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防治非典引发的法治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宋菲[1]（2022）在《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现实运用及风险规控》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家处于应急时期时,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出台司法政策已成为非常态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具有出台快速性、效力临时性、目的明确性、主体联动性和运行政治性特点,并通过"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裁判背景"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鉴于司法政策本身的定位不清,其对秩序的追求和紧急权行使与基本法治原则相抵牾,以及"成本—收益"理论阐释该时期政策与法律选择的非自主性,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在实现法治价值的同时也极易被不当运用,如直接将行政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为达成维稳目标致使司法政策"运动式"运行,政策的"短期化"削弱司法公信力,以及笼统地将司法政策用作裁判依据等。针对可能风险,我们应基于法律与社会的"诉求—回应"关系,厘清特殊时期司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别,结合教义学体系明确司法政策运用的具体要求,借助案例指引作用阐释司法政策蕴含的裁判规则,以及通过法律论证增强援引秩序价值说理的可接受性。
彭錞[2]（2021）在《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内涵、证立与展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应急性原则是中国行政法学罕见的原创性概念,但也一直被批评为不利于应急法治。这是对该原则的误解。其内涵是:为应对紧急事件,基于公共利益的必要,应在事前制定法律规范,突破日常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应急权力,促进有效应急,但仍须尽量持守法治价值,避免无限授权;若按照既定法律还不足以应急,则应采取违法应急措施,但事后须接受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审查,方可获得追认和免责。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法律原则的特征,亦符合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能为完善事前应急立法的程序、内容和效力以及应急行为事后审查的渠道和逻辑提供规范性指引。这一由中国学者首倡的概念,理应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一阶段的应急法治建设。
郁蕾[3]（2021）在《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之嬗变 ——以《人民日报》针对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人民日报》针对2003年非典疫情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研究对象,将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检索和收集到的报道样本在类目建构后进行分类、整理。运用内容分析法以及对比研究法对样本进行分析与总结。本文经由对不同时代下主流媒体针对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对比分析,以期归纳出时代变迁下我国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时呈现的报道理念和报道方式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而在现存研究文献下作出进一步补充。同时,梳理二十世纪以来我国主流媒体的两次重大战“疫”报道事迹,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此后我国各级媒体战”疫“报道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推动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更好地发挥传递信息、回应关切、引导舆论、安定人心和服务大局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报道形式上,第一,《人民日报》非典时期报道滞后,在疫情中后期报道密集紧凑;而新冠肺炎时期报道较为及时,日报道量较之变化平缓。第二,非典时期报道版面分布杂乱;新冠肺炎时期版面层次分明,且要闻版占据报道总量的一半以上。第三,非典时期以短小精悍的消息报道为主;新冠肺炎时期注重运用新闻评论及通讯体裁,报道细致深入。第四,非典期间十分重视图片新闻报道,图片新闻报道总量大,占比高;新冠肺炎时期更重视报道配图,注重政策及疫情发展的文字解读和思想宣传。在报道内容上,第一,《人民日报》针对非典时期的报道中,经济报道较为突出;而新冠肺炎时期尤其重视外交报道。第二,非典时期以事实性报道为重,重在传达事实信息;新冠肺炎时期以意识报道为主,重在开展思想宣传。第三,非典时期更注重正面宣传报道;新冠肺炎时期在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同时,整体报道倾向较为客观中立。第四,非典时期重视官方信息,政府机构为主要消息来源;新冠肺炎时期信息来源更为均衡。第五,《人民日报》针对非典疫情的报道中引语占比较低,且多以间接引语为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引语占比较高,且多使用直接引语。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经过近20年间国内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报道理念呈现从“官本位”到“事本位”、“人本位”的转变;在报道反应上,从“时宜性”到时效性转变;在报道内容上从更注重事实报道到以思想价值传递为重,且更加注重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分阶段科学设置议程。
谢春涛[4]（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毕九川[5]（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李明慧[6]（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大规模的传染病不仅让人类付出惨痛的代价,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成功抗击了天花、鼠疫、血吸虫等多种急慢性传染病,使中国人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近些年来,由“非典”、埃博拉、禽流感、新冠病毒等新发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层出不穷,已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挑战。因此,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传染病的流行及国家应对举措,研究我国在不同阶段中防治传染病的主要变化及特点,并对我国防治重大疫病的价值与启示进行总结,可以为当前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力量。这不仅对中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本文的变迁研究时间段选定在1949年至2020年。