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女中学生的性别压力与性别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当今论文,压力论文,理想论文,女中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解新时期首都青少年女性的性别意识现状，我们于2002年5月随机选取海淀、西城、朝阳、昌平、大兴五区共11所初、高中和职业高中的一到三年级的女生，进行了以问卷为主的调查研究。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50份，回收884份，回收率93%。其中初中生为307人，占样本的34.7%；普通高中生为318人，占36.0%；职业高中生为259人，占29.3%。884人中有554人来自北京市区，占63.3%；172人来自周围郊县，占19.7%，14.9%即130人来自农村，另有19人来自其他地区，占样本总数的2.2%。调查对象的年龄最小为12岁，最大21岁，平均值为15.6岁，标准差1.7952。经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被调查的女中学生中，关于“理想女性”，即在性别理想的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按照社会性别理论的学说，人们关于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地位和性格特征等各方面的看法，都主要是由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建构的，而与生理上的性别区分没有本质联系。儿童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在父母、教育者以及社会舆论的指导和强化中，逐步学习、适应和内化这一整套的性别规范，从而使之在人类的世代延续中实现自己的再生产。这样“泾渭分明”的两性之别，又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提供了辩护。历史地看，女性的温柔、非理性、在家庭中扮演情感导向的表意性角色，与男性的坚强、理性、扮演社会中成就导向的工具性角色，构成了一对延续日久的性别刻板印象。[1]无论男女两性，他（她）们在认同自己的性别、构想自己的理想自我时，都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世代和地域的性别观念。
就当今中国的性别观念的整体而言，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一方面，女性普遍就业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政府长期倡导和推行的男女平等国策，都为女性制造了一个实现基本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基础。工作的经历及所带来的相应社会角色和地位，也使当今的中国女性表现出明显的能力、才干和成就，以及丰富多样的性格和自觉追求平等的意识。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显示，与1990年的第一期数据相比，在经济方面中国女生的就业层次有所提高，职业结构趋向合理，获得了更多的职业发展和向上流动空间，女企业家群体更是发展迅速。在教育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男女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婚姻选择和家庭生活中，女性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和决策权。[2]凡此种种，都显示着当今女性生存环境的丰富和平等。
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伴随经济结构调整而来的，是女性在业率的降低、就业中性别歧视的明显化和相对收入差异的扩大。与1990年相比，2000年末城镇男女两性的在业率男性从90.0%降至81.5%，女性则从76.3%降到63.7%，女性的下降幅度比男性大4个百分点。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女性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职业，在相同职业中女性的职务级别又比男性偏低。在各级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收入占同类男性收入的比例仅为57.9%和68.3%，均低于平均水平。[3]
同时，伴随着商业性大众文化的蔓延的，是女性在传媒中大量地被身体化为“美丽动物”，被塑造为享受者而非创造者、被动者而非主动者，在批量售卖的“美好生活”幻境中，她们是男性成功的附庸和点缀，是家庭中的照顾者和养育者，而不知不觉地消隐了社会生活的主动参与者和共同创造者的角色。这样互相对立、互相撕扯的双面，构成了当今都市青少年女性生活中基本的性别文化环境。她们所体验到的性别压力、所表现出的性别理想，都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获得一定的解释。
一、生存环境中的性别压力
