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七年旅游文化研究综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文化论文,近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重视旅游文化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的角度也越来越广，研究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较之八十年代，无论就理论认识的深度还是就应用研究的广度而言，九十年代前期都有显著的进步。
一、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
八十年代的旅游文化定义研究，尽管提法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概括为：一、大都注意到了旅游文化应包括文化和精神两大范畴。二、大都注意到了旅游文化应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介体三个方面构成。三、大都注意到了旅游文化具有新奇、地域、继承等特性。
九十年代对旅游文化定义和特征加以研究的文章不多，比较有新意的有邓祝仁的《谈旅游文化及其特征》。作者认为除了应包括主、媒、客三个方面文化外，旅游文化还应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研究成果，如旅游心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哲学、旅游美学等。除此之外，作者对旅游文化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四大要素即主、客、媒、研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亦作过较深刻的剖析。一方面，是旅游主体文化对其它三个子系统处于主动的、中心的制约位置。另一方面，其它三个子系统也会能动地作用于旅游主体：“高质量的客体文化能吸引大量的旅游者，一流的企业管理与服务能令旅游者满意，提高经济效益；而全面、深入、多角度的旅游研究，能促进人们认识清晰，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
在旅游文化的特征方面，“求美性”、“国际性”和“经济性”是新提法，为八十年代所罕见。杨建新的定义则有更多的行业特色，或曰实用特色。他说：“旅游文化主要是指旅游组织者为满足旅游者旅游活动全过程中的精神文化需要，所采取的各种文化措施以及接待人员在接待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能满足旅游者需要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素养”。“旅游文化其中包括物化于各种旅游设施中的文化因素”。
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学术界对旅游文化进行定义时，特别强调旅游文化的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是姚家齐的《黄山旅游文化的美学意义》。[①]作者在该文的开篇处给“旅游文化”定义说：“旅游文化是指作为群体的人在旅游领域的活动方式，以及为这种活动所创造并又为这种活动方式所凭藉的物质财富所包容的精神及精神产品本身的总和。”“只有具备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化才可以成为旅游文化，而旅游文化一经形成，又能使原文化的审美价值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所以旅游文化的本质要求是必须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姚家齐的这个定义较之八十年代诸家定义不同之处在于：一、他充分肯定只有具备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化才可以形成为旅游文化。二、他注意到了旅游文化是一种比原文化更具审美价值的文化。三、他强调了旅游文化一经形成将对原文化价值的充分体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旅游文化研究的目的，上海杨时进在《谈旅游文化研究对象和目的》中讲得明白：即“在于正确地把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秉着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的原则，”“着重深入研究旅游文化活动在本国条件下的特殊运动形式”。[②]杨建新认为“旅游文化建设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一、“现代旅游现象，实际上是一项以精神、文化需要和享受为基础的，涉及经、政、社会、国际交流等内容的综合性大众活动”。二、旅游活动中主体的物质需要较易满足，也好组织，而精神文化需要则“很难搞好，但又影响全局”。三、旅游景点开发方面，旅游者所购买的是个人对旅游景点的精神、文化享受。因此“物化于这景点中精神、文化因素”、“导游引人入胜的解说”、“现场丰富、生动的宣传和说明物”等旅游文化建设就不容忽视。
二、对八十年代中国旅游业的反思
九十年代初，不少专家学者在国家八五规划出台前纷纷发表意见，对刚刚过去的中国旅游业的第一个十年的是非得失加以评说，其中有不少意见是关于旅游文化的。八十年代，旅游经济研究始终占主导地位，其它门类影响甚微，其中自然也包括“旅游文化”。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起步阶段国人较看重的是旅游业的经济利益这一面，另一原因是旅游文化在其初始阶段的研究其应用性、准确性和预见性尚未达到影响和指导政府决策的力度。第三，政府职能部门决策程序化科学化程度还不够高。尽管如此，但“前几年大家较多地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业的发展”，“没有充分注意文化在发展旅游业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条”却是1990年10月在北京回龙观饭店召开的“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的共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也早有学者（林洪岱）指出：“仅对旅游业作经济上的定性和表述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分析无法衡量旅游业在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特别是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无法阐明这些影响对于旅游经济的反作用。