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与综合方法的历史发展——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对《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等的具体分析，论证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分析综合的辩证思想方法历史发展的线索及特点。
分析与综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辩证思维的一种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对它的理论建构，并具体运用于实际问题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因此，阐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是人类认识和思维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古代，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所能积累的经验非常有限，当时的分析与综合只能是直观、朴素的。15世纪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践范围的扩大，实验分析的方法逐渐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促进了各门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收集、整理材料及其分化。但这种实验分析的方法忽视了综合，特别是后来人们把这种方法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导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长期占统治地位。康德开始注意对综合方法的研究，但它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只有综合才能为人们提供新知识。黑格尔主张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并提出辩证思维方法“是分析的”，“同时也是综合”的思想，但其出发点是错误的，他的分析与综合，是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
马克思总结了人类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从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学说，唯物而且辩证地确立了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分析与综合互为对方提供思维的前提。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分解事物的现象，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分析为综合提供了前提；反过来，只有经过综合，才能把相互联系的各个侧面联合成一个整体，使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辩证认识的目的，是把握具体整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1〕
分析与综合可以相互转化。马克思认为，人们认识事物，不仅是从现象到本质，而且还要从本质返回到现象；前者以分析为主，后者则以综合为主。通过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人们就可以获得对事物初级本质的认识。这种对事物的初级本质的认识，又成为新的认识的起点，由此再继续加深对事物更深层次本质的认识。在这个加深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既相互分工，又相互转化，溶为一体，共同起着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认识的功能。
分析与综合还相互包含、相互补充。分析之中有综合，综合之中有分析，它们共同完成整个认识过程的任务。马克思曾对整个认识过程作过如下描述：开始是认识对象的整体的表象，经过分析加以规定之后，便从分析中得出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直到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浅显的简单抽象。这时，认识的行程又从那里倒过头来，经过不断的综合，直到把由分析得出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再变成丰富的、由许多规定和关系形成的整体。这里是由两条道路构成的认识圆圈：“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这里， 尽管第一条道路主要是分析的，第二条道路主要是综合的，但无论是从表象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还是从思维的抽象再上升到思维的具体，都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
总之，分析与综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一方面，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3〕； 另一方面，分析“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4〕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5〕
马克思不仅确立了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理论，而且把它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资本论》就是运用分析与综合科学理论的典范。
马克思运用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理论，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的统一中把握其现象所由此产生的基础，进而深入到资本主义内部，揭示其本质，揭示其内在矛盾，矛盾的不同方面、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层次和结构，找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又把资本主义整体分析出的各种规定，以及内部本质、外部表现，按照资本主义固有的联系，有机地综合为一个整体，最终在思维行程中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具体认识。
考察一下《资本论》的结构，便可发现，第一、二卷是以分析为主，第三卷则是以综合为主。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分离出来，着重考察了生产过程；第二卷则把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分离出来，着重考察了流通过程；第三卷则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统一起来，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综合的考察，当然，这不是说《资本论》第一、二卷中只有分析，没有综合，第三卷只有综合，没有分析。事实是，整个《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逻辑环节，都是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
如果把《资本论》的整个研究过程比作一条链条的话，那么，它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进程，都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分析和综合就内含于这些前后相随的环节之上。整个《资本论》的逻辑进程，也就是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过程。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则是商品。
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这是科学分析、抽象的结果。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细胞，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从这个细胞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先从商品中抽象出使用价值，再从商品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然后说商品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交换价值的方法，而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和联系，作为分析的前提，去探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何以在生产商品的同一个劳动中创造出来这个问题。结果，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且，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样，分析就转向了综合，转向了研究由劳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价值表现中的相互联结和相互关系。通过综合又发现，在实际交换过程中，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要由和它相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则同时表现为另一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就形成了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的两极。于是，综合又过渡到分析，分别考察价值表现中的两极。通过进一步考察又发现，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在货币的形式中统一起来了，它们表现为同一货币的两种不同的职能，即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货币的出现，又是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首先是对资本运动的总公式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在运动中，货币的自行增殖；然后，分析了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作为商品，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不仅补偿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创造了剩余价值。至此，资本自行增殖的源泉和剩余价值的秘密也就被揭开了。
