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战后论文,战略研究论文,身份论文,视阈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国家利益、作为欧盟核心国的利益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利益是决定德国联邦安全战略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三种利益决定了德国的三重身份，即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同时，这三重身份又是由观念构建的，并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将从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三重身份角度研究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 一、建构现实主义理论与德国的多重身份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不同范式间的交叉和融通是近年来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高奇琦认为：“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①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2003年第5期上的“现实建构主义”一文对这一合流趋势做了引领性研究。在该文中，巴尔金明确指出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的可能，并提出了融合后的现实建构主义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② 从一般意义来说，“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主义+结构取向’，而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观念主义+过程取向’。”③但实际上，现实主义的源头就包含了建构主义的内容。例如，现实主义的鼻祖修昔底德(Thucydides)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借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观念主义的观点。在书中，伯里克利直言说：“我们愈愿意接受挑战，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愿望就愈少。”⑤修昔底德还暗示了斯巴达最终向雅典宣战的原因，即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⑥威廉·奇蒂克(William O.Chittick)和安妮特·弗赖伯格—伊南(Annette Freyberg-Inan)在研究该书后指出，修昔底德暗示了战争的动机“主要源自恐惧，其次是荣誉，最后是利益”。⑦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仅是对军事权力和利益的相互争夺，而更多的是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对沦为弱者的恐惧。后者可以归纳为观念主义的东西。 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念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因素。例如，现实主义奠基者之一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著作《20年危机》中，将观念作为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权力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军事实力，第二种是经济实力，第三种是支配舆论的力量。⑧支配舆论的力量是观念范畴的事情，是维护或改变人们观念或意愿的能力。卡尔指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⑨也就是说，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可以改变社会事实，创造社会事实。在另一部著作《和平的条件》中，卡尔将和平的条件与国家间的谈判机制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机制依赖于集体认同，需要“人类迫切在共同传统、语言和习惯基础之上建立共同的组织”。⑩关于欧洲和平的前景，卡尔建议建立欧洲计划局、欧洲运输委员会和欧洲重建与公共工作委员会等组织。(11)这些观点与建构主义者主张的建立安全共同体和超国家组织已经很接近了。 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摩根索也对观念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认为：“对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过高估计道德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低估这种影响，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采取外交行动的时候，除了物质性权力之外不会考虑其他因素。”(12)道德也是观念范畴的事情。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他的著作《联盟的起源》中提出“威胁平衡”理论，即要认定一国是否具有威胁性的四个主要指标是综合国力、地缘的临近性、进攻性力量和攻击性意图。(13)因为他把攻击性意图这一主观性的因素加入威胁的主要衡量指标中，因此沃尔特在这一问题上对现实主义的修正使其更接近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奠基者之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他的论文中提到沃尔特的这一理论，并将它作为建构主义的例证之一：“在对华尔兹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中，斯蒂芬·沃尔特暗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国家行为是由‘威胁均衡’而不是由‘实力均衡’决定的，而威胁是由社会建构的”。(14)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一些现实主义流派中的重要学者不同程度地表达过观念主义和过程导向等建构主义的核心内涵。 同样，一些建构主义重要学者也论述了物质主义和结构取向等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涵。例如，温特就曾论述过物质主义对建构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物质力量对国际政治具有三种独立作用：第一，行为体物质力量的分配影响到某些结果产生的可能性：第二，物质力量的构成(特别是物质力量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也同样具有影响行为体的功能；第三，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独立因素。(15)温特指出：“物质力量不是完全由社会意义建构而成的，社会意义也不是不受物质力量的影响。”(16)同时，他也认同关系结构的存在：“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承认一些可以共同观察到的现象，都认为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国家间关系的结构。”(17) 正是由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产生了建构现实主义，高奇琦认为，建构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概念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18) 本文运用建构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德国的三重身份及其视阈下的德国安全战略。具体而言，德国的国家身份、作为欧盟核心国的身份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既是由利益决定的，也是由观念构建的。这三种身份并非是孤立的和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 文中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不仅指传统的军事安全，也指非传统安全。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安全问题的增多，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仍然非常重要，但科技安全、环境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在上升。 本文所用的“安全战略”概念相当于德国政府采用的“安全政策”(Sicherheitspolitik)概念，其内涵包括了国家安全目标、安全价值、安全利益、安全威胁和风险、安全结构、安全手段、安全主旨和原则等。 