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战场之一，也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因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完成了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跨越，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跃向中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反动、前进与倒退的生死搏斗，是将人类从法西斯侵略和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如果法西斯野心得逞，全世界将处于法西斯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世界历史将发生严重倒退。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和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大较量中，中国虽然是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却站在时代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在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从而促进了中苏战略合作，推动了美英向援华制日战略的转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法西斯势力相继在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上台，并实行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企图建立法西斯独霸的一统天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9·18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第一枪。以“9·18事变”为起点，中国打响了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9·18事变”表明，法西斯国家争霸世界的战争开始了，法西斯已成为世界各大国的主要威胁，制止和反抗法西斯国家侵略已成为历史赋予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及国际联盟，没有认识到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危险性，没有采取措施支持中国抗战、遏制日本侵略，反而对日本侵略实施了妥协退让乃至纵容的绥靖政策，从而极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得日本敢于侵占中国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向中国内地大肆扩张，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欧洲，西方主要国家奉行绥靖政策，姑息养奸，致使德意法西斯继日本之后也在非洲和欧洲发动了一系列的局部战争。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依赖西方大国及国联，对内则全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树起了抗日的大旗，也在世界上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旗。到“7·7事变”前，中国的武装抗日主要以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中共在东北开展的以武装抵抗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9·18事变”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最早创造了以游击战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新型战争形式，后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第二种形式是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局部抵抗，如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等，显示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高涨的抗日热情和高昂的斗志，为中国走向全面抗战起了推动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7·7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则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中国也就从局部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共开辟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开战之初，日本法西斯狂妄宣称，只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①但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互相呼应，里外夹击，使日军被迫进行两线作战，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从而打破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神话。这也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高度赞扬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② 中国抗战不仅打破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梦想，还促进了中苏战略合作，推动了美英援华制日战略的确立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日本侵华之初，苏联对日本采取了“中立”和“不干涉”政策，以避免刺激日本。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不仅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同时也使日本难以建立起进攻苏联的基地，这就为中苏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1934年，中国政府开始试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向苏联提出希望同其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③1937年7月8日，苏联向中国提出订立互不侵犯、互助协定的提议。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口头约定：苏联承诺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其后，作为对该条约的补充，中国军事代表团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代表在莫斯科达成了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弹药和装备的协议。④《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第一个以双边战略合作来对抗法西斯侵略的外交关系文件。条约签署后，1937年8月，苏联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物资，正式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军事援助问题。其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并派空军参加中国抗战，很多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1937～1939年，苏联向中国派出多名军事顾问，其中包括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9·18事变”后，英美对日本采取了妥协纵容的绥靖政策，致使日本无所顾忌地不断扩大侵华战争。“7·7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并形成持久抗日战场，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因为中国不抵抗而对中国产生的鄙视认知。1938年3月，美时任驻华武官史迪威就判断说：“中国有可能最后赢得战争。”⑤5月，美国驻华武官处的报告评论称：“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地抑制住了日本人……日本苍蝇最终会使它自己粘在中国人的粘蝇纸上。”⑥对中国抗战认知的改变，促使美英东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8年12月，美国及英国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之后，美英多次将贷款作为间接援助中国抗战的方式，并通过中外通道暗中运送军事物资给中国。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美国政府从1938～1945年对日本实施了“道义禁运”。⑦1940～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逐步对日实施了全面经济制裁。中国坚持抗日的立场和决心，还促使美英完全放弃了通过谈判对日妥协的企图。1939年6月，英国政府与日本达成有损中国利益的《有田—克莱琪协定》。⑧该协定一经披露，就遭到中国政界和社会各界的反对、抗议。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⑨7月28日，蒋介石对《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谈话声明：“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⑩中国还成功说服美国出面制止英国的绥靖行径。东方慕尼黑阴谋最终破产。1941年11月，美国为避免一触即发的美日战争，拟定《临时协议草案》，准备放松对日经济制裁和容允日本驻军印度支那，幻想用妥协换取美日关系缓和。对此，中国表示强烈反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指出：“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11)蒋介石称，坚决反对美国任何增加中国抗战困难、加强日本侵略中国力量的措施。(12)丘吉尔也感到美国的举措不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明确指出：“我们担忧的是中国。如果他们崩溃，我们共同的危险将急剧的增大。我们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将支配着你们的行动。”(13)美国民众也呼吁“不要出卖中国!”(14)在众多的反对声中，美国放弃了临时协定草案和对日妥协的幻想。 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前提之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率先在国内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最早提出构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并为之做了不懈的努力。“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就有建立国际反日同盟的主张。