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_体育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_体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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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2)01-0001-07

CLC number:G80-0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02)01-0001-07

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是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20年。在这短短的期间内,我们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进入奥运金牌总数前三强,创造出了世界竞技体育史上的奇迹,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和肯定。那么,取得这一成就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呢?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竞技体育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应有高度的责任感,认真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为制定新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依据。

1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

1.1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我国的竞技体育能够在短短的20年中取得别的国家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竞技体育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因而具有其它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政治优势和领导优势。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和关心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竞技体育在为国增光、提高民族凝聚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等方面的意义与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使我国的竞技运动发展始终能得到党在政治上的强有力指导,也使我国的体育事业(包括竞技运动)的发展始终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

回顾20年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和进步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侧重抓提高”的发展战略,到198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再到9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制定,和以足球改革为先行的体育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改革,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坚持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政治上、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保证,才使中国竞技体育在这20年来始终保持一个健康、高速和持续发展的态势,避免了大的挫折和失误。比较一下前苏联和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竞技体育的衰落,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核心的领导,没有政治上的稳定,没有经济上的发展,我国的竞技体育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这一成功经验的取得,为我们在竞技体育领域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变化,进一步认识当今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依据。事实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强大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和实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是过去2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基本经验,同样也是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继续保持高速稳定发展的根本前提。

1.2 确立竞技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保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深刻理解和充分认识发展竞技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发展竞技体育提高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先进文化、丰富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政治高度来把握,才能正确处理发展竞技体育与大众健身之间的关系,促进《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的协调发展,使竞技体育走上高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道路。早在8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对发展中国的竞技体育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对体育健儿在国际比赛中夺取优异成绩,对全国人民的巨大精神鼓舞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取得历史性突破后,中共中央及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其中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它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体育战线的重大成就,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鼓舞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一论述充分阐明了竞技体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初,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战绩掀起了全民族的“体育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团结拼搏,振兴中华”的口号传遍中华大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人们对竞技体育的功能和意义有了新的认识,竞技体育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

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发展竞技体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凯旋而归的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时指出:“中华体育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国各个行业、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要大力发扬振兴中华、为国增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发扬顽强拼搏、争创一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于创新,力攀高峰,同心同德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这一指示充分肯定了为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注入了新内容的竞技体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指出建立和发展竞技体育所表现出来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包括了“振兴中华、为国增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争创一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两大核心内容,从而从政治高度上确定了竞技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和体育事业中的地位。

20年来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经历表明,只有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体育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显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充分认识到让广大人民群众欣赏到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尤其是看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不仅能培养审美情操,提高国民文明修养和道德水准,而且能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充分认识到竞技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竞技体育,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信心,主动出击,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排除各种干扰,夺取更大的胜利。

1.3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完成了由体育“第三世界”跻身于奥运三强的伟业。这一成功跨越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就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举国体制”强大支撑的经典之作。

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竞技体育上的集中体现。其运作模式就是袁伟民同志所说的“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利用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把丰富的体育资源挖掘出来、充分选用起来,通过竞争和协同,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到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在2001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早在1980年初举行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为了迅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尽快缩小与体育强国的差距,国家体委专门研究了如何通过集中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竞技运动的问题。《关于30年体育工作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体育事业”的条件下,一方面,“在制定体育发展计划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但另一方面,“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这实际就是我国高水平竞技发展的“举国体制”的认识依据和制度依据。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以1986年4月15日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出台为标志,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开始走向制度化,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竞技训练竞赛体制和运行体系。其特点是运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有效地运用有限的国家资金,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加强县市业余体校、省级专业队与国家集训队三级“一条龙”培养训练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体工队训练体制和“全运会”竞赛体制,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原则,加强领导,突出重点,调整布局,强化竞争,以实现“国内练兵,一致对外”。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再比较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奥运强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事实证明,在我国经济尚处于整体不发达的背景下,依靠社会主义特有的制度优势,制定以“举国体制”条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优先集中发展高水平竞技,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夺取奖牌,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带动整个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以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当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的。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中,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运行中必然会遇到不少新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调整和完善,并在创新中得到发展。毫无疑问,“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高速发展的制胜法宝和成功关键。即使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肯定,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这一体制在世界体育的竞技场上保持和争取更大的成绩。