二 德国国家身份及其对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冷战结束的进程，为德国创造了统一的机会。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时，原民主德国的5个州加入联邦德国，德国扩大到16个联邦州，成为欧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统一后，不仅恢复了完全主权，而且实力大增，地缘战略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东西方两大集团长期的紧张对峙和战争恐怖中解脱出来，由原来的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前沿变成了欧洲的中心。这是德国国家身份的一次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德国对美国在安全上的需求有所减少。其国家身份主要体现在侧重提升综合国力，更多运用关系性权力，寻求成为世界大国。德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逐渐变得多样化，军队也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 (一)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冷战结束后，德国政府1994年发表的《安全政策白皮书》公布了德国新安全战略的三层目标：“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预防、限制和结束可能危及德国或德国盟国的领土完整与稳定的危机与冲突”(19)；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20) 受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二战后德国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一直保持低调，但近年来表示要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2006年10月，德国政府出台《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2006年版》，指出因为国土、人口、经济实力以及地理位置的原因，德国已经成为影响欧洲未来的一支重要力量”。2014年年初，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出德国应调整外交政策，奉行“有为外交”。2015年2月，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布，德国将开始编撰新版国防白皮书，内容涉及国家安全政策及德国联邦国防军未来。她说，德国已准备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所谓“领导”并非成为“欧洲第一”，而是基于历史责任、人道主义义务及安全利益等三方面考虑，“通过合作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包括合作发展与合作应对冲突等。(21) (二)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同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德国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首先，德国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1990年9月12日美苏英法同当时的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签订《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两德实现统一，德国在国际法上被确认为内政外交上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在国家统一和冷战结束后，德国新的国家安全观贯穿着“享有完全主权”的宗旨。(22)但另一方面，德国也认识到它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发展，德国必须坚持多边主义，甚至将一些权力让渡给欧盟。 其次，德国接受了多极世界观。冷战结束后，德国逐渐认识到世界正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因而不愿成为单极霸权的追随者，而是选择了以自主发展为主的道路，反对单边主义，主张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德国认为，欧盟是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德国是这一极中的核心力量，一个多极的世界有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再次，德国安全观发生重要变化。冷战结束后，德国认识到，它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原来被两极体制掩盖的各种矛盾，如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和领土矛盾开始凸显，并引发了各种冲突甚至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可能越过当事国的边界而溢出到欧洲其他国家，从而威胁德国自身的安全。此外，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仍然是欧洲地区最大的军事强国，无论俄罗斯向“民主制度”发展还是向独裁制度演化，都会对欧洲和德国构成潜在威胁。(23) 鉴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德国的安全观也在不断地调整。2006年10月颁布的《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提出，国际恐怖主义是“自由和安全所面临的首要威胁和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德国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2015年2月，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指出，自2006年德国公布国防白皮书以来，世界安全格局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当今全球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恐怖主义、乌克兰危机、网络安全等。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德国需要一本新的国防白皮书。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难民危机和非法移民等使德国进一步认识到，虽然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上升。德国不应为极端民族主义所驱使、单方面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应该以和平与共同安全为优先目标，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平等、互利、互惠式合作。因此，德国的新安全观接受了“扩展的安全概念”，这与“综合安全”和“复合安全”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 (三)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德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得到发展和完善。面对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前南联盟地区和索马里的有关军事行动是否违宪的诉讼，1994年7月1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判决，认为在经过联邦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德国政府派遣军队到国外去的做法不违宪。同时，联邦宪法法院还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45条关于“为维护和平，加入互保之集体安全体系”做出了新的解释，说明该条款所说的“互保之集体安全体系”不仅指联合国，还包括北约。从而允许联邦国防军在北约或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参与境外行动。它为德军在国外不受地区限制进行部署扫除了法律障碍。根据判决，联邦政府的有关决定原则上必须事先获得联邦议院的批准。这样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形成了政府与议会之间的一种权力制衡，即联邦政府可以决定向国外派遣德军，但须经过联邦议院批准。至此，德国在决定向国外部署武装力量时，不仅有了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又有了基本的操作原则，使规范与程序相互结合。 