理想必然来自于现实，对这批正在青春年华的女孩子来说，她们因为身为女性而得到的一些生活中的感知和体验，必将影响她们对性别理想的展望。我们期望她们感受到性别之美，在和谐、平等与安全的两性环境中健康成长。但遗憾的是，对这些女中学生来说，生活与性别有关的遭遇，更多是尴尬和烦恼，甚至伤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环境中刺激性因素的增多，青少年的发育普遍加速，生理成熟和性成熟均表现出提前的趋势。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月经初潮年龄最小的为9岁，最大为16岁，平均年龄12.77岁，有65.2%的人的初潮年龄集中在12至13岁年龄段。显然，与她们的长辈相比，现在的女孩子要更早地面对与性和性别相关的问题。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她们的生理和性知识仍然比较缺乏，51.5%的人表示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更有8.8%的人表示自己“不知道也不想多了解”这些知识。在青春期知识的来源上，25%称来自于教科书，26.8%源于母亲的告知，多达42%的则主要来自于同学朋友之间的私下交流。学校正规教育、引导和培养所起到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这种青春期知识来源上的不正规必然影响到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导致不少女孩子缺乏基本的性生理与发育常识。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16.8%的女生回忆说，她们在月经初潮来临时感到非常紧张，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绝对比例也许不算太高，但考虑到她们生长在传媒发达、信息丰富的社会环境中，居然仍有近五分之一之多的女生对自己的身体缺乏基本了解，对生理发育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心理准备，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这种知识的贫乏和片面，已经对女孩子们的性别认同构成压力，影响了她们对自己身体生理特征的评价。在我们的调查中，平均有62%的人觉得作一个女孩在生理上很麻烦，在14、15岁年龄段，这种对身体的消极评价高达近70%。这一年龄段正处于月经初潮高峰年龄段的两年以后，女孩子们充分体验了她们婉称为“倒霉”的生理周期所带来的不便，又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从而导致厌烦、消极情绪的产生。考虑到这一时期也是青少年开始对第二性征和两性差异表现出关注、对异性产生好奇和渴望的关键时期，则这种对身体的消极感受，对青少年女性的健康成长，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它必然影响到一时的心理和情绪状态，而如果因此进一步影响了学业成绩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则可能导致她们的自尊和自信受损，进而导致对自己这一性别产生整体上的消极评价。
这种由于知识的缺失所造成的压力是相对容易缓解的，但除此之外，女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更难以摆脱的压力。在回答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给你一个重新选择性别的机会的话，是否还愿意继续作女孩？”时，有41.5%的人明确表示，她们更愿意选择做一个男孩子。在她们对原因的回答中，除29.3%的人再次提到了生理上的太多麻烦外，25.6%的人认为做女人太累，25.3%的人则表示因为自己想做大事业。这样的原因，显然来自她们对生活的观察。在她们的长辈中，90%以上的母亲从事着各种职业，却只有29.7%的家庭能够实现夫妻双方合作分担家务，63.3%家庭都是由母亲完成大量的家务劳动，这显然为“做女人太累”提供了恰切的脚注，也从侧面揭示了女性在事业上遭受壁垒的部分原因。
在表述更愿意做男孩的原因时，另有14.2%的人选择了“其他”。在一些具体的说明中，提到的有性格因素，如男孩子的坚强、豁达、心胸开阔；有男女行为规范的不同，男孩子在行为举止上受束缚少、自由度多，可以有更多的娱乐活动；以及社会机会的不均等，男性更受偏爱，职业选择面更广，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等。在这些简单的说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女性所感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性别社会压力，看到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和性别印象、性别评价的不同。
而在35.5%的表示还愿意做女孩的人中，尽管有多达60.5%的人表现出对自己个人能力的充分自信，声称相信成功与性别无关，另外近40%的人，却表现出了性别认同中混乱、消极的一面。17.6%的人称自己选择做女性是因为女子可以更自由多样地穿着打扮，尽情展现美丽风貌；6.7%的人则称是因为女孩子的生活更为轻松，无需为事业操更多的心。 表现出了对女性消费者、享受者地位的认同，以及对参与社会创造的回避。
