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的回归与业绩管理的矫正——对管理学院两种核心价值观的质疑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管理学院论文,业绩论文,学术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象-制度-价值观 无论“教书育人(教学)、课题论文(科研)、培训咨询(服务)”作为管理学院的三项社会责任多么为人所知，当下管理学院“最优秀”的教师一定在忙于“申请纵向(最好是国家级重点、重大)课题、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好是英文顶级期刊论文)”或正在向同行传授着申请课题和发表论文的宝贵经验。他们通常都被称作“科研型或科研-教学型”教授/副教授，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不够名誉”的教学型教师[1]。 难以理解管理学院为什么会以是否“申请到纵向课题”来评判每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尽管科研工作常常需要工资以外的经费[2]，但无论哪类学者，哪种研究都必须“钟情”于课题，把获取(有时候该称作“占用”)资源的多寡作为评价学术水平不可或缺的标准，岂不是让不花钱或少花钱但做出一样有影响力成果的学者反而要自惭形秽——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3]。而且，按照兰州大学尚虎平等学者的初步测算[4]，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基金助产一篇论文，生产一个单位影响力(他引)的成本其实并不低廉，如果学院管理当局执意要把本属于研究起点的课题直接当作成果，而置常识于不顾，是否也该预备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审计风暴——花了那么多钱的成果，至少在同行中得到了些许关注吧？ 在理想的状态下[5]，“成功申请课题”关乎出色的“问题意识、研究基础、研究计划、未来成果”。“基础”和“成果”最终则主要归结到论文发表(著作)。无论课题是否申请成功，一个优秀的“科研型/科研-教学型”教师，更需要在“要么发表，要么淘汰(publish or perish)”的制度框架内充分展现才能。论文既是教师学术水平的直接表征，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是“成功申请、顺利结题”包括赢得各种荣誉的重要依据。以今天的观察，那些不断刷新从“中文核心-重要-权威杂志”到“SSCI/SCI-Top Journal”发表记录，特别是按照学院规定的期刊名录发表论文的教师，也就逐渐晋身为知名/顶尖学者。与之相伴，学者也会在“纵向课题上”表现为自然科学基金系列的“青年-面上-小-大杰青-重点-重大”和社会科学基金系列的“一般-重点-重大”项目上的显著进步，并渐次获取诸如“优青、杰青”、“千百十”、“江河湖海”、“领军”等各种称号。 “在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足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价值观1)是笔者曾经非常认同的核心价值观。管理学者习惯于关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高水平杂志上文章的引用率高，而高影响力又使杂志的声望更高，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6]。通常，高水平杂志的评审人在学术成就、学术品德、评审过程的严谨性方面都应该更有保障。何况身处这个“关系运作”广泛而深入的社会，确立一种围绕“高水平杂志论文发表”的评价制度也应该更加客观而公正。 一方面，当“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成为管理学院的核心价值观，进而成为教师最重要(最有名誉，回报最高)的行动指南[4]，配合大学排名竞赛的“客观”需要，教师对于“科研”的追逐，也就容易造成教师对“教学”的普遍漠视[7]。尽管学院当局未必公开声称“教学已经是次要的工作”(价值观2)，但从教师岗位类型划分及责任设计上已不难发现：一个“真正”的管理学院教授一定是科研型、科研-教学型(承担很少、较少的教学工作)，而不可能是一个教学型岗位的教师(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2013年6月，在自己服务了11年的这所曾经宽松而悠闲的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们也终于被划分为：科研型、科研-教学型、教学型教师。