1936年7月，毛泽东全面阐发了“和平不可分割”的时代理念，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再次提出：“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15)1938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16)1939年日本占领中国南海诸岛后，对英美等国在亚太的势力范围形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及时提出中英法美苏军事经济合作、一致对付日本的方案。(17)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建立，中国政府立即提出中美英三国结盟对抗日本。11月9日，蒋介石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建议中、美、英三国就维护中国独立自由和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反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发表共同宣言。(18)1941年6月23日，即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中共更是明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召集会议决定：推动“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单独媾和。”(20)蒋介石还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21)美英均表示赞成中国的建议。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领衔的反法西斯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声明》。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建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中华民族牢牢把握住了百年难遇的历史机遇，率先高举反法西斯大旗，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并最终与美英苏等大国结为联盟，携手并肩与法西斯国家作战，使中国抗日战争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格局，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联手制华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带来了希望。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22)中国不仅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而且还有力支援了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中国反法西斯大国和法理上世界大国的地位。 中国是亚洲太平洋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两大战场之一，是亚洲大陆抗击和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自1931年“9·18事变”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率先高举反法西斯大旗，开辟了东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据统计，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朝鲜1个、中国东北8个、中国本部24个，日本本土仅1个，即是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投入了中国战场。(23)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不仅使日本无法实施北进政策，还迟迟不能实施南进战略，从而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英等国赢得了更多的备战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东北13个、中国本部22个、东南亚10个，即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24)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为阻止美军的反攻，向太平洋战场急剧增加兵力。即便如此，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仍超过太平洋战场。在整个对日作战中，中国战场抗击的是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兵力，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抗击的是日本海军主力和部分陆军兵力。这两大主战场互相配合、两面夹击，使日本深陷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从而加快了日本法西斯失败的步伐。 中国战场还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国在东西方战场的作战。盟国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而要实施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是要将日军牵制在东方战场，切断日德之间的配合，以便分而歼之。苏联战场是抗击德国的主要战场。全力对付德国的入侵，避免两线作战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中国战场的牵制下，直到德国投降，日本都没有丝毫的机会北进攻击苏联。可以说，中国抗战是苏联得以赢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941年春，美英确立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在实施这一战略的每一步，中国战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战略作用。从英国坚守英伦三岛到苏德战争爆发，在中国战场支持下，美英得以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本以10个师团的兵力配合海军势如破竹，横扫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美英法荷等国遭受重创。但由于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日本无力进一步扩大战果，美英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1942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英美在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全过程中，都依赖于中国抗战的支持。“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被列在美英参谋联合首脑会议的历次战略计划首位的“战略概念”条款之中，也是美国军政界高层在战争每一关键阶段反复强调的概念。(25)在中国抗战的支持下，苏美英得以顺利首先打败德国，然后移师东向与中国一道打败日本。1942年3月，日本海军挟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之余威，击溃英国东方舰队，进入印度洋，大有与德国在中东会师之势。英国首相丘吉尔担忧印度洋出现了“灾难局势”，结果将是盟国在中东全线的崩溃。但由于日本陆军被牵制在中国，无法与海军同步西进，致使日本海军无功而返，从而阻止了日德中东会师的计划。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1945年1月6日罗斯福颇为感慨地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26) 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朝鲜、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反抗日本法西斯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如，支持金日成和胡志明领导的抗日活动和朝鲜与越南民族独立要求，并给予经济军事援助；(27)积极调解英国殖民当局与以甘地为首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支持印度民族独立的要求等。(28) 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并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迫使美英等西方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自1842年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外人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代。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样被列强用不平等条约从法理上固定下来的，成了不合理却“合法”的事。中国要争取民族独立、要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自然首先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成为同一战线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便向美英等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签订了平等新约。之后中国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将归还中国。由此，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中美、中英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平等新约的签订，开罗会议宣言的发表，使中国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战时中国国际地位改善和提高的重要标志。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巨大贡献，使中国成为与美、英、苏并列的反法西斯大国和法理上的世界大国。美国不仅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和杰出贡献表示赞赏，而且认识到中国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力量。罗斯福认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29)因此，美国坚定地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其回忆录中说：“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有效联合进行战争。第二个是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并把中国建设成大国，赋予其与三大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既为建立战后世界组织作准备，也为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30)1941年1月1日，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进入与美、苏、英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其他国家则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凸显了中国重要的地位与作用。