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的大学理想及其与现实间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纽曼论文,冲突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4)05-0086-06 关于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人们习惯性地使用两个标签——“红衣主教”和他的经典之作《大学的理想》①来表征他的身份。前者意味着他曾在罗马天主教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代表他的官方身份，至今与其有关的宗教学说依旧为人们所关注，后者则代表了他在高等教育思想史上曾做出的不朽贡献。英国当代学者科尔(I.T.Ker)甚至断言：“纽曼以后，所有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著都是他的演讲和论文的脚注。”[1]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布鲁贝克(J.S.Brubacher)在评述高等教育文献时也指出：“在高等教育哲学领域的所有著述中，影响最为持久者或许当推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想》。”[2]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基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阐述了众多与大学功能有关的核心主题，它启发了人们对“大学为何”和“大学何为”的无限思考，并派生出大量与大学理念相关的文献。然而，思想并非总是与行动同行，或许我们最不该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纽曼写作该书的初衷，缘于他在1851－1858年间曾身体力行参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创建并担任其首任校长的经历。然而，在其任职期间，他所主持的这所大学并未取得意想中的成功，更遑论实现了他所倡导的理念。为什么纽曼虽有宏大美好的大学愿景，却无力为这所大学有效地打开局面，最后不得不以辞职而黯然收场？在此，本文尝试从大学治理的视角来审视纽曼这一时期大学理想的践行过程，通过梳理纽曼当时创建并执掌这所大学的有关史料，分析这所大学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并且最后也未能存续下去的缘由。或许我们会从中获得许多有意义的启发。 一、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创办的时代背景 159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都柏林创立了新教教派的三一学院，但直到1793年，它才获许向天主教徒及其他非英国国教徒授予学位，而学校的奖助学金和研究员名额仍然限制在爱尔兰教会成员内部。此时的英格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基本上是排斥天主教徒的。因此，在以上教育机构都不提供针对天主教徒神学训练方面课程的前提下，发生于1844年的一桩事件，促成了罗马天主教决定在爱尔兰成立一所纯粹的天主教大学的动议。是年，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科克和戈尔韦这几座城市新设了三所非教派性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s)，提供不分教派的混合教育(mixed education)。由于学院的创立者是英国政府，一些天主教人士担心新的女王学院不仅不适合爱尔兰天主教徒，而且还认为这是英国政府试图控制爱尔兰教育的一场阴谋。 1850年，在爱尔兰的索雷思，罗马教廷成立了天主教大学委员会来商讨建校事宜，大学委员会由4位大主教包括阿尔马的大主教保罗·库伦(Paul Cullen)②、蒂厄姆的大主教约翰·麦克海尔(John Machale)③、都柏林的大主教丹尼尔·莫瑞(Daniel Murray)④、凯修的大主教斯莱特瑞(Bishop Slattery)和4个代表各郡的主教组成。[3]对于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当时的爱尔兰天主教领袖们各执己见。以库伦为代表的一派极力反对混合式教育，坚持认为这所大学必须是纯粹的天主教大学，而且他还禁止教士在那些无神论学院(Godless Colleges)任职，也告诫天主教家庭不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去读书。以麦克海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英国当局任何的教育举措，都是为了消解爱尔兰人种族和文化的特殊性，使之英国化与新教化。因此，他认为，这所大学必须完全属于爱尔兰人民，只服务于爱尔兰。而以大主教莫瑞为代表的团体则认为，女王学院的混合式教育是解决天主教徒教育问题虽不理想却唯一可行的方案，他对于设立一所“纯粹的”天主教大学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表示怀疑。[4]随后，莫瑞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学委员会的任何会议，麦克海尔在参加过几次会议之后也退出了，因为他反对学校的控制权由主教直接掌控，最终结果就是保守的库伦在大学委员会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大学委员会沦为他表达自己观点的喉舌”。