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唐卓[1]2016年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文中提出西方哲学中国化,是21世纪以来学界经过初步提出概念、局部交流探讨、广泛开展研究三个阶段之后所提炼出的研究模式,反映了学界对于西方哲学和哲学整体研究路向的一定程度的共识。本文所体认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以追求独立解放、民族复兴、文明再造的主体意识,逐步将西方哲学“化”为大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养分,至改革开放后正式形成为明确研究范式的历史活动。由此,文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概念在严格意义上是特指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西方哲学研究新范式;而1840至1979年间中国人引进、吸收、批判、转化西方哲学的活动则称为“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的初步传播、研究、批判”等等。当然,后者是前者的历史性基础,而前者则是后者的时代性升华。总体来看,选择性地吸收、创造性地转化和对话性地反哺是170多年来中国人在“化”西方哲学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影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因素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就构成了开展本项研究的基本参照。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划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基本标准,构成了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机制的逻辑线索,构成了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应当遵循的立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炼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本文将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即:(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初步传入中国并开始产生思想效应。(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研究伴随政治形势而跌宕起伏。(4)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模式逐步形成。(5)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获得明确的范式自觉并开启研究热潮。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经验教训:(1)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秉持穷则思变与和实生物原则,积极借鉴西方哲学以救亡自强;基本教训可概括为脱离中国实际、抽象运用西方哲学原则导致水土不服。(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而批判借鉴西方哲学的党性原则;基本教训可概括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泛政治化理解西方哲学造成了武断倾向。(3)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发扬了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首创精神;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极左政治路线对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文化活动造成严重破坏。(4)在20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新的文化风貌;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导致西式自由化思潮泛滥。(5)21世纪以来,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科学理性精神维度的关注和汲取;基本教训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崇高超越精神维度的轻视和遗失。改革开放启动至21世纪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不断增强,而西方哲学中国化逐步获得明晰自觉并最终确立研究模式的时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也日益鲜明。其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日臻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新要求观照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自觉也日渐清晰,形态发展特色凸显,今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拥有自己的“思”、“样”、“范”、“势”。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之“思”,是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如高清海先生“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概念的所指。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样”,是指中国当代哲学家通过研究西方哲学、进行独立思考而取得的理论成果形式及其思想效应,如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及其掀起的主体性哲学热。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范”,是指在170多年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独有风格和气场,如赵敦华教授《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邓晓芒教授《让哲学说汉语》,胡海波教授《中华民族生成“思想自我”的西方哲学向度》,张立文教授《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等论著所彰显出的理论自信。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势”,是指近年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课题所开启的思潮化趋势,表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团队化研究;近年来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子课题为论题的博士论文选题数量持续增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明显增多,等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伴影随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思想财富,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奠定着理论基石。二者在满足中国需要、回应时代课题、相互交融激荡三个方面紧密契合,共同走向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未来之境。

刘亚军[2]2016年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重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纲领,是我们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理论武器,是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理论箴言,也是我们开展德育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视域。论文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研究德育问题的目的在于,让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直接参与德育的基本建构,从而解决德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德育研究始终关注三大问题:一是时代突出的德育问题,二是德育的理论构建问题,三是德育的培养目标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另外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即德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因此,论文将上述四个问题作为德育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向德育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视域。在此视域中,德育研究的问题在于:德育的历史方位不清晰,德育的“中国问题”捕捉不力,德育理论的构建缺乏方向、德育的阶段培养目标缺席。因此,文章从这四个方面阐述,如何透过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解决德育的重要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与德育研究视域的融合。第一,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历史方位。确定德育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德育研究的“阿基米德点”。