号剑 4.6号剑 5.7号剑 6.11号剑 7.12号剑 8.14号剑 9.19号剑 10.21号剑(均约为1/7)

      上述关于上林里铜剑相关问题的认识，根据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现和研究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在中国，铜剑出现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西周早期，定型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整个两周时期⑥。20世纪60年代初，林寿晋曾将东周时期流行的铜剑称为“东周式铜剑”，并将其划分为三种型式，即I式为扁茎剑，Ⅱ式为筒茎剑，Ⅲ式为柱茎剑，进而指出：它们可能是由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柱脊剑”演化而成；“三种型式的剑都开始出现于春秋晚期，而在战国时期它们也是同时并存的”；其中Ⅲ式剑(即圆首双箍柱茎剑)，曾发现于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等地，似乎显示出这种剑主要流行于楚地的迹象⑦。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李伯谦根据东周时期各种铜剑的地域分布明确指出：吴越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D型铜剑(即圆首双箍柱茎剑)主要流行于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其起源地偏于我国的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脱胎于我国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发现的西周中期的实圆茎带箍有格有首剑⑧。此后又有学者进一步论证后指出：这种铜剑“是春秋晚期吴国的典型剑制”⑨，或“为春秋中、晚期流行于吴、越的主要剑制，同时影响到其它地区”⑩，或“是春秋晚期典型的吴越铜剑”(11)。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凹”字形剑格的笠形圆首双箍柱茎剑虽然定型于春秋晚期的吴越地区，但它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流行，并且其形制结构特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剑的长短总体上略有加长的趋势(图二)。譬如，洛阳中州路出土的6件圆首双箍柱茎剑(中州路Ⅳ式剑)，其年代分别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12)；长沙楚墓出土这种双箍柱茎剑180余件(长沙楚墓BIa式和BIb式剑)，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通长42.4～70.8厘米，一般通长50～60厘米(13)；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圆首双箍柱茎剑28件，墓葬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14)。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燕赵中山文化的铜剑中，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河北Ca型剑)为数不多，约占出土铜剑总数的15%，其年代为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15)。总之，上林里铜剑是具有吴越铜剑风格的一种铜剑，但其年代不一定是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而有可能晚到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朝鲜载宁郡孤山里发现有2件这种“中国式铜剑”与古式细形铜剑共存(16)，韩国全罗南道咸平郡草浦里出土的这种圆首双箍柱茎剑与细形铜剑以及多纽细纹镜共存(17)，而细形铜剑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可视为其年代的旁证。

      那么，上林里铜剑是否可以说是春秋末至战国时期从吴越地区流传过去的呢？最初全荣来曾明确指出，上林里铜剑“绝不是在当地制作的”，是从中国传入的。1982年，日本学者柳田康雄根据其形制特征推测，上林里铜剑的制作地是在朝鲜半岛(18)。1986年，上林里铜剑(3号剑和14号剑)的铅同位素比值测定表明，铸剑所用矿料中的铅属于朝鲜系铅，证明它们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当地制作的(19)。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铜剑是伴随着战国晚期中国式铜剑传入朝鲜半岛而在当地制作的仿制品(20)。

      根据上述研究并结合笔者的观察，上林里铜剑是在朝鲜半岛当地制作的，其理由如下。其一，上林里铜剑的笠形圆首、柱茎、双箍、“凹”字形剑格等，具有鲜明的东周时期吴越铜剑风格，但两者之间又有所差异，尤其是剑茎的断面呈椭圆形与吴越铜剑的剑茎断面呈圆形明显不同。其二，就材质而言，上林里铜剑的材质是近乎纯铜的红铜，与吴越铜剑乃至整个“东周式铜剑”的铜锡青铜和铜锡铅青铜判然有别。其三，迄今中国尚未发现东周时期的红铜质铜剑，在中国大陆专门制作红铜质的铜剑以便向外输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四，如果基于上林里铜剑长度较短、重量较轻的特点认为它们是“非实战用的礼仪用器”，那么在中国大陆专门制作而向朝鲜半岛输出的可能性更是不存在的。其五，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表明，其铸件所用矿料中的铅是朝鲜半岛当地所产。