[5]马莎·加兰德(Martha Garland)对此评论道，具有不同观点的不同党派除了赞同在爱尔兰设立一所专门用来为其天主教公民服务的机构外，在与这所设想中的天主教大学相关的其他所有方面都不存在任何共识。[6] 二、纽曼的大学理想及其在天主教大学中的实践 1851年，年过五旬的纽曼接受邀请，成为命运多处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Ireland)首任校长。最初，库伦只是邀请纽曼为这所筹建中的天主教大学出谋划策，并就一般教育的本质发表一些演讲。但是，在两人书信往来及多次面对面交谈之后，库伦深为纽曼的才华折服，并力邀他出任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Rector)。纽曼起初并不情愿，他在给库伦的信中写道：“假如一定要参与其中，相较于大学的最高职务校长一职，我更倾向于担任教务主任，因为后者不会耗费太多心力，否则会给伯明翰司铎祈祷会圣堂的职责蒙羞。”“对大学一事我尽力而为，但也尽量保证少离开伯明翰。”[7]最后一个折中的条件是他在担任校长的同时，可以继续担任伯明翰司铎祈祷会圣堂一职。 除此之外，自1850年始，纽曼自己也深陷阿奇立(Giacinto Achilli)⑤的官司之中。虽然1851年8月即接受校长一职并着手设计大学组织架构，但直到1852年5月，他才正式前往都柏林准备发表有关大学教育的第一次演讲。在该年5－6月间，他先后发表了五次演讲，期间又不得不多次返回英格兰处理这桩官司和司铎祈祷会的事务。 1854年12月3日，这所筹备历时约四年的大学开始正式运行，纽曼为此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竭力推动他的大学理想并付诸实践，尝试通过制度来予以落实。在此过程中，根据他的办学体会，他持续不断地撰文表达自己的办学理想。1858年，他撰写和刊印了五篇关于大学学科的论文。也就在同年的11月12日，纽曼正式辞职离开爱尔兰天主教大学，任职近4年。上述五篇论文与其他演讲报告，于1873年结集出版，题为“大学理念的界定与诠释”(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到1889年，即纽曼去世的前一年为止，该书先后修订发行了九版。以下我们将基于这本文集中所描绘的大学蓝图，参照纽曼等人在大学筹备期间递交给大学委员会的建校计划，对比这所大学当时的实际运行状况，分析纽曼的理念与其执掌的大学实际运行间存在的差异。 1.校长遴选过程频遭质疑 纽曼被掌握大学委员会实权的大主教库伦选中担任天主教大学的校长，而他个人作为天主教教堂主教的身份和经历并未为他带来多少恩遇。这位英格兰人以及天主教皈依者，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爱尔兰，都从未获得过充分的信任。在“改宗天主教后的大部分时日里，纽曼一直受到罗马天主教权威人士的猜忌，因为他也想改革罗马天主教”[8]，“一旦成为天主教徒，纽曼才发现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是个自由派”[9]。据说，为了使纽曼的宗教身份同他校长的地位相匹配，罗马教廷也曾有意加封他为主教，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虽然纽曼并无意谋得该职位，但这未免使得他在爱尔兰的处境有点尴尬，无形之中也为爱尔兰宗教权威人士对他的怀疑提供了口实。纽曼曾写信给库伦要求为他举行一个宣誓正式入职的公开典礼也遭到拒绝，理由是“目前只有部分爱尔兰的主教们拥护这所大学，所以不宜开展任何公开活动”。[10]这始终让纽曼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即便纽曼最后递交校长辞呈时，那些爱尔兰的主教们依然不太相信他真的会辞职，所以当1857年11月19日纽曼离开伯明翰的时候，还没有后继校长的人选，甚至也没有委任执行副校长，无奈之下纽曼又做了一年多的校长，只是他人已回到伯明翰，不再留守都柏林。1858年11月12日，纽曼才真正同这所学校再无任何瓜葛。 2.办学目标难以得到认可 纽曼认为，要办大学，首先是要向爱尔兰人民交代清楚新建一个天主教大学的目的，“鉴于新教徒在英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里都享有受教育的好处，我们教会的统治者也要使天主教徒最大限度地享有同等的利益”[11]，这种益处就是“调教其性情，培养其道德，增强其心智”[12]。在他看来，这样的教育在新教的、不分教派的大学是难以获得的，所以教皇才倡议建立一所自己教派的大学，这是出于现实的宗教目的。进而，他指出：“大学是传授全面知识的地方，这说明了它的本质，一方面是心智性的，而非精神性的；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而非提高。”[13]在此，知识不仅仅是心智培养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即所谓的“博雅教育”。虽然它不是专业教育，却是完全而真正有用的教育，理论上讲一个人一旦心智得到很好的训练，他就可以从事任何一种学科或专业，或从事任何别的他所爱好的以及要求他应具备某些特殊才能的专业。知识本身即是目的，但退一步讲，假如一定要给大学确定一个实际的目的，那就是为社会培养良好的成员，并使之适应这个世界。 那么，这样一所大学服务于谁呢？按照纽曼的理解，大学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他们共同聚集于同一个地方以探究高深学问为目的，虽然它建立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却不独为爱尔兰人民所有，也可以向英格兰，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学子开放。而以麦克海尔为首的信徒们认为既然这所天主教大学建在爱尔兰，而且主要由爱尔兰人民出资建造，那么它理应为爱尔兰人民所有，只造福于爱尔兰人民。正是这一办学理念的分歧，导致1855年后这所大学再也未能从爱尔兰募集到任何资金。事实上，这所大学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获得学位授予权。