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亚玲[1]2004年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我国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技术一直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加快国内技术进步,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用于自主研发的资源十分有限,因此,把眼光投向主导当今世界先进技术发展潮流的跨国公司,依靠外部的技术资源来实现技术进步就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虽然,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迎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来转移技术。但是两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并非是零和博弈,如果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采取适宜的技术发展模式,可以在满足跨国公司利益追求的基础上,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技术利益,这是双赢的结果。 本文在对技术转移内涵重新界定的基础之上,分叁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理论层面研究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途径选择,并分析了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新态势及其原因;第二部分从实证层面,首先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对象度量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水平并验证了技术外溢的效应,然后以具有代表性的汽车产业为案例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效果做出评价;第叁部分对文章所倡导的“外资介入型”技术进步模式进行了总结,并探讨了我国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机制的建立,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杜健[2]2005年在《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溢出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高涨,作为科技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因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和可持续性战略竞争力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伴随FDI的加速涌入,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如何分享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内化FDI先进技术为本国技术基础储备;同时大力培育国家自主创新能力,避免技术边缘化陷阱,形成有效技术追赶,不仅是我国现阶段引进外资、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更关系到国家科技能力长期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和速度! 迄今为止,对FDI的研究一直围绕着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溢出效应,以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我们的研究模型以此为基础,假设FDI和平均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创新驱动(市场竞争/市场成长/技术机会/技术独占)、创新投入(创新投入结构/创新投入强度)、创新产出(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出口指数/边缘化指数)叁个环节线性发生;并为行业的技术差距、吸收能力和技术密集度所调制。 我们选用1998-2003年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3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研究创新产出与FDI之间的直接模型、间接模型和调制模型。直接模型是讨论创新产出和FDI之间的关系;间接模型则是讨论在创新投入强度/结构的中介作用下,创新产出与FDI之间的关系;调制模型讨论的是在技术差距、技术密集度和吸收能力的调制作用下,创新产出和FDI的关系。 第二部分,研究创新驱动因素对创新投入强度和FDI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包括创新投入强度和FDI的直接模型、间接模型以及创新驱动因素的组合中介模型。直接模型是讨论创新投入强度和FDI之间的关系;间接模型则是讨论在各个创新驱动因素的独立中介作用下,创新投入强度与FDI之间的关系;组合中介模型是四大创新驱动因素组合进入创新投入强度和FDI参与度的回归方程。 沿着溢出机制的路径,通过分层剖析发现: 1.以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和出口度为观测对象,行业外资企业和内资的行业平均水平存在着差距,且六年来的差距没有明显的缩小;特别是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创新效益差距尤为明显。消化吸收和技术引进的费用比例越高,FDI对产业创新效率和效益的溢出则越强;而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差距越大、则溢出作用越弱。
吴迪[3]2008年在《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效果为切入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近年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后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的情况和我国对技术外溢效应消化吸收的现状。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探讨FDI、R&D、资本、从业人员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产出额的长期和短期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证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存在正效应。同时对每个变量在不同方程中的系数进行了分析,得到FDI只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它并不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直接原因。在合理利用FDI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发挥R&D的作用,并且处理好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才是提高我国技术进步的充要条件。最后从我国的角度出发分析包括R&D在内的消化吸收能力如何提高以及如何衡量模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法。
高毅[4]2007年在《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50年代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国际产业转移现象开始出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经济不断开放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受到技术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国际贸易追逐利益的影响，国际资本不断地从高成本国流向低成本国，由此带动了产业其他资源的转移，发达国家开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以减轻由于产业结构失衡而导致的结构性危机的打击和损失，发展中国家则开始迎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钢铁产业作为重要的工业部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受到国际产业界、政府、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样不可缺少钢铁产业的支持，而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亦无法脱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如何迎接与面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机遇与挑战成为中国钢铁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进行研究。本研究将国际产业转移与世界钢铁产业紧密结合，从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的实践出发，梳理出市场需求、知识转移、政府管制、跨国公司等理论，从而构建国际钢铁产业转移模型。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国际钢铁产业的特点、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的关联性?2．市场需求在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中所担当的角色?3．知识转移在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中所担当的角色?4．政府管制在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中所担当的角色?5．跨国公司在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中所担当的角色?本研究分十一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思路、研究范围、研究框架和创新点等。