以个人经验判断，在这种“新型”的学术生态环境里，大致会分化出四种类型的教师(这也是自己在另一所管理学院工作8年，乃至在后续10多年的合作研究中观察的结果)，少数的“佼佼者”作为领导意志、制度政策(有时候就是领导本人和制度的制定者)筛选出来的“榜样”，也是制度政策、领导意志最好的合作者/维护者，他们的杰出表现也为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提供着最强有力的佐证；一批是“追随者”，需要“仰视”那些榜样的光环并努力追赶。他们与“佼佼者”采用比较一致的技术路线，无论是论文发表还是课题申请，不同的是，他们暂时地，欠缺运气、声望、人脉以及其他资源；另一批是“放弃者”，其中的一部分教师是因为成长、教育经历的不同，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学术训练，另一部分教师则是因为对管理学术意义的怀疑，几乎抛弃了论文发表和课题申请这类典型的科研工作；当然，还有一小撮“边缘人”，他们自以为对“学术”有着独特的认识，保持着与“佼佼者和追随者”的距离，从事着他们自以为有价值却非主流的学术探索。他们即使获得了足够高的教职，也与当下学院的主流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假以时日，“放弃者”和“边缘人”会被大量按现行制度培养的博士所取代。但同时，大多数教师已经把课堂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这种“良心活”[8]当作一种次要工作。而当教学不再成为管理学院教师的工作重心而日益被边缘化的时候，“教书育人，培养服务于社会进步的合格管理人才”的承诺又被置于何地？ 另一方面，在两个不同类型的管理学院工作了19年，有足够的时间跟踪并思考管理学院的变迁和某些成功/失败样本的典型性、示范性。笔者承认那些拥有良好发表、课题申请记录的优秀教师大多数是勤奋的、聪明的，当然，往往也是资源比较丰富的。不无遗憾地，可能源于较为片面的观察，尤其是多次聆听管理领域某些“佼佼者”传授如何在顶尖杂志发表论文和如何成功申请国家课题的亲身经历，印象最深的常常不是“问题意识-艰苦探究-深刻洞见”，而是“前沿热点-流行方法-常识性猜想(假设)”以及因为“发了、中了”而洋溢的那份欢愉。同时，尽管笔者常年以埋头文献为乐，往往也是失望多过收获。无论国内、国外，管理学者本该引以为豪的科研成果，以论文为例，事实上一直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13]。直到最近，引领并目睹大陆管理学界大踏步走向国际化的学术领袖徐淑英老师却面向她最熟悉的主流学者发出了一个极为常识性的呼吁：“追求科学精神和承担社会责任”[11]！ 如果说管理学界做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切实推动了组织、社会的进步，“暂时”地以教学的荒疏为代价尚可理解的话；面对大量“自说自话”[9]、“修修补补”[10]、“缺乏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学术成果，有什么理由可以牺牲掉大多数学生的切身利益，推卸管理学院“培养人才”的郑重承诺呢。 二、对管理学院两种主流价值观的质疑和反思 (一)高水平杂志上的发表记录是否(足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 从一般经验出发，假定读者有一个平均意义上的文献阅读量(比如200-300篇/年)，经常登录中国学术期刊网或者Proquest、Ebsco数据库。请采用“期刊”、“作者”、“关键词”单独或混合使用的检索方式，选择前3年、5年，甚至10年或更长时间的学术文章进行浏览，并特别关注相关文章的引用记录。即使考虑发表时间所造成的滞后效应也不难发现：(1)某些高水平杂志上的文章很少被同行，甚至作者自己所引用(杂志的高影响因子不等于某篇文章的高影响力)；(2)某个作者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并非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上；(3)某个领域(问题)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并非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上。由此推想，假如某些学者碰巧发了1-2篇或2-3篇高水平杂志论文，又假如这些论文几乎很少被同行引用，那么，该如何评价相关学者的学术水平；假如某些学者从来没有发表过所谓高水平杂志论文，但其论文引用率较高，又该如何评价这类学者的学术水平？尽管引用率已经被某些学院纳入评价体系，但按照现行的评价标准，只要发表了高水平杂志论文，如同成功申请纵向课题一样，在实际评价中具有“即时回报性”。笔者承认，直到40岁以后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了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经验发现。 事实上，斯塔巴克(Starbuck)的研究显示，尽管高水平杂志确实发表了很多优秀文章，但也发表了相当数量低水平的文章，而低水平的杂志也发表了一些优秀文章[6]。