马克思完成了对剩余价值及其各项规定的分析之后，又进入了对资本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考察。如果说，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揭示的是第一层次的本质的话，那么，通过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又转化为资本的分析，揭示的则是更深层次的本质。这种从分析到综合，又从综合到分析的辩证运动，就是《资本论》的逻辑行程。
《资本论》的逻辑行程，既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不断上升运动，也是分析和综合依次递进的过程，其每一步都复制着资本运动的较为具体、较为复杂的现象；愈往后，其具体和复杂的程度愈高，直到全部认识过程的结束。
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也是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分析就是揭露事物的内部矛盾，并对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由分析过渡到综合，则是揭示矛盾的性质、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以获得解决矛盾的方式。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矛盾。所以，又由综合过渡到分析，开始新的分析。事物矛盾的不断发生及其不断解决，亦即是认识过程中的分析和综合的依次递进。《资本论》的逻辑，以及它的范畴体系，就是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反映。马克思运用分析和综合和方法，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再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矛盾运动，从而揭开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发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
二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分析和综合的科学理论。一方面，列宁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有关思想，把分析和综合的结合作为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另一方面，列宁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运用于帝国主义的研究，揭示了帝国主义发生、发展及其灭亡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决定了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就必须做到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用分析的方法，对世界的多样性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用综合的方法，把各部分联系起来，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认识具体的事物和过程也是如此。任何具体事物和过程都是对立面的统一。用分析的方法，把矛盾着的对立面，对立双方各自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等，分别地加以研究；再用综合的方法，把被分解开的矛盾的对立面、对立双方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等等的总和，统一起来作整体把握。这里，分析和综合表现为对客观世界、事物、过程的认识的根本方法，表现为对客观辩证法反映的主观辩证法，也表现为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既体现了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也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同一。正因如此，列宁把分析和综合的结合作为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他说“（1 ）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2 ）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者），一切现象中的矛盾力量和倾向；（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6〕这是列宁关于辩证法三要素的表述。在十六要素中，列宁又说：“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7〕
列宁的这个思想，来源于对黑格尔有关思想的批判改造。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概念论”中，多次谈到分析和综合的问题。他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作为理论认识的两个根本方法，并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有着自己的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有各自的不足，因此，单纯的分析或单纯的综合都是不够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辩证的方法。黑格尔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方法，称作“绝对认识”的方法。所谓“绝对认识”的方法，就是既是分析的，也是综合的。“这个既是分析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由于它（环节），那最初的普遍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对自己的他者，——应当叫做辩证法的环节。”〔8〕 列宁非常重视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在这段话中加上圆括号和方括号及其中的注释，并在旁边写下“辩证法的规定之一”〔9〕的批注。
列宁为什么如此重视黑格尔的这段话呢？原因就在于这段话道出了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是包含着内在的差别和矛盾的，普遍、特殊和个别贯穿于概念之中。因此，从概念到判断，就是个别与一般的矛盾展开，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就表现为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所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推移、展开和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的运动及其体系，都是“既是分析又是综合”的过程。黑格尔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辩证法的规定之一”。当然，列宁是把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牢固地建立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列宁认为，在人类思维活动中，分析和综合是紧密联系、互为前提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把分析和综合作为不可分割的因素结合为一体的方法。它既不是形式逻辑的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二个方法一起使用，而是“它们以被扬弃的形成包含在哲学方法中”，是同时既起分析作用，又起综合作用的完整的逻辑方法。
在人们的实际思维活动中，尽管分析和综合时有主次，但同时也辩证地相互交替和转化。以分析为主时的思维活动，同时包含着综合的成分、因素，即使是在最初的分析中也是如此。反之也是一样。在思维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上，有时以分析为主，有时以综合为主，辩证的分析其后是辩证的综合，综合之后又转化为分析，如此不断地交替进行，推动着人类认识不断地深化。所以，“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10〕
当然，分析和综合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分析是把具体对象在思维中分解为部分，赋予抽象的规定，其特点是从整体到部分，综合则是在思维中把所有分解开的部分按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总合为整体，其特点是从部分到整体；前者体现的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规定的思维过程，后者体现的是从抽象规定上升到思维具体，即把各个有差别抽象规定作为多样性的统一来把握；前者体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后者则体现了从一般到个别并使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的过程。可见，分析和综合是思维活动中的一对矛盾，二者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性质。但这种对立和否定，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中的对立和否定，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的对立和否定。
列宁还把分析和综合的科学理论，运用于时代的分析，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实质，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科学地阐明了帝国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及其战略策略。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首先从世界各国实际的经济情况出发，“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关系上的总的情况”〔11〕来研究帝国主义。在最初的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列宁得出了“垄断”是资本主义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标志，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最一般的本质的关系，包含着这个阶段的一系列特殊矛盾的结论。因此，列宁以垄断为《帝国主义论》的逻辑起点，展开了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一系列的科学分析。其逻辑顺序是：在工业生产中由于高度集中，特别是出现了联合制，就出现了垄断；而工业中的垄断与银行中的垄断互相融合，则形成了金融资本，特别是参与制的出现，使金融资本统治大大加强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要出现“过剩资本”，向国外进行资本输出；随着资本输出而来的，就是对世界的瓜分，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必然的重新瓜分。
