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与青年团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以四川地区为考察范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团论文,中共论文,纠纷论文,区为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5-0004-11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国共对峙十年时期中共地方党史研究较为关注，如上海、广东、河北、东北等地，也相继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①。但西南重要省份、后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川②中共地下党的相关研究却乏善可陈③。在中共党史中，青年团作为一个群众组织，长期以来是以党的后备军与助手的面目出现。既有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团对于中共而言，究竟是后备军，抑或“第二党”，并无一个明确的定位，甚至双方还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组织竞争④。但此类冲突往往在省级以下的党团组织间表现得异常明显。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微观层面来“解剖麻雀”，将考察范围缩小到具体省域，即以四川地区的早期党团组织为考察重点，试图对两者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做一剖析，以揭示在革命大背景之下，列宁主义政党理念在地方社会的输入与演绎，以及与基层党团组织间由此产生的互动关系。 一、四川中共党组织与团组织的早期发展 与国内不少地方类似，四川青年团组织的发展要先于中共党组织。1920年，早期四川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王右木留日返川，在成都组织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向大中学生、教师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次年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成都、重庆以及川北南充等地相继建起团组织，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如规定“违背纲领、章程、决议案者开除之，不到会满连续三次、三月不纳费开除”等⑤。1922年10月，团成都与重庆地委的正式成立，直接带动了一些基层团组织的组建，如泸县、内江、涪陵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团组织。1923年，在宜宾县还诞生了第一个四川农村青年团组织⑥。四川团组织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前期，不少地方的团组织发展要早于党组织，这使得早期团的力量较党为优。如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例，青年团在该运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利用青年学生的优势，使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出现“许多地方如福建、四川、陕西、大连等，只有共青团没有共产党；有的地方如江西、安徽、山西等省，团组织比党大而普遍”的现象⑦。在四川，成都、重庆团地委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如成立由成都团地委委员廖恩波为总务部主任的“上海日、英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等组织，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入团⑧。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作为群众组织的青年团的发展，客观上为党组织在各地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四川，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就与青年团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5年，中共“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加强党的组织，四川党组织的建立加快了步伐。为了尽快成立四川党组织以领导青年团从事青年运动，是年9月，重庆团组织致函团中央，主动表示“盼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运动。”⑨“中学”与“大学”在当时分别为团与党的暗称，这也说明早期党团成员中青年学生占据了重要部分。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的批准，重庆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的重庆地委，负责管辖四川党组织，并将一批符合要求的团员转入党组织。如据团地委向中央的报告称，已将“Y校同(学)二十二人加入P校”⑩。Y校即青年团，P校即共产党。一大批团员转入党组织，迅速增强了四川党的力量。此外，团重庆地委也进行了改组，以童庸生为书记领导全川团组织。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还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展。四川党组织成立后，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国民党在四川建立省县组织。特别是在1926年，为了策应广东方面的北伐，9月28日，四川党组织以国民党临时党部的名义，发动了著名的顺泸起义，尽管此次起义后于1927年5月失败，但这是四川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年底，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并成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共产党员在其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如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四川党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只有二人是左派，余均C.P.”