2004年12月3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议会参与法》，明确规定德国政府向国外部署武装力量须由联邦议院批准，联邦议院还可以决定中断军事部署行动，召回在国外的武装人员。但允许有一个例外，即在危急情况下联邦政府可以先做出决定，事后再经联邦议院批准。该法的通过表明，随着联邦国防军驻外地区的不断扩大和任务数量的持续增加，德国开始完善更具体、更有效和更灵活的法律实施规范，以尽量避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争议。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英文the Federal Security Council，德文Bundessicherheitsrat，BSR)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作用。该安全委员会由联邦总理和八位部长组成，包括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经济部长、经济合作部长、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等，由联邦总理担任主席。如果联邦总理缺席，则由联邦副总理主持会议。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但不具有投票决策的权力。这个机构虽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没有被提及，但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冷战时期，德国所有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决定都是由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做出的。目前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决策仍然由该委员会做出。 2011年2月，德国政府公布了本国首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德国网络安全战略》，作为指导德国网络安全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大力推动安全网络空间建设，促进德国经济与社会繁荣。为此制定了十个方面的网络安全措施，设立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网络防御中心。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包括联邦部长和分别来自联邦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经济合作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科研部的国务秘书以及各州政府的代表，特殊情况下还会包括其他部门的代表。委员会还会邀请商业代表作为特邀会员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必要时也会邀请学术界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协调预防性工具与公共和私营部门网络安全方法的交叉问题，统一协调联邦政府层面的信息技术管理问题，从政治和战略高度统一协调信息技术规划委员会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工作。 与安全观念转变相适应，德国的安全手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重视运用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等综合国力，建立更具适应性、灵活性的安全体系，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加强安全合作，广泛运用外交、安全、国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就警告不能过于依靠军事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并指出贸易、外交以及发展援助与军事方式同样重要。其中，发展经济是实现德国安全战略最重要的手段。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德国认识到军事扩张并不能带来国家安全，反而给国家和世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因此，德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技实力、较高的生产率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为基础，与欧洲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不仅以此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欧盟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保障德国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作用在上升。冷战期间，德国无权单独使用其武装力量，其国防军归北约统一指挥。统一后的德国由于恢复了完全主权，因此拥有对其武装力量的完全支配权。联邦国防军成为德国安全战略中非常重要和最终保障的手段。德国政府要求联邦国防军必须具备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国土防御与联盟防御的能力，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解决危机的多国部队内进行协同的能力，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在联合国、北约和欧安会的范围内适当参加国际行动的能力。(24)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德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12月，德国应联合国秘书长请求，派出1500名士兵赴索马里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同年，德国政府做出派兵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在塞尔维亚上空建立“禁飞区”的决定。此后，德军还参加了北约框架下的两场在北约防区外的战争行动，即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着重提到，德国国防反对外来威胁是以国家政治和宪法为依据的，而武装部队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白皮书》指出，德军未来的任务将主要是预防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危机、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以及保护人权和自由贸易。德军在未来将继续参与国际军事行动。该白皮书强调针对新的安全环境，全面推进军事转型，将德军建成一支灵活的、基于网络化作战指挥的、混合编制的、适合联合作战的、能够有效打击潜在对手和夺取作战优势的新型军队。 三 欧盟核心国身份对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参与欧盟建设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德国不仅极大地消除了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疑虑和历史怨恨，而且德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和主导国家，大大提升了本国在欧盟的领导力和在世界的影响力。因此，欧盟已经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从建构现实主义视角来观察，可以深入分析德国的欧盟核心国身份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欧盟是一种超国家共同体，属于建构主义者主张的安全共同体和超国家组织，它又主要使用关系性权力和以规训为手段来推行其对外政策。而欧盟是德国运用关系性权力在欧洲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机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联邦得以立法将主权转让于国际组织。”(25)这为德国参与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法律依据。 统一后的德国逐渐成为欧盟的领导者，依托欧盟提升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1996年德国政府出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在德国的苏军的全部撤离，德国的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鉴于德国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德国应该为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白皮书强调，德国应当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的规定，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欧洲政治联盟建设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建设，直至在将来建立共同防务。