      很显然，上林里铜剑是在朝鲜半岛当地铸造的。那么，它们是不是当地居民制作的“中国式铜剑”的仿制品呢？其答案是否定的，分析如下。上林里铜剑的形制特点虽然相同，但根据对各剑各部位的测量，并没有形制及尺寸大小完全相同者，26件铜剑各部位的规格和重量都有所差异，说明它们当中没有使用同一铸范铸造的铜剑，而是采用易于损毁、只能使用一次的泥土范或陶范铸造的(21)。并且，剑茎两侧等部位残留有合范铸缝的铸痕，说明它们是双合范铸造的，而双合范陶范铸剑，是东周时期列国铸剑的技术特征。关于朝鲜半岛进入青铜器时代的年代，尽管有朝鲜及美国学者认为始于公元前2千纪前半甚至更早(22)，但一般认为是始于公元前1000-前700年(23)，或者是公元前1千纪前半(24)。就铜剑而言，朝鲜半岛流行的铜剑属于琵琶形铜剑(即“曲刃青铜短剑”、“辽宁式铜剑”)和细形铜剑系统，琵琶形铜剑出现于公元前800年前后(25)，细形铜剑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末或公元前3世纪初(26)。就青铜器铸造技术来看，朝鲜半岛存在泥土范或陶范铸造铜器的可能性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但迄今发现的铸造青铜兵器和工具的铸范均为以滑石为主的石质铸范(27)，如全罗南道灵岩、京畿道龙仁郡草扶里、平安南道将泉里等地均发现有铸造铜剑的石质铸范，并且均为细形铜剑的铸范(图三)(28)。这说明，朝鲜半岛铸造铜剑的技术属于石范铸造技术传统，而石范铸铜技术与泥土范或陶范铸铜技术明显有别，况且当地流行的剑体与剑首分铸后组装的技术也与“中国式铜剑”剑首、剑柄、剑身合铸于一体的技术明显有别；另一方面，出土的铜剑铸范表明，朝鲜半岛开始铸造铜剑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4世纪(29)。在上述技术和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式铜剑”的传入，当地居民就随之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造铜剑，或者放弃当地传统的石范铸剑技术而采用陶范并整体合铸的铸剑技术，都是不可想象的。况且，上林里铜剑尽管尺寸较小，重量较轻，但没有明显的铸造缺陷，尤其是铜剑的金属成分近乎纯铜，而纯铜的熔点为1083℃，远远高于铜锡合金和铜锡铅合金青铜的熔点，并且纯铜熔液的流动性能和充型能力也低于铜锡合金和铜锡铅合金，熔化铸造的难度高(30)，这更显示出其制范和浇铸技术是相当成熟的，并不是缺乏经验的仿制者所能做到的。因此，上林里铜剑虽然是在当地制作的，但它们不是当地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剑技术制作的“中国式铜剑”的仿制品，而是掌握陶范铸剑技术的中国的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后在当地制作的。上林里铜剑的剑体一般较短，最长者不过47.2厘米，最短者仅44.4厘米，显然是为了适应当地流行的青铜短剑文化而特意设计制作的。至于为何铸造材质近乎纯铜的红铜剑，并且铸件未经加工和研磨，或许与这批铜剑的特定用途有关；也可能与难以获取锡料有关，因为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虽然盛产铜矿但缺乏锡矿，今韩国境内的锡矿集中分布于其东北部的江原道一带(31)。

      

      图二 中国出土东周时期圆首双箍柱茎剑

      1、2.洛阳中州路M2729：20、M2728：40 3.江陵天星观M1：401 4～10.长沙楚墓M935：1、M1195：11、M1510：2、M315：1、M1316：1、M1427：2、M85：1(1、2、10.战国早期；3.战国中期；4、5战国晚期；6～9.战国时期)(均为1/7)

      如果说上林里铜剑是东渡朝鲜半岛的中国的青铜工匠在当地铸造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青铜工匠来自于中国的什么地方呢？就空间关系来说，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的是辽东半岛，但在公元前307年前后燕将秦开破走东胡之前，这一地区的铜剑属于石范铸造的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的短剑系统，并且辽东地区迄今尚未发现战国晚期的圆首双箍柱茎剑，可见上林里铜剑与辽东半岛显然无关。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并且也发现有圆首双箍柱茎剑(32)，但这种铜剑并不是战国齐地流行铜剑的主要类型，可见上林里铜剑的铸造者与山东半岛齐地的工匠也似乎无关。前已述及，上林里铜剑具有东周时期吴越铜剑的特点，而吴越是中国古代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并且拥有优质的铜锡资源(33)，铸剑技术在春秋晚期已经高度发达并且一直延续，代表了当时各诸侯国铸剑的最高水平。对此，不仅考古发现的若干带有刻铭的吴王剑和越王剑可以为证，而且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述。如《周礼·考工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34)《战国策·赵策》赵奢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35)《吕氏春秋·无义》：“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36)此外，吴越地处江南水乡，吴越居民善于水上交通和海上活动。据此可以推断，东渡朝鲜半岛的青铜工匠是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