文章依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描述,以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中国德育置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之中、置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置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之中、置于中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比较之中,确定德育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章进一步将之表述为:“人的依赖”阶段与“物的依赖”阶段并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中;中国特定的压缩式发展进行时;非马克思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第二,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中国问题”。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当下德育研究缺乏历史感,这造成德育研究者无法准确捕捉德育的“中国问题”。故而,文章深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研究德育的“中国问题”的产生、本质、突出表现等,并进一步指出,德育的“中国问题”是由德育的中国道路这一总问题统领的问题域,包括克服官本位、等级本位等“人的依赖”阶段的思想弊端,超越资本逻辑自发产生的道德冷漠、价值虚无等意识形态,重构价值体系等问题。文章最后指出捕捉德育“中国问题”的四种途径。第三,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理论构建。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看,中国德育部分从属于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中国德育理论构建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德育理论新形态,即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德育理论。文章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高度审视当下主流德育理论,指出当下德育理论构建既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又不能面向德育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构建中具体表现为:在继承传统德育资源上态度不明、在借鉴西方德育理论上拿来主义、在构筑德育话语体系上陷入危机。文章指出,德育理论构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向指引,坚持面向德育的“中国问题”原则。在具体构建中,要以解决德育的“中国问题”作为取舍传统德育资源、借鉴国外德育资源和德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标准。第四,研究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视域中德育的培养目标。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研究视域看,当下德育培养目标的问题在于:实现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遭遇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培养“接班人”的目标缺乏世界历史和人类主体的向度,人的道德发展受到资本的羁绊。因此,德育需要重新确定培养目标。文章以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思想为理论基础,确定当下的德育培养目标,即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是已经克服“人的依赖”阶段弊端,对“物的依赖”阶段弊端也具有自觉意识的人。文章最后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培养方案。

周在娟[3]2016年在《“自然辩证法批判”的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和《反杜林论》中集中阐述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学界常常将其统称为“自然辩证法”。自《反杜林论》出版之后,自然辩证法就不断遭遇诸多的诘难,即本文所谓的“自然辩证法批判”。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西方学者卢卡奇、萨特、施密特等,以及国内学者俞吾金、何中华等。具体说来:1.自然观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自然”,是“见物而不见人”的自然,无视自然的社会性而单向度地凸显其客观性。这与马克思的“人类学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立。2.辩证法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是“见存在而不见思维”的辩证法。他过于强调辩证规律的客观性及其自然科学依据,强调其对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制约,这就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将辩证法降格成了“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工具。3.历史观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见自然而不见历史”的修正主义,他非法挪用了独具社会历史性的辩证法,因而造成了自然辩证法的人学空场和历史虚无。总之,在批判者看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在自然的辩证法,遮蔽了人、社会和历史的维度,消解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否定性或革命性特质。就此,本文在全面解读恩格斯所撰写的系列著作的基础上,结合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学术生平和理论分工,以及二人之间的大量通信,尝试性地对“自然辩证法批判”进行了反批判。具体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1.“自然观批判”的批判: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而是辩证的、唯物的。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式的抽象自然观,恩格斯借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创立了“精致”的辩证自然观:自然界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自然与人之间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与批判者否定恩格斯考察自在自然的意义相反,马克思肯定考察自在自然的生存论意义,有效地规避了实践的本体论化,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却表明了马恩之间学术事业的紧密配合和理论分工的高度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作为人类实践对象的自然界是具体的、普遍的;物质的普遍性处于大自然具体的、特殊的万象的事物之中,亦即存在于人的意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之中。恩格斯强调客观自然是为了阐明自然是人的生存论基础,强调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为了人能够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辨证本性反过来为人的活动服务。简言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见物也见人;是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答,纠正了当时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过度强调,克服了以人的生存和实践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企图。2.“辩证法批判”的批判: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固定原则,而是存在和思维的辩证统一。恩格斯借助自然科学研究辩证法,不只是强调辩证规律的自然科学论据,而是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与马克思一致,他倡导的是一种研究立场或范式的转变:由抽象的概念出发转向从现实世界出发研究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基于感性经验的事实科学,也不是一门抽象的思辨哲学,而是基于自然科学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哲学反思。正是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和社会历史科学的事实,驱使人们在差异中发现同一,在隔断中看到联系,在相对静止中看到绝对运动,发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事物质与量相互转化的存在或发展样态,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等辩证规律。恩格斯倡导必须由形而上学思维跃迁到自觉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运动的概念来把握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本质,自觉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关系。