1.4 制定符合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战略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科学地决策与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战略,对我国竞技体育保持健康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1980年初,鉴于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国家体委在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将加速提高我国运动技术的整体水平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个报告实际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体育发展战略,即在80年代,中国体育的总体战略是以发展高水平竞技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在这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在得以恢复奥运会代表权的很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及时而有效的措施,集中优势、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分类管理,对竞技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了及时的调整,确定了与奥运会设项一致的目标。同时,充分遵循“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原则,对全运会设项进行了调整,并加大了培养后备力量的力度。实践表明,正是由于我们在80年代初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措施和调整,才使我国竞技体育得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洛杉矶奥运会历史性的胜利。

此后,国务院和国家体委相继在80年代和9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带战略性质的决策,如洛杉矶奥运会后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1986年)、国务院制定颁发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年)、国家体委发布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5年)、国家体委发布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年),其中《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等都对我国竞技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定体育发展战略十分关心。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争夺巴塞罗那奥运会决赛权的预赛中失利,江泽民同志在看了比赛后对国家体委领导说:“你们要胜不骄,败不馁。比赛中韩国的教练员说得很对,一个球队要想上水平,恐怕要十年功夫方有可能。你们要认真地抓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订一个十年达到什么水平的奋斗目标。”根据江泽民同志这一指示,中国足协在国家体委党组领导下,于1992年6月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山口会议,拉开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大幕,随后在1993年10月大连棒槌岛会议上,又正式提出了《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全面启动了中国足球改革的战车,并带动了整个体育产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改革的向前发展。

自1983年以来,国家体委多次就中国体育发展战略问题举行学术研讨会,对我国体育发展战略进行论证和研究,以及1985年成立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等举措,对于科学地制定我国体育发展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竞技体育在过去2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正确制定并实施符合我国国情和体育发展要求的发展战略是我国竞技体育保持高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1.5 改革竞技体育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深刻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而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不断地对那些不适应发展的竞技体制进行大胆改革,才能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不断向前发展,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20年来的发展经历表明,在改革进程中,观念改变和制度创新不断交替进行。每一次观念改变都产生一次制度创新,而每一次制度创新都带来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1980年前后,由于改革开放道路的确定和我国奥林匹克地位的恢复,我国体育率先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转变观念,大胆创新,改变了以往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做法,成为了我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象征和先行者。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促使我国体育界在90年代初对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重新认识,在观念上完成了一次飞跃,在制度上大胆创新,从而为90年代中国体育职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改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观念的改变和制度的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

因此,在确定21世纪中国体育发展战略时,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将体育体制改革引向深化,将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促进中国体育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和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现行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将进一步发生改变,行政主导型与计划经济型的体育体制及运行方式将进一步弱化并逐渐消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通过加大改革的力度,推动和深化中国体育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职业化改革,探讨和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育体制。所以,我们必须对中国体育、包括竞技体制下一步改革的迫切性和必然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1.6 科学训练与技术创新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保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竞技体育的科技含量的多少决定了竞技水平的高低。技术创新是竞技体育的灵魂和不竭动力,也是竞技体育永葆生机的源泉。20多年来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发展和提高,源于将坚持科学精神、实行科学训练、开展技术创新、坚决反对兴奋剂的原则始终坚定不移地贯穿于整个发展过程中。洛杉矶和悉尼两次奥运会上的两次重大飞跃,都成功地显示出科学训练和技术创新强大的转化力。在奥运会和世界大赛上多次夺冠的中国乒乓球队、中国女排和中国羽毛球队就是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有力武器的杰出代表。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家体委便高度重视体育科学化问题。1984年召开的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体育振兴要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必须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的方针。在80年代的改革中,建立和健全了体育科技组织,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促进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1985年7月,国家体委下发了《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和《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实施细则(试行)》,1987年2月又公布了《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和《体育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管理条例》的文件,这些条例有力地推动了体育科学的发展,并促进了各级竞技运动管理层及教练员对科学训练的重视。