早在1853年底，纽曼就曾写信给大主教库伦，希望他能亲自授权给予这所尚未问世的大学一个合法地位，否则便无法赢得公众认可。[14] 在1854－1858年纽曼执掌这所大学的最初四年里，仅有106名学生注册在籍，且注册人数每年都在不断减少(1854－1855年，仅有38人注册入学，1855－1856年仅有25人，1856－1857年比上一年度增加3人，1857－1858年跌至15人)。[15]这给库伦大主教和纽曼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原本的设想是即便无法从爱尔兰募集到任何资金，只要有充足的注册学生，依靠缴纳的学费，大学也可以慢慢维持下来。但是，该大学的兴办更多地出于宗教抗衡的目的，并未考虑到当时爱尔兰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内在需要。爱尔兰天主教精英阶层，甚至是那些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首要选择还是爱尔兰三一学院、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而一些普通家庭则出于实用的目的选择了女王学院，还有些天主教徒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接受大学教育，所以导致这所天主教大学生源严重不足。 3.校长有责无权的尴尬 1851年，天主教大学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分委员会来设计这所理想中的大学，纽曼便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按照最初设想，这所大学的基本组织架构包括校长、校务咨询会(the Rectorial Council)和学术评议会(the Academic Senate)。其中明确规定：校长为大学的最高领导和代表。校务咨询会是一个纯粹服务于校长的咨询机构，由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无任何公共活动，每周一开一次例会。学术评议会掌握着学校的立法权力，而且充当大学代言人的角色，如负责设计课程、考试主题、题型，授予学位、开除、陈情和致辞，选定委员会成员和列席代表听取说明，对大学出版进行审查等。它由副校长、秘书、教授、导师代表和院士(fellow)组成，但是教授和管理者的任免权保留在校长手中。此外，还有一个学业主管(moderator of studies)协助校长维护、实施、调整、推进和完善学校评议会已经审核通过的课程、教学和考试方法。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校长是有责无权的，大学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大学委员会手中，身为校长的纽曼并不是其中的一员，无法参与有关大学事务的讨论和决策。甚至连校长最有力的协助者副校长的人选也不是由纽曼亲自挑选，而是由库伦指定。1852年，纽曼在给库伦的信中要求：“校长理应在大学内部管理中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如目前这个阶段应当有权决定某个院系是否需要聘用教授，以及选择哪些讲师和导师。”[16]结果在未告知纽曼的情况下，库伦等人就商议校舍建设以及教授遴选等事宜。此外，纽曼校长和圣堂的双重身份，也迫使他不得不在都柏林和伯明翰之间来回奔波。在他担任校长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统计说他在都柏林的时间也就几个月。[17]这足以说明，在这所新大学根基未稳，很多行政事务和关系有待厘清的情况下，纽曼实际上并未充分尽到一个校长的职责。 4.理想而又不乏务实的学院与学科设置落空 纽曼的大学观和知识观是他组建学科、设置学院的基础。他提出：“知识的所有分支至少在固有的意义上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内容。这些分支并非相互孤立、相互独立，相反，它们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或系统。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唯有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各个分支所传递的知识才会准确，才会有价值。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来向心智传授知识的过程，才是大学教育名副其实的教养。这种培养本身就是好的。知识既是大学教育的工具，又是大学教育的结果，而这样的大学教育就叫做博雅教育。”[18]概言之，大学应该教授全面知识，由各种各样局部观点或抽象概念(即学科)构成的知识是扩展心智的手段。那么，何种教学组织模式能够达致心智训练的目的呢？自然，纽曼最为熟悉的牛津学院制、寄宿制和导师制的管理模式最能契合这种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观念，天主教大学沿袭了传统大学的架构，共设有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四个学院，其中文学院又细化为文学部(拉丁语、希腊语、闪语与现代语、历史、人类学、英语文学与批评)和科学部(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哲学、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自然史、矿物学、地理学等等)。此外，文学院还下设一个工学院。