(26)这标志着德国国防战略发生重要转变，更加重视欧盟在欧洲安全与防务中的作用。这既是推进欧洲防务合作的需要，也是德国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在欧盟和国际社会扮演更加重要角色的需要。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德国和法国表示反对。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共同立场使德法关系更为密切。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认为法德应该成为欧盟的核心，在制定欧盟政策中更紧密地合作。2004年法国举行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活动，施罗德总理受邀参加，成为战后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德国总理，这表明德法之间的信任已经有所加深。 2005年11月30日，刚就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向联邦议院发表《施政声明》，明确阐述了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提出了“德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但阐明了德国利益与欧盟利益的关系。她认为，欧盟的成立及其后续的发展都只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服务，即使从短期来看民族国家有时需要为欧盟的整体利益作出一定的牺牲，但是从长期来看，欧盟的目的肯定是服务于民族国家。(27)默克尔在这一声明中将欧盟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两个重要支柱，同时认为欧盟的领导权需要与其他大国分享，尤其是法国。这有助于减轻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主导欧洲的担心。 2010年以来，德国在应对和试图解决乌克兰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时，都依托欧盟发挥了领导作用或主导作用，并通过欧盟使用关系性权力和规训等手段。虽然这些都是发生在欧洲的危机，但应对和解决这些危机却具有世界性影响。 (一)德国在达成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明斯克协议”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确定欧盟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领导欧盟以援助为手段获得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支持乌顶住俄罗斯压力。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欧盟对乌克兰危机采取积极干预政策。2014年2月19日，欧盟成员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乌克兰危机。2月24日，在乌克兰议会宣布罢免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总统后，欧盟官员表示，欧盟或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00亿欧元援助，条件是新政府必须满足欧盟列出的某些条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3月5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1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其后，欧盟又多次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至2016年6月，欧盟对乌克兰援助已经达到700亿欧元。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和经济强国，在决定欧盟对乌援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第二，主导欧盟对俄制裁，迫使俄罗斯接受在乌克兰停火和遵守“新明斯克协议”。2014年3月7日，欧盟宣布将视情况对俄罗斯实行分“三阶段”的制裁。5月12日，欧盟表示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公投不合法，不承认其结果。欧盟各国外长同意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2015年3月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敦促落实“新明斯克协议”。她表示，如果“新明斯克协议”被“严重侵犯”，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实际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在代表欧盟发言了。 第三，在“诺曼底四方”会谈中发挥斡旋作用，促使各方接受解决乌克兰危机协议。2015年2月11日，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四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诺曼底四方”会谈。经过16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就乌克兰危机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危机攸关方同意从2月15日开始停火，给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带来希望之光。此次会谈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两份实质性文件，被称为“新明斯克协议”，内容涵盖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体现了全面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路径设计和谈判底线。其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谈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 (二)德国在解决欧洲债务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 2009年10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继而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线。德国作为欧元区内经济总量最大的主权国家，其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意愿与救助能力成为左右欧债危机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德国经济与财政状况逐步恢复，前景较为乐观，因此有余力向危机国家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稳定团结的欧元区是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况且，德国自身已无法游离于欧元区之外而独善其身，不可能坐视危机国家的问题恶化而隔岸观火，因此，向危机国家伸出救助之手，符合德国自身利益。可以说，德国有救助欧债危机国家以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的意愿。2010年4月，希腊正式向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2010年5月3日，德国内阁批准224亿欧元援助希腊计划，这是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的范围更大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5月10日，欧盟批准7500亿欧元的对希腊援助计划，其中欧元区成员国出资44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出资6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2500亿欧元。2011年7月中旬，德国政府宣布将与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确定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2012年2月21日，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宣布，欧元区17国财长决定批准总额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对希腊救助计划，以使希腊在2020年前将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目前的160％降至120.5％。 