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告四国将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对轴心国作战，决定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不仅确立了四国采取联合作战行动的原则，而且奠定了成立联合国的法律基础。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该宣言，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得到确认。1943年10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会后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认可。中国参与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的决策，展现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制订《联合国宪章》。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大国地位以国际法形式得到了确认。 当然，中国抗日战争虽然奠定了中国反法西斯大国和法理上世界大国的地位，但中国还没有取得与美、英、苏平等的地位，战时和战后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美、英、苏手中，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仍遭到大国的践踏。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还不是个强国。罗斯福曾说：“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需要三代人的教育与训练。”(31)尽管如此，中国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完全由西方列强任意宰割和摆布的历史，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国和法理上的世界大国，开始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跃向中心。到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不仅印证了罗斯福的预言，也说明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起点和开端。 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中国力最弱、战前国际地位最低的国家。但是，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从而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首次将自己的战后世界秩序观付诸于国际条约，是在开罗会议上参与《开罗宣言》的起草。1943年11月中美英召开的开罗会议，是战后处置日本的首次决定，从历史层面看，也是战后处置战败国的全新模式的首次体现。中国为参加开罗会议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拟定《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包括战后领土处置问题，提出“日本应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琉球群岛或归还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承认朝鲜独立”，“以四大国为核心的某一机构在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之前，负有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等主张。(32)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也拟定了《关于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之军事合作、战时政治合作及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等三种方案》，提出“四大国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四大国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其时期于战后会商决定”。(33)除具体条款外，中国提案的主要精神均体现于其后的《开罗宣言》之中。在开罗会议中，中美英经过协商，确定了《开罗宣言》的最后文本，明确规定：中美英三大盟国“无意于为自己牟利，无领土扩张之意图”；“将日本驱逐出它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攫取或占领的全部岛屿；日本从中国所窃取的全部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须归还给中国；日本也将被驱逐出因其暴力与贪欲所掠取的所有其他领土”；“决定在未来一定时间使朝鲜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34)1945年《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开罗宣言》条款必须执行。《开罗宣言》基本上吸收了中国提案的意见，尤其是在领土的处置问题上，明确规定剥夺日本从殖民时期开始非法掠取的所有他国领土，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必须获得民族独立，这就从政治和法理上彻底推翻了自近代以来历次战争后重新瓜分领土的殖民统治模式，为战后殖民体系的解体、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作为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1944年5月，罗斯福邀请中、英、苏等国在华盛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建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问题。中、美、英、苏四国间就华盛顿会议准备问题，不断交换意见。中国政府拟定了提交会议的文件《关于国际安全和平组织问题之主张(要点)》，阐发了中国对联合国建立的原则意见，提出“不主张美、英、苏、中四国享有过大之特权”，表明了中国同情和代表弱小国家的基本立场。7月24日，中国代表草拟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态度和对重要问题的立场，提出“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所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教训，中国对战后国际组织及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建议：“一切国际争议应用和平方法解决”、“承认种族平等”、“何为侵略，应有明确详细之规定；如何应用制裁，亦应有具体之规定。”(35)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十分注意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提出了’“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犯、依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建议。中国的这一提议正是英国的提案所不主张的内容。对美国提出的战后托管制度，中国代表团坚持托管制度的目标应是“争取独立”，托管领土应“根据各自的特殊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意愿朝着独立或者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声音遭到法、英、美等国代表的反对。为谋求折中方案，美国私下向中国表示，在托管理事会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换取中国与其他大国意见一致。中国代表团则坦率表示，中国不想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图，中国政府只是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36)中国代表团还努力将“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解决国际争端写进了《联合国宪章》。(37)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前的殖民经济体系彻底瓦解，反法西斯盟国在战时就开始筹划构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中国作为四强之一，从1943年开始就参与谋划构建战后构建世界经济秩序。 早在1942年5月，中国政府就拟定了《战后国际经济合作办法》，主张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应该建立在互不歧视的自由贸易之上，以促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1943年5月1日，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就英、美两国方案作了细致研究，提出了中国参加战后国际金融的合作计划。(38)1944年4月，中、美、英、苏等国发表共同声明，准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在美国财长摩根索提出的计划中获取配额第四位。(39)5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邀请中、英、苏和自由法国等42个国家出席联合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中国政府由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担任全权代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40)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协商，1945年12月27日，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宣告成立，中国成为创始会员国，并作为大国之一拥有指派理事和执行干事的权力。 在战时酝酿的基础上，1946年10月15日，联合国贸易与就业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于伦敦开幕，共有18国参加。中国派团参加了会议，参与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与减税谈判。(41)在会议中，中国代表团为维护弱小国家的权益提出了相应的主张，如反对总体削减关税，不发达国家需要合理的保护性关税，随着工业化的进行逐步削减关税，以渡过“工业发展转型期”等。(42)在对弱势工业的保护方面，中国认为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仍是关键问题。(43)中国代表团力图为弱小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创造最佳环境的主张，引起了印度、新西兰、古巴、智利和黎巴嫩等弱小国家的共鸣与赞同，也获得法国与英国的理解与支持。(44)1947年10月，中国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1月，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哈瓦那宪章》。在会议中，中国成功地促使维护弱小国家利益的部分原则载入了《哈瓦那宪章》。