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管理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正处在世纪之交，各个国家、各行各业都在总结上一个世纪的经验，研究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我国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应回顾过去100年的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力争在本世纪初有新的发展。 在世纪转换的时刻，认真吸取20世纪教育管理的经验教训，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是教育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一、关于向外国学习
教育管理研究过程中，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思想、好经验。但是，我们在教育管理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或思想。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惨痛的教训。解放初，我们学习前苏联的教育管理思想，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重要缺陷，其中全盘否定教育管理学的科学体系，在所有师范院校取消教育管理类课程，就是最突出的例证。这一错误决策，对新中国教育管理研究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国教育管理科学的研究倒退了近30年。因此，我们要有分析地吸收外国的教育管理思想。所谓“有分析”主要指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当代管理思想的新变化，吸收最新、最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其二是吸收指导教育管理实践获得成功并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
（一）要研究当代管理思想的新变化，吸收外国最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
从世界范围而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管理思想，的确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管理思想的变化，我们不妨将他们的管理思想作一些前后对照。
在管理科学的对象上，过去他们认为，管理的依据是科学，研究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管理规律，并严格地按照规律所确立的原则进行管理。现在他们认为，管理不仅要依据科学，而且要讲艺术，要提倡管理艺术的创造性。有的校长还提出，学校管理还是一种技术，校长的培训，要重视管理技术的培训。（注：C.沃纳：《为领导设的课》，《1977年中美教育研讨会论文集》，第87页。）
在管理的目标取向上，过去他们认为，管理的对象是组织，而组织具有共同的目标，管理就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现在他们认为，组织要有共同的目标，但组织的共同目标往往是反映一种理想的追求，带有口号激励的色彩，难以具体操作。而个体的目标，则是千差万别的，生动具体的，易于操作。管理应定位于协调组织目标与个体目标的关系。
在管理的组织结构上，过去他们强调严格的组织层级划分，宝塔式的结构，按照层级原理进行管理。现在他们主张组织结构扁平化，强调岗位间的协作和人员的一专多能，目的在于加速信息的传输和人员的流动，提高管理效率。这种管理思想也叫“企业重构”或“组织重建”（注：王东宁：《现代管理新视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 、163、341页。）。有人说，“组织重建”的思想是继泰勒的科学管理、戴明的质量管理之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可见其重要性。其理论的基点，是在质量管理的前提下重新强调管理的效率。
在管理决策的过程上，过去他们认为，决策要严格按规律办事，决策过程是纯中立的理性过程，不允许有任何主观偏向。现在他们融合东西方的管理思想，认为管理过程是科学规律和价值观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不是纯中立的过程。管理过程与决策者的特定环境压力、从众心理有关，还要受原有经验、价值观、文化背景、既得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在某些场合下，决策往往是不同利益群体较量的结果。
在管理的程序上，他们过去一贯宣扬“民主化”，甚至老师对学生进行个别思想工作也被认为是侵犯学生人权。这样做的结果，使学校纪律涣散，甚至发展成课堂暴力，一发不可收拾。近年来，他们开始吸取东方的群体意识，认为民主不是绝对的，它往往与权力决策产生矛盾，因此民主决策要与领导决策相结合。近几年来，在美国的学校管理中，为了整顿纪律，他们要求师生接受三个基本原则，即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个人自由；学校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个人自由；课堂纪律受到破坏时，没有个人自由。这些变化，也反映了他们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过去我们在教育管理理论中移植的外国管理思想，多系历史上曾在教育管理中发挥过作用的思想。其中当然有非常正确的思想，有些思想今天仍有生命力。但是，我们对外国当前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变化介绍不多，缺乏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很难站到时代的前沿，全面把握先进的理论和准确运用外国的经验。
（二）学习外国管理思想，要认真了解他们在教育管理领域的运用情况，吸收其成功经验，避免重复其失败的教训
近20年来，我们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管理思想，主要有三类，即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0年代兴起50年代完善的行为科学理论和70年代后形成的“管理科学丛林”。这三类管理理论，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的教育管理中都曾经运用过，运用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很快，企业界由于对国家作出了贡献，显得十分自豪。但社会对教育存在偏见，认为它是纯消费行业。教育界的一些学者，为了证明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也为了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方法，始将泰勒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于教育。运用的结果，在宏观教育管理、特别在教育统计分析方面是成功的，它证明了教育投入的社会效果，说明了美国的进步得益于教育。这一结论对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促进美国教育的加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微观学校管理方面，运用是不成功的。他们认为，教师不是雇佣劳动者，任何压制、约束和物质刺激，都不能替代教师创造性的劳动，行为科学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更加普遍。它注重情感因素对教育管理的作用，其实效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美国，过分强化情感在管理中的作用，结果削弱了学校制度和纪律，影响了教育的质量。片面强调情感和个性，也会产生不良后果。包括系统管理、过程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等被统称为“管理科学丛林”的思想，也在美国教育界运用过。80年代，正当这些管理思想盛行，并在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时候，教育界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能如此成功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推广到教育管理领域呢？于是派了一些优秀企业家到学校当校长，但后来都未能成功。他们认为，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是有本质区别的，把对物的管理思想运用到对人的管理中，需要十分慎重。
二、关于发扬我国优良传统