(11)。除此之外，四川党还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如当年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来川招生，中共党组织积极选送一批党团员报考，最后录取了207名，其中就有赵一曼、罗瑞卿、陈伯钧等人。在党员数量方面，四川党因工作积极，党员数从7月份的42人增加到8月份的120人，因党员发展迅速，还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12)。 与广东等地党与团组织发展不同的是，四川早期党与团的组织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即使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刘湘等人为代表的四川军阀割据称雄，一直对四川党与青年团采取高压态势，加之经济落后与交通闭塞，使得四川党与团组织的发展较之其他一些省份要艰难得多。1927年3月31日，为抗议英美等国在南京事件中的暴行，中共重庆地委发动了由社会团体与市民组成的反帝运动，但此次运动遭到了四川军阀刘湘的严厉镇压，即“三·三一”惨案，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等人牺牲，四川党团组织遭到沉重打击。 1927年中共“五大”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傅烈为书记的四川临时省委(13)，领导四川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1927年至1933年间，四川党团组织多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几次被打散。先后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的傅烈、穆青、刘愿庵及军委书记李鸣珂等人被捕牺牲。如1928年，因团省委书记彭兴道等人的叛变，使得党与团的“省委工作同志及巴县县委书记及其干部分子至此几完全尽绝”(14)。特别是1933年，团省委派出前往嘉定(今乐山)的巡视员李乙凡与团嘉定负责人李国明被捕叛变，他们“不分昼夜在大小街候人捕人”，使团省委组织部遭严重破坏，团省委书记以及党省委代理书记被捕，“该团省只剩宣部一人”，党省委也破坏严重(15)。尽管四川党与团组织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省委机关多次被破坏，但又迅速重新组建。 1932-1935年间，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及巩固川陕苏区，四川党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据统计，1931年至1935年间，为了支援红四方面军，四川党团省委领导了29次武装起义，动员党、团员和积极分子100多人到川军中策反，“以致围攻红军的川军成排成连地投奔红军”，另外四川党与青年团还向苏区输送了200多名党团员和专门人才参加工作(16)。但1935年5月，由于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余若萍、组织部长喻明华等被捕叛变，使整个四川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青年团组织因叛徒告密，1934年秋已不复存在(17)。此后四川省级党团组织完全瓦解，全省仅剩60多名党员分散在各地，直至1937年中共中央从延安派人前来四川重建党组织。 就党团员数量而言，由于外部环境原因，本阶段四川党团组织发展始终较为缓慢。1926年四川省级党组织成立后，一大批团员转党使四川党组织从1926年3月的100余人，发展到1927年底的600余人(18)。此后四川的党员人数起伏不定，如1929年6月，党员数达到了抗战前的最高峰，即4000余人(19)。但后因“立三路线”影响，1930年11月党员数量锐减至1500人(20)。截至1935年之前，四川的党员数量基本未超过2000人(21)；在青年团方面，在党团分离之初，四川团员的数量要多于党员。如据四川团组织报告，1928年4月四川“团员较党员数量为多，总计全川有2000人左右”(22)。但中共中央修订党章并将党员年龄下调到了18岁后(23)，团组织在吸纳成员方面不再具有优势，加之受到严酷的外部环境制约，此后四川团员数在战前始终未能超过党员数(24)。可见，在四川党团分化后，青年团无论是在人才吸纳还是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之党组织相距甚远，这也与当时全国层面的党团组织形态相符(25)。 按照列宁主义政党原则，青年团乃党的助手与后备军。但在四川早期的党团关系中，青年团因在组织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这使得青年团往往出现“第二党”的倾向，党团间的组织纠纷亦以此为造因。这种情况在省级以下党团组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党团组织纠纷的焦点：人才争夺 一个组织的生存发展必须依靠其内部优秀人才之臂助，而这在革命年代更为重要。与广东不同，四川的党团组织始终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特别是在刘湘发动“三·三一”事变后，四川的党团更是被高压的政治环境所笼罩。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大批视死如归、才能卓越的干部人才，方能将组织发展壮大。尽管有“革命”即“饭碗”的说法(26)，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干革命”毫无疑问仍然是高风险的工作，非坚毅果敢、机智灵活者不能为之。对此，四川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王右木即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发出“本团人才，本是太少”的感叹(27)。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故而青年学生往往成为早期党团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 但在学生中发展成员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据早期成都团组织对该地的学生群体分析后发现，尽管成都拥有学校百余所，学生近万人，但其中“读死书不问外事的，约占十分之一”，“徒活动以谋位置的，约占十分之五(以争饭碗为目的)”，“不读书不问事，专享乐的，约占十分之一”，而“有革命思想又能着手进行的”仅占百分之五(28)。