因此，需要以经济分析为基础，逐步采用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相联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战略方针制定方面，于英士认为，“七五”以前我国旅游业发展以经济为生长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今天，我国旅游业已初具规模，从社会主义国家旅游业的性质看，九十年代我国旅游业应在高起点上发展，它的生长点是文化，调整的任务就是要逐步使经济型的旅游业转化成文化型的经济事业。他热切希望旅游业的决策部门审时度势，在调整我国旅游业的方针时是否可以补上这一课。
这些意见，已经粗线条地描画出了八十年代的缺憾和九十年代的努力方向。1994年8月在南戴河召开的第二届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针对九十年代国内旅游高潮涌起模拟景观成为投资热点而文化准备普遍不足的情况，发出“我国旅游业已到了非要重视旅游文化的研究与运用的关键时刻了”。代表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有专门机构进行旅游文化的研究”。所有规划项目、计划都应由政府有关部门统一管理起来，“不应只顾赚钱，不要文化”。
三、对九十年代旅游文化蓝图的勾画
对于本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旅游业的走向问题，众多的学者专家都给予了关心。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关心旅游文化在旅游业各个环节中的地位者日多。
在1990年10月的北京回龙观会议上，与会专家为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勾画了一幅蓝图，大家认为应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三方面下功夫。具体说，“主体方面要研究旅游者所追求的是什么。对于旅游者的追求，哪些是我们要去适应的，哪些是我们不能迁就的，甚至是要坚决抵制（如赌博和色情）的，如何增强我们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旅游客体方面，要研究我们的文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和应该向旅游者展示的；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和创新；还要研究如何通过旅游来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如何避免因为发展旅游而歪曲和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助长民族文化中某些落后的不健康的东西；如何防止外来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侵蚀。”“旅游媒体方面，主要应研究如何提高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旅游文化大量地体现在旅游企业及人员身上，其文化素质的高下决定了旅游者能否获得良好的审美享受，旅游资源能否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北大陈传康在题为《旅游文化的二元结构》的发言中认为旅游业一方面以天然风光和传统文化为主，它符合人们追求异乡情调、回归自然和文化寻根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旅游业又是一种现代产业，因此作为消费者的现代旅游者要求有相应的现代生活享受与之配合，这种二元现象在旅游管理、接待服务措施、市场、客源、餐饮、购物、娱乐乃至风景资源等各个环节都普遍存在。因此他认为管理人员应具备传统文化知识和现代观念。郑本法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旅游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结合、熟悉与新奇的结合。冯乃康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应把对旅游者的研究作为旅游文化研究的重点，因为：一、旅游文化所研究的是旅游这一社会活动，而这一活动的主体就是旅游者；二、旅游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旅游者；三、近几年来我国旅游管理部门存在着不问对象一厢情愿地向外国旅游者宣传中国文化和只关心外国人的物质消费，不关心人家精神消费的倾向。这些看法对于廓清旅游从业人员忽视对主要客源市场文化特征的分析和把握，山人献芹式的自以为是的热思考倾向，无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九十年代中国旅游文化将出现哪些新趋势？喻学才在《九十年代中国旅游文化发展态势预测》一文中勾勒了十一种趋势：1.管理体制方面，将从多头领导到集中领导。2.旅游市场方面，将从中国化到全球化。3.资料开发方面，将从单维到多维，从低层次到高层次。4.接待服务方面将从重视共性到重视个性。5.旅游者流向方面将从热线热点到温线温点。6.我国为了吸引国际游客，可能会在部分地区开辟汽车旅游。7.经常性、多层次的旅游人才培训将成为九十年代的一大热点。8.景区规划开发将由盲目走向理智，由资源导向型走向市场导向型。9.我国旅游界必然不允许不健康的性旅游合法存在。10.九十年代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将空前高涨。11.由于种种原因，国家较以前更重国内旅游。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预测还是能经受时间检验的。
四、关于区域旅游文化特色之研究