我国教育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良传统，教育管理研究，要以这些经验和传统为基础。
我国的教育改革，全国性的搞过几次，局部性的则接连不断，改革应当以发扬成就为前提，在方法上，应先立后破。中国是一个有两亿多学生的国家，任何一种教育或教育管理的改革，如果不总结发扬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不经过充分论证、长期实验和反复试点，就一哄而起，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消极影响往往是长久的。
在近五年里，笔者曾在国内看过400多所中小学，又到俄罗斯、 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进行教育考察。经过国内外考察，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我国的基础教育与国外相比，不仅不落后，而且名列前茅，在国外很有名望和影响。在美国考察时，芝加哥的一位教育官员对我说：“中国基础教育是一流的。”我问他这一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标志有三条：第一是中国的家庭和学校管理严格、规范；第二是中国学生聪明，智力水平高；第三是中国学生学习刻苦。”他说：“第三条是最本质的一条，任何成功都是刻苦追求的结果。美国学生学习不够刻苦，结果吃了亏。希望中国的教育改革能继续发扬学生刻苦钻研的优势。”我在美国考察时，接触过许多教育官员、校长、教师和家长，他们都称赞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其他国家的考察中，也有同样情况。当然，对外国人的称赞，我们自己的头脑要保持清醒。我之所以介绍这些，不是提倡盲目自信，只是强调教育改革要立足于发扬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
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教育管理研究一定要把总结中国成功的教育管理经验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外国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中国中小学办学思想的研究，如中国和谐的家庭教育、科学严格的班级管理、规范的双基教学、刻苦的求学精神、严格的考试考查制度等等，都是他们研究的内容。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从中吸取改革的营养。就拿基础教育来说，当我们提出取消小学升学考试和改革各级升学考试的时候，美国却十分欣赏中国严格的升级、升学考试，认为这是中国基础教育所以获得高质量的重要原因。美国近年来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正在实施几条最重要的措施：第一，编制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州一级的通用教材；第二，取消免试升级、升学的制度，逐步实行严格的升级、升学考试制度；第三，实行州一级的统考和学校考试质量评估制度，把评估的结果作为国家对学校拨款多少的依据；第四，国家拨专款，为双职工和单亲子女实行节假期补课的制度；第五，实行“家长择校，学校问责”，强化社会和家长对学校管理的监督。不难看出，他们这些做法，主要是学习中国的经验。但是，美国在学习中国的同时，并没有丢掉自己注重培养学生个性和生动活泼的教育优良传统。相反，越是强调全球化、国际化，他们越重视本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进行教育改革，不能以否定本国教育优良传统为代价。我们的许多思想，如教学为主、依靠教师、全面发展、因材施教、重视德育、严格考试考查等等，不能轻易放弃。教育改革要建立在发扬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改正确实存在的弊端。
三、教育管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笔者是从世纪之交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种基本趋势来认识的。全国教育管理学科专业委员会在1995年和1997年召开的两次学术年会和1999年的常务委员会上，对这个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研讨。笔者曾在多次教育管理学术会上谈过自己的看法。（注：王东宁：《现代管理新视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3、 341页。）（注：贺乐凡：《学校管理学科发展的趋势》，《中小学管理》1996年第6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国内外都有不同的见解。 就国内而言，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对最基本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我国教育管理研究要从简单的管理经验总结和简单的企业管理理论移植，向深层次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具体说，有以下三点认识是共同的。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能理解为中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加外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第二，教育管理的研究，既不能排外搞“国粹”，也不能照搬外国的新名词、新概念，脱离中国教育管理实践，盲目求新颖。第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结合点是研究。不经过研究，管理实践经验很难上升到管理理论；同样，不经过研究，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也不可能直接指导教育管理实践。而研究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其中包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外国理论的比较分析，深入全面的教育管理实验和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化等等。我们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认识教育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的，同样，我们也要以理论为指导从现实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继续发展。
20世纪30至40年代，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所以能繁荣昌盛，其基本经验是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的紧密结合。那时，我国涌现出一批自己的现代教育专家。他们中许多人是留学归国的学者，懂得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而且非常爱国，陶行知先生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些人引进外国教育和教育管理的先进思想，但不照抄外国的理论。他们深入农村，搞教育实验，有选择地把外国新的教育和教育管理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和教育管理思想。陶行知先生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没有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和教育管理的思想照搬到中国，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过长期实验，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做中学”翻“半个筋斗”，改造成“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体现了现代教育管理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和知行统一的基本原理，扬弃了实用主义的消极影响。陶先生在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堂的一系列教育实验，以及他总结出的许多教育和教育管理思想，至今仍闪烁着光辉。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现代教育管理的先进理论与中国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思想。