上述经济特征，既是在垄断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又表现了垄断的本质及其深刻的内容。正是这些特征的有机统一，使“垄断”获得了丰富具体的规定。这既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也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据此，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并得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光辉典范的话，那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园中又一杂运用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奇葩；如果说，马克思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话，那么，列宁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则揭示了帝国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当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无论是《资本论》，还是《帝国主义论》，都不只是运用了分析和综合这一种方法，而是一个辩证法的方法群，其中，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主要的、基本的方法之一。
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分析和综合的科学理论，而且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同矛盾分析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运用于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之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认识的任务，就是要从现象的联系和变化中，区分出把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本质的东西。这就要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部分、要素，分解为矛盾着的各个方面来认识。尽管这种分解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但要想达到认清事物的本质之目的，就必须借助于这种手段和方法。然而，仅有分析是不够的，必须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因为，通过分析所获得的认识，虽然是本质的，但它是抽象的、简单化的、离开了感性具体的东西，只有通过综合，才能把它还原为思维具体的东西。综合就是把分析所揭示的认识对象的本质，贯穿到认识对象的各个部分、要素中去，把它们统一起来；贯穿到认识对象的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去，把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获得关于对象的总体认识。
这种总体认识，已不再是混沌的统一体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是以多样性辩证的统一体，清晰地、秩序井然的呈现在人们的认识之中。毛泽东曾用具体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到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12〕
毛泽东还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同矛盾分析法结合起来，他认为，要真正做到分析与综合的结合，就必须坚持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矛盾；反过来，要分析事物的矛盾，就必须坚持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13〕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批评党八股开中药铺的方法，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因而它没有任何真切的内容。“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和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清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了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方法。”〔14 〕在这里， 他很自然地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同矛盾分析法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统一，是建立在现实矛盾基础上的统一，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既然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与矛盾分析法是统一的，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具体的，因此，坚持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这就是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以了解矛盾总体的方法；就是要分析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把各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把握矛盾矛盾的总体，把握矛盾各方面在总体上相互联结的特殊性。然而，要达到这点，就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就必须从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综合，为了“了解其总体”，从矛盾的总体上，从其相互联结上，去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唯其如此，才能最终达到解决矛盾之目的。毛泽东说：“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面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15〕可见，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亦即“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结”〔16〕的方法。它不仅要揭示事物中的一般的和本质的联系，而且还要阐明普遍的东西怎样寓于特殊之中，怎样表现为种种特殊的具体形态。
毛泽东还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辩证分析，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科学分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都已被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是运用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辩证法大师。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同矛盾分析法科学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地占有材料，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以造成概念和理论系统，从而完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在思维中复制出现实的矛盾运动。
其最精彩的表现，莫过于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特点，以及抗日战争何以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分析与综合。首先，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17〕“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1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把双方的特点结合起来，综合为矛盾的总体，从矛盾的相互联结上加以了解其特殊性。他说：“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是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面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争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19〕
上述表明，毛泽东对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不仅有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创造性的运用。这种创造性的运用，既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理论。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3页。
〔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 548 页脚注①、 584页。
〔6〕〔7〕〔8〕〔9〕〔10〕列宁：《哲学笔记》第238、239、238、237 、 239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页。
〔12〕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3日。
〔13〕〔15〕〔1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312、31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
〔17〕〔18〕〔1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449、449—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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