辩证法不会凝固不变地看待形式逻辑中作为已知判断的前提,而是将其当做发展的东西。任何概念、范畴、命题都内在地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以及内在的自我否定性,它们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自然科学家只有主动掌握了辩证思维,才能顺利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自然辩证法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式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扬弃,是存在和思维的辩证、自在性与自为性的辨证统一。3.“历史观”批判的批判:自然辩证法不是“见自然不见历史”的修正主义,而是历史与革命的辩证统一。和恩格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马克思着重考察社会历史,但是始终承认辩证法的客观性。换言之,先承认客观辩证法,再承认主观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态度一致地注重自然与历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辩证的历史观的创举而否定了其唯心主义的性质。他以生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据,确立了劳动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地位。恩格斯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理解主观与客观基于实践的历史的统一。自然辩证法阐明真正的辩证思维,不仅是为了清除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残渣,而且是为了使人们利用辩证思维更好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实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特别应用。自然辩证法不但不是修正的辩证法,而且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指南。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自然辩证法以人类史的维度考察中自然史,最终生成的是“自然的历史”或“历史的自然”;相应地,自然辩证法既是一门“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关于自然的人的科学”。《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后半部分在自然规律中总结社会运行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罪魁祸首,否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逻辑地得出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由上观之,自然辩证法是展开的关于本体的“思想逻辑”,是对客观自然辩证法的总结和说明,它厘清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自在又自为的辩证法。只有全面理解、辨证看待和把握自然辩证法,才能够把现实世界、人的实践和思维描述为辩证的发展过程——辩证法其实就是认识论。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资产阶级社会也有其产生和消亡的过程,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所取代。本质上革命和批判的辩证法,是无产阶级手中最精锐的武器。因此,批判者片面地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自在的辩证法,应当遭到反批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批判者不仅缺乏对《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经典文本的系统性理解和全面性把握,甚至没能从宏观上把握这些著作内在的逻辑结构和主题思想的前后关联。囿于主题所限,或者说,出于体系服从思想(主题)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侧重于考察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的异在性自然,但不等于他无视或否定“人类学的自然”,以及自然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同样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的《劳动》一文阐明了人、社会以自然为生存之本,在劳动基础上的历史性生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又继而阐发了社会(细胞)乃至国家的历史性生成;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篇内容,可以说完整展现了恩格斯“自然”、“社会”和“历史”的三维理论座架及其内在联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全面性和系统性阐述。凡此种种,都有力地反驳了批判者对恩格斯缺乏历史视域的指责。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作,就更说明批判者以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就等于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一样荒唐。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源头之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都表明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可见,批判者未能从恩格斯系列著作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出发,未能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出发来把握恩格斯及其自然辩证法思想,这种支离破碎性的“自然辩证法批判”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当今,批判“自然辩证法批判”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产生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自然辩证法,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例如,它能够合理地解释作为时代热点之一的全球环境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基础和科学的方法启迪: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内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改造自然和尊重自然的辩证统一,纠正各种生态实践的理论偏差。恩格斯倡导辩证思维方式的自觉复归,实现了对科学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对立的认识论范式的整合与超越,它在人类中心论和生态至上论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基于这样的认识论,人们既转变了人对自然极端控制的态度,又避免了对自然的消极膜拜,在实践的动态发展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历史观的核心旨趣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人的解放”的价值诉求。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要解决的人与自然共生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和解放为核心旨归。

刘桃秀[4]2017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把自己一生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概括为“三史”和“六书”。“六书”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以下简称《史》)、《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以下简称《新编》)代表了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新编》是冯友兰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写成的一部哲学史,可以算是其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新编》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和十年文革挫折的冯友兰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于是才有《新编》的面世。用冯友兰自己的话来说,《新编》是他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深刻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哲学发展提供的营养。因此,对《新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冯友兰的晚年学术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代思潮为纲来梳理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历程概括为七大时代思潮,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和现代革命,对每一个时代思潮都作了总体说明和具体分述。因此,对《新编》研究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冯友兰关于这七大思潮的论述。这是从《新编》本身来分析它的特点。不过,特点往往是通过比较而愈加显著,这正是比较研究的必要性所在。通过把《新编》和冯友兰的另外两史《史》和《简史》进行比较研究,以及把《新编》和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代表作包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本)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编》的特点,以期赋予《新编》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建设。