2015年8月19日，德国议会压倒性地投票赞成救助希腊协议，这为欧元区同意在第三次救助协议中向希腊提供86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开启了绿灯。当日晚上，欧洲稳定机制(ESM)欧元区救助基金召开电话会议批准了向希腊提供首笔款项。 德国在欧盟批准对希腊援助计划和在解决欧洲债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欧盟国家中提供的援助资金最多。 (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应对欧洲难民危机中试图发挥领导作用 2015年上半年，就有30万难民涌入欧洲，超过2014年全年人数，已有数千名难民在偷渡途中丧生。欧洲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欢迎数十万正在长途跋涉、穿过巴尔干地区的难民。在默克尔总理积极推动和因一名儿童难民遇难使欧洲舆论发生有利于接受难民的情况下，2015年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公布了欧盟各国分摊难民配额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欧盟中的22个成员国将分摊在匈牙利、希腊和意大利境内滞留的12万难民。德国将接收3.1万名难民，是此次接收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接收2.4万难民的法国和接收1.5万难民的西班牙。每个国家分摊的配额与其经济水平、人口和失业率等因素相关。这份方案在9月14日由欧盟各国内政部长讨论通过，具有强制性效力。 但是庞大的难民数字——德国2015年有超过100万移民涌入——使事态发生了变化。很多城镇和乡村都因移民涌入而不堪重负。特别是2016年除夕德国“科隆性侵事件”发生后，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意发生逆转，迫使部分欧洲国家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对移民问题采取强硬措施。 难民危机最终使默克尔总理面临下台的压力。独立民调机构INSA的民调数据显示，鉴于目前的难民危机，近40％受访的德国人要求总理默克尔下台。(28)为平息日益高涨的批评之声，默克尔2016年1月30日表示德国对难民的庇护是“有期限的”。她说，依照《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给难民提供的保护是有期限的，有效时长为3年，“当事人必须清楚他们只具有临时的居留权”。“我们希望，当和平降临叙利亚，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29) 2016年4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曼斯陪同下，造访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的难民营。默克尔此行是为了推动和落实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从2016年3月20日起，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难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土耳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有难民进入欧盟国家，欧盟将向土耳其提供60亿欧元以资助难民相关项目。 四 北约成员国身份对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北约组织的职能由军事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联盟，其作用有所变化，德国的北约成员国作用也适应其变化而做出了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安全战略继续受其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影响，不仅继续参与北约军事行动，主要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而且注重运用某些关系性权力和规训手段。 (一)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后，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仍是德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德美之间的亲密互信是德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核心一环。(30)德国政府认为，发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仅得益于德美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历史，而且受惠于共同利益以及社会、政治及经济等联系，因此，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之外的亲密盟友。德国继续依靠北约，加强跨大西洋同盟和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坚持“奉行集体安全与防卫政策”，认为这是有效地“预防、阻止和消除影响德国完整和稳定的各种威胁、保障德国安全的根本手段”。(31) 美国和德国对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相互需要。美国要继续通过北约控制欧洲，从而为它领导世界奠定基础。而德国是北约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地处欧洲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又是欧洲最大经济体，人口规模大，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让德国服从美国领导，就能控制北约，进而控制欧洲。因此，美国继续在德国驻军，包括部署核武器。美国赞成德国获得一定的安全自主性，也认同德国在欧洲大陆安全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但不愿看到德国在欧洲一家独大甚至脱离美国领导。 德国希望拥有一定的安全自主性，但也不得不依靠北约和美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的安全问题虽然不像冷战时期那么严峻，但即使像波黑冲突，如果没有美国参与，欧洲单凭一己之力也解决不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收回”克里米亚，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将来很可能东山再起，成为霸权国家。那么欧洲将再度笼罩在俄罗斯的阴影之下。因此，现实的选择是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维持并加强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德国也通过北约巩固和扩大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安全影响力，成为欧洲的领导者。 (二)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调整其安全战略 第一，将军事战略的重点由本土防御扩大到北约防区之外的军事干预行动。2003年德国国防部《防务政策指南》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面临的威胁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领土安全威胁在现实中已经大大降低，国际冲突和民族冲突、跨境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受限制的扩散已经成为德国新的最严重的威胁。因此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使命和任务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为此，应当深化联邦国防军的改革，着力推进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建立一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国防军在完成传统的领土防御任务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参与欧盟和北约开展的对外军事干预行动。(32) 自1995年起，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多次参加了北约指挥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包括德军参加部署在波黑的多国部队、德国派空军战机参加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空袭、联邦国防军参加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等等。 