第二章对世界钢铁产业的特点进行阐述，然后结合世界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实际情况来梳理影响世界钢铁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关键因素，并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路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第叁章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相关理论进行综述，首先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进行综述，随后对国际钢铁产业相关的市场需求理论、知识转移理论、政府管制理论、跨国公司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第四章到第八章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首先构建了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理论模型，然后分别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市场需求、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推动力——知识转移、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控制力——政府管制、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平台——跨国公司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九章中作者选择钢铁产业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在前面五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钢铁产业实际情况，将市场需求、知识转移、政府管制、跨国公司融入到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之中，构建出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实证模型，提出实证假设，并在随后的第九章中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第十章以宝钢集团为案例，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进行研究，从而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诠释。第十一章中作者从世界钢铁产业转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及贡献在于：(1)融合产业经济学、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进行研究。(2)本文将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具体到钢铁产业。(3)本文利用市场需求、知识转移、政府管制、跨国公司等四个范式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进行诠释。(4)构建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理论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国际钢铁产业转移的重要要素。并辅以中国宝钢集团的发展为案例对国际钢铁产业转移进行说明。
李梦奇[5]2009年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新动向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跨国公司是FDI的主体,对技术发展影响重大,这就要求学者们应全面、科学地评价跨国公司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在考察跨国公司对华FDI战略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探讨跨国公司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首先梳理国内外有关技术溢出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为研究FDI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提供依据。回顾了我国引进FDI的历史进程,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对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跨国公司也逐步出现了独资化、研发机构本土化、进一步加强技术控制等新动向。结合2005年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FDI的实际情况,分析跨国公司的战略新动向,挑选其中最为明显的独资化和研发本土化,进行博弈分析,探讨跨国公司FDI战略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接下来采用面板数据构造模型,对1998-2007年外商投资中的独资方式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结论,而且发现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然后考察1980-2007年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我国国内研发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其结果,发现跨国公司对华FDI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技术进步的真正源泉在于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吸收能力。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措施和建议,即国内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提高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激发外资的技术溢出,推动我国技术进步。
王华[6]2012年在《经济开放、异质性和技术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的指导思路,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加大我国科技创新力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那么对外开放、企业异质性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怎样的相互作用机理?如何解读开放型经济体系下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问题?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微观基础何在?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本论文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本论文运用参数与半参数相结合的方法分别测度和比较分析了1993-2010年30个省份、36个工业行业以及8443家内资企业和6031家外资企业共计14474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探讨了行业、地区的异质属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论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出发,纳入出口状态变量,充分控制企业异质属性,深入考察出口行为与我国企业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基于“自我选择”假说和“出口中学”假说之争,进一步检验出口行为和企业生产率间的因果关联。再次,利用生产函数溢值法,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引入多门槛模型,考察是否存在技术差距的“门槛”,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持续性问题。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过去20年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普遍提高,但当前本土企业与国际技术领先尚有较大差距。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相对非出口企业高出20%-30%,而这一生产率优势被较为稳健的归结于“出口中学”效应的结果。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内资具有相匹配的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发生的前提；本土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外资、通过技术模仿获得较自主创新更为“快捷”的技术进步,获得后发优势；但随着本土技术水平趋近于外资技术,模仿成本的增加以及内外资在产品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导致技术外溢表现出边际递减的特性,企业自生能力的培育迫在眉睫。进一步的,论文提出了技术差距的“双刃”性将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非线性变化的假说,进一步通过将技术模仿和技术外溢同时纳入质量阶梯型增长模型,构建吻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求解一般均衡状态下的稳态均衡解剖析开放经济条件下研发资源在自主创新与技术模仿间的最优分配,并深入分析均衡条件下技术差距与技术模仿之间的内生关联,为研究技术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及决定机制提供了分析框架。其次,本论文将企业的异质性拓展为竞争性技术、国际贸易成本和具有异质性技术水平叁类因素的综合,推陈出技术变量和政策变量内生驱动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贸易条件下不同类型企业的福利分析,为分析开放经济系统中技术变迁提供来自微观层面的分析框架。相关结论为解析开放型经济体系下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问题提供了源自理论层面的支撑。为回答第叁个问题,论文采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国际技术许可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充分考虑包括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特征等异质性问题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构建Probit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决定机制。同时,本论文采用27个发达国家和59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从制度层面考察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决定问题,并聚焦于比较分析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间的作用机理在南、北国家间的异同。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不同国际技术转移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性。外商直接投资并未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相比之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许可对中国企业自生能力的培育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从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外资占比较高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匮乏；而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扮演着中国经济转型阶段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就影响技术创新的制度因素而言,尽管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但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降低技术创新的速率,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且发达国家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具有与发达国家一致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长期利益的。