陈爱萍[5]2010年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理论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一时期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论、经济决定论和新康德主义等各种理论挑战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各理论家在恩格斯晚年工作的基础上,均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出路问题,从而形成了他们在新时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向度。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认为当时的社会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本的变化,因此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走社会改良的道路,在理论上用康德的伦理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则认为,当时的社会性质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而无需做任何调整。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策略上,他们实质上采取了与右派相同的取向;在理论上则与左派一样,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也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说来,在当时主要形成了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方式。以考茨基、梅林等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方式主张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纯粹方法而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伯恩施坦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康德哲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将它运用于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从总体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念和社会历史观念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考茨基认为社会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事例,因此在解释自然时他注重寻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环境的性质;在区分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的基础上,拉法格主张人为的环境消灭着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多样性;梅林则坚持认为进入生产中的自然才是与人有关的自然。在社会历史问题上,诸理论家们依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分别表达了关于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考茨基认为,意志是经济生活的出发点和动力;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核心,梅林着重阐释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五层次论”。对于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和阐释过程中存在的理论缺陷,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都做出了不同反应。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阐释方式和卢森堡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与创新是他们从内部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以恢复其革命本质。列宁在其思想发展的较后期也批判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通过重新探讨国家与革命的关系,以恢复马克思学说的本真精神。通过论述,本文认为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却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传统同样束缚了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列宁的批判既克服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庸俗化理解,同时也避免了滑向黑格尔主义的解释传统。

刘秉毅[6]2014年在《马克思的哲学观》文中指出作为本文论题,“马克思的哲学观”既不同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哲学观”,也不同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一论题所标示的,乃是马克思本人对于哲学的主题、方法、功能、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哲学家的社会形象等一系列元哲学问题的解答。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考察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哲学本身的思考,揭示他“做哲学”的方式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探讨他对“哲学”态度的变化与他的哲学创造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为我们反思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切入点。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在对传统哲学观的反思和超越中产生的。在传统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到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去把握某种具有统一性和恒定性的原则或尺度,即“绝对真理”。由于绝对真理所具有的超验性、自足性、超时空性和神圣性,传统哲学观势必要将哲学的方法规定为抽象思辨,将哲学的形式规定为知识体系;它相信,只有哲学才能够为整个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作为传统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更是通过将绝对真理主体化、动态化,使传统哲学观获得了最为充分和完善的表达。具体来说,黑格尔的哲学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哲学是认知着的真理,哲学是自由的科学,哲学是具体统一的总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思维和认识。它们共同表明,黑格尔已经重建起了哲学与现实的本质联系。毫无疑问,这种经黑格尔改造的传统哲学观构成了当时启蒙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也正是由此开始认识哲学、了解哲学的。在其最早期的思想探索中,马克思经历了由尝试建构法哲学体系到“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他思考哲学本身的基本立足点。在其哲学观的理性主义阶段,马克思将哲学视为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最有力的理论武器,突出了哲学所具有的自由精神。然而,他并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那样片面强调哲学对于世俗世界的批判,而是将哲学本身也作为批判的对象,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因此,马克思认为,哲学完全有必要走向公众。而他所希望的便是通过哲学的批判使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国家的“自由理性”。在随后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进一步赋予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以人的解放的意义,并且为哲学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力量。不过,直到此时,他所理解的哲学仍然是与统摄一切的普遍理性直接相关的,并未真正超出黑格尔主义的限度。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的哲学观迎来了一个转变的契机。