2003年德国国防部《防务政策指南》指出，德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德国作为成员国对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承诺，将作为德国国防军使命、任务和能力建设的指针。(33)《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强调，作为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遭遇武力威胁或其他危机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义务为其他同盟国提供援助”。该白皮书明确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北约、欧盟和联合国的各项国际维和行动。 第二，在北约东部成员国立陶宛和俄罗斯边境部署德国国防军。2016年4月29日，北约官员表示，北约盟国准备将四个营的部队(约4000兵力)部署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其中，一个由150名至250名德国联邦国防军组成的连队将在立陶宛领导一支兵力估计约为1000人的北约部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特(Robert Walter)表示，这一军事集结是回应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频繁活动而导致的紧张局势加剧。(34)这一行动经由4月27日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领导人在汉诺威举行的小型峰会同意，将由同年7月8-9日举行的北约华沙峰会做出正式决定。德国国防军是应北约东部伙伴国要求向立陶宛和俄罗斯边境增派士兵的。4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这一增兵计划符合1997年签署的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文件。该文件规定：北约不会在前华约成员国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永久驻扎“大量军队”。默克尔说：“我们必须始终创造对话能力，并使对话成为可能。我认为这非常重要。”(35)其意思指北约还是想和莫斯科保持对话。这是德国同时运用军事和联盟等硬实力与关系性权力和规训手段等软实力两手的典型表现。 第三，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近年来，德国依托北约组织应对德国和欧洲面临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北约应德国等请求协助应对欧洲难民危机即是其中一个例子。 2015年欧洲进入冬季以来，地中海恶劣的气候条件未能阻拦大批前来欧洲的难民，欧洲各国接待难民的数量逐渐呈现饱和状态，难民接待大国不得不面对难民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压力。2016年2月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经过磋商后，决定向北约组织求助，以控制涌向欧洲的难民潮。2月1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成员国防长会议后宣布，欧洲正面临着二战后最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应德国、希腊和土耳其的请求，北约成员国同意协助应对欧洲难民危机。北约派出海上军事力量协助应对欧洲难民危机，立即向爱琴海派遣其第二海军集团3艘军舰，在德国指挥下在该地区执行监控、侦察和情报任务，加入在爱琴海区域打击走私和非法贩运人口的国际行动。北约军事机构向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的国际行动提供关键的情报信息以及协助监视。北约成员国防长还决定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加强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 五 德国安全战略的发展趋势 德国的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层面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三个身份构建的利益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决定了德国安全战略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在安全战略目标上，协调三个同心圆，寻求成为世界大国 成为世界大国是德国统一和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安全战略的最高目标。德国新安全战略目标实际上是三个同心圆：“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是最核心的目标，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是第二层的目标，成为世界大国是最外层的目标。 近年来，德国国内的安全与国际安全正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难民问题就是一个典例，德国国内的难民问题不仅与欧洲难民问题紧密相连，而且与中东、北非、西亚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解决德国国内的难民问题不仅需要德国的努力，也需要依托欧盟和北约。因此，德国将“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与建立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安全机制作为其安全战略最优先的两个目标。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许多困难，例如，欧债危机冲击欧元，英国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欧洲难民危机使申根协定面临考验等，德国将继续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建设，希望使欧盟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真正的一极。因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成功有利于德国的安全和德国实现大国地位。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将争取在欧盟发挥更大领导作用。正如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2015年3月所说，德国致力于成为欧洲的“首席推进官”(Chief Facilitating Officer)，意欲作为“负责任的中介”锻造统一的欧洲立场。(36)另一方面，德国将保持克制文化(Culture of Restraint)。克制文化是德国在二战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它的实质也是一种反军国主义的文化。(37)所谓克制，就是要让德国人民牢记纳粹时期的德国军国主义给欧洲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约束自己的行为。(38)在克制文化的影响下，大多数德国领导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德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小心谨慎地行事，并保持低调的姿态，即使发挥领导作用，也应该依托多边合作机制，包括欧盟，采取树立榜样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 (二)在安全观念上，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为国际社会做贡献 近年来，德国重视内外复合安全。一方面，在国内实行工业创新政策，特别是推行“工业4.0”(Industrie4.0)战略，夯实世界大国的经济基础。“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该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它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目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德国以“工业4.0”产生的新的先进生产力来保障其经济安全，作为其对外经贸和对外关系的基础，也作为其成为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保障。 