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敲竹杠”与新制度贸易经济学——兼论保护主义的适度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敲竹杠论文,保护主义论文,合理性论文,经济学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10)08-0004-05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的，其隐含的假设条件是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具有充分流动性，最终会出现萨谬尔森—斯托尔珀定理——生产要素等价现象。也正是由于资本是均质的，也就没有资产专用性问题。同时，由于资本和劳动是充分流动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就被抽象掉了，要素价格成了生产的唯一成本。然而，生产要素或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却使企业不能自由（无成本）地进出某一产业。在产业组织理论上，大量文献都研究了资产专用性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证明了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形式及其承诺价值。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无成本地进出某一产业的经济模型是一种过度简化，应将其视为一种特例，而将有资产专用性的经济模型视为一种扩展或常态。由于克鲁格曼兴起的新贸易理论也探讨了狭窄的保护带问题，隐含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再次将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资产专用性分析方法应用到自由贸易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摩擦的竞争模型和不完全竞争模型似乎不再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模型是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完全个人理性和外生的给定制度结构这样一些严格的假定之上的，看不到交易成本或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而无法理解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间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从经济学说演变史角度看，保护主义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交替发展，使我们不断加深理解市场与政府对国际贸易的作用大小。所谓贸易保护主义是指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手段来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劣势产业免受外来冲击，促进其稳定发展的国际贸易理论或主张。事实上，保护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前古典时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强调为了保证和扩大顺差，政府需要限制进口、促进出口政策，以保障充足的有效需求。1848年李斯特从经济发展的五阶段角度出发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从生产力角度批评古典自由贸易，再次呼吁保护主义，并用此理论解释了美国、德国的经济发展。到了1936年，面对经济大萧条，原有的贸易保护政策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凯恩斯依据重商主义、干预主义和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从有效需求不足角度提出保护主义的合理性，目标是刺激有效需求水平。在当代，新贸易理论从市场不完全角度突破完全竞争模型，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信息，探讨了狭窄的保护带问题，论证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是必要的。然而，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始终是由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创建的自由贸易理论，坚信“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贸易观，最终演化成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市场作为自己的自由贸易理论模型。保护主义理论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在经济状况遇到困境时，保护主义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说，从经济学理论发展角度来说，保护主义始终与自由贸易理论交替发展，可以深化对自由市场弊端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充分理解政府干预贸易的政策取向。
同时，在国际贸易的现实生活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保护主义广泛地存在于各国的贸易政策中，在实施手段、目的、方式、成效上呈现出新的特点。究其根源，第一，因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公共物品等引起市场失灵，造成贸易中断或交易量减少；第二，发达国家之间为了保护各自的劣势产业，难以在多边谈判中达成一致；第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发展不平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往往极力推行本国优势产业的自由贸易，对劣势产业如纺织业等采取贸易保护；第四，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分配方面出现了不公平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设备等发展本国经济时，往往在贸易利益分配上处于劣势地位，使其不得不采取保护本国经济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一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往往归结为政治上不独立或资源依附所致，好像保护主义与政治、历史等非经济因素有关，与纯经济因素无关。更为普遍的是，“人们很容易把市场失灵错误地解释为不公平问题，而不是效率低下问题”（弗里德曼，2006）。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运用科斯(1937)创建的新制度经济学，考虑交易成本的存在及其影响，特别是在私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极其昂贵时，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因此，当存在交易成本和信息问题时，财富和产权怎样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试图从经济理论层面再次审视贸易保护主义，从资产专用性角度分析自由贸易情况下利益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从而找到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学逻辑，降低或者减少资产专用性的束缚，从而把减少资产专用性作为保护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国际贸易过程中资产专用性的存在
自由贸易理论是以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一直是现代自由贸易正统理论。像所有其他市场交换一样，贸易被看做是互惠互利的。斯密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比较而言，自由贸易将使每个国家发挥本地区的优势，提高各自优势产品的专业生产水平，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想要的商品；这种效率的增加将使未来投资比率增至最大，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将保证投资会以最有效的生产方式进行。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理论，他认为，对于一国而言，不仅在其具有超过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是有利的，而且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也是有利的，并且从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个方面，说明了贸易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的路径。一个国家可能在大部分或全部产品上拥有绝对的生产优势，但对它而言，与生产力较低的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有利的，通过专业化生产，只出口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口那些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同样，对于一个相对非生产性国家而言，与外国进行贸易，并集中于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生产劣势最小的产品也是有利的，这样可以减少由于生产力低下带来的成本。按照这个理论，贸易将使所有国家提高他们自身内部的机会成本比率；通过允许每个国家在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力领域内进行专业化生产，将提高平均生产力，从而提高各国财富总量。