为了扩大组织队伍，四川团组织甚至还抱怨团中央将入团标准提得过高，“中央严格章程，太与四川不合，四川青年重自由，只宜以妥协调和出之”，认为吸收成员不应“拘守章程”(29)。这也充分证明了四川早期党团人才获得之不易。 作为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党组织，早期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还是活动能力上都较之青年团逊色。特别是在“五卅”运动前，“许多地方如福建、四川、陕西、大连等，只有共青团没有共产党。”(30)据时人回忆，1927年，尽管四川党组织已经建立，但成都“每个学校都有团的组织，党的组织少一些”(31)。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党的政治地位高于团，后者仅为前者的“后备军”与“助手”。可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由于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使其出现了“第二党”的倾向。如在四川高县，在发展党团组织时，C.Y.被称为“二哥”，C.P.被称为“大哥”(32)。这种兄弟相称的方式生动地反映了基层团组织对于党团关系的粗疏认知。1926年四川党组织的建立，正式宣告该省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双轨”铺设完工。四川党由此开始大力发展党员，与青年团如出一辙的是，早期党组织发展成员的首选目标群体仍然是青年学生。这无疑使这种原本有限的人才资源变得更加匮乏。可以说，青年团是在尴尬中迎来了一个体制内的竞争对手。 在四川发展党务，首先需要大批敢于担当、能力出众的党员干部人才，这对于成立伊始的四川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四川党主要通过三条途径来充实人才队伍。第一是请求上级调派得力人员前来四川帮助发展党务。如1926年9月，四川党就向中共中央提出“川中党部工作人材极缺乏，请增派人”的请求(33)。次年11月，省委再次致函中央，称“四川同志幼稚，能作下层工作者太少，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更感缺乏，我们决议请中兄(即中共中央——引者)调外面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或留俄者十五人，回川工作”(34)。对此，为了增强四川党的干部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傅烈、李鸣珂等人入川担任领导职务。1927年7月中旬，中央还一度打算派遣毛泽东入川领导四川党的工作，但因他向中央请求仍回湖南而未能成行(35)。但对于着眼于全国范围的中共中央而言，四川只是西南地区较为重要的省份之一，除该省外，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同样紧缺干部，中共中央不可能将得力人员悉数派入川蜀。如192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还致函四川省委，明确拒绝了其将邓希贤(邓小平)等人派入四川工作的请求(36)。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并在川北建立统领川陕两省党组织的川陕省委后，四川省委曾向川陕省委寻求干部援助，时任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回信中亦以干部紧张为由明确予以拒绝(37)。 第二是从后备军——青年团中汲取干部人才。由于中央派遣入川的干部有限，大量急需的人才必须依靠四川党自身予以解决。如此，早于党组织建立的青年团，就成为早期四川党获取干部的主要来源。这个过程则是通过团员升党与直接调用团干部来实现(38)。首先是在党团分化上，由于四川团组织要先于党成立，故1926年四川党组织成立后，即开始了适龄团员分化入党的进程。因早期党与团中央在团员的年龄划分标准上迭经变化(39)，这自然会影响四川党团的成员分化。但在分化之初，双方关系还显得较为和谐。1926年春，宜宾团地委召集会议，还主动向党中央建议“凡满二十五岁的团员，一律转升党员”(40)。在其他地方如南充，团员转党也进行得颇为顺利，如据当时在该地从事团的工作的任白戈(建国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回忆，在1926年下半年，时年20岁的他就根据团员“十八岁就可以转党”的规定而升为党员(41)。 但因早期青年团组织上的“第二党”倾向以及四川一些县市早期团组织的活动能力事实上较之同级党为优的情况下，大量团员被吸纳入党势必会使得人才原本即较缺乏的团组织面临的问题益加严峻(42)，而且在党团员年龄划分上，团员最高年龄不断下调，甚至在中共“五大”上被降到了21岁，而与此同时，党员年龄则基本没有任何限制，这自然引起了地方团组织的不满。据1927年四川党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一些地方团组织为了扩大自身队伍，而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入党必先入团”的原则，即要求“介绍同志不论年龄大小，均须先介绍C.Y.，经过数月甚或年余后，方择优升入C.P.”，尽管四川党多次予以纠正，但始终“积习难改”(43)。可见，该规定对地方团组织扩大成员数量无疑是有利的，但却明显与中共中央以年龄为党团分化依据的基本标准相违背。 1927年7月，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青年团因反对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受到共产国际的表扬，团的政治地位无形之中也得到提高。为此，是年11月，团中央决定将团员的最高年龄从之前党中央确定的21岁恢复到23岁(44)。而且，团对党展开“机会主义错误”斗争的胜利，也使得地方党团关系趋于紧张，这甚至一度影响了党团分化的进程。青年团的“第二党”倾向亦在此时发展到了顶峰。相对于中央层级而言，此现象在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四川亦复如是。如据任白戈(时任川西团组织负责人)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因“团闹独立性”，以致“党省委当时也管不了团的工作”(45)。因早期青年团自身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使得早期基层团组织对于党团关系(即属于“第二党”，抑或后备军)始终没有清晰的认知，使得双方基层组织时因政局变动而发生纠葛。 