90年代,为了促进体育科研与体育实践更紧密地结合,提高体育科技的投入产出率和成果转化率,1995年国家体委公布施行了《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加大了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从科技体制上、学科建设上进行了改革。在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下,我国竞技体育管理层和教练员的科技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转化到训练比赛中,训练和比赛中的科学技术含量有明显提高,为我们在奥运会以及其它重大国际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在坚持科学训练和技术创新的同时,我国长期致力于反兴奋剂斗争,提出了“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方针,成立了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如一坚持反兴奋剂“三严”方针,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建立了统一的反兴奋剂管理体制;实行严格的兴奋剂检查制度;积极开展反兴奋剂教育、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我国在反兴奋剂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得到许多国际人士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赞扬道: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2 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2.1 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制度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体育现行的“举国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出来的。它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是国家体委和地方各级体委),并且主要依赖政府拨款来维持其运作。这显然与当今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我国竞技体育所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既要在高水平竞技上保持“举国体制”的优势,又要面对“举国体制”所依赖的计划经济基础最终必然消失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无情的现实。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答案是肯定的: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举国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动力到价值取向,都应有新的突破。它的模式应该是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接轨。其运行机制是通过政府主导作用来控制社会的自治状态和调节市场的自主行为,以达到三者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转。这种新的模式和机制将给举国体制注入新的活力和赋予新的生机。

从过去20年的发展经历来看,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得益于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又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潮给体育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条件,仅体育彩票一项,1995年至2000年五年中它就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筹集了九亿资金,拓宽了竞技体育事业的经费来源。同时,体育产业已成为我国第三产业中的一项新兴产业,足球职业化改革更使一些有条件的竞技体育项目率先进入市场化,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国家拨款办体育的计划经济模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不仅不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障碍,而是为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条件,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把握机遇,去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寻求出路,在改革中发展。事实上,从二战中美国等国家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实行高度计划性的战时体制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与高度计划性不一定不相融,而是通过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融的,并能产生最佳效益和形成最佳途径。因此,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举国体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改革目标,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在21世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2.2 正确处理“两个战略”关系,以“奥运战略”为重点,促进“两个战略”的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两个战略”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的根本宗旨,而且关系到竞技体育的基础问题。全民健身战略给奥运争光战略提供了强大而可靠的基础,奥运争光战略激励带动全民健身战略。因此,“两个战略”协调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衡”和“半斤八两”的问题。

我们强调奥运战略,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以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目标和国家行为。它全方位地显示出日益强盛的中国即将跨入先进发达的世界强国之列的雄厚实力,展示出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中国人敢于拼搏、敢于胜利、争创一流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主义气概。奥运战略是国家的战略,是民族的战略,它是社会主义中国体育的精髓和灵魂,这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两个战略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受国家投入不足与完成重大赛事夺取奖牌任务之间矛盾等一系列因素制约,制定发展战略时只能把重点放在高水平竞技上,实行在一定时期内高水平竞技领先的方针的原因所在。

21世纪,随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将大幅度提度,恩格尔系数将大大下降,对体育的需要以及健康的要求也将大大增加。同时,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体育界的投入不足的矛盾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的增强而大为改善,体育将沿着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良性发展。为此,我们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正确理解和认识两个战略之间的相互依赖、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全民健身战略为基础,以奥运争光战略为重点,大力推动两个战略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国家体育部门应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下放对具体竞技项目管理的权力,从运动项目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脱出身来,实现“政事分离”,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宏观体育工作的指导和管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群众体育的促进、协调与指导,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使21世纪的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体育强国。

