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学及其与东方文明的关系——’96“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述评论文,学术研究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河南行政学院、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原宋学研究会、濮阳行政学院、开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方文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哲学研究室联合召开的“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5月7日至9日在河南濮阳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韩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陈筠泉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日本九州大学冈田武彦先生，台湾东海大学蔡仁厚先生等著名专家学者或学术团体向会议写信致贺。河南濮阳市党政领导莅临开幕式和闭幕式并致辞。会议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60多篇。中原宋学研究会的学者提交了专著《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会议学术气氛浓厚，讨论问题热烈而广泛。归纳起来，这次学术会议着重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在理论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和启迪。
（一）宋学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张岱年先生在给大会的贺信中说，宋代是中国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宋代在军事武功方面不逮汉唐，而在学术文化方面则超过汉唐，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宋代学术影响到东亚地区，对于朝鲜、日本等地都有重要影响。朱伯昆先生在大会报告中也指出，宋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标志着中华学术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影响到日本、韩国以及欧洲，成为东方文明的一面旗帜。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宋学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宋学远承孔孟，综罗古人，吸收佛老，发展了儒学的人生哲学，使本体论和伦理学相结合，具有丰富的学术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是先秦之后的又一次学术高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在中国甚至东方文明史上处于巅峰，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文化和哲学，特别是东方文化和哲学，发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东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宋学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和把握“宋学”，是这次学术研讨会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大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宋学即经学史上的义理之学。它是相对于汉唐经学和清代汉学而言的。汉儒专言训诂，是为汉学，亦称朴学。清代乾嘉时期，推崇汉儒朴学风尚，专力于训诂、辨伪，大张汉学之帜。宋儒专言义理，是为宋学。从宋学作为狭义的义理之学来说，又有学者作了新的论述。认为有传统意义上的义理之学和今天所理解的义理之学。传统义理之学专指程朱理学，至多扩大到陆九渊的心学。可是，宋代讲义理者，不仅有理学和心学，还有以气学为特征的王安石新学、张载的关学和李觏、陈亮、叶适等的事功之学，今天即使从狭义上来理解，宋学除了理学、心学外，还应包括新学、关学、事功学等。从广义上理解宋学，又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宋学是赵宋一代学术文化的总称，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发展到11世纪初期，顺应时势而兴起的一种新思潮、新流派，又是一种跨时代的新的文化模式，主要包括赵宋时期的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宋学是经学的断代之学，包括整个宋代的学说、思想、学问。它以宋代理学为核心，或者说以宋代儒学为主体，同时包括理学中所吸收、消化和融摄的佛学与道家思想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学是以儒学为核心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体系，它不同于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即宋学中不能包括佛、道两种文化体系。因为，一般认为宋代学术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继先秦之后的又一次高峰，然后不能由此认为佛道在宋代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高峰。一部宋学史，即是宋代儒家开创的儒学史。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为宋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轮廓、走向和内容。就其所著录的文献说，所谓儒学，不仅包括哲学，而且包括史学、诗论、礼论、文论以及经济一类的文献。儒学这一概念，不等于儒家哲学。凡是依据儒学元典或在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学问（包括人文和自然学科）皆属于儒学的范围。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宋学所包括的领域是比较广泛的，儒家的文学艺术理论以及科学技术思维，也应属于儒学史的范围。有的学者从宋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出发，认为宋学兴起形成于宋，但不限于宋，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张载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等，都应纳入宋学的范畴。
（三）宋学与实学和气学。关于实学，这次研讨会上观点分歧乃至对立。一种观点认为，实学是宋学中的一种重要思潮，并对实学思潮的产生、理论渊源、内容特点和现代形态进行了讨论。有学者认为，实学思潮萌芽于宋初的庆历年间，宋初实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庆历新政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即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等。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荀子讲“天行有常”，自然界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似乎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与“实”有关系。实学的内容特点可以概括为：“笃实”、“务实”、“效实”。“笃实”指观念上以实为宗；“务实”指行为上凡事注重实行；“效实”指讲求实际的效用。有的学者认为，追溯实学的渊源，似应着眼于汉。《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还有的学者对实学的理论来源、中韩两国对实学的不同理解即实学概念的相对性，以及实学的当代形态作了深入地考察。