在这种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对传染病疫情的举措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国家对重大传染病从防治理念到防治举措逐步实现了由单一到多元、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低级到高级的巨大飞跃。尽管这一系列的历史变迁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历史形态,主要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推动的。但同时,社会历史发展范畴中的优秀制度、卓越的政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传染病防治变迁中也发挥着特殊作用。有鉴于此,本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疫病防治的体制、机制等综合表征进行分析,能够更深层次理解制度、政党及群众在重大传染病防治变迁中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与逻辑。从过去西方国家眼中的“东亚病夫”到今天日新月异的“健康中国”,灾难压不跨英雄的中华民族,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展现了成熟自信的大党胸怀,英雄的中华儿女也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共同在华夏大地上谱写出了伟大的抗疫斗争精神。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也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当前,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相信中国抗疫之路,必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王希[7]（2021）在《《光明日报》“非典型性肺炎”与“新冠肺炎”报道比较研究》文中认为
张菁洮[8]（202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应急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国,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是对党和政府的一次考验,更是全国人民的一次挑战。在此背景下需要我国行政应急机制进行统筹调动。目前,我国逐步实现由分散协调、临时响应、被动应对的应急机制向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综合型应急机制转变,而且此次抗议防疫过程中,成效显着。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应急机制的薄弱环节,应急法治的落后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危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亟待优化。而行政应急权作为非常态下的特殊公权力,急需对其进行系统的行政法学思维规制和梳理。以便行政机关对该权力的行使更为规范和高效,有助于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及时性、科学性、高效性。本文一共有四章内容。第一章,对行政应急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从行政应急原则的界定、价值取向、适用条件为切入点,特别对于学术界核心观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第二章,以现阶段的基础理论做铺垫,分析当前的环境并发现此次抗疫防疫过程中的漏洞与不足,现阶段行政应急机制在运用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立法层面的冲突与漏洞、行政执行不到位、行政应急诉权无法保障、行政应急处理过程中救济机制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第三章,对美国、日本防控新冠疫情的应急举措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启发我国行政应急制度,为健全我国应急管理建设提供了方向。第四章,结合现实客观要求,提出了完善应急机制的具体思路,包括完善预测预警机制、配合使用行政命令与行政指导刚柔相济的应急措施,同时对畅通行政应急补偿渠道以及信息管理制度提出了详细改进方案,以期望能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应急过程中提供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李粉[9]（2020）在《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问题研究 ——基于2005-2018年间重特大化工安全事故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行政问责在监督制约公权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推动着理论与实践层面开展对行政问责的探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朝着制度化和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已经基本建立了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框架。近年来,化工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给社会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政府也因此开展对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以回应社会压力。事故后对行政人员的强烈问责并不是行政问责的重点和目的,以问责强化责任落实才是行政问责的真正效用,然而责任追究过程中存在的多方困境却影响着问责效用的发挥。首先本文从当下化工安全事故频发的严峻态势、国家对安全生产、危化品监管等方面的重视入手阐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相关文献、政策文本和事故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问责的概念出发,确立了“行政问责是问责主体依据已制定好的责任标准对问责客体进行责任追究的过程”的分析思路,设定行文框架。文章以法治政府、治理与善治为理论基础,两种理论对于文章架构安排、困境分析和路径探析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以现行有效的安全生产事故领域行政问责的政策文本和16起重特大化工安全事故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法,借以探究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所存困境,即制度困境、主体困境和客体困境。首先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主要体现在现有的政策文本法理依据不足、制度短缺（缺少统一高阶的成文法）、制度模糊（不明确的事故问责内容）。其次行政问责的主体困境主要表现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双重乏力。同体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自由裁量空间大和责任难以界定清楚的问题,而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和权力机关在参与过程中出现了失语与缺位的现象。再次行政问责的客体困境主要表现为问责客体界定不清。不同层级官员的问责结果差异明显,且呈现出不平衡特征,也就是行政问责客体的现实偏差。最后针对以上行政问责运行过程中的种种困境,结合法治政府理论与治理与善治理论提出完善路径,从行政问责形式法制化和实质法治化着手,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规范、推动多方主体参与形成问责合力、明确责任边界范围等方面促进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发展。