(45) 总之，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积极参与战后世界安排，不仅成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发起国与创始国，为构建战后世界秩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为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做出了不懈努力。这表明，中国再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者。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46) 注释： ①[日]堀场一雄著：《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东京时事通讯社，1962年，第85页。 ②[美]弗兰克林·D·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1页。 ③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7页。 ④[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译：《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第74页；田保国著：《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⑤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Diplomatic Papers,1938,Far East,Vol.III,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 Office,1955.pp.115-116. ⑥王建朗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250页。 ⑦T.A.Bisson,"American Trade and Japanese Aggressio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11,Our Foreign Commerce in Peace and War(Sep.,1940),p.124. ⑧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1～652页。 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1～133页。 ⑩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上)，第657～658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9页。 (12)FRUS,1941,Volume IV,The Far East,p.654. (13)FRUS,1941,Volume IV,The Far East,p.665; Francis L.Loewenheim,Harold D.Langley and Manfred Jonas,Roosevelt and Churchill,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andence,pp.166-167. (14)Paul W.Schroeder,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1,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99.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402、487页。 (16)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卷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第15页。 (1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湾)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5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6页。 (20)[日]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蒋总统秘录》(第12册)，“中央”日报社，1977年，第197～200页。 (2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47页、第50页。 (22)《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59～60页。 (23)[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第120页。 (24)[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第194～195页。 (25)参见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2; 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Washington 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 (26)[美]弗兰克林·D·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第480页。 (27)徐万民著：《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第287页；石源华著：“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著：《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536～539页；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944页。 (28)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821页。 (29)[美]弗兰克林·D·罗斯福著，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第361页。 (30)Cordell Hull,Memoirs.Volume II,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48,p.1583. (31)FURS,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544. (3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499～501页。 (3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03～506页。 (34)A.Russell Buchana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 II,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ocuments,p.95. (35)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四卷·外交》(下卷)，第1156～1158页。 (36)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26-527、530-531页。 (37)United Nations Information,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vol.3,London and New York:1945,p.25. (38)于彤：“关于同盟国战后世界货币金融问题档案选(1943年5月-1946年5月)”，《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6～70页。 (39)《中央日报》1944年4月23日，第3版，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p.379-380. (40)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84～185页。 (41)E/PC/T/INF/2,"List of Delegations",October 17,1946,pp.5-6,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00418.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30日) (42)E/PC/T/C.II/13,"Memorandum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ariff and Tariff Preferences'",October 27,1946,pp.1-2,https://www.wto.org/gatt_does/English/SULPDF/90210221.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30日) (43)E/CP/T/.C.II/PV/5,"Verbatim Report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Committee II",October 30,1946,pp.12-13,https://www.wto.org/gatt_does/English/SULPDF/90220007.pdf.(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10221.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30日) (44)E/PC/T/A/PV/3,Verbatim Report of Third Meeting of Commission A,May 28,1947 pp.11-12,14,19,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40060.pdf; E/PC/T/A/PV/21,Verbatim Report of Twenty-first Meeting of Commission A,June 30,1947,pp.3,21,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40128.pdf.(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10221.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30日) (45)ITO/179，Speech to be Delivered by the Chief Delegate of China at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Havana Conference，March19，1948，pp．-2，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00378．pdf．(https://www．wto．org/gatt_docs/English/SULPDF/90210221．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30日) (46)［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2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7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反法西斯论文; 军事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法西斯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世界政府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罗斯福论文; 同盟国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