      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应当是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吴、越、楚争雄的历史背景之下，以楚灭越为契机而发生的。据史书记载，相传吴、越系太伯、夏禹的后裔所建立，但直到公元前601年才始见于《左传》的记载，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中晚期开始逐步发展强盛起来，并先后加入到列国争霸的行列(37)。后来，在吴、越、楚等国频繁的争战中，先是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破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市)，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后是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所灭(38)，即：(前33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39)。就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形态而言，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实行的“工商食官”的官府手工业制度继续存在的同时，私营手工业获得初步发展，但青铜器尤其是兵器的铸造仍然主要属于官府手工业，由王室和政府直接掌控，并且青铜器铸造作坊主要设立在列国都城和重要城市之中(40)。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随着越国的国破人散，原来隶属于越国王室的青铜工匠开始逃散，其中一部分铸剑工匠离开会稽(今绍兴市)、姑苏等吴越故地奔向东海，寻找新的生活，最终到达了遥远的朝鲜半岛南部的西部沿海一带，继续从事铜剑的铸造。况且，地当今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铜矿资源(41)，是东渡而来的吴越铸剑工匠落脚和生活的理想之地。

      

      图三 韩国龙仁郡草扶里出土铜剑石铸范(1/6)

      至于吴越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路线，无疑经由的是海上之路，但恐怕不是所谓的“横穿黄海南部”的海上之路，而是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其理由如下。其一，从长江下游入海口一带直接横跨东海和黄海南部到朝鲜半岛西南端，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航海难度大，并且需要横穿黄海南部的南北向海流(42)，这对于当时的工匠来说显然难以做到。然而，如果从长江入海口沿东海西岸和黄海西岸的近海一路向北，则要容易得多。况且，黄海近海的南北海上交通之路，早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开通，吴王夫差曾经由此海路攻打齐国(43)。其二，从山东半岛北端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过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向东再向南到朝鲜半岛西海岸，是古代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线。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早在史前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就以庙岛列岛为通道出现了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移动(44)；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居民曾沿庙岛列岛渡海北迁到辽东半岛(45)。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渡渤海征朝鲜讨伐右渠，与陆上军队夹击王险城(46)，走的就是这条水路。现在从山东烟台至辽宁大连，其航程为90海里左右，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条水路是“齐人渡海适韩国的最捷近航路”(47)。其三，朝鲜半岛迄今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大多集中在今韩国境内，上林里更是地处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暗示这种铜剑的产地或许是在半岛的西南部，这也正是东渡铸剑工匠的落脚之地。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可知，朝鲜半岛西部的近海，是一条活跃的南北水上交通路线，汉魏之际从地处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带方郡前往日本列岛的倭地诸国，主要交通路线就是半岛西海岸的海上路线(48)。综上分析，就吴越地区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路线进行复原(图四)，即：从杭州湾或长江口一带入海，沿黄海西海岸的近海向北，经由海州湾继续北上，沿黄海近海绕过山东半岛到其北端的蓬莱一带；然后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越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北上东进，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沿海南下，经由江华湾，最终到达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群山湾附近的全罗北道一带，完成了吴越青铜工匠的东渡之旅。此可简称为“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当然，上述吴越铸剑工匠的东渡之路虽然还需要更多更直接的证据，但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当时人们的海上交通能力和后世有关的海上交通路线做出的上述推断，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图四 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路线复原示意图

      二 从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东汉铸镜工匠东渡日本九州

      这里的“平原村铜镜”，是特指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的5件超大型“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即“内行花文八叶镜”)，而不是指平原1号墓出土的全部铜镜。