随着青少年生理成熟年龄的提前，许多高中甚至初中女生的第二性征已经十分明显，在性骚扰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她们是否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在我们的调查中，13.5%称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而在对性骚扰原因看法上，只有37.6%人认为这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而多达44.3%的人则认为应归咎于被骚扰女子的举止轻浮或衣着过于招摇，11.5%的则认为是由于女方的漂亮所致。是否有过被骚扰的经历对原因的判断有明显的影响。在未曾遭受过性骚扰的女孩子中，认为性骚扰应该主要归咎于受害方的达到了51.3%，远远高于有性骚扰经历的女性对自身的评价；认为原因应归咎于骚扰者一方的，则明显少于有过被骚扰经历的人。客观地说，在青少年女性中，有过性骚扰遭遇的，一般多为生理心理发育较早、更注重衣着打扮的人，与社会期待中学生的朴素形象不合。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性骚扰本质上作为男性对女性身体施加控制的一种手段，它首先表现为对女性的贬低，而并不必然与女性自身的举止行为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加选择地一概将受害者污名化，强化了社会对女性身体行为的控制，也对青少年女性造成了不应存在的性别压力。
综合看来，青少年女性生存环境中的性别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体现在生理、心理、性格、身体等各个层次上。所有的这些压力，都会对她们的性别理想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我们在她们所描绘的理想女性形象中，看出多种矛盾的存在。
二、矛盾重重的性别理想
我们所调查的女中学生，在构建自己的性别理想时，体现出了明显的矛盾性。她们一方面强烈渴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信、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于某些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压抑、束缚了自身中原本存在的、一些对获得社会成功相当重要的品质因素。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父母双亲在女儿心目中的不同形象。在20项性格、行为描述的词汇中，被选取来用于描述父亲形象的，前五位依次是勤快能干、心胸开阔、坦率真诚、有领导能力和坚持原则，而母亲形象的前五位则分别是勤快能干、持家有方、耐心细致、温柔体贴和唠唠叨叨。除了共有的主要正面印象“勤快能干”之外，父亲形象集中体现出一种理性和社会性的人格特征（心胸开阔、坚持原则），强调了社会地位的获取（有领导能力）。而对母亲，评价集中于感性的、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耐心细致、温柔体贴），以及这种定位所伴随的正面和负面形象（持家有方与唠唠叨叨）。显然，在女儿的心目中，父母形象基本对应着社会／家庭公／私的领域之别，并进而对应于一定的性格、能力等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对青少年，父母是他（她）们设想自身性别形象时的首要参照。这样对父母的描述和评价，自然也会体现在她们对自己性别理想的展望之中。
在问卷中，我们要求调查对象在25个可用于性格、品格描绘的词语或词组中任选五个并排序，来摹写自己所想象的“理想女性”和“理想男性”。经过综合分析，对女性，重要性明显高于其他各项的“理想品质”依次为美丽优雅、学识丰富、有事业心、有进取心和自信心、心灵手巧、大方得体和温柔顺从七项。而对男性，这些女中学生心目中的理想品质包含了有事业心、学识丰富、有责任感、有进取心和自信心、诚实、气质风度出众以及心胸广阔七项。其中“有事业心”、“学识丰富”和“有进取心和自信心”三项被认为对两性都相当重要的，而这也是立足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些品质、能力因素。联系到在其他问题中“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是我人生的理想”的说法获得的广泛认同，可以认为，女生们普遍地意识到参与社会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并对在社会生活的激烈竞争中必需的一些智力和能力因素有明确的认知。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成功可能性的主观因素“事业心”的选择上，对“理想男性”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对女性的意义。而在女性方面，遥遥领先的、最重要的“理想品质”却是“美丽优雅”，是对纯粹的外在形象和含糊其辞的“内在气质”因素的强调。对比对“理想男性”的描述，类似的“气质风度出众”一项只是被排在了第六位，重要性远为逊色。
如果换个方向，看看25项描述中被选择率最少的几项，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倾向。被调查者在设想男性时，她们认为最不重要的是心灵手巧、天真纯洁、美丽优雅和温柔顺从几项，全都属于非常典型的对女性性格、品质和能力的刻板印象。反观女性，她们认为对自己而言最可忽视的品格则是抱负宏大、兴趣广泛和有竞争力，则基本上都是传统归属于男性的、成就本位的人格特点。
从两个方向上都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进入社会生产的数量和层次的日趋扩展，长期以来对男女两性的刻板印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被动改变”。出于立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和主体意识的强化，一些传统上具有“男性特色”的品质，如事业心、学识、进取心、自信心等，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女性必须拥有的品质，女性自身也将之设想为理想女性形象的组成部分。但这种突破只是局部的和被动的，传统中一些更为典型的、带有贬低色彩的“女性特征”，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女性专属性。如“美丽优雅”、“天真纯洁”、“温柔顺从”、“心灵手巧”等，我们的调查对象极少会设想它们出现在男性身上，但自身对它们的认同率又相当高。