2.3 改革国内竞赛体制和制度,使“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全国一盘棋”落在实处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这也是“举国体制”在我国竞赛体制上的具体表现。80年代至今,为了与奥运战略相适应,我们对国内竞赛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全运会设项与奥运会接轨等等。其运作特点是以地方行政区划和一些大的行业参赛,靠地方政府财政和行业(实际还是“国家”)拨款来提供其训练竞赛经费,为“地方”或行业争夺奖牌。这一竞赛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调动地方和行业参与高水平竞技的积极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地方行政分割、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环境下,这一国内竞赛体制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它与我国体育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以及实施“奥运战略”不相适应。全运会与国家奥运战略的冲突,以及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结果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另外城运会、农运会、大运会等运动会怎么办,如何办好也亟待重新探讨。这些运动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面搞体育的积极性,但由于未能设计和找到适合于特定身份(市民、农民、大学生等)参与者的比赛项目,同时又没有明确而严格的选手资格和身份认定,这样就使得同样一批运动员今天参加城运会,明天参加农运会,后天参加大运会的现象十分普遍,既劳民伤财又无助于我国群众体育的普及和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还挫伤了参赛单位的积极性,完全背离了搞这些运动会的初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需要有勇气对那些与现代体育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竞赛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国内竞赛体制尽快与国际真正接轨,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体育只有拿出与21世纪中国改革发展大趋势及世界体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新的国内竞赛体制,才能使中国体育这艘航空母舰平稳而高速地驶向新世纪。

2.4 调整项目布局和结构,重建青少年训练网络,确保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20年中,除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绩不理想外,我国在洛杉矶奥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悉尼奥运会上都取得了好成绩。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那些我们从80年代开始抓的传统优势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潜力已基本挖尽。同时,我们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的优势项目大多数是在世界体育领域影响较小的项目,而在田径、游泳这两大基础项目上及影响较大的篮、排、足三大球项目上我们都处于劣势,在悉尼奥运会上仅拿了一块金牌(女子竞走)。

当今世界竞技体育格局,已进入一超(美国)多强的时代。如果我们要保持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二集团领先的地位,就必须对现有的项目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奥运争光计划。这不仅需要有组织体系和运行体制的改革做保证,以新型的举国体制为依托,还要以高科技成果转化为保障,在制定奥运争光计划时应以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大局思想和战略思维为基准和出发点,在指导思想上应突出和体现“一个目标、三个着眼于”,即以奥运会为目标,着眼于保持和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着眼于努力巩固奥运金牌项目,拓展和提高新的优势项目的水平;着眼于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并向更高目标冲击。在项目结构和布局上,首先要巩固和扩大优势项目(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射击、举重、柔道)的点;第二,提拔和延伸成长项目(男子花剑、女子自行车等)的线;第三,要振兴和开拓基础项目(田径、游泳)的面;第四,要扶持和拉动劣势项目(篮、排、足球)的块。

在后备人才的培养上要着力于青少年训练网络的建立,青少年身体健康和体育素质培养既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又是高水平竞技的基础。过去20年来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举国体制”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机制。

然而,由于体制的变化及经费、人才来源等问题困扰,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现状不尽人意,具体表现为各类体校萎缩,业余训练出现滑坡,加之由于金牌和成绩的压力,一些体育行政部门和管理机构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出成绩,不愿意将精力和资金放在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上,或者假报年龄,以大打小;或者为了经济效益,不注重科学选材;或者自己不搞青少年梯队建设,而是到处去挖人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势必危及到《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我们要下决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青少年业余训练的组织实施力度和培养训练的投入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规予以保证,将青少年训练网络重建起来,将运动后备队伍壮大起来,全面振兴我国竞技体育中的青少年训练工作。

回顾2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让我们振奋昂扬,找出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明智成熟,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在北京奥运会上,让五星红旗在奥林匹克圣坛上高高飘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震撼世界,让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大放光芒。

收稿日期:200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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