另一方面，德国把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作为实现其世界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例如，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和欧盟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积极推动欧盟减排目标的制定，而且提出了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目标，即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20年比1990年降低40％，到2050年降低80-95％；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德国也参加在联合国或北约授权情况下的境外维和行动、军事行动或战争行动等。在此基础上，德国正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在安全手段上，依托欧盟和北约，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 欧盟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仍然是德国安全战略的两大支柱。但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一批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开始由大西洋两岸向亚太地区转移。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德国推行全方位外交战略，重视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200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初期，曾一度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使中德关系陷入冰点。但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默克尔政府迅速改弦更张，重回务实外交轨道。因为应对欧债危机，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同时，德国力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填补德国在欧盟内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缺口。德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与中国的诉求相一致。中德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增加，德国外交变得更加务实。欧债危机之后，中德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政治上，中德领导人互访频繁，通过互访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互信，提升了两国关系。2010年7月默克尔总理访问中国期间，双方发表了《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确立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期间，中德宣布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德经济合作快速发展。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德国成为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也加大了对德国投资的力度，2014年中国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德正在努力实现“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容克计划”的对接。 德国近年来也在加快发展与另一个新兴大国印度的关系。2015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主持德印第三轮政府磋商。默克尔表示，德国希望帮助印度发展经济，莫迪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德国希望成为印度的好的、重要的伙伴。两国都希望在农业、经济、发展策略、安全、国防和金融等方面开展合作。在默克尔访印度期间，德国和印度签署了18项合作协议，包括清洁能源领域以及设立快速通道批准德国企业在印度运营业务等。德国通过创立与印度长期的“气候和可再生能源联盟”，帮助开发印度的一条清洁能源走廊和太阳能项目。德国向印度提供清洁能源合作一次性援助20亿欧元，两国能源合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促进贸易和投资，恢复停滞不前的欧盟与印度之间的自贸协定谈判等重要问题，旨在提升双边关系。 五 结语 通过建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的概念来分析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关系性权力在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概念的经典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内，某个行为体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以至于它在即便遭受抵制的情势下，仍然有可能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志，而不顾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39)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以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研究国家对权力的追求而著名。摩根索“对国家权力进行研究。是以对人性的探究为始点的。他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而人本性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国家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对权力的追求也就不可避免”。(40)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权力的斗争。”(41) 在本体论层面上，建构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共享权力这一核心概念，但建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并不是一种控制性权力，而是一种关系性权力。这种关系性权力是一种弥散的、网络化的权力，其在一定意义上是物质主义的，但也包含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与传统的实体性权力观关注权力冲突、压迫和剥夺不同的是，建构现实主义中的关系性权力观“看重作为不等价交易和冲突性合作过程的权力关系，强调权力关系的整合、使动功能”。(42) 例如，对于联盟的动力，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么将其归入威胁驱动，要么将其归入利益驱动。“在关系性权力观看来，国际联盟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为应对国际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构建与其他行为体稳定的权力关系。联盟的首要功能是解决参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其次，通过从制度化了的、稳定的联盟内部权力关系中汲取的权力资源来构建或改造与联盟的对象国之间的权力关系。”(43)从德国与北约的关系来说，在冷战时期，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但冷战结束后，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存在了，应对军事威胁不是北约的根本动力了，而是转变为应对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北约的扩大，将新成员国整合进北约，构建了德国与这些新成员国之间稳定的权力关系。同时，德国通过从制度化了的、稳定的北约联盟内部权力关系中汲取权力资源，改造与这些前敌国或对象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冷战结束后，北约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维持大西洋两岸之间，即美国和欧洲盟国，包括德国之间的关系。 “联盟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它的对内目的有两个：(1)降低交易成本；(2)预防机会主义。而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是通过减少参与者的行动集合来实现的。”(44)就前者而言，北约联盟的参与者确定了未来的某种情势，并且规约了在这种情势下各自可能或者需要采取的行动，从而减轻了事到临头时为协调联合行动进行代价高昂、结果却高度不确定的谈判的负担。就后者而言，即便北约联盟的约束力难以事先确知，规则一经确立，至少为界定背信弃义行为提供了某种标准，从而有助于提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所以，对德国来说，冷战结束后，北约联盟首先是一种为应对不确定性而设置的针对其参与者的管理机制。