陈建领[10]（2018）在《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诸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枯竭,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公共安全、文化断层等各种“城市病”问题随之而来。加之城市社会本身具有居民数量众多、人口流动频繁、管理事项多样、突发事件较多、人员结构复杂、社会价值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利益冲突明显等特点,导致当前城市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以及时序性等特征。依赖行政力量或是单纯注重社会自主的传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难以满足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倡导多元参与、理性协商、协同共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日益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建构模型对现代城市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系统理论为视角,在细致梳理国内外城市治理及社会治理相关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对“总需求-总供给”“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等四类模型进行研究与整合,以优化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完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治理效益为目标,提出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和城市社会危机治理两个维度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对于弥补现有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不足,提高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提出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供求平衡模型。论文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程,提出了以需求导向为主线,以政府主导、社会自治与多元合作相结合为重点,依法治理为基础的创新思路,为构建城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模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文基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围绕社会治理主体相互之间的供求关系,分析了现代城市治理主体的主要内涵,探讨了平等基础上主体功能的互适性,公平追求下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服务的平衡性,治理质量标准上的活力与有序的协调性,以此为基础建构城市社会治理的供求平衡模型。这一模型实现了主体功能相互适应、社会资源和社会服务供求平衡以及运行质量标准协调的多组合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论文提出了逐步建立社会治理外部供给为主导和内部需求反馈为诱惑的供需平衡机制,完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就需持续增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的需求导向性、治理合法性、履职责任性和行动有效性特征。（2）提出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论文在研究与整合“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等三类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社会危机根源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危机治理需要实施危机驱动战略,化“危”为“机”,推动社会治理尽快进入新的常态,把危机驱动作为谋求城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推手,构建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论文按照社会危机的自身潜伏、发生、发展、结束过程,从应对社会危机全过程出发,建构了社会预警模型、社会动员模型、社会善后模型,形成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该模型将社会危机的应急治理分为预防、处置、恢复三个阶段,形成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从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和社会善后提出三大类指标及其标准,采用德尔菲法和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3）构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论文突破了现有文献中常态和非常态社会治理研究相互割裂的现象,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供求平衡模型和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统合到社会治理的大框架中,研究探索了二者之间的互利、互补、共生关系;从运行绩效评估角度,构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从评价指标的公共性与重要性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该模型的应用价值;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如何实现城市社会治理效率、效益、效果的最大化与最优化进行了分析。论文统筹常态事务和城市社会危机两种类型指标体系于一体,通过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等主要因素,建构相关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以北京社会治理实践为例,从社会建设体系、社会治理总体架构、社会治理组织架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揭示了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的北京模式特点,运用北京常态事务和非常态化情形下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相关数据,进行实际验证,提出改进措施。论文还对社会治理模型的运行状态和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在法治环境下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及权利责任。期冀这一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提出,能够为建设善治城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相应支持。