      平原1号墓位于福冈县前原市有田字平原村，地当系岛平原中部南北延绵的舌状低丘陵北端的西坡。这里是一处由弥生前期之末至中期前叶的聚落址和弥生时代后期至古坟时代前期的墓葬构成的复合遗址，1965-1999年先后多次调查和发掘，共发掘坟丘墓5座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圹墓、木棺墓和瓮棺葬，另外还清理出陶窑、作坊址、水沟等遗迹。属于弥生时代的坟丘墓有3座，其中1号墓发现于1965年，并在原田大六的主持下进行了发掘，后于1991年出版了发掘报告(49)。1988-1999年，在该遗址的西部和北部进行了补充调查发掘，并对1号墓的资料重新进行了整理，于2000年出版了综合发掘报告(50)。平原1号墓是该遗址规模最大的一座坟丘墓，其结构为“方形环壕墓”(即“方形周沟墓”)，环壕东西长13、南北宽9.5米，其东南角设有出入口。墓室为竖穴土圹结构，略偏于坟丘的东北部，东西长4.6、南北宽3.5、深0.45米，墓底中央有长3、宽0.8米的圜底木棺痕迹。墓室周围分布有大量小柱洞以及一个直径0.65米的大柱洞，当与举行丧葬仪式时的设施有关。随葬器物丰富，棺内出土有大量玛瑙珠、玻璃珠和玻璃耳珰等；棺外出土有玻璃勾形饰(即日语的“勾玉”)、玻璃珠饰、环首铁长刀、铜镜等；环壕内出土有铁工具、铁镞以及陶器残片等。该墓的年代为弥生时代后期后半，即公元200年前后，被葬者为一女性，推测为伊都国“国王”之墓。

      该墓出土铜镜计40件，分别集中于木棺外前后端部两侧，棺内中前部也有发现。经过反复清理，40件铜镜中有：博局四神镜32牛(即“方格规矩四神镜”)、云雷连弧纹镜2件(即“内行花文镜”)、四乳虺纹镜1件(即“虺龙文镜”)、八叶纽座连弧纹镜5件(即“内行花文八叶镜”)。对于这批铜镜，柳田康雄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缜密的分析，得出了诸多值得重视的认识，并推测其中的汉式镜(即“仿制镜”)可能是东渡日本的中国工匠所铸。他认为：平原1号墓出土的40件铜镜中，只有四乳虺纹镜(17号镜)和“长宜子孙”铭云雷连弧纹镜(16号镜)是汉镜(即“舶载镜”)，其余38件均为仿制的汉式镜；汉式镜的制作地最有可能是在伊都国，铸镜的工匠应当是来自中国的工匠，但可能是中国工匠的第二代或者是被传授技术的倭人；中国工匠东渡日本的时间是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之后，其主人应当是伊都国王(51)。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冈村秀典认为：博局四神镜、云雷连弧纹镜(16号镜)和四乳虺纹镜最迟是公元1世纪后半传到系岛平原的；15号云雷连弧纹镜和5件八叶纽座连弧纹镜是“仿制镜”，推测它们是在系岛平原一带制作的；5件八叶纽座连弧纹镜是采用金属范模的同模镜(即“同型镜”)技法制作的(52)。综合起来看，平原1号墓出土的铜镜中，一件四乳虺纹镜(17号镜)和一件云雷连弧纹镜(16号镜)，可以确认是从中国传入的汉镜；32件博局四神镜和另一件云雷连弧纹镜(15号镜)究竟是从中国传入的汉镜还是在当地制作的汉式镜，尚有待于深入的研究；5件超大型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可以肯定是在当地制作的汉式镜。这里仅就5件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展开讨论。

      平原1号墓出土的5件超大型八叶纽座连弧纹镜(10～14号镜)，其形制大小、花纹结构等基本相同(图五)，即：半球形圆纽，八个柿蒂形叶纹构成纽座，纽座外有一周凸线纹；内区是一周由八个内向连弧纹组成的连弧纹带，外区有九圈同心圆凸线纹；素面缘，较宽平；其尺寸大小(以11号镜为例)，镜面直径46.4厘米，镜背直径45.8厘米，镜缘宽4.7～5厘米，镜缘外缘厚0.68～0.85、内缘厚0.59～0.66厘米，镜纽直径约5厘米。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以及笔者本人的观察和思考可以认为：它们是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在当地设计制作的，采用的是泥土母范、金属范模、陶或泥土铸范的铸镜技术制作的。分析如下。