认为实学是一相对的范畴，较之西方学术，东方哲学或儒学即实学，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如朱熹、王阳明都称自己的学说是“实学”或“实说”。朝鲜对实学的研究比较早，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南北朝鲜对实学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实学似应视为朝鲜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中国传统实学的精华，并赋予了“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含义。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把这一思想路线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种观点对实学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实学”是一不确定而又非常广泛的概念，朱熹、王阳明等许多思想家都强调或提倡其学说是实学或注重实行，但朱学为理学，王学为心学，恐怕不能把他们称为实学。如果写实学史，可以把气学写进去。但是如果将罗钦顺以来的气学，纳入“实学”系统，这是回避了气学作为独立的哲学派别，是不公正的。如果写儒学史，于程朱陆王之后，写实学，把气学包括到实学中，更有失公允。气学是宋明道学或理学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流派，研究宋学，应当充分重视气学的研究，给予其应有的地位。还有的学者认为，实学并不是一专门的或独立的学问。
（四）宋学与经学和理学。与会学者一般认为，宋代哲学或理学是宋学的核心。研究和考察宋学，不可能绕过宋代哲学或理学。而理学与经学具有内在的联系，是经学发展的新阶段。具体又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理学的形成来说，是超越经学和消化佛学的结果。疑经变古是宋代经学的基本特色。由此，在宋代经学问题逐渐演变、升越为一般的儒学理论问题，儒家经典中“理”之内涵实现了由认知性向本体性的升越。显见宋代理学是从经学义理中超越出来的、具有更高的“理”之哲学本体观念和独特理论论题的一个新的儒学理论形态。理学的这一特质表明，儒学发展到宋代，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给予我们今天讨论宋学，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以很好的启示，即既要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要吸收现代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成分。另一种观点认为，从理学的形成和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并不是超越经学，而恰恰是理学经学化的过程。具体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经学理学化，后一阶段是理学经学化。第三种观点则强调，要探讨宋学或理学和儒学，不能脱离经学，应当重视经学，甚至回到经学。所谓回到经学，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经学予以科学的研究。宋儒解经，特点是不受传统文字训诂的约束，因经明义，即通过对“五经四书”文意的领会，建立其学术思想体系。此种解经学风乃经学史上一大转变，也是宋学形成发展的基石。研究有宋以来的儒学史，如果脱离此时期的经学史，是只见树叶不见根本。
（五）宋学与易学。有的学者提出，易学在宋代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周易》是宋代哲学家进行诠释、发挥并用来融通道佛哲学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一部主要经典。理学较之传统儒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易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易》被奉为儒家经典并非从宋代开始，但宋代与汉代不同，对于《周易》，汉人重象数，宋代兼重义理，着眼点在其思想体系，所谓“六经之道，易为之宗”（薛季宣语）。《周易》特别是《易·系辞传》所富有的思辨色彩，是宋人运用《周易》来融通道佛的纽带和思维工具。有的学者对宋代某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如陆九渊）的易学思想进行了考察。
（六）宋学与科学技术思维、审美、文学艺术、史学和教育等。宋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堪称一个里程碑，具有世界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完成和发展于宋代，宋代天文、数学、医学、建筑、动植物学等的成就均属于当时世界最前列。以往多认为传统儒学或理学重道轻艺，忽视科学理性。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从理学与宋代医学、“格物致知”与科技发展、宋明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等方面，探讨了宋及宋以后科学技术思维与宋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克服了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禅宗这一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在宋代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对审美主体的审美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及其以后诗词散文戏剧小说均有卓越的成就，从苏轼、罗贯中、辛弃疾等人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义理之学的影响。宋代史学名家辈出，著作甚丰，统而观之，义理之学在宋代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和作用。宋代书院大盛，无论官学或私学，都具讲授义理的特点，体现了宋代教育与宋学的密切联系。
（七）宋学对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既开，西学东渐”（梁启超语），新学兴起，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中西古今各种潮流的互相碰撞、激荡、融合、会通、再创的局面。在这种思想文化变化和发展的局面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学术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或侧面考察了张王之学（张载、王夫之）、程朱之学（程颐、朱熹）、陆王之学（陆九渊、王阳明）在中国近现代的演变。有的学者提出，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思想代表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陆王心学的影响。有的学者对冯友兰“接着”程朱之学讲，贺麟“接着”陆王之学讲，张岱年“接着”张王之学讲进行了深入地辨析，并着重指出张岱年先生“综合创造”或“综合创新”观的理论内涵及重要价值和意义。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新儒学”在建构各自的理论体系时，分别对宋学各派进行取舍，吸取不同的养分，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哲学倾向的宋学观。有的学者对于宋代心学的现代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对于现代新儒学的儒学复兴论进行了探究。指出所谓儒学的复兴，主要是指宋明儒学的复兴。这种儒学实质上是作了重新诠释并带有现代思潮意义的宋明理学，如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把儒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使现代新儒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服务，这对于正确认识现代新儒学的实质、特点和规律，科学地把握儒学与现代化的对立统一关系，发掘传统儒学合理的和积极的因素，不无作用。在这次研讨会上，也有的学者不同意把钱穆、方东美、余英时等视为现代新儒家。