在建筑界，有“徽派建筑”等说法，在文艺界，也有“海派文化”的名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旅游文化研究也开始出现类似的重视区域特色的研究趋势，其标志是张忆萍的《开创“海派”旅游文化》。[③]作者立论的基础是海派文化的三大特征，即（1）开风气之先。（2）灵活善变。（3）包容多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充分展示集食、住、行、游、买、娱及其有地方特点，高水准服务方式之大成的海派文化。在固定的时间内，举办文化、艺术、体育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艺术节和体育节；开展有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国际国内会议旅游；立体化、声像化、迪斯尼化地开展现代展览交易活动。同类型的研究还有喻学才的《关于南京旅游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④]和《关于海南旅游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⑤]。南京篇作为古都旅游文化建设的尝试，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作者提出的“必须下大决心解决今人与古人争地的问题”、“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遗迹开发应该引起重视”、南京“旅游资源宜向多层次和可参与性方面发展”等古都旅游文化建设思路，对于南京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不无参考价值。海南篇在区域旅游文化研究中范围比南京篇大，它涵盖海南全省，可视为作者探讨地域旅游文化开发战略的另一种个案研究。
九十年代区域旅游文化研究除了表现在名城开发和省、市、县范围的旅游开发上外，还有一种和八十年代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对名山大川旅游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
据笔者见闻所及，从1990年至今，仅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旅游经济》上就先后读到了《泰山旅游文化发掘初议》、《黄山旅游文化的美学意义》、曹晋《发展南岳旅游文化的思考》、李国强《庐山旅游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利秉升《初探黄山旅游文化》、《峨嵋山的自然美和人文意蕴》、刘沛林《湖南九嶷山舜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郑国铨《庐山审美文化谈》、《道教名山的文化鉴赏》、《佛教名山的文化鉴赏》等专文。这些文章从总体上看，基本停留在对名山自然、人文景观及其中所包蕴的文化内涵作分门别类的介绍这么一个层次上，但也有少数文章如郑国铨的文章已开始突破孤立的介绍一地一山的格局而进入以主题为纲的综合介绍格局，如道教名山鉴赏。如何看待专家学者们的这类研究？虽说这类文章没有太多理论色彩，所介绍的也仅仅是公认的陈说，但却有引导审美的作用，并且这类文章大都是全息式的评价，且偏重于审美评价，这和八十年代的旅游资源开发的文章之刻板形成鲜明对照，故为一般读者所乐读。
五、关于域外旅游文化之研究介绍
在近七年的旅游文化研究中，我们还得感谢一些专家学者对国外重视旅游文化做法的介绍。这些文章虽非专题论文，但就其对旅游经营者和研究者的影响而言，其作用不容低估。如游天《新兴产业奏鸣曲》[⑥]就曾介绍了世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先后实行“文化经济”新战略的有关情况。作者在文中明确地告诉读者，发达国家已不再以工业经济作为城市唯一或主要的产业主体，而是充分利用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蕴藏的巨大经济潜能，达到保护文化、宣传自己、经济受益一箭三雕的目的。这种信息对于制订城市发展战略无疑会有影响。作者还详细介绍了意大利实施文化经济新战略的有关内容：“意大利对文化遗产投入和产出经过全面系统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每年对文化性参观旅游业征收的增值税收入是保护费用的27.5倍，并能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建筑、商业和交通运输，促进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他们由此认为文化遗产是该国最丰富宝藏，内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是政府永不枯竭的财政来源，应视为战略资源和国家基本生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自1985年开始实行全国“文化经济”新战略。
寒水在《发展旅游，争创外汇——印尼制定旅游度假区发展总体规划》一文中写道，为了在本世纪末达到年接待量900万游客之目标，印尼拟“在群岛各地建设一系列规模度假区，本着尽量不给本国旅游文化和环境带来负效应以及合理分布、均衡受益的原则，建设旅游度假区。这些他山之玉对于我们开发历史名城旅游资源和开发旅游度假区显然有着借鉴的价值。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旅游文化节活动的涌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充分利用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蕴藏的巨大经济潜能，达到保护文化、宣传自己、经济受益一箭三雕的目的”的国际潮流的一种积极呼应，是对发挥旅游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一种尝试。
注释：
①姚家齐《黄山旅游文化的美学意义》，《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②杨时进《谈旅游文化研究对象和目的》，《旅游科学》1992年第1期。
③张忆萍《开创“海派”旅游文化》，《文汇报》1990年2月13日。
④喻学才《关于南京旅游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⑤喻学才《关于海南旅游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⑥游天《新兴产业奏鸣曲》，《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