      其一，连弧纹镜是东汉时期流行的主要镜类之一，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具有东汉云雷连弧纹镜的一般特征。东汉云雷连弧纹镜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饰有云雷连弧纹带，而外区装饰数周同心圆凸线纹的连弧纹镜尽管少见，但也是有的，如河南辉县路固M32：1连弧纹镜(53)、西安三合新村出土的连弧纹镜(54)等即属此类(图六)；虽然八叶纽座不见于连弧纹镜，也罕见于其他汉代镜类，但四叶纽座是连弧纹镜最常见的纽座样式(55)。因此，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应当属于云雷连弧纹镜的一种简化形态。其二，与常见的东汉云雷连弧纹镜相比，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如镜纽直径虽然有5厘米，但与镜体相比显得较小，并且镜纽尖圆而不扁平；镜纽周围的八叶装饰，迄今未见于其他东汉连弧纹镜；纽座外环绕一周同心圆凸线纹，与常见的凸带纹明显不同；连弧纹带的内角无任何装饰，无铭文，镜缘内侧也没有东汉连弧纹镜常见的栉齿纹带；镜缘扁平、缘面平直、缘边近乎垂直等，与东汉连弧纹镜的镜缘宽厚内斜、缘面略外弧、缘边明显内斜等也有所差异。其三，东汉铜镜直径一般不超过30厘米，目前所见最大的铜镜是河北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一件连弧纹镜，其直径为36厘米(56)；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直径为46.5厘米左右，而东汉一尺的长度为23.4厘米左右(57)，应当是按照东汉尺的二尺设计的“二尺镜”。这显然是汉朝工匠对东汉尺度掌握和应用的体现，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倭人视铜镜为“神器”或“威信财”且特别喜好大型铜镜而专门设计的。其四，日本出土的镜范和仿制的汉式镜及其研究表明(58)，弥生时代后期(约当1～3世纪前半)的倭地诸国，铸造铜镜采用的是“石范铸镜技术”，即使制作汉镜的仿制品也是采用石范铸镜技术，并且仿制的汉式镜大多是直径10厘米以下的小型镜。而“陶范铸镜技术”是中国传统的铜镜铸造技术，在秦汉、弥生时代的东亚，这种铸镜技术属于“高科技”。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铸造技术，不仅比弥生的小型仿制镜而且比古坟时代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都高得多”(59)，显然是采用陶范或泥土范铸造的，而当时的东亚只有汉朝的青铜工匠掌握陶范铸镜技术。其五，汉代铜镜的陶范铸造技术的镜范制作技法有“刻制法”和“模制法”两种，并且两种技法同时并存(60)，而平原村5件八叶纽座连弧纹镜上既发现有同模镜的铸痕，也发现有同范镜的铸痕，因此可以说，这5件铜镜总体上无疑是同模镜，但不能否认其中有同范镜的可能。其铸造工艺可复原为：最初用刻制法制作出泥土质的镜范(即母范)，然后铸镜；再以铸出的铜镜作为范模，用模制法翻制出若干件泥土镜范，再用这些镜范分别铸镜，因此镜模是金属质，而铸件属于同模镜；如果一件镜范连续两次以上铸镜，则铸出了同范镜。

      

      图五 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八叶纽座连弧纹镜

      1.10号镜

       2.11号镜(均约为1/10)

      

      图六 中国出土东汉连弧纹镜

      1.辉县路固汉墓M32：1

       2.西安三合新村出土

      上述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系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在当地设计制作的推论，应当说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这里进而需要讨论的是，这些东渡日本的汉朝工匠是何地的工匠以及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何时东渡日本等问题。为此，首先需要确定这种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制作年代。尽管迄今在中国未见与之相同的八叶纽座连弧纹镜，但就其祖型云雷连弧纹镜而言，一般认为其年代是东汉时期(61)或认为出现于公元纪年前后，其年代下限是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至迟到公元2世纪中叶(62)；或认为图案简化、铸造不良的云雷连弧纹镜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63)。如果着眼于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纹饰构图简单等特点，可以认为它是云雷连弧纹镜的一种简化形态，从演变序列分析，那么它应当是出现年代较晚的云雷连弧纹镜类之一种。这样看来，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制作年代可以大致推定在公元2世纪末叶，即约当东汉中期末段。东汉中期，是汉代铜镜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出现了若干铸镜中心，如洛阳、丹阳、广汉、会稽、江夏等，同时，北方铜镜系统和南方铜镜系统开始形成，而连弧纹镜类是北方地区流行的主要镜类之一(64)。如此看来，东渡日本的汉朝铸镜工匠，应当是北方地区(黄河中下游)的工匠，具体说来，可能是洛阳的工匠。其理由在于：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的连弧纹镜类在山东地区发现较少，而在洛阳、西安一带有较多发现。譬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所获23件新莽和东汉时期的铜镜中，云雷连弧纹镜仅1件(65)；《洛镜铜华》收录的新莽和东汉时期的58件铜镜中，连弧纹镜有8件，并且类型多样(66)。另据统计，连弧纹镜类在洛阳地区发现有30余件，占两汉铜镜的10%左右(67)；长安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镜中有7件(68)，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15件(69)。按照汉代铜镜分布与产地的关系，各种类型的铜镜主要以其产地为中心流通和分布，也就是说，某种铜镜的集中分布区也正是其产地的所在地。据此可以推断，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东汉时期连弧纹镜的主要产地。如果考虑到东汉时期东方临淄的铸镜业已经衰弱，而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否存在铸镜业尚无任何迹象，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的首都洛阳一带可能是连弧纹镜的主要产地所在。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可以推断东渡日本铸造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工匠，最有可能是洛阳一带的铸镜工匠。