二、由防治非典引发的法治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防治非典引发的法治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现实运用及风险规控（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生成与界定 |
| 二、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主要运用方式 |
| （一）直接运用：作为裁判“依据” |
| （二）间接运用：作为裁判背景 |
| 三、应急时期司法政策运用的可能风险 |
| （一）风险出现原因的多角度审视 |
| （二）运用风险的具体展现 |
| 四、应对司法政策运用风险的有效规控对策 |
| （一）厘清应急时期司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
| （二）结合教义学体系明确司法政策运用的具体要求 |
| （三）借助案例指引作用阐释司法政策蕴含的裁判规则 |
| （四）通过法律论证增强援引秩序价值说理的可接受性 |
| 五、结语 |
（2）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内涵、证立与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行政应急性原则之内涵 |
| 三、行政应急性原则之证立 |
| （一）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法律原则 |
| （二）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我国行政法上独立的基本原则 |
| 四、行政应急性原则之展开 |
| （一）事前面向之展开 |
| （二）事后面向之展开 |
| 结语 |
（3）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之嬗变 ——以《人民日报》针对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内容分析法 |
| (二) 比较分析法 |
| 三、样本选择 |
| (一) 非典时期样本选取 |
| (二) 新冠肺炎时期样本选取 |
| (三) 两个阶段分时期节点选择 |
| 四、类目建构 |
| 第三章 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形式比较 |
| 第一节 报道数量与报道版面 |
| (一) 报道数量:非典报道量峰值明显;新冠肺炎报道量较之变化平缓 |
| (二) 报道版面:非典版面分布杂乱;新冠版面层次分明 |
| 第二节 报道体裁与报道篇幅 |
| (一) 报道体裁:非典消息体裁为主;新冠注重新闻评论 |
| (二) 报道篇幅:非典报道短小精悍;新冠肺炎报道细致深入 |
| 第三节 报道图片:非典重视图片新闻报道;新冠重视报道配图 |
| 第四章 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文本内容比较 |
| 第一节 报道领域和报道主题 |
| (一) 报道领域:非典经济报道突出;新冠外交报道为重 |
| (二) 报道主题:非典以事实报道为重;新冠以意识报道为主 |
| 第二节 报道倾向:非典更注重正面宣传;新冠较为客观中立 |
| 第三节 新闻信源和报道引语 |
| (一) 新闻信源:非典注重官方信息;新冠信息来源更均衡 |
| (二) 报道引语:非典多使用间接引语;新冠多使用直接引语 |
| 第五章 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对比总结 |
| 一、“官本位”到“事本位”、“人本位” |
| 二、“时宜性”到时效性 |
| 三、兼顾事实报道和舆论引导 |
| 四、分阶段科学设置议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5）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传染病的流行、成因及影响的研究 |
| 1.2.2 政府防治重大传染病举措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传染病的概况及影响 |
| 2.1 染病在不同阶段的流行 |
| 2.1.1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 |
| 2.2 传染病爆发造成的影响 |
| 2.2.1 传染病流行的负面影响 |
| 2.2.2 传染病流行的正面影响 |
| 2.3 小结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举措及变迁特点 |
| 3.1 国家防疫治疫的应对举措 |
| 3.1.1 新中国成立初期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 |
| 3.1.2 改革开放后着力建立健全防疫治疫体系 |
| 3.1.3 新时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理念、新治理、新举措 |
| 3.2 国家防疫治疫的变迁特点 |
| 3.2.1 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 |
| 3.2.2 治理要素开始向体系化过渡 |
| 3.2.3 治理措施逐渐以科技化为导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应对重大疫病的当代价值 |
| 4.1 坚持发挥“两个优势”的主导作用 |
| 4.1.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
| 4.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
| 4.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 |
| 4.2.1 一切为了人民 |
| 4.2.2 一切依靠人民 |
| 4.3 推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4.3.1 形成政府治理的中国模式 |
| 4.3.2 创造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4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
| 4.4.1 中国抗疫的国际价值 |
| 4.4.2 完善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 |
| 4.5 小结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应急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行政应急基本理论阐释 |
| 一、行政应急原则的界定 |
| (一)适用领域的争议 |
| (二)适用阶段的争议 |
| (三)对内涵认识的争议 |
| (四)对宪法效力的争议 |
| 二、行政应急原则的价值取向 |
| (一)行政权力的扩张性与集中性 |
| (二)公共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公正 |
| (三)比例原则优先适用 |
|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权应具备的条件 |
| (一)目标的明确性 |
| (二)程序的特殊性 |
| (三)严格的法律约束性 |
| 第二章 我国行政应急机制问题分析 |
| 一、现阶段我国应急状态立法体系不健全 |
| (一)行政应急权与紧急状态中宪法效力的冲突 |
| (二)行政应急权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冲突 |
| 二、现行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法制执行不到位 |
| (一)行政应急权概念之“滥”导致行使之“乱” |
| (二)封路、封村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