张建东[7]2004年在《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古典增长理论明确指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一国先进技术的获取有两条途径：一是本国自行研发，另一条是从国外引进。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自行研发技术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这一费用，因此纷纷选择从国外引进技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大背景下，作为国际生产和国际直接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不仅推动着资本和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在技术的国际转移与扩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外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技术扩散的研究，而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成为其中一个热门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迅速增长，随着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增加，国内学者开始了对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果的研究与讨论。中国自2002年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活动也在快速上升，并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技术扩散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活动，从宏观、产业和企业层次，利用计量分析、统计指标对比和调查问卷等不同方法，分析了跨国公司技术扩散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就现存的一些问题和限制因素提出了对策建议。
顾洁华[8]2006年在《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效应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论文把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应分为两个种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重点论述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及在华研发投资演进过程；间接效应分别论述水平方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垂直方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梳理总结技术扩散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技术扩散的发生渠道及其制约因素。接着，本文通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实证分析，讨论了现阶段人力资本、人才流动、研发投资等各种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程度，以及技术扩散效应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后，密切联系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引资水平的实际，对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指出抓住当前跨国公司对我国大量投资的契机，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充分接受和吸收其技术扩散效应，尽快获得和掌握已有的世界先进技术，是加快我国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
赵媛媛[9]2006年在《跨国公司技术战略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的巨大潜力等因素,特别在入世后,中国在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地位日益显要。根据邓宁的直接投资理论,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跨国公司克服在国外经营不利因素,战胜当地竞争对手的唯一利器。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的提高,其在华技术战略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技术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现有经济水平下,我们不可能用有限的资源进行超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R&D投资,必须考虑依靠外部技术资源来实现技术发展的目标,而跨国公司的在华技术转移与研发也就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主要渠道。本文首先将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战略分为叁大部分:技术应用战略、技术增长战略和技术保护战略。其中技术应用战略是以跨国公司的对华技术转移战略为代表,是指跨国公司将现有技术在我国范围内加以应用,从而获取最大收益,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战略也是我国企业从跨国公司获取技术的主要渠道;技术增长战略以跨国公司的研发本地化为代表,研发本地化进一步加剧了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扩散和溢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研发本地化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技术保护战略是指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加紧掌握核心技术的控制权,从而阻击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创新。随后,本文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战略对我国企业进步的正负效应。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技术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外部化和内部化方式所进行的技术转移;与我国企业的上下游产业关联、培训当地员工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示范效应及人力资源效应。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技术抑制作用表现在:技术依赖、差距永久化和固定化、技术转移的非适用性、技术陷阱的存在、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争夺研发资源、其技术保护战略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等方面。在跨国公司技术战略的影响和约束下,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技术的转移和溢出效应,同时尽量避免技术的抑制作用,提升技术的吸收能力,培育内生技术,实现企业技术进步。本文进行了我国企业技术进步机制的设计,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机制的大致框架进行构建,并对该机制运行平台进行了详细研究,包括基于生产下游端的初级加工与装配、产品或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OEM)、产品或零部件的再设计(ODM)、合作
曹菲菲[10]2006年在《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中的技术学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体,也是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的主体。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而这有赖于技术知识优势。勿庸置疑,技术知识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如何取得技术知识,如何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案例研究等方法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在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中的技术学习问题。本论文针对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中出现的问题,在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我国企业技术学习模式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中的技术转移及企业技术学习过程和策略。
参考文献：
[1].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我国技术进步模式选择研究[D]. 胥亚玲. 浙江大学. 2004
[2]. 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FDI溢出机制研究[D]. 杜健. 浙江大学. 2005
[3]. 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研究[D]. 吴迪. 吉林大学. 2008
[4]. 国际钢铁产业转移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高毅. 复旦大学. 2007
[5].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新动向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梦奇. 山东理工大学. 2009
[6]. 经济开放、异质性和技术创新研究[D]. 王华. 湖南大学. 2012
[7]. 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D]. 张建东.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8].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扩散效应研究[D]. 顾洁华. 暨南大学. 2006
[9]. 跨国公司技术战略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D]. 赵媛媛. 中国海洋大学. 2006
[10]. 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中的技术学习研究[D]. 曹菲菲. 中国石油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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