他向马克思表明,新哲学必须按照现实的“人”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不仅认清了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的虚幻性,将传统哲学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还在扬弃异化的意义上思考了新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其人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哲学观仍未完全摆脱非现实的先验设定。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了被费尔巴哈所忽视的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哲学与现实的干预活动的关系问题。随着实践观点的确立,马克思的哲学观进入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阶段。在他看来,哲学只有借助实践的观点变革自身的思维方式、转换自身的立脚点,才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的一个观念环节。又由于实践的观点还原了人在一定时间向度内的自我创生,因而哲学也就具有了历史的视域,即一种从现实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形态出发透视一切的原则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将哲学转化为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作为历史观的哲学只具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要将哲学真正导向发挥其革命性作用的现实道路,就必须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使哲学的批判精神和主体向度体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中。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为哲学所确立的最终形象。以上三个阶段表明,马克思的哲学观的逻辑进程是一个不断超越并扬弃传统哲学观的过程。通过否弃绝对真理,反对抽象思辨,破除知识体系和颠覆神圣形象,马克思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哲学观对于哲学本身的种种设定。因此,他的哲学观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观。同样地,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这种现代性也体现在他对一系列元哲学问题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之中。而这些“变中之不变”的内容也就构成了他的哲学观的基本原则:其一,哲学的基础在于社会历史现实;其二哲学的主题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其三,哲学的功能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先导;其四,哲学家的形象在于现实变革运动的参与者和反思者。不可否认,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也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对于传统哲学观的超越。例如,他们主张限制哲学的职能和范围、改变哲学中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消除哲学中理性的独断,甚至提出了“哲学的终结”的要求。因此,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哲学观的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到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本质特征:一是从根本上抛弃哲学的独立性外观,二是将哲学的改造与现实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本文还力图证明,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与他的哲学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观和哲学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内在而又互为前提的缠绕关系,而这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也是成立的: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在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其哲学观的更新为标志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更新又必然以其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为前提。不论是宗教政治批判、异化劳动理论,还是唯物史观,都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其哲学在互动中的共同发展。至于那种否认马克思实现了自己的哲学观的观点,则是由于没能正确理解哲学对具体经验现实的开放。于是,基于哲学观的理论视角,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其一,以历史生成论取代本体还原论,打破了人与自然界的既定形象;其二,以开放的理论视野取代封闭的话语体系,倾听来自实践的呼声;其三,以人的生活世界取代思辨的理性王国,探求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其四,以现实的社会实践取代思维中的理性批判,走向“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他本人的哲学创造活动,而且也始终启发和引导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本身的思考,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为强调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因此,他确立了通过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来推进哲学的现实化的思路,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哲学”与一般性规律的直接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将哲学视为一种历史辩证法,例如,卢森堡和列宁就分别考察了辩证法所应有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突出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主张以哲学为武器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他们相信,哲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哲学所担负的革命任务和社会功能丝毫不亚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变革;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观,则经历了一个由强调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到恢复哲学的本体论意义的变化轨迹。进一步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还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原则,规范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克服教条主义,向时代问题开放;突破西方中心论,向各国具体实际开放;消除“无我”状态,向哲学家个人的生活开放。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马克思的哲学观更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向我们表明,只要以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为方向,以强化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为路径,以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参与意识形态斗争为己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一定能够走出非现实化的困境,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精神的理论成果。