（八）宋学与东方文明的关系。宋学与东方文明的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尤其是韩国莅会20多位专家学者，更充实了该主题的分量。从研讨情况看，既有对该问题宏观的分析，也有对个案或专门问题的研究。从宏观上说，有学者提出，宋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超越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一种单方文化输入的关系，即它既对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宋学与东方诸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保持比较全面而密切的国家，可谓朝鲜和日本。有的学者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考察了朱子学何以能对东亚文明有巨大影响的原因，加深了对宋学与东方文明关系的探讨。还有学者从东方所拥有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圈之间的互相渗透，考察了中国文化、宋学或宋明理学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从微观上说，首先讨论较多的是宋学与朝鲜文明。中国宋学传入朝鲜是在高丽时代末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安珦、李穑等，接受中国宋学中的程朱理学思想，进行改造、吸收、消化，形成了朝鲜朱子学。进入朝鲜时代，朝鲜朱子学经过李彦迪，到李退溪达到高峰。李退溪对程朱理学以及心学、气学都有不同方面的吸收和发展。他对宋学与东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与会学者的共识。与会学者对朝鲜朱子学分别从程颐的义理易思想、诚与敬、理一分殊、朱子“心体流行”说、朱子易学、朱子家礼、中庸价值观、朝鲜性理学学派分野、李退溪对儒家经学的继承、退溪易学、李退溪的教学方法、南冥思想等方面剖析了宋学在朝鲜的形态表现和发展变化。还有学者考察了宋学对朝鲜王朝乐学的影响，拓宽了宋学对东方朝鲜文明关系研究的领域。其次是宋学与日本文明。有学者谈到，宋学传入日本是在13世纪的日本幕府时代。在宋学日本化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张载气学、阳明心学等发生了较大影响，相继形成了日本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日本古学派等，出现了藤原惺窝、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伊藤仁斋等代表人物。
（九）宋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辩证地看待宋学。这是讨论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宋学的现代积极价值、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指出和揭示了它与现代文明不相协调乃至冲突和对立的一面。具体地说，第一，中国宋学中的许多“珍贵品”，如重视人及其作用，重视群体和国家社会，重视知识和学习，重视长远的战略利益及讲求“天人合一”，重视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培养和树立现代理想人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伦理道德建设，现代教育等都具有借鉴意义。从深层次上说，宋学中的超超追求、吸收消化融摄异质文化的兼容并包品格，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思维特色等理性精神仍具有现代价值。第二，进一步说，中国宋学中上述的积极因素和成分对于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如“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第三，有的学者就中国和世界及东方今后文化建设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如认为中国今后要面对的问题是文化如何由返本而开新，这是中国文化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是复兴“道统”的问题，是契接并消化西方文化以壮大自己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和现代使命。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兼收并蓄，而是在自己传统精神的规约下吸纳其它文化。又如，在当今世界上，黄金万能主义四处泛滥，科学至上的病态现象比比皆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时代呼唤新的儒学诞生，作为健全的人所应具备的诚与敬，不能不成为新儒学的重要问题。第四，宋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极力维护和宣扬的“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等价交换、自由贸易、自由选择、自主经营、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反对特权等法则之间，重农轻商、重义轻利、重道轻艺、重德育轻科技等思想，与发展现代经济，特别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针之间，是完全不相容甚至是对立的，其作用只能是消极的和阻滞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次“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特点：⒈广泛性。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就横断面说，对宋学作了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从纵的角度说，既有对宋学或宋学中的某些方面或问题的探本溯源，也有对宋学的流变发展及规律性的探求，还有对宋学精华的现代乃至后现代价值、意义的发掘。从与会学者和代表说，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韩国的代表，既有年逾古稀的知名专家教授，也有年富力强颇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既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也有从事经学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学者。⒉深入性。就全国或更大范围来说，讨论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或许这次并非首次。但这次研讨会拓宽了宋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不少宋学研究的新课题，在以往宋学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如宋明理学中是理学、心学二足并行，还是理学、心学、气学三足鼎立，或者是理、气、心、实四大思潮。中国与朝鲜实学的异同，实学的起点问题，宋学与经学、朝鲜性理学、科学、西学等，这些问题过去或讨论较少，或是空白，这次会议提出了问题并作了初步探讨，对于推动和深化宋学研究大有裨益。从河南来说，这是继1988年“洛学全国研讨会”、1993年“宋代哲学国际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内容逐步深入和拓宽，深入性是显见的。⒊现实性。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条件下，对于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并将其置于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之中，把文化建设的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兼容性科学地统一起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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