      关于洛阳铸镜工匠东渡的大致时间和动因，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首先，就汉代铜镜的生产经营方式来看，尽管当时也有少量的官府手工业作坊铸造铜镜以专门供给皇室，但主要是私营手工业作坊生产经营，尤其是东汉时期更是如此(70)。因此，当时的铸镜工匠主要是私营作坊的工匠或个体工匠。其次，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汉王朝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有赐以食物、冠带衣服、布帛黄金等汉朝物产的传统(71)，但没有赠予工匠的做法，即使是汉匈和亲之时也只是嫁女并赐予汉朝物产(72)。汉王朝在与倭地诸国的交往过程中，也只是“赐以印绶”(73)；到了魏晋时期，也仍然是赐以印绶、赠予宝物而已(74)。这样看来，汉朝铸镜工匠东渡倭地，并非官方行为，与汉朝政府与倭地诸国间的交往无关，而是工匠们的个人行为。那么，是什么样的动因导致汉朝工匠跨海东渡的呢？前已述及，平原村八叶纽座连弧纹镜的铸造年代，大致是在公元2世纪末叶的东汉中期末段。据记载，东汉中期后段的桓帝(147～167年)、灵帝(168～188年)时期，由于长期的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社会政治昏暗腐败，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加之自然灾害频发(75)，百姓大众民不聊生，甚至多地出现“时人饥，相渔食”的惨景，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最终于公元184年引发了黄巾大起义(76)。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铸镜工匠们远走他乡，寻找生存之路，其中一部分东渡大海到达了日本九州的北部沿海一带。应当指出的是，此前汉朝与日本倭地诸国之间已经多有往来，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77)、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遣使奉献”(78)等，汉朝居民尤其是京师洛阳的居民已具有“大海之中有倭人”的认识，这成为铸镜工匠东渡的一个重要条件。铸镜工匠的东渡，大致发生在公元2世纪中叶的汉桓帝或者汉灵帝年间。

      至于汉朝工匠东渡日本的路线，可能有两条(参见图四)。一条是“山东半岛陆路→渤海/黄海水路→朝鲜海峡水路”，即：先走陆路从洛(雒)阳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列岛北上，穿越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的近海北上东进，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沿近海一直南下，经由江华湾、群山湾，绕过朝鲜半岛西南端的近海，穿过济州海峡向东；再由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巨济岛和釜山一带的近海转而南下，先后横穿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再经由壹岐岛，最终到达九州北部的福冈沿海一带(79)。这条路线中的前半段，即从山东半岛北端出发至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海上路线的可能性，前已论述；而由朝鲜半岛西北部近海至日本九州北部沿海一带的海上路线，作为汉末魏晋时期由带方郡(80)前往日本列岛倭地诸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历史文献有明确记载(81)。另一条是“辽东半岛陆路→朝鲜半岛-黄海水路→朝鲜海峡水路”，即：先走陆路经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西北部的乐浪郡一带，由黄海的西朝鲜湾入海，然后沿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近海一直向南、向东再转而向南的海路到达日本九州北部的福冈一带沿海地区。对此，前已述及。至于自洛阳穿越辽东至乐浪郡的路线，有可能是洛(雒)阳—广阳郡—辽西郡某县—辽西郡且虑县—辽东郡武次县—乐浪郡的路线(82)。

      东渡日本九州倭地的东汉洛阳工匠们，带去了先进的铸镜技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古代中日交流的使者和铸镜工匠东渡的先驱。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发现的东汉魏晋时期的铜镜中，从未见到“师出洛阳”的铭文，但日本出土的三国时期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在当地铸造的三角缘神兽镜上，却多次出现有“师出洛阳”的铭文(83)。这是否与东汉时期东渡日本九州的洛阳铸镜工匠在倭地诸国的影响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三 结语