王荣[7]2017年在《从拜物教批判看《资本论》的存在论》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对《资本论》纯粹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占据主导地位。对《资本论》进行纯粹经济学研究,不仅会使《资本论》面临过时论的挑战,还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存在和人类解放的关切成为脱离人类鲜活的经济现实的理论教条。因此,当今学界倡导研究《资本论》的存在论的声音愈加洪亮,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拜物教批判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拜物教的存在和人类追求确定性的本性结合在一起,又表征着人类的现实存在,因此有十分重要的存在论意蕴,而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批判也应置于拜物教史中进行思考。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作为《资本论》所凸显出的“总体性的存在论事实”,其秘密中隐含着全部人类存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就立意于此,从拜物教批判的视角开显《资本论》的存在论意蕴。通过梳理文本内容将拜物教批判的理论缘起和其完整线索呈现出来,是从拜物教批判研究《资本论》之存在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始至终关注的都是人类存在和人类解放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许多哲学家一样,在于对能够确认人类本质的普遍性、确定性因素的探索。马克思的寻求首先从宗教批判开始,经历了政治异化的批判、经济异化的批判、最终从劳动异化的批判走向拜物教批判。他在拜物教批判中揭示出能够确证人类自身的普遍性力量就在于人的劳动及其所创造的社会关系,而商品拜物教所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物象化和物化性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者的层递关系一步步展开的。对于商品拜物教来讲,马克思以其基点式的存在揭开了它所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性。由于货币拜物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明显表现,深度挖掘货币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货币自身属性所产生的魔术作用是重中之重。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占统治地位,也由于其统治地位,它的拜物教性质是“着了魔”的发展的。马克思分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一方面是呈现商品、货币、资本隐藏在物之下的生产关系性质,另一方面是要更深层地揭示出拜物教所表征的“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代人生存状态。从拜物教批判看《资本论》的存在论,就是要在揭开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秘密的同时展现出现实的人的存在。拜物教的秘密在于商品、货币、资本以特定的自然物质存在为载体负载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而隐藏着资本主义拜物教秘密的,从商品到资本的二重性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二重性。从商品的二重性进入到劳动的二重性,是穿透了商品的感性经验的物象抵达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层面,因为劳动的二重性深刻地彰显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为何以及如何呈现为物,人的社会关系又为什么必然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从根本上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实践和对象性存在方式。在资本的关系中,实践和对象性存在方式就落实为雇佣劳动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随着“近代纯粹理性处置自然物的方式在社会领域的进一步贯彻”1,社会层面的初步颠倒——物象化(Versachlichung)就被进一步颠倒了,物化(Verdinglichung)便发生了。拜物教在客体维度上是物象化与物化的合一,在主观维度上还包括人们在意识层面将这二者的颠倒当作自然而然的合理的东西接受下来。现代社会中的人在物象化和物化双重层面上受到“教化”,这是完全意义上的拜物教对人所形成的“教化”,也是《资本论》所呈现出的人的现实存在状况。从拜物教批判看《资本论》的存在论,还要从拜物教最集中的体现,即资本逻辑的二重性诉说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现实途径。资本逻辑破解了历史之谜,因而必须在存在论的层面上予以理解,存在论层面上的资本逻辑是一个兼具物的规律性和人的目的性在内的双重逻辑。资本逻辑的结构层次分明地显现为内在根据、外在现象和历史运动三个环节。构成资本主义拜物教现象之根据的是资本逻辑的本体,即蕴含着资本的矛盾本性和内在限制的资本运动规律;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资本逻辑运动所展现的现象存在,即“资本的文明”;最后,资本逻辑在历史的行进和时代的转换中与时俱进,在当今社会以金融资本逻辑再现。资本逻辑结构的每个层次都指向资本的自我扬弃和内在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人类解放视域。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出发探索资本逻辑本身的矛盾与瓦解,这是瓦解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路径。除此1刘森林.物、物化、物象化:马克思物论的新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2012(7):14-20.之外,马克思还从工人挣脱拜物教观念的实践机制探讨拜物教意识的消解。而这二者中,又尤以前者更为重要,在分析中,我们将看到二重性的分析依然是贯穿始终的。从拜物教批判看《资本论》的存在论,最后还要从拜物教批判的角度探讨《资本论》之存在论的当代回响,那便是直面卢卡奇、鲍德里亚、齐泽克所提出的拜物教的新形态,并分析其中所内蕴的人类存在状态之变迁。

唐立平[8]2016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满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整体性视角,着眼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发展、逻辑构成及其价值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方法论的基本规律及经验,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提性研究,主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三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基本趋势及特征;第四章是价值性研究,主要围绕成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并思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可能路径。引言主要阐释和说明问题的缘起,对研究的背景、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与评述,对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作必要的说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形成的方法理论体系”(2)。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第二章侧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方法演进及其特色等。第三章着重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总体结构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分别具有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向内探寻的基本趋势;其总体结构主要由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方法、各实践领域的特殊方法及完成实际任务的具体方法基本维度构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发展趋势、内容结构和功能价值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第四章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的成就进行归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经验进行总结,即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第五章主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和综合因素三个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路径、实践路径与制度路径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张雨欣[9]2016年在《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完整的梳理,并试图以此寻得一种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的新视角和新思路。就其方法论原则而言,这一研究的内容包含着历史与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而之所以说本文是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进行的一次全面而完整的梳理是因为以往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大多注重其对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的论证而忽视了对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另外三个论证,即“原子的质”、“时间”、“天体现象”的研究。与此同时,也轻视了普罗米修斯对马克思“博士论文”思想形成的影响力。