德国也正是在这种机制下来采取行动应对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挑战的。 在冷战后时期，德国比较熟练地运用权力关系的整合功能。“权力关系的整合功能首先体现在它对行为体行动的约束上。”(45)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主导下，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协议，以此来约束土耳其对欧盟国家的难民政策。 关系性权力概念提出：“权力关系可能是行为体交易与互动的非意图后果，它也可以是行为体有意为之的产物。在权力关系的构建过程中，行为体意志的直接指向，可能仅仅是具体的资源交换。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体并非没有意识到交易行为对自己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46)例如，默克尔总理在管控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其结果提高了德国在欧盟和欧洲事务中的地位。 建构现实主义认为：“行为体在为制订行动计划而设定目标序列时，甚至有可能将权力关系的构建以及改善自身在既有权力关系中的地位置于具体的交易之上。也就是说行为体将有意识地通过协商甚至强加的方式构建和改造与他者间的权力关系。”(47)默克尔总理在欧洲难民危机初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致力于使德国成为欧洲的“首席推进官”的意图。 第二，规训成为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 建构现实主义强调：“规训是一种展示权力的过程，也是形成国际秩序的过程。规训是规制和训诫的组合。在国际秩序当中，规训是常见的，也同时具有正向和反向两种功能。规训会成为大国规制小国的手段，同时规训也会成为保障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工具。随着国际机制和国际伦理的发展，规训越来越具有人文意义，即国际行为体开始从内心中接受甚至认同这种规训。”(48) 在冷战后时期，尽管德国也在北约框架下，派军队参加了部署在波黑的多国部队、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空袭、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等，但更多采用“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以及制裁、援助、谈判、威慑、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手段来规制那些问题来源国家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主导欧盟以援助为手段获得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在“诺曼底四方”会谈中发挥斡旋作用，促使各方接受解决乌克兰危机协议，主导欧盟对俄制裁，迫使俄罗斯接受在乌克兰停火和遵守“新明斯克协议”。又如，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德国既通过欧盟对希腊等国推行救助方案，又在谈判中迫使希腊等接受经济救助的国家修改国内财政预算，削减预算赤字。再如，在欧洲难民和移民危机中，北约应德国等的请求，派出海上军事力量协助应对爱琴海区域的难民船只。 第三，他者成为德国作为施动者行动的意义所在。 “他者”在建构现实主义者眼中是“施动者行动的意义所在”。“施动者为了界定自己，必须先找到他者。随着国际结构的变化，施动者的他者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建构之中。施动者的主体性通过对他者的规训来体现。”(49)在冷战后时期，由于国际结构的变化，德国的他者也在变动和建构之中，从波黑内战中的三个主体、科索沃战争中的南联盟、欧债危机中的希腊、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欧洲难民危机中的难民，直到德国恐袭事件中的恐怖分子等，既有国家行为体，也有非国家行为体。德国作为施动者的主体性是通过对这些他者的规训来体现的。 从建构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德国的国家身份主要是以其本身的权力和国家利益等现实主义因素来构建的，这是核心身份和首要关切。作为欧盟核心国的身份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既是由延伸的权力和利益决定的，也是由这两个身份所带来的责任等观念构建的。这两种身份是以德国的国家身份为依托的，归根结底是为德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特别是由于欧盟核心国的身份以及德国国家身份对国家利益的新的定义和北约成员国的新作用，德国重视运用关系性权力和规训来实现其安全战略。 注释： ①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91页。 ②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Issue 3,2004,pp.325-342. ③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第93页。 ④米歇尔·多伊尔指出：“修昔底德属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也属于修昔底德一类”，参见Michael Doyel,Way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New York:Norton,1997,p.91。 ⑤[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4页。 ⑥同上书，第81页。 ⑦William O.Chittick and Annette Freyberg-Inan,"Chiefly for Fear,Next for Honor,and Lastly for Profi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1,2001,pp.69-90. ⑧[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30页。 ⑨同上书，第120-130页。 ⑩Edward H.Carr,Conditions of Peace,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42,p.63. (11)Ibid.,pp.247-270. (12)Han J.Morga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Third Edition),New York:Alfred Knopf,1961,p.233. (13)Stephen Walt,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28. (14)[美]亚历山大·温特：“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美]詹姆斯·德·代元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1页。 (16)同上书，第141页。 (17)同上书，第79页。 (18)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第106页。 (19)"Weissbuch 1994",Seite 44，转引自吴学永“德国安全战略的新发展”，《欧洲》1996年第2期，第43页。 (20)“序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修订后)，http://www.lawtime.cn/info/minfa/minfafagui/2010122857636.html,last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5. (21)“德国启动编撰新版国防白皮书”，新华网，2015年2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18/c_1114402160.htm，2016年4月15日访问。 (22)陈德兴：“德国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战略”，《当代世界》2005年第12期，第39页。 (23)Gordon Smith,William E.Paterson,Peter H.Merkl and Stephen Padgett,Development in German Politics,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p.158. (24)"Weissbuch 1994",Seite 91，转引自吴学永“德国安全战略的新发展”，《欧洲》1996年第2期，第45页。 (2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译文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362页。 (26)"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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