| (三)信息不对称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
| (四)资源动员力量不足 |
| 三、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诉权受限 |
| (一)行政应急权缺少法定程序 |
| (二)行政应急决策的诉权受到限制 |
| 四、行政应急权的救济补偿工作缺乏规范化 |
| (一)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模糊 |
| (二)补偿数额过低、补偿时间过晚 |
| 五、政府信息披露和预警法制要求不健全 |
| (一)未能贯彻疫情防控信息报告 |
| (二)早期警示信息发布缺失使得预警有效性减弱 |
| 第三章 域外应急管理机制的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 |
| 一、美国的应急管理机制 |
| (一)美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及运行 |
| (二)美国应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二、日本的应急管理机制 |
| (一)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及运行 |
| (二)日本应急处置中取得的成效及评价 |
| 三、域外应急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
| (一)美国应急管理机制的教训反省 |
| (二)日本应急管理机制的经验借鉴 |
| 第四章 我国行政应急机制的完善对策 |
| 一、强制性的应急行为应受到严格的法律规制 |
| (一)严格约束行政应急规范性文件 |
| (二)慎用疑似病人强制隔离措施 |
| (三)禁止在疫情中哄抬物价 |
| 二、丰富行政应急的外部制度 |
| (一)加强行政指导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运用 |
| (三)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三)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
| 三、畅通行政应急权的救济渠道 |
| (一)构建应急行政诉讼保障制度 |
| (二)完善行政应急权的补偿制度 |
| 四、完善行政应急权的预测预警机制 |
| (一)由事后应急向事前预警转变 |
| (二)预防“黑天鹅”向“灰犀牛”事件转变 |
| (三)提升预警的“软实力”短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问题研究 ——基于2005-2018年间重特大化工安全事故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行政问责研究 |
| 1.4.2 国内行政问责的研究 |
| 1.4.3 综合评析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2005-2018年间我国重特大化工事故行政问责的一般分析 |
| 2.1 行政问责的缘起与制度发展 |
| 2.2 2005-2018年重特大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案例的文本分析 |
| 2.2.1 重特大化工事故样本选取的代表性说明 |
| 2.2.2 重特大化工事故行政问责的特征描述 |
| 2.3 2005-2018年间重特大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过程分析 |
| 第3章 标准模糊与程序不规范: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 |
| 3.1 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不足 |
| 3.2 制度短缺:法律制度体系待完善 |
| 3.2.1 法的效力:缺高阶的行政问责成文法 |
| 3.2.2 法的程序:事故问责程序不透明 |
| 3.2.3 异体问责的渠道限制 |
| 3.3 制度模糊:不明确的事故行政问责内容 |
| 3.3.1 “高度概括性列举+其他”的问责事由 |
| 3.3.2 缺少统一序列的问责方式 |
| 3.4 不合理的官员复出制度 |
| 第4章 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双重乏力:行政问责的主体困境 |
| 4.1 内部等级问责: 自由裁量空间与治理困局 |
| 4.1.1 同体问责力度弹性空间大 |
| 4.1.2 条块管理下的权责不清 |
| 4.2 权力机关问责: 人大的失语与缺位 |
| 4.2.1 缺乏实质性规定的人大问责 |
| 4.2.2 人大代表的兼职化与非专业性 |
| 4.3 新闻媒体问责: 媒介管理体制下的渠道限制 |
| 4.4 社会公众问责: 行政问责文化与理念的缺失 |
| 4.4.1 “官本位”意识:问责文化难以形成 |
| 4.4.2 缺乏正式的公众参与问责渠道 |
| 第5章 现实偏差与责任边界不清:行政问责的客体困境 |
| 5.1 公正性的缺失: 善治的目标偏差 |
| 5.1.1 问责客体偏差导致不公 |
| 5.1.2 问责标准不一导致不公 |
| 5.1.3 受质疑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
| 5.2 偏重事后问责:运动式的治理特征 |
| 5.3 “多龙治水”: 法治政府的体制之困 |
| 5.3.1 条块分割与部门责任边界 |
| 5.3.2 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边界 |
| 5.3.3 连带效应与集体问责 |
| 第6章 制度优化与多元协同:化工事故行政问责困境的应对路径 |
| 6.1 建立健全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法律规范 |
| 6.1.1 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成文法 |
| 6.1.2 健全事故问责实施的配套制度 |
| 6.2 问责合力: 多元问责主体的协同与支持 |
| 6.2.1 责任伦理规制与适当性:提升同体问责的公信力 |
| 6.2.2 “真问”:发挥人大刚性问责 |
| 6.2.3 “敢问”:培育社会问责 |
| 6.3 划清责任边界与明确问责的范围 |
| 6.3.1 以权力清单明晰职责权限 |
| 6.3.2 以责权大小有效权衡问责主次 |
| 6.4 公正性的维护:从重“事后”到重“日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城市及现代城市特征 |
| 1.3.2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外延 |
| 1.3.3 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特色与创新点 |
| 第2章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理论基础及模型 |
| 2.1 社会系统理论 |
| 2.1.1 社会系统理论概念 |
| 2.1.2 社会系统理论代表人物及观点 |
| 2.2 社会治理理论 |
| 2.2.1 社会治理的核心:多元参与、理性协商、友好建构 |
| 2.2.2 社会治理评价指数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 |
| 2.3 基础模型 |
| 2.3.1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
| 2.3.2 应急管理模型 |
| 2.3.3 社会预警模型 |
| 2.3.4 社会动员模型 |
| 2.3.5 社会善后模型 |
| 2.3.6 国外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结构和工具 |
| 2.4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
| 2.4.1 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性分析 |
| 2.4.2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历程分析 |