事实上,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有三个人物对其早期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作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的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他一直是马克思所尊崇的精神偶像并对青年时期马克思精神气质和志业追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作为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后来所形成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有着长足的影响;晚期希腊自然哲学家伊壁鸠鲁高扬“自我意识”和强调个体自由的思想对马克思最终思想形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由此,本文以普罗米修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三个人物为切入点,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基调、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意义的逐层阐述完成了一次对“博士论文”的全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调是一种萦绕于青年马克思心中的“救赎情结”,这一情结表现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是对于普罗米修斯的崇拜,本文将通过对青年时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的阐述来解读他的这种情结;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显微镜”式的分析方法,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熟练地运用了辩证法来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显微镜”式的分析方法发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创新之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就是关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差别的研究,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详尽的分析了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所存在的种种差别并且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原子偏斜”理论并认为这是其超越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所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意义可以说就是使得“现实”自由得以实现。事实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虽然赞同伊壁鸠鲁的自由理论,但是他也发现了伊壁鸠鲁哲学中所存在的矛盾,马克思并不赞同伊壁鸠鲁那遁入内心以获得宁静的做法,马克思所要追求的是“现实”自由。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所关注的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在其早期哲学著作“博士论文”中就有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有待于发展的线索,同时在其中也展现出了青年时期马克思对哲学问题所理解的历史高度与理论深度,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思想成长的哲学跋涉印记以及由此所可能达到的思想境界。马克思“博士论文”是其终生著述的思想起点,无论他当时的思考是否有了明确的答案或是与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着怎样的不同,当时的马克思能够进行这种独立思考就已经完全体现出了一定的哲学高度和思想境界。虽然在其“博士论文”中有很多想法是朦胧且模糊的,但是这种不成熟正是其日后思想成熟的一个基准线,正是由于青年时期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的勤学苦思才使得其日后形成的唯物史观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深入理解和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思想对于研究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形成具有着深远意义。

卜祥记[10]2004年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文中研究说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所在的探索本质地要求着“让历史出场”。然而,纵观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历史,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并未真正出场。由于作为诠释者和接受者之理论前见的特定的近代哲学境域,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本身的历史,而是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由此一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再度被强制性地推回到他所本质超出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境域中去,而且由于思辨理性的当代意义,即科技理性的霸权地位,这种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巩固的形式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由此一来,“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就空前强烈地凸现出来,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成为最具当代性的研究课题。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是依托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的宏观背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源于并本质地超出于其中的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境域中,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放置于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进展中给予历史地诠释,通过历史地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动态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和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由于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经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直接构成马克思展开哲学批判的直接针对性和进行哲学革命的理论参照系,也由于马克思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本质的整个思辨哲学的批判必得首先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反思开始,并不断地由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再度回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因而,青年黑格尔派就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直接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是历史地再现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即“让历史出场”,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自己说话的必经途径;或者说,是客观地、历史地展示马克思在哲学根基上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构建全新的哲学根基、草创新世界观、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原貌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 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D]. 唐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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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辩证法批判”的批判[D]. 周在娟. 西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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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D]. 陈爱萍. 南开大学. 2010

[6]. 马克思的哲学观[D]. 刘秉毅. 武汉大学. 2014

[7]. 从拜物教批判看《资本论》的存在论[D]. 王荣. 吉林大学. 2017

[8].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D]. 唐立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9]. 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研究[D]. 张雨欣. 辽宁大学. 2016

[10].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D]. 卜祥记.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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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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