      以上，就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论证了它们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的战国中期东渡朝鲜半岛的吴越地区铸剑工匠在当地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剑技术制作的，以及铸剑工匠东渡的海上之路；同时，就日本福冈平原1号墓出土的八叶纽座连弧纹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进而论证了它们是公元2世纪中叶前后的东汉中期后半东渡日本九州的洛阳地区铸镜工匠采用泥土范或陶范铸镜技术在当地制作的，以及铸镜工匠东渡的海上之路。

      尽管这样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使之实证化和具象化，但上述分析和推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材料上都应当是成立的。同时，通过上述考察及其认识还可以使我们得到若干启示：古代东亚各地之间的交流，是在当时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社会历史发展和变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各地交往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的远距离移动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青铜工匠的东渡，在古代东亚青铜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流中，“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当然，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发现的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文物更多的是在中国大陆制作并传播过去的，但它们的东传同样是以人的移动为媒介的。无论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探究古代东亚各地之间人群的移动和交流，尤其是环黄海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及环黄海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更加值得关注。

      ①《后汉书·东夷列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第2817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②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蔡凤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溯源》，《考古》1987年第11期；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366～37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③[韩]全荣来《关于完州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春秋末战国初中国青铜器文化传入南韩问题》，《全北遗迹调查报告》第6集(韩文)，全州市立博物馆，1976年。

      ④[韩]全榮來著、[日]後藤直訳《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銅剣に関して——春秋末戦国初，中国青铜器文化南韓流入問題》，《古文化談叢》第9集，九州古文化研究会，1982年。

      ⑤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日]林巳奈夫《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日本京都大学，1972年。

      ⑥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⑦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⑧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1982年第1期。

      ⑨冯普仁《吴国青铜兵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⑩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11)[日]町田章《中国古代の銅剣》(《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学報》第75册)，第255页，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2006年。按：町田章将吴越和楚的铜剑分为三类，即有茎铜剑、筒柄铜剑、圆柱柄铜剑，又将其中的圆柱柄铜剑分为三型，而本文所论之“凹”字形剑格的笠形圆首双箍柱茎剑分属于其中的Ic式和Ⅱb式。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9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第169～18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按：该报告记述的401号铜剑，长51.5、剑身宽4厘米。

      (15)徐海峰《河北东周铜剑初论》，《文物春秋》2003年第4期。

      (16)同④。

      (17)[韩]李健茂、徐声勋《咸平草浦里遗迹》(韩文)第33～53页，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1988年。

      (18)[日]柳田康雄《甘木市史·上卷·原始》，1982年。转引自柳田康雄《鉛同位体比法にょる青銅器研究への期待》，《考古学雑誌》第75卷第4号，1990年。

      (19)[日]馬淵久夫、平尾良光《福岡县出土青銅器の铅同位体比》，《考古学雑誌》第75卷第4号，1990年。

      (20)[韩]李榮勳《韓半岛南部の中国系青铜器》，《日韓交涉の考古学·弥生時代篇》，(日本)六興出版，1991年。

      (21)同④。

      (22)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李云铎译《朝鲜考古学概要》，第59页，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1983年；[美]萨拉·M·纳尔逊著、白云翔译《朝鲜考古学之新发展》，《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4期。

      (23)[韩]金元龍著、[日]西谷正訳《韓国考古学概說》(增補改訂)，第83页，(日本)六興出版，1984年；[韩]李健茂《韓国無文土器の器種と編年》，《日韓交涉の考古学·弥生時代篇》，(日本)六興出版，1991年。

      (24)[日]西谷正《青铜器時代[朝鲜]》，《東アジア考古学辞典》，(日本)東京堂出版，2007年。

      (25)[韩]金元龍著、[日]西谷正訳《韓国考古学概說》(增補改訂)，第102页，(日本)六興出版，1984年。

      (26)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下)》，《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27)[韩]李健茂《韓国青銅器の製作技術》，《日韓交涉の考古学·弥生時代篇》，(日本)六興出版，1991年。

      (28)[日]甲元真之《東北アジア出土の石製鋳型》，《東北アジア先史学·考古学論究》，(日本)慶友社，2009年。

      (29)同(25)，第79页。

      (30)高强《最新有色金属金相图谱大全》，第887页，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1)据韩国学者文载范先生见告。

      (32)山东长岛王沟墓地出土的15件铜剑中有圆首双箍柱茎剑7件，其年代为战国中期。从该墓地出土有南方地区流行的刻纹铜器等分析，这种铜剑可能来自南方吴越地区。参见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33)《周礼·考工记》：“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引自(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第906页，中华书局，1980年。