总体来说，一方面，由于传统中两性之分也同时意味着社会和家庭、公与私的区分，所以社会性的品质和男性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当女性广泛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她们分享部分传统的男性特质，不仅成为被广泛认同的需要，也成为女性自身的自觉选择。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两性分工仍旧广泛存在，在大众心理中仍然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定势，甚至有“让女人回家”的呼声，加之日益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将女性作为性对象加以塑造的社会背景，每每使女性感受到认同于传统的观赏性、消费性形象的强大压力和诱惑，于是又普遍地看重美丽、温柔、灵巧等“女性”形象因素。
这样的状况在被调查者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来。她们对诸如“女性的智力不如男性”、“女人不需太聪明”等过于“露骨”的性别偏见说法，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但对另外一些同样本质主义的说法，如“女人天生就是温柔的”、“女性不喜欢竞争，更愿意过安静的生活”等，表现出一定认同率。她们高度认同“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是我人生的理想”的说法，又在犹豫中对通过男性实现自身价值的说法，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表示谨慎的认同。凡此种种性别理想中的矛盾，都表现了青少年女性在面对当今社会时，感受到的女性身处的两难处境和性别压力。
三、“完美女性”之累
职业女性感到生活压力大、活得很累，是当今中国广泛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有不少分析文章指出，在其他各种原因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女性总是过于苛求完美，不懂得适当的放弃，缺乏角色代偿意识，不善于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进行调适。[4]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苛求完美”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女性的心理或性格特点，更值得引起关注的，是社会要求女性做到“完美”的强大压力。从我们的调查中看，女孩子在描述自己欣赏的女性形象时，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完美的倾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来自多个方面的“完美”压力。
在问卷中，我们让调查对象写出一个自己欣赏的女性名字，并简短地说明原因。从回答的情况来看，37.9%选择了自己身边的人，如亲戚、朋友、老师、自己等，其中15.0%选择了自己的母亲，是选择率最高的单个对象。11.4%选择了政界或经济界名人，其中成功地完成了由娱乐界向文化产业转型的杨澜在这一类型中最受认同。18.9%选择了演艺界明星；20.7%选择了其他的社会文化名人，张海迪和居里夫人这两个我国长期倡导的榜样，以及典型由大众文化制造的偶像戴安娜王妃，都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同。另有9人选择了影视剧、小说中的虚拟人物。
在对自己欣赏一个人的理由的简短描述中，内容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其中的19.6%涉及欣赏对象的工作成绩或社会成就；15.8%提到了对象的容貌气质身体方面的优势；19.35%涉及性格；14.8%涉及能力；另外分别有8.9%、7.6%和4.9%涉及到了对象的优秀品质、表现出来的自信心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等内容。具体分析这些描述，有几个方面的表现十分明显。
首先，事业和家庭都成功的女性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和羡慕。在一位调查对象的描述中，她那既有家庭责任感，又“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爱好”的母亲，被女儿由衷地赞誉为“完美女性”。另外还有很多评语都注重这一点，如称自己的母亲“在工作上是一个女强人，在家庭中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好母亲好妻子”；“不仅持家有方，而且也是个经济场上的女强人”。称赞一位老师“可以说事业家庭都很圆满”；是“聪明干练的女性，事业家庭从不矛盾”。杨澜获得了她们的广泛认同，几乎每一位提到她的女生都由衷地羡慕她“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家庭幸福”、“在事业和家庭中取得平衡”等状况。还有一位调查对象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欣赏的女性，却列出了一个“完美女性”的公式：“女强人＋家庭妇女＋有爱心”。