[19] 颇具玩味的是，从学院设置和课程安排的构想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纽曼极力主张大学教育的理想是提供博雅教育，但在实际运作中，纽曼并不排斥专业教育和实用教育，他不得不既考虑教会的需要，传统学生的需要，还要兼顾那些以后有志于从事工程、商业等行业的学生的需求，如提供医学、工学等专业课程。而这些同库伦大主教主张纯粹的宗教教育观点截然不同。沈文钦认为，纽曼辞职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无法接受库伦过于保守的教育观点，两人在爱尔兰的共事很不愉快。比如，库伦认为天主教徒只能在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而纽曼则认为，天主教徒在非天主教的大学接受教育，即混合教育，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864－1867年，他甚至还千方百计试图在牛津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的馆舍，以供天主教徒在校内学习，因多方阻挠而未果。此外，纽曼甚至私下认可将都柏林的天主教大学并入非教派机构的方案，而库伦则不顾一切反对这一方案。[20]由此不难发现，纽曼并非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执意把大学建成一个脱离社会，离群索居而自给自足的存在。对于当时的传统精英教育已无法适应爱尔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逐步接纳新大学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教育和实用教育的现实，他有着清醒的认识。 5.充斥着政治与宗教冲突的教师选聘过程 在天主教大学里，教师分为教授、讲师和导师三级，其中教授居于显要的地位。按纽曼的设想，作为大学学术精神之引领的大师级学者，只负责举行不定期的讲座，驻校教授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和写作；讲师则主要负责教学工作，虽然他们不参与学校的规训，但考虑到工作的性质，他们也应当融智力和道德影响力于一身；导师年长学生两三岁和学生亦师亦友，在生活上引导他们并辅导学校课业。 对于教师选聘的标准，纽曼认为，只要是一流的师资，能够为大学所用，就可以扩大学校的影响力。他并不过分看重教师来自哪个民族，归属哪个政治团体，甚至在天主教教义理解上同自己存在分歧也无关紧要。在建校伊始，当他还不了解爱尔兰局势，不确定哪些爱尔兰人对于大学教育理念的理解同他耦合的情况下，在一些重要的岗位安排上，他主张可以由英格兰人担任，甚至不惜花重金聘请英格兰的教授前来任教。这种做法让爱尔兰天主教权威人士更加担心这所大学的英格兰化走向。随后，纽曼也开始逐渐选用爱尔兰人包括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前来任教。但库伦大主教主张大学不要卷入政治和民族纷争，希望纽曼不要聘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但纽曼同他们却能良好相处，也不愿因政治纠纷而免去他们的教职，这种分歧导致两人关系继续恶化。至此，在得不到爱尔兰主教们资助的情况下，连库伦这位大学最初的谋划者和推动者也拒绝给予纽曼理解和支持。 因此，教师聘任过程中所交织的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政治和民族矛盾，让纽曼的学术至上选聘标准彻底落空。结果不难设想，就在纽曼忙着设立其他学院，同其他大学联谊，往返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时，库伦大主教开始怀疑建立这所大学的价值，甚至后悔当初任命纽曼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1855年库伦致信罗马爱尔兰天主教学院院长托比亚斯·柯比(Tobias Kirby)：“纽曼有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都在英格兰，仅留下一个英格兰皈依者在爱尔兰代替他处理相关事务，更有甚者，他未给副校长任何指示。结果，我个人觉得这所大学目前的作用甚微。”[21] 6.灵活的学生管理制度受到牵制 纽曼在“从与学习的关系看待知识”的演讲中，提及两种大学管理制度：一种大学拥有宿舍和导师监督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每一个通过了许多科目考试的人授予学位，但考官不能宣称自己有任何观点，也没有任何与学生共同分享的原则，他们只是在教或者在考一批不认识他们也互不认识的学生，所教所考的是一大堆性质彼此不同，而又没有任何宽广的哲学来加以连接的科目。而另一种大学没有教授也没有考试，只是把许多年轻人汇集在一起三至四年，然后打发他们离开。虽然后者也许在道德方面残缺不全，在基督教的职业方面完全空缺，但是纽曼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大学才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地交流，必然会相互学习，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活生生的教学，这是一种自我教育，它远胜于第一种教学制度。他提倡这种宽泛的、自由的教育，相同的修会或学院甚至国家的学生一起住在校舍(collegiate house)，互相砥砺学业和品德，同时辅以导师指导，这是他在牛津运动时代的大学理想，但在这一点上，库伦大主教同他完全相反，他崇尚清规戒律，规范化管理。 由于库伦的坚持，大学的实际管理制度更接近第一种模式。比如他曾抱怨纽曼未能严格管理学生，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吸烟，未规定学习的固定时间等。