据四川党省委总结，党团纠纷的问题主要在于“分化问题，彼此争同志”，并抱怨“党关于新同志的介绍，年龄在十九岁以上者，通通转送给团。团介绍的新同志，年龄在二十二岁以上者，却很少转送给党。团中间至今还有三十岁以上的同志。中学中央提高团员年龄到二十三岁，但四川团的省委却漫无限制。”按照团中央的规定，团有“继续不断的输送一部分干部到党内工作”的义务(46)。但此时四川团对于此种义务“则完全不履行”，如重庆方面学生党员“仅三四人”，无力承担当时训练工人的任务，对此党几番向团要求“分化几个学生同志”入党，但后者“始终推诿”(47)。一时之间，反对“机会主义”为基层团组织抵制党团分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它亦成为其抗拒来自党方面政治优势的有效武器。 1929年2月，四川团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案，言语之间对四川党不无睥睨：“四川先有团的组织，然后才有党的组织”，“团吸收了许多忠实勇敢的革命战士，并逐渐输送入党，才成立了党在四川的组织”，“虽然团的组织从没健全过，工作上没有很大的发展与深入，但一般团员一直到现在仍然表示积极勇敢，刻苦耐劳，比一般党员要好些，这是事实上不能否认的。”(48)团省委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对下级团组织产生直接影响，如一些地方团组织公然称“党是机会主义，他们是先锋，是监督党的”，进而在党团分化问题上设置障碍，某些团的负责人甚至对适龄升党员的人说：“你们本应升学(即转党——引者)，但党腐化的，你们升学亦腐化，因此你们最好留在团内”，以致团组织“有二十七岁以至三十岁的分子压着不升学”的(49)。可见，借反对“机会主义”之名，地方团组织得以与同级党展开人才竞夺。一时之间，地方团指责同级党为“机会主义”，后者则以“先锋主义”反唇相讥。细究个中意蕴，实为革命政党话语体系下，地方团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于体制内政争的运用。 团组织除了对党大量吸纳其适龄团员入党有所不满外，对后者经常调用团的干部也颇有不忿。如前所述，得力干部匮乏始终是影响四川党团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从青年团中抽调干部参加党的工作就是其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常规途径。党频频向团征调干部，很快引起了后者的不满。1928年7月，四川团的负责人徐活萤报告团中央，即抱怨四川党“随时不断向C.Y.要同志，甚至分派团的同志工作竟不通知团的”(50)。1931年，团省委派人巡视川西、川南后发现，基层党征调团的干部过多，如川西党尽管“观念上认为极需要帮助团，帮助团建立支部，团的干部还给团”，但“一到执行起来便犹豫，很多时候以影响党的工作为理由而不肯还”(51)。实际上，在干部缺乏时向青年团调用干部，对处于严酷外部环境中的四川党而言，实属无奈之举。对此四川党省委并不讳言，亦承认“得力团员调的太多，致削弱了团的指导力量”(52)。这就使青年团处于一个制度与现实的两难境地：作为党的后备军，团有向其输送团员入党的义务；作为组织上具有“完全独立性”的政治团体(53)，团也需要充实干部队伍以发展壮大开展自己的工作。 这种制度设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最终成为影响地方党团关系的重要因素。四川一些地方团对党方面的不满在行动上达到几近拆台的地步。1928年，四川党省委为宣传纪念“五卅”运动，制作好宣传内容并交巴县团组织付印，但后者在印刷之时却故意将落款的C.P.取消，改为C.Y.，甚至有C.P.的地方，“他们用墨涂了”(54)。另外，据党方面称，四川团还曾“故意嫁祸给党”，即团省委负责人徐活萤介绍一个团员去当警察，“找党的同志担保”，但不久团省委即将该团员调走，“使党赔偿担保费三十元”；或者“遇事污蔑”，又如党省委接团省委来信，称“有女同志熊某不能生活，请党予以工作”，党即调其为技术书记，但团方面却宣传“党估着(方言，即强行——笔者)调他们的同志”(55)。这其间或有隐因，但此时的党团因干部调配问题而纠纷不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四川党团纠纷的调适：成员分化与干部交流 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军与助手，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青年团中央对此亦从未表示异议，也不断地要求下级团组织反对自身出现的“第二党”倾向。但因青年团具有组织上完全的独立性，使得早期地方党团关系在地方层级往往被异化。如以四川为例，党团双方因成员划分与干部调配问题而发生诸种纠纷引起的力量内耗，尤其以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数年为甚，双方“互助(应为“相”——引者)龃龉之事，时有所闻，以至发生大学下令改组或解散中学组织，以及中学代行大学职权，各不分化等等错误现象”。为了解决该问题，1927年9月举行的党团省委组织部联席会议决定进行成员分化，具体内容为：“凡年龄在十九岁以上，稍有政治常识者，可分化入党，但仍兼团员；凡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上备有政治常识之团员，可脱离团而升入党，但负责者例外”(56)。此次分化并未规定团员的最高年龄，故而操作起来甚是不便。毋庸讳言，此不啻为四川党团省委解决彼此纠纷的一次自我调适。 不少地方党团纠纷频频也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与团中央的重视。1927年11月中旬，团中央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就青年团工作的决议，对团出现的“第二党的倾向”进行了批评(57)。此后，党与团中央亦联合发出通告，正式停止团中央之前向地方团组织发布的有关指示，即在该地党组织弱小或者“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不改变”的情况下，同级青年团可以“站在党与团上级机关政策上，联络党员群众领导当地工农运动争斗”(58)。该通告对于四川纠正团的“第二党”倾向提供了重要依据。1928年2月，四川党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认为“党团应有良好之关系”，并决定在最短时间内“由党团双方省委切实商定分化原则实行分化，非必要时应尽量减少跨团之党员”(59)。此为1927年后，四川党团双方正式进行组织分化的肇始。 因此次扩大会议并未制定具体的党团分化标准，使得其在基层时常出现一定的偏差，甚至出现了党与团以地理形势等依据来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如在南溪县，党团组织为了避免纠纷，各自划分区域，如把北岸农运归党指挥，南岸则归团；在自流井(自贡县)则出现划定“上厂归党，下厂归团”，即“党团工作不依青年成年去分化，而以地盘分配”的怪现状(60)。