| 2.5 构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 |
| 2.5.1 以需求导向为主线 |
| 2.5.2 推动政府改革转型 |
| 2.5.3 完善社会自治功能 |
| 2.5.4 畅通多元合作渠道 |
| 2.5.5 建设法治城市 |
| 第3章 基于日常事务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 |
| 3.1 构建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的条件分析 |
| 3.2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 |
| 3.2.1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特征 |
| 3.2.2 平等基础上城市社会主体功能作用适应关系分析 |
| 3.2.3 公平追求下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服务供求平衡关系 |
| 3.2.4 运行质量标准上的有序活力协调关系 |
| 3.2.5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评价模型构建 |
| 3.3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
| 3.3.1 定量方法选择 |
| 3.3.2 评分标准 |
| 3.3.3 指标权重设定过程 |
| 3.4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逻辑演进路径分析 |
| 3.5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新发展 |
| 3.5.1 现代城市社会微治理模式 |
| 3.5.2 虚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 |
| 3.6 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
| 第4章 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建构研究 |
| 4.1 城市社会危机特征与分类 |
| 4.1.1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驱动战略与治理现代化关系 |
| 4.1.2 当前社会危机类别构成和特征分析 |
| 4.2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功能与原则分析 |
| 4.3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预警-动员-善后模型 |
| 4.3.1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存在问题分析 |
| 4.3.2 现代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构建 |
| 4.4 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
| 4.4.1 基本结构 |
| 4.4.2 评分标准 |
| 4.4.3 指标权重设定方法 |
| 4.4.4 指标体系权重分布 |
| 4.4.5 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
| 第5章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
| 5.1 建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
| 5.2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 5.2.1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 |
| 5.2.2 现代城市常态事务治理与非常态治理之间关系 |
| 5.2.3 现代城市两类治理对整个社会治理的意义 |
| 5.2.4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指标体系构建 |
| 5.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公共性研究 |
| 5.3.1 公共性研究的必要性 |
| 5.3.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公共性特点 |
| 5.3.3 基于公共性基础上的政策选择 |
| 5.4 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践路径探究 |
| 5.4.1 社会治理外部性分析 |
| 5.4.2 收益性分析 |
| 5.4.3 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分析 |
| 5.5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北京模式 |
| 5.6 北京社会治理现状实证分析 |
| 5.6.1 现代城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模型 |
| 5.6.2 现代城市突发事件社会治理模型 |
| 5.6.3 北京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研究局限 |
| 6.3 后续研究 |
| 附录 |
| 附录 A 基于日常事务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
| 附录 B 北京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评估结果 |
| 附录 C 北京市非常态社会治理评估结果 |
| 附录 D 德尔菲调研第一轮问卷 |
| 附录 E 德尔菲调研第二轮问卷 |
| 附录 F 建构城市社会治理模型公共性调查问卷 |
| 博士生学习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由防治非典引发的法治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现实运用及风险规控[J]. 宋菲. 交大法学, 2022(01)
- [2]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内涵、证立与展开[J]. 彭錞. 中国法学, 2021(06)
- [3]主流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之嬗变 ——以《人民日报》针对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D]. 郁蕾.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4]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5]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变迁研究[D]. 李明慧.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光明日报》“非典型性肺炎”与“新冠肺炎”报道比较研究[D]. 王希. 宁夏大学, 2021
-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应急机制研究[D]. 张菁洮. 兰州大学, 2021
- [9]化工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问题研究 ——基于2005-2018年间重特大化工安全事故的案例分析[D]. 李粉.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1)
- [10]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D]. 陈建领.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