      (34)同(33)，第906页。

      (35)《战国策》卷二○《赵策三》，引自《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上海鸿宝斋石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36)《吕氏春秋·慎行论·无义》，引自《诸子集成》第六册，第289页，中华书局，1954年。

      (37)徐喜辰等《中国通史》第三卷，第1029～10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8)此据李学勤说，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一说楚灭越是在公元前306年，参见徐喜辰等《中国通史》第三卷，第10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9)《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751页，中华书局，1959年。

      (40)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第175～2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41)[韩]全榮來《錦江流域青銅器文化圈新資料》，《第九回马韩·百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马韩·百济文化研究的成果与课题》(韩文)，第84页图13，(韩国)圆光大学校，1987年。

      (42)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风和潮》，第14～1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43)《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十二年“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第1473页，中华书局，1959年。

      (44)[日]冈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45)白云翔《汉代积贝墓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46)《史记·朝鲜列传》：元封二年(前109年)，“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第29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47)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20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48)《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载：“从(带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第854页，中华书局，1959年。

      (49)[日]原田大六《平原弥生古墳：大日孁貴の墓》，平原弥生古墳調查報告書編集委員会，1991年。

      (50)[日]柳田康雄、角浩行《平原遺跡》，前原市教育委員会，2000年。

      (51)[日]柳田康雄《平原王墓出土銅鏡の觀察総括》，《平原遺跡》，前原市教育委員会，2000年。

      (52)[日]岡村秀典《福岡县平原遺跡出土鏡の檢討》，《季刊考古学》第53号，1993年。

      (53)河南辉县路固汉墓发掘资料。

      (54)陕西历史博物馆《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第234页，三秦出版社，2012年。

      (55)同(54)，第233～239页。

      (56)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该墓的年代为公元90年前后。

      (57)关于东汉一尺的长度，过去考订为每尺23.5厘米(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54～55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但据笔者最近的研究，东汉一尺“定为23.4厘米或许更为合适”(白云翔《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58)白云翔《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2010年第2期。

      (59)同(52)。

      (60)白云翔《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6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89、10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62)[日]立木修《中国鏡の年代と性格·雲雷文带连弧文鏡考》，《季刊考古学》第43号，1993年。

      (63)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第1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663～6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耀齐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铜镜研究》，第33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66)霍宏伟、史家珍《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第102～187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67)韓国河《河南中小型漢墓出土銅鏡概論》，《镜範——漢式鏡の製作技術》，(日本)八木書店，2009年。

      (68)同(63)，第126～129页。

      (69)同(54)，第233～241页。

      (70)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第208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白云翔《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71)白云翔《汉代：开启国门——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12年6月18日。

      (72)参见《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等。

      (73)《后汉书·东夷列传》：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第2821页，中华书局，1965年。

      (74)《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第857页，中华书局，1959年。

      (75)东汉桓、灵帝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仅就汉桓帝年间的京师雒阳及其附近地区而言，据《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建和元年(147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九月丁卯，京师地震”。建和二年(148年)，“秋七月，京师大水”。建和三年(149年)八月，“京师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郡国五山崩。……十一月甲申，诏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元嘉二年(152年)春正月，“丙辰，京师地震。……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宂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永兴二年(154年)，“二月癸卯，京师地震……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京师蝗，东海朐山崩”。永寿元年(155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六月，洛水溢，坏鸿德苑。南阳大水”。永寿二年(156年)，“十二月，京师地震”。永寿三年(157年)，“六月……京师蝗。秋七月，河东地裂”。永寿四年(158年)，“夏五月……京师蝗”。延熹五年(162年)，“五月乙亥，京师地震”。延熹八年(165年)，“九月丁未，京师地震”。延熹九年(166年)，“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譟。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延熹十年、永康元年(167年)，“五月丙申，京师及上党地裂。……秋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海溢”。引自《后汉书·孝桓帝纪》，第287～320页，中华书局，1965年。

      (76)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第366～37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77)同(73)。

      (78)《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第208页，中华书局，1965年。又，《后汉书·东夷列传》：“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第2821页，中华书局，1965年。

      (79)从今韩国釜山至日本北九州的海上航线，其航程约120海里。

      (80)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前后，析乐浪郡南部七县置带方郡。参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2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1)同(48)。

      (82)[日]高倉洋彰《遣漢使節の道》，《九州と東アジアの考古学》，九州大学考古学研究室，2008年。

      (83)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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