在宜宾，因该地团员大多为青年学生，竟然提出了“团管城，党管乡”的口号(61)。可见，作为舶来品的列宁主义原则(如党团关系)在中国地方社会则往往被掺杂了一定的畛域观念，这种观念往往在党团划分中不自觉地发挥着效用。 为了纠正这种现象，1929年2月，四川党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对党团关系进行检讨，决定在党团组织并存的地方厉行分化，要求“凡党团合组的党部，须即划分独立工作”，且“实行分化工作，凡二十一岁以上的团员在工作上有关系的可跨党，二十三岁以上的团员升党，党员在二十一岁以下的须跨团。”(62)是年11月，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做出了“年满二十三岁的团员须化(划)归党”的决议(63)。此两次会议正式将团员的最高年限定为23岁，尽管为基层党团分化奠定了基础，但对跨团党员的具体规定并不明确。 在严酷的外部环境制约下，四川党团省委多次遭到破坏，青年团更为严重。据1929年2月四川党省委报告，四川青年团一年来都在破碎不堪的状态中，因为负责人的消极怠工、反动、开除，C.Y.省委委员已一个没有，好些地方的组织尚未恢复，川南的团负责人乌七八糟的乱干□□所领导。川西方面他们只有六县的组织，每县亦极少。”(64)四川团组织迭遭破坏，成员流失严重，而且党经常调用跨团党员(他们往往为团干部)从事党务工作，直接影响了党团组织的正常分化。因此，这种旨在协调基层党团关系的方式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针对党经常调用青年团干部以致后者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团中央就此发出通告，指出团一方面应该向党输送干部，另一方面“党调团内负责同志时须得双方同意，以不妨碍团的工作之发展为原则，如双方有争执时，须提到上级党团机关解决，党不得任意调去。”(65)但在地方实际工作中，该原则并未被严格执行。如1928年7月四川团省委即向团中央抱怨，称四川党“随时不断向C.Y.要同志，甚至分派团的同志工作竟不通知团的”(66)。如前所述，四川团省委迭遭破坏，干部缺乏也是其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增加得力干部，团省委甚至效法党省委，向团中央寻求人才援助。 1929年5月15日，青年团中央复函四川团省委，拒绝了其要求派遣干部入川的请求，称“目前全国干部的牺牲，人材同样的缺乏，实难派人到四川去工作。”同时建议他们“向党提议，要求党派一得力同志到团内来领导工作”，但“如不可能时，还是由你们自己产生”(67)。按照团中央的指示，四川团要增强干部力量，只有两条路径可循：要么向四川党寻求人才支援；要么在团内培养得力干部，即团中央所称的“自己产生”。但在严酷的外部斗争环境下，团自己培养干部耗时多且费力久，反之向党借调得力人才，则相对事半功倍。故而，四川团转而向党寻求干部援助则成为必然。 作为政治上处于指导地位且自身人才亦较为匮乏的四川党省委，面对团省委的请求，也竭力予以支持。早期党团纠纷主要集中在县市一级，省级组织之间则相对较少。事实上，四川党省委始终较为重视指导团的工作。1928年2月，在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党必须与C.Y.建立一种更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领导C.Y.，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给予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帮助”的决议(68)。为了保证党对青年团的指导与后者工作的正常开展，次年11月，在省委二次全体会议上就少共(即青年团)问题作出决定，在强调党对团的政治领导之外，明确指出“为不削弱团的领导力量，团可保留一部分富有青年情绪干部为发展团的工作之用，有必要时党亦须派富有青年干部工作情绪之党员到团工作”(69)。一直以来，青年团作为后备军不断为党输送干部为人们所熟知，但党在干部问题上对团的援助现象则较少被关注。党对青年团的干部支援则实际上成为调适双方因干部任用问题而引发纠纷的重要举措。 但由于四川团组织的多次被破坏以及成员基础薄弱，以致团务工作始终发展滞缓，其省委书记彭兴道的叛变甚至危及到四川党省委的生存。青年团这种工作业绩引起了四川党的强烈不满。1933年2月，四川党省委对青年团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其“第二党”倾向以致工作不青年化的现象应该为此负责，而团方面则辩称“因为C.Y.同党作反‘左’右倾斗争，以致障碍了C.Y.工作转变”。为了解决该问题，1932年12月29日，四川党省委召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对团省委进行改组并撤回援团干部，“将霍少文(三十以上)秘书长立刻退回党工作，至于方明、郭家周二人(年龄均二十七、八)暂在C.Y.作短期工作，以后迅速退还党”，同时选举新的成员组成省委，如由“十六岁之陈玉生小同志担任秘书长”等，党省委甚至认为，“与其把C.Y.工作放在一个消极的自满的成年英雄身上，不如交给一个积极的虚心学习的青年同志。”(70)按照早期党团关系，团在组织上具有完全独立性。但四川党的省委撤回担任团省委重要职务的党内干部并对团省委进行了改组，后者“第二党”倾向因自身条件制约而难觅踪影。 党团之间的干部交流在省级层面上主要是党支援团，但在基层则往往反向而行。不少基层党组织不仅大量抽调团干部参与党务工作，甚至有的还借机扣留。1930年8月，四川党团省委为了贯彻中央“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而合并组建各级行动委员会组织暴动，尽管该机构仅持续了3个月，但使四川党团组织损失惨重。如据团报告，几次暴动使“团的组织打得过(个)落花流水，尤其是渝、井、万、成削弱到四倍至六倍”(71)。11月，四川党省委正式决定结束各级行委，重新对党团组织进行分化，这个变故使得原本不易的分化工作更为纷繁复杂。相关材料显示，这种分化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1931年，据团省委的川南巡视员报告，川南党组织扩大会议撤销总行动委员会后，决定以“十八岁以下为团员”为标准重新划分党团。但是，党团之间仍然发生纠纷，如在宜宾，党团双方在划分一个女支部时发生争执，最后平分了事(72)。川西在重新进行党团分化后，团方面损失较大，“兵工厂团的支部划归党”，而且“过去成华的C.Y.秘书长及南区区委书记等都升了党，以致缩小得极可怜的川西C.Y.现在尚无法把他弄起来。川西的党也曾在观念上认为极需要帮助团，帮助团建立支部，团的干部还给团，但一到执行起来便犹豫，很多时候以影响党的工作为理由而不肯还，在成华表现得更为明显”。团方面进而要求“严格划分党团，要求党将原有的C.Y.