1978年新中国教育管理研究的重新起步，是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教育管理实践经验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学校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办学，用什么方法管理学校，这是当时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急需解决的问题。就在此时，北京市政府下达任务，要求北京教育学院干训部编写一本培训中小学校长的教材，几名刚从农村下放劳动归来的中年教师，也包括笔者本人，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中年教师本身也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管理理论。当时国家还未完全对外开放，很难找到国外有关的参考书，惟一的办法就是总结老校长的经验。于是组织了北京市最有经验的36名老校长，举办研究班，对已有的实践经验进行反复深入研讨，采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的方法，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最后成书。教育管理实践呼唤教育管理理论，也是萌发教育管理理论的沃土，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紧密结合，就是这一本学校管理教程形成的过程和基本经验。
重新起步后的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是沿着两个方面发展的。一部分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继续从总结我国教育管理经验入手，逐步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理论框架和体系。另一部分学者吸取外国企业管理的理论，加以改造，移植到教育管理领域，形成另一类理论框架和体系。这两方面的研究，对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各有其完善的余地。经验上升为理论，需要经过艰苦的总结、研究、概括和抽象的工作过程。而理论的移植，则需要处理一般管理理论的共性和教育管理理论的特性之间的关系，这也并非易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仍是世纪初我国教育管理研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教育管理研究要为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作准备
人类行将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必将促使教育管理发生深刻的变革。教育管理研究要为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准备。
每种新的技术革命，都会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教育最需要知识共享，网络化则能充分满足这种需要。随着网上学校、校园网络的兴起，教育管理必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是提高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效益。网络教育管理将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全球化过程；加强教育交流，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形成新的师生关系；真正形成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一体化；建立终身教育体制，促进教育社会化；通过网络技术，提供虚拟环境，解决教育教学的疑难问题，并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等等。这些都为教育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这将使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新的突破。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技术的应用都具有二重性，网络教育也不例外。通过网络，我们可以从国内外吸收最新的理论、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实用的经验，但同时也可能脱离中国实际，追求新颖，甚至良莠不分，使错误思想和有害做法得以传播；网络化管理要求减少管理层次，提高工作效能，但是也有它的缺点。例如：人不是时间的奴隶，更不能养成“时间癖”，成为“工作狂”。人的生活除工作外，应变得更丰富多彩，不然被科学进步而解放了的个性，将会被新的科技进步所扭曲。网络化教育使学生交流面越来越广，知识更丰富，阅历更广，手脑并用，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学生是不成熟的主体，他们往往会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希利认为，利用电子科技学习，会使学生变成缺少头脑思考、组织思维能力差，只会操作机器的冷血人。电脑还会阻碍学生的社交。另外，色情对青少年的诱惑和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都说明，在我们研究网络教育优势的同时，要预防其消极影响，特别要防止网络考试和作业舞弊、网络色情、网络犯罪等。在我们还未完全进入信息社会之前，教育管理研究要先行，以便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准备。
五、教育管理的创新
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教育管理需要创新。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有利于激发地方创造性的领导体制和办学体制；转变教育行政机关职能，确立学校办学自主权和法人地位，实行真正的校长负责制，以充分发挥校长的办学才能和创造性，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在继续完善制度管理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建立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制度，强化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全体师生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社会、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学校办学的机制，要淡化行政干预业务，强化社会、家长对学校的监督，以利于建立体现终身教育的学校管理体制，等等。这些既是教育管理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新世纪之初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教育管理需要创新，但创新不是盲目地追求新颖，更不是脱离实际去标新立异。教育管理创新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教育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那些不利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想和做法，如炒作新鲜名词概念，脱离实际机械搬用外国的理论和做法，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等，都不属教育管理创新的范畴。
教育管理创新的基础是实践，脱离教育管理实践是不可能创新的。因此，要大力提倡实践精神。教育管理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实验研究之风，使具有创见的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教育实际工作者运用某种理论于教育管理实践时，也应通过深入调查和反复实验，切忌大轰大嗡。另外，教育管理创新，要以过去的实践为基础，这就要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全球化是各民族地区优势的结晶，没有民族化的个性，也就无所谓全球化的共性，因此越是强调全球化，越要提倡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总之，教育管理的创新，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做到洋为中用；又要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发扬中国教育管理的优良传统，做到古为今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