另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理想女性形象，体现在事业有成与外形美丽的完美结合上。如有人称母亲“长得很有气质也非常漂亮，有着自己的事业”；一位女生被她的同学这样描绘：“长得美丽、成绩优秀、很有才华、跳舞好看、身材苗条”。当被调查者的欣赏对象是演艺界明星时，更是会频繁地提到她们不仅外貌美丽、气质独特，而且有自己的事业；并经常强调，这样的事业，来自于她们的能力、性格等因素，而非单纯依靠“身材或长相”。同样，备受欣赏的杨澜的“天生丽质”和“温柔美丽”也经常被提及；在钦敬惠普公司女董事长的事业成就的同时，也不忘称赞她的“漂亮”。与第一类的“完美女性”类似，也有一位女生这样简短地描述了她心目中的形象：“身材好、漂亮、有气质、温柔可爱、平易近人、事业有很大成就的女强人”。
这两种获得广泛认同的理想女性形象，表面上看是女孩子们自己独立的选择，其实有着明确的社会历史基础。前者，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普遍认同、宣传的女性形象。媒体在表现各个领域的杰出女性时，总是要专门提及她们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艰辛忙碌，或者要描述她们因为专心事业忽略家庭和孩子而感受到的遗憾。这样的宣传策略，在塑造了一个崇高女性的同时，也将职业女性在工作之余还要负担大量家务劳动的状况合理化甚至崇高化了。而后一种理想形象，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所塑造出来的“白领丽人”，她们典型地体现在众多的广告和影视作品中。应该说，这两种“完美形象”都构成了对女性的过度要求或过分理想化。在前者，它不仅要求女性承担社会工作并取得成功，又强化了传统性别意识中“女主内”的职责分工，必然会使女性不堪重负；在后者，它为现实世界中的女性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完美标准，使女性在关心事业的同时还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关注容貌衣着的修饰，很容易因达不到理想状态而产生挫折感。中学女生普遍认同这两种“完美女性”形象，很可能给她们造成潜在的心理压力，使之难以接受不那么“完美”的自己。
“完美女性”形象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要努力做到“各方面都很成功”，尤其是要拥有传统奉献性的、“只会关心别人不会关心自己”的美德。她们经常在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这样的品质，如“理解支持爸爸，关心爱护我”、“勤劳、俭朴、默默无闻”、“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是无怨无悔”、“性情非常温顺，可以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感到幸福”等等。一位电视剧中的女主角“事事为朋友着想”的品质，也被她的欣赏者认为是“完美”。另外，对一位事业很成功的女指挥家，欣赏者关注的，也是她“有女人味、善交往、有爱心、爱孩子”等典型的作为照料者的“女性特征”。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这种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更在乎他人的评价和看法的社会取向的自我价值感，在中学女生中的表现明显高于男生。男生则更倾向于个人取向的自我价值感，更注重个人潜能的发挥，个体独立和对他人的支配。[5]
按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的观点，这种注重人际共处和具体情景判断的“关怀伦理”，是与传统的、基于男性心理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公正伦理”相区别的，具有女性色彩的伦理框架。它对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激烈、人际关系日渐工具化的状况，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正如吉利根同样指出的，这种“关怀伦理”如果片面强调女性的自我牺牲，而不是融入现代的公正和个体因素，不把女性个体同样置于关怀的包容之中，就会导致女性自我价值的丧失和心理的焦虑失衡，最终成为束缚压制女性创造性的桎梏。[6]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女生意识到了女性在这种“完美”之中自我丧失的可能，她在谈及自己为什么欣赏居里夫人强调，她“有一个女人最缺乏的气质和自我价值观”。
从这些中学女生的性别理想和她们对理想女性的形象设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和文化的压力，以及她们对这种压力的体认。相应地，发扬青少年女性性别意识中的积极内涵，转变消极层面，辅助、推动她们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更理性更美好的未来，也不能仅仅靠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引导，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进一步消除我们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显性和隐性的性别不公正现象，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出一个更全面、更进步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