同志一律划分团，不得借任何一个理由扣留团的同志”(7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5年12月26日，团四川省委(又称少共四川省委)举行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特地做出决议：“建立团的独立工作，首先是与党的关系弄好。党为了帮助团，以后不能随意分配调动团的干部去做其它工作”(74)。 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基层党组织对青年团较为轻视外，也与当时一些团干部自身对团务工作不感兴趣有关。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告青年团书》，即对此进行了批评，称党“对青年团的干部轻易的调动，弄得青年团的负责干部成极端流动的现象。再则，青年团的负责同志之中，有些自己不肯安心工作，不肯艰苦的去做青年工农群众之中的工作，而只想脱离团的工作，或者要求到党部里来做工作。”(75)团干部宁愿从事党务工作不肯从事团的工作，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青年团人才吸纳能力远较党弱的现象。 总之，从1927年团反对党“机会主义”至1935年四川党团组织相继被完全破坏，四川党团组织间就围绕成员分化与干部调配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始终难以调和解决。这些纠纷的引发，大都看似是为了人才竞夺，但实质上依然是青年团的性质定位问题，即对于地方党而言，青年团究竟属于“第二党”，抑或后备军？ 针对党团组织间的纠纷，党团中央及其省委有过调适与纠正，但在基层党团组织却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难以严格遵照列宁主义原则中党团关系的制度规定进行操作。该规定中存在的政治逻辑矛盾即党在政治上领导团，但两者在组织上却完全独立，实际上从制度设置上为他们提供了各自的活动空间。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就政治地位而言，党对团处于领导地位，团是党的后备军以及助手。团固然有为党源源不断地输送适龄团员乃至干部人才的义务，而党亦有指导与帮助团发展的责任；就组织方面来说，两者却彼此具有高度的独立性。这就为地方党团组织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契机。此即为早期党团关系中，团始终摇摆于“第二党”与后备军之间的重要原因。 四川团的建立要早于党组织，团亦为后者输送了大批成员，但随着团员最高年龄被不断下调，青年团的人才吸纳能力大为减弱。团为了争取自身组织利益，藉国共合作破裂后反对党“机会主义”的政治浪潮，四川团也很快在成员分化乃至干部调用问题上对同级党表示不满并故意设置障碍。但紧接着党团中央对地方团这种“第二党”倾向的批评，为四川党迅即利用其政治优势地位将团纳入自身控制范围内甚至干脆将团“取消”提供了契机，如前将组织上完全独立的团省委进行改组。在重庆，党甚至称团“不必单独存在，可以合并，合并还可以减少许多技术的困难”(76)。1930年11月，各级行动委员会解散并重新划分党团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党组织还趁机以政治优势留用团干部而拒不交还，以扩大自身组织力量。这是党对团“后备军”地位的运用与发挥。 作为后备军的青年团，在团员最高年龄不断被下调加之严酷的外部环境制约的情况下，无论是在组织规模还是经费来源等方面都远逊于党，这使团向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同级党组织寻求臂助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四川，青年团为求生存与发展，不断向后者请求干部乃至经费援助。虽然此时四川党自身的状况并不乐观，如始终面临组织破坏、人才短缺与经费匮乏。但面对团的求助，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四川党，也不得不竭力予以援助，如向团派出党内干部以协助团务工作；在经费方面，四川团也承认“团的经费确是困难到极点，经常全靠党的帮助”(77)。为了帮助团发展，1932年，四川党省委还发出通告，要求“帮助青年团为发展团员数量超过党而斗争”(78)。这又属于青年团对于党政治优势地位的运用。 党团关系为列宁主义政党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它作为一种舶来品输入中土，在中央乃至省一级基本较为明确，即团属于党的后备军与助手，但在地方社会，从被接受到认同往往却需要一定的磨合期。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水土不服而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乃至“异化”。如在成员划分中，传统的畛域乃至地盘观念发挥着作用，以致出现了类似“团管城，党管乡”的以畛域乃至职业等“乡土标准”划分各自活动范围的现象。正如王奇生在考察了广东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形态后指出，党在乡村利用与改造农民之时，农民也在改造与利用党(79)。在这里，地方党与团组织的关系，在这个论断中也是适用的。前者在努力规训后者之时，作为组织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后者也在藉此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地方党团之间的这些纠纷，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双方体制内竞争的产物。这些矛盾直到青年团后来完全被纳入党的组织控制范围内，才得以最终解决。 ①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论广东的中共地下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沙青青：《国际革命背景下的基层动员：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1927-1933年)组织生态分析》，《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徐进：《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此外还有日本学者高桥伸夫对河南与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的研究等。 ②本文的四川地区范围包括今四川与重庆两省(市)。 ③笔者目力所及，当前以四川地下党的研究，仅有黄天华：《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四川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该文对影响四川党组织的一些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④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⑤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第5～6页。 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⑦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七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⑧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⑨《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第360页。 ⑩《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73页。 (11)《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甲2，1984年，第30～31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 (13)王健英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14)《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4-12)甲4，1985年，第20～23页。 (15)《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2-1933)甲6，1985年，第501页。 (16)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第108页。 (17)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7页。 (1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1卷，第128页。 (1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主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20)《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1931)甲5，1985年，第481页。 (21)据统计，大革命失败后至1935年间，四川党员数在1929-1930年、1933年间出现了两次小高峰，前一阶段党员数为四千左右，此后数量锐减至千余人，1933年则升至二千左右，此后四川党员数则随着红军的战略转移又开始下降。详见《本时期四川党员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四川组织史资料(192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22)《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24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24)如1933年中共四川省委还发出通告，要各级党组织推动团的发展，以“帮助青年团为发展团员数量超过党而斗争”。参见《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2-1933)甲6，1985年，第119页。 (25)在陕西亦是如此。1933年，该省团省委发出通知，要求“首先注意到党的健全和巩固的条件上进行党团划分”，而陕北团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发展团组织，“在最短的时期内，‘在数量上必须要赶上与超过党'”。《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6)》册数不详，1994年，第279页。 (26)有关当时“革命”与“饭碗”的论述，详见黄天华：《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四川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7)《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第86页。 (28)《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第179页。 (29)《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5)甲1，1986年，第87页。 (30)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七十年》，第123页。 (31)《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2年，第14页。 (32)李晓南：《1927-1931年高县地下党团的组织活动(回忆)》，《高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2年，第3页。 (33)《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甲2，1984年，第30页。 (34)《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甲2，1984年，第350页。 (35)王健英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1921.7-1937.7)》(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0年版，第270页。 (36)王健英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1921.7-1937.7)》(一)，第431页。 (37)1934年2月10日，张国焘在信中称：“苏区干部一样的恐慌，无法派到你处工作，省委干部定要你们自己解决或向中央请求与其他地方交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38)从青年团干部中调做党的工作现象，在中央层级亦然。1926年7月，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央报告决议案》中称，“中央委员会组织太不健全，因被C.P.调动者太多，致工作的人太少，各部均未能健全设立，甚至有工作不能分部负责之现象，这是最严重的缺点”。