再如在考试制度方面，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申请者获得学生资格(student)，第二年底通过第一次公共考试的则获得学者学位(scholar)，而在第三年底的第二次考试中成绩合格者获得硕士学位(inceptor)，成绩优异者则在第四年获得博士资格(licentiate)，完成七年课程并通过考试者获得院士称号(fellow)。[22]显然，该教学和考试模式与纽曼所设想的丰富生动的、内化的自我教育存在很大的偏差。 三、一个不乏务实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实践的无果而终 无论是作为红衣主教还是教育思想象征的纽曼，他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如果我们还原纽曼执校的历史，却发现他很难说是一位成功的校长。作为一位多少带些现实色彩的理想主义者，纽曼面临的困境固然有其时代与环境因素，但是，他的个性缺陷以及作为大学校长所必须具备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和老练的行政经验的不足，也是导致他受挫的重要原因。 就纽曼个人而言，他试图能够自由游走在都柏林和伯明翰之间，在两份职责要求截然不同的工作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当1857年他一手创建的伯明翰司铎祈祷会面临重大困难时，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宗教才是他的第一事业。“我的家在伯明翰”，“我的心与伯明翰的教友们同在”[23]，毕竟他14岁即抱定为了宗教事业终身不娶的信念。当时纽曼辞职官方的理由是他年事已高，在都柏林和伯明翰之间太过奔波，作为大学校长总要在公众面前亮相非自己能力所及，这样做既是为了大学的福祉，同时也为了履行自己对伯明翰教友的职责。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对纽曼的评价是“他不是一个外向的人，克己，性喜孤独，只能同知己与朋友相处，有的人说他冷漠，不善与人交流甚或情感淡薄”，他自己也说“我喜欢自家行事，生活里不要有虚饰、排场、或逼促的约会。我套上官服，就一无是处；让我自己来，我就不时会有所作为”。[24]显然就纽曼的个性而言，他并不符合大学校长作为多面手的行事风格。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念上捍卫传统大学模式和价值的同时，在具体践行时并没有放弃现实的考量，甚至并不固执地反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教育。 在远离了大学纷争后，1872年11月23日纽曼在日记中从制度层面反思了其治校历程中屡屡受挫的困顿。他写道：“我不应该在没有明确以下前提下就贸然担任校长一职：(1)所有爱尔兰大主教认可我；(2)英格兰主教们正式参与这所大学的设立；(3)账目应该掌握在外行人手中；(4)约定每一年待在都柏林的时间；(5)明确规定大学校长的任期。”[25]上述反思至少反映了纽曼对于以制度来保障校长权力对于大学治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大学创办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同时也表明，理念如果不能落实为具体且有效的制度，当然，还需要现实条件的支持，再好的大学理念恐怕也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 在15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纽曼的教训对当代大学治理或许依旧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我们常言大学要引领甚至超越时代，但是，如果回到历史，我们发现大学历来都是特定环境与现实中的大学。作为大学的引领者，无论其是否具备丰富的思想与理念，如果缺乏对现实局限的理解，如果不擅长与环境打交道甚至不具备一种老练圆通和长袖善舞的艺术，他就很难摆脱外部干扰，更遑论为大学掌舵，并引领时代发展，反而往往是自身为环境所湮没。其实，纽曼的时代并没有成为过去，在一个外部力量介入越来越强大的今天，他个人以及大学的不幸更值得我们深思。一位有思想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超越现实的理念，但是，或许他更应具备一种理性审视与驾驭现实的能力。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应当是大学校长以及大学所必备的品质。 收稿日期：2014-04-08 注释： ①该书书名各在不同中文译本中有两种译法：一是学界比较熟悉的“大学的理想”，一是贵州教育出版社译本中翻译的“大学的理念”。本文在正文中仍采用第一种译法。 ②Paul Cullen(1803－1878年)是坚定不移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曾任罗马爱尔兰神学院的院长，1852－1878年一直担任爱尔兰天主教的大主教，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重振天主教会的改革措施。 ③John Machale(1791－1881年)宣扬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主张以和平的方式，结合政治力量，向英国政府发声。在1847年的马铃薯大饥荒中不顾梵蒂冈的反对，积极与政界领袖合作，展开救灾工作，其英勇行为受到天主教徒的肯定。 ④Daniel Murray(1768－1852年)自1810年起就担任都柏林教区大主教一职，在爱尔兰深受人民爱戴，但他常同John MacHale在有关爱尔兰事务上持不同意见。 ⑤Giacinto Achilli是一个前多米尼加神父，他对天主教会大肆诬蔑并且性丑闻不断。为了驳斥并揭露其行径，纽曼对其展开诉讼，但最终却因不能及时提供全部的证据而被控诬陷罪，并被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