事实上，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的，认为不论国家大小，只要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就会使贸易国获得相应的贸易收益。其中隐含的假设前提是资产在国内和国际间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当资产在国际间充分流动时，会出现资产等价，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当资产在国际间流动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时，资产在国际间的流动就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因资产产生资产专用性有可能对国际商品贸易产生特殊的作用，不仅影响国际贸易的总量及构成，而且还会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
那么，在自由贸易中为什么资产不能充分流动，是什么因素阻碍其流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提出资产专用性概念，以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市场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即当某种资产在某种用途上的价值大大高于在任何其他用途上的价值时，那么该种资产在该种用途上就具有专用性。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了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一旦形成并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特定形态上，若转为他用，其价值就会大大降低。资产专用性作为生产性资产的一种存在形态，如一套设备或一门专门知识，在这种状态下不允许将资产用于其他用途，就像黏土烧制成器皿后固定在不变的形态上一样。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是看该资产究竟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还是用途单一的资产，它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及其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没有多大关系，只有那些用途不可改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威廉姆森，2002）。
一般说来，资产专用性是交易的重要维度，一般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有形资产资产专用性。这些投资专用于给定的场址、企业或者产业，不能被用于其他企业或产业，是资产专用性最重要的来源。当投资是场址专用性，其物质特征使其难以安装、移动或者重新寻找位置，如基础设施等；当投资是企业或产业专用性时，其物质特征难以再转移到其他企业或产业。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较小的产品或劳务的调整很可能需要显著的调整成本。按照威廉姆森(2002)的认识，专用性资产可以划分为：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物质资产专用性，指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人力资产专用性，即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一旦机器设备、厂房和办公室等耐用品资产按照要求购入，这些资产便受特定的生产目的（产品和劳务）、技术要求和地理条件等约束。企业无法无成本地将它们转为他用或出售给其他企业。即使转让在同行业内通用性的一些设备时，企业也无法避免搜寻成本和运输成本，而企业的一些专用性生产设备、设施，在撤资时可能会完全废弃。
其次，无形资产资产专用性。例如，人力资本是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企业不仅需要对新职工进行培训，而且为了应付竞争及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巨额开支培训提高职工素质也是必要的。但一旦企业撤资，原有的人力资本将白白流失。生产技术是企业最重要的一项无形资产，虽然同一行业的企业一般具有相似的技术发展线索，但实际中很大程度上各个企业的技术发展路径是唯一的，各自不相同，一项生产技术往往需要一些其他的生产技术的配合，而且技术的一部分往往已经融入与之匹配的机器设备之中，离开新技术开发企业与之结为有机整体的生产环境，新技术转移到其他企业时往往因为新的生产环境的某些欠缺而不能最有效地应用，这就使生产技术在不同企业之间转移时贬值。而且，技术市场上极高的交易成本也会使拥有技术资产的企业从技术转让中遭受损失。在技术市场上，不确定性（风险）等因素决定技术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让必然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各自的机会主义动机使协商、谈判成本过高，而未来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无疑使双方讨价还价过程更为艰难。再比如，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分销网络设置、产品销售契约、优良声誉），较稳固地锁定了一部分消费者，而企业撤资，这些无形资产就不再有价值。另外，企业经营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企业文化、团队精神等均为无形资产，只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才能体现它们的价值，也具有沉淀资产的特征。
再次，契约性资产资产专用性。由于政府规制或隐含或显性的制度安排的存在也会产生资产专用性。例如，由于资产账面价值往往与折旧、税收政策有关，一般说来，折旧率也会影响资产的资产专用性数量。例如，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技术进步或产品更新带来贬值无形磨损，会产生大量不可补偿成本，这也是资产专用性。税收大小也会影响投资成本的回收状况，一般说来，税收越多，资产专用性有可能越大；反之，有可能越小。
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中，很容易产生显著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专用性以及契约性资产专用性，使投资者难以自由退出或进入市场。如果退出市场，就会遭受损失；反之，资产专用性也会限制其进入。因此，一旦投资发生，因种种原因产生的资产专用性会对经济主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或补偿资产专用性非常关键。
为了突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不一致，我们仅从资产专用性角度进行分析。当在贸易中发生资产专用性时，人们就会预期到当前的投资决策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贸易政策，预期的贸易政策也会对当前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一国为了摆脱受资产专用性的约束，除了自身治理（包括签订契约、跨国公司和自由贸易区等）之外，往往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保护主义，以增强本国讨价还价的力量，进而造成一种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在资产没有专用性的情况下，讨价还价力量是均等的，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平等的，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无需任何保护主义政策，市场制度是最好的；然而，在资产发生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商品贸易的利益分配会因为贸易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使投资国在利益分配上出现要挟而导致分配不公平现象，此时该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将是十分必要的。
三、资产专用性、“敲竹杠”与政府干预