见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3册，1957年，第188页。 (39)经过1924年至1927年几次变化，团员最高年龄从28岁降至23岁，但团员20岁以上即可转党；党员最低年龄确定为18岁。详见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40)张继禄主编：《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四川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 (41)《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2年，第6页。 (42)如1928年，四川党省委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承，“四川团的省委，人材异常缺乏”。见《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185页。 (43)《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甲2，1984年，第321页。 (44)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3册，内部发行1957年，第532页。 (45)《任白戈同志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情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2年，第15页。 (46)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3册，第579～580页。 (47)《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178～180页。 (48)《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43～144页。 (49)《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279～280页。 (50)《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37页。 (51)《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88页。 (52)《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4-12)甲4，1985年，第328页。 (53)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54)《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279～280页。 (55)《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280页。 (56)《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甲2，1984年，第153～154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58)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8)第4册》，内部发行1957年，第12～13页。 (59)《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104页。 (60)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9.1-6)》第5册，1958年，第36页。 (61)《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1931)甲5，1985年，第172页。 (62)《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425页。 (63)《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4-12)甲4，1985年，第346页。 (64)《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376页。 (65)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3册，第579～580页。 (66)《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37页。 (67)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9.1-6)》第5册，第575页。 (68)《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1929.2)甲3，1984年，第106页。 (69)《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4-12)甲4，1985年，第346页。 (70)《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2-1933)甲6，1985年，第314～316页。 (71)《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95页。 (72)《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80、181页。 (73)《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5)甲9，1987年，第188、190页。 (74)《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32.6-1945)甲10，1987年，第384页。 (75)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第292页。 (76)《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1931)甲5，1985年，第235页。 (77)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9.1-6》第5册，第36页。 (78)《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2-1933)甲6，1985年，第119页。 (79)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