由于资产专用性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发现，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交易的专用性，不同的交易具有不同的属性，专用性交易不仅需要专一性，而且还需要交易对方的专一性，从这一点上看，专用性资产是交易专用性资产，也就是关系专用性；另外，资产专用性与清算价值有关，资产专用性越高，清算价值越小，反之亦然。资产专用性的实质是一种锁定效应，一旦实行专用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就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事前竞争就会被事后垄断所代替，从而导致“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也就是说，关系专用性投资提高了对市场交易伙伴的依赖，资产专用性越高，对交易伙伴依赖性越强，在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情况下，专用性投资一方被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损害也就越大。资产专用性只有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如果在完全契约条件下，就可以通过无成本谈判达成最优解。然而，由于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交易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能在事前完全解决的，只能拖到事后，这样交易双方都会使谈判和履约变得十分困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
由此可见，资产专用性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不仅引发了交易活动的事前反应，而且还涉及交易活动的事后规则。不仅如此，包括资产专用性的贸易，不仅意味着为保持稳定交易关系的当事人身份的重要性，而且也意味着支持此类交易以及组织和制度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威廉姆森(2002)指出的，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没有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没有说服力。
当一国国内的资产投入具有资产专用性时，该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协议就会使其在讨价还价中失去力量，有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可能，从而产生类似于产业组织理论上的“敲竹杠”问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有沉淀投资时，政府或者选择不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或者采取一定的保护主义政策，目的是摆脱对另一国的依赖关系。
以两个国家为例说明。假设A国与B国签订了一项商品贸易协议，在预期与B国有较大商品出口的情况下，A国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的进程，这包括企业更新、机器设备现代化以及再培训工人等昂贵的资本支出，有可能导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投入出现资产专用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A国遇到不利的外部冲击，它可能随时中止协议，但会由于中止协议受到B国的制裁，同时也会由于出现大量的沉淀投资无法迅速转产而使A国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双重的损失将使A国中止协议成为不可信承诺，中止协议的不可信性使再次签订协议成为可能。反之，如果B国为了获得较大的收入份额要重新签订协议，A国由于其资产专用性投资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不论哪个国家中止协议，都会把A国置于不利的境地之中，A国的大量资产专用性使其中止协议的成本太高，因承诺资产专用性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不能将中止协议作为摆脱困境的方法。
当A国投资发生了，资产专用性和未来谈判修改当前协议可能性的存在就会影响贸易利益在两国之间的分配格局，并且受未来谈判的威胁程度和双方讨价还价力量大小的影响。假设A国因经历显著的产业调整而从协议中收益，这一协议就会严重弱化A国与B国未来的谈判地位，自由贸易协议对两国的相对重要性也由此而不同，A国极易受B国中止协议的威胁，A国企业投资的收益率就会显著受损，此时，A国往往受控于B国，进而使A国在贸易利益上的分配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解决A国受人摆布或控制的局面，增强其独立自主的能力，A国政府采取一定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手段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可以实行一定的补贴，减少投资成本损失，有助于企业退出市场，不至于遭受贸易国的要挟；其次，政府可以实行必要的劳动力再培训，以使工人流动到其他有利可图的产业中；再次，政府可以实行必要的报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贸易国的行为；最后，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补偿成本，减少企业投资成本损失，有些甚至以牺牲本国的政治利益来获得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当资产（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时，由于其显著的资产专用性会使另一国产生为获取贸易利益上的有利地位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使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具有资产专用性的国家还是无法摆脱另一贸易国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进行了沉淀投资。在没有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中止协议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资产可以毫无损失地转为他用，即可以自由地在产业或在国际间流动而不会有任何损失。但如果有资产专用性，中止协议的威胁就是可信的了，因为资产具有专用性，不可能毫无损失地转为他用，在其他产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较低，很难退出产业或市场。这样，当两个国家签订贸易协议时，资产专用性投资国会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不能或者说无法摆脱另一国的控制，从而失去讨价还价的力量。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保护主义政策就有了用武之地。
四、一般性结论及对我国国际贸易的政策建议
由上可知，如果资产充分流动和市场完全，那么贸易利益的分配既公平又有效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存在市场不完全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因素，使资产专用性普遍存在，此时沉淀投资的存在使贸易国导致了专业化生产，削弱了有资产专用性的国家讨价还价的力量，进而出现贸易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就要求这些国家制定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其制度取向原则在于减少资产专用性的约束力量，诸如在贸易开始时补贴进口竞争部门或在协议签订之后承诺保护进口竞争部门等以增强该国讨价还价的力量。因此，减少或补偿资产专用性，应是一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特别是加入WTO之后，相应的一些保护主义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需要做到：首先，采取鼓励科技创新、繁荣二手市场、建立良好的资产转移和流动机制等措施减少资产专用性，尽量解决资产不充分流动问题；其次，对于那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很强专用性的资产，进口时需要权衡产量增长和利益分配之间的大小，充分考虑资产专用性，避免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劣势地位，可以考虑更多使用通用性资产；再次，为了摆脱一国对我国的控制及降低资产专用性效应的影响，需要开展多边贸易，避免简单的双边贸易，开拓更多的国外市场，目的在于提供更多的资产选择机会，躲避“敲竹杠”现象；最后，政府的出口导向政策应着眼于减少或承担企业出口时所面临的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例如提供市场信息、发展出口基础设施或者建立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等，以减轻企业资产专用性的负担。
需要注意，保护主义本身也会受到置疑：一是政府不具有管理市场所需要的组织能力和信息，同样面临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二是通过鼓励适应和创新，自由贸易比保护主义更能创造财富；三是管理贸易会导致报复性关税逐渐提高，存在发生贸易战的危险。由此可见，保护主义本身也会出现潜在失灵，因而需要进行保护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不能一味采取保护主义：而权衡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利弊，主要考虑其交易成本的大小。
收稿日期：201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