按照他的测算，有29%-77%的(中位数是57%)发表在高水平杂志上(排名在前20%)的文章不属于最有价值的文章(排名在前20%)。因此，如果主要按照杂志来评价论文，很容易得出错误的评价。斯塔巴克尤其指出“心理学、社会学、管理研究”等学科的研究者应该淡化对高水平杂志的依赖。赛恩(Singh)等根据34份管理顶尖杂志7年引用率的研究也发现，如果采用中位数，接近一半发表在这些顶尖期刊上的文章不是顶尖文章；如果采用平均值(以引用率计量)，超过2/3的文章也不属于顶尖论文[14]。作者认为利用杂志期刊排名评价作者的论文，会导致严重偏差，应该致力于评价每篇文章的价值，而不是把责任交给期刊排名作为评价学术品质的标准。戈尔登-比德尔(Golden-Biddle)等同样认为把杂志的声望作为文章品质的衡量标准存在问题，高水平杂志发表低水平文章，低水平杂志发表高水平文章的现象普遍存在[15]。 另外，越熟悉论文发表，也就越了解高水平(顶尖)杂志普遍存在的“名望、圈子、审稿者偏好、范式歧视”等问题。以“审稿”为例，斯塔巴克讲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有人做了一个有些“恶作剧”但不无启示的“实验”：即把12篇已经在顶尖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在18-36个月以后，又再次投给了这些杂志。当然，原本都是最有声望的心理学系的作者被“修改”为不知名学院的学者。共有38位编辑和评审人看到了这些“投稿”，其中3篇被识别出来是已经发表的文章。耐人寻味的是，剩下的9篇文章收到18份评审意见，在18份评审意见中，16份的建议是“拒绝”，而编辑们最终拒绝了9篇中的8篇文章。对于“审稿过程”的考察还显示，评审人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好赞许(与评审人一致)或批评(与评审人不一致)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6]。这在实证研究当道的某些国内顶尖杂志上可能尤其明显[16-17]。 2009年，阿德勒(Adler)和哈晶(Harzing)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烈的文章“让知识成为主宰：超越学术排名的名与实”(When Knowledge Wins：Transcending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Academic Rankings)[18]；全面挑战美国商学院(主流管理学界)以“学术排名”为中心的运作机制(斯塔巴克和赛恩等的研究也被该文引用)。她们响应了一直以来针对管理学界“学术远离现实”、“对社会发展缺乏贡献”的批评；接着分析了学者排名、学院排名、期刊排名给管理学界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指出围绕“排名”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已使学术活动异化为“不是为了发现新知，而是在高影响因子的杂志上发表更多的文章”[18]。 阿德勒、哈晶期望整个学术共同体有一场让学术回归本真的彻底变革，或者至少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评价机制出现之前，暂时停止这种“排名游戏”。几年前初读这篇文章，最深的感受是：我们那些“积极进取”的管理学院、大学管理者和那些已经“初战告捷或功成名就”的学术精英们一定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杂音”。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们呼吁管理学界能够客观地评价一个学者，“该教授的杰出贡献来自于……”，而不是“这是一位发表了1篇AMJ、2篇AMR、1篇ASQ的教授”。当然，如果换作中国内地的管理学者而言，这该是多么显赫的成就。问题是，我们身边有多少管理学院的主政者关注过斯塔巴克和赛恩等所揭示的“经验事实”，倾听过阿德勒和哈晶的强烈呼吁。 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一位拥有“1-2-3”篇顶尖期刊论文的教授，尽管按现行评价机制应该算作高水平学者，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其文章的引用率，特别是关注一下其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结论的启发性，却很可能发现在其研究中没有多少“新知”，与真正的学术贡献相去甚远，更不要说促进组织、社会的进步。那么，这种围绕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的学术实践是否太过于“符号化”了呢？ 这里，针对中国管理学院的现状，有必要分享阿德勒和哈晶文章中的两个质疑： 1.“为什么只是那些(顶尖)杂志”？尽管笔者未必完全认同围绕这篇文章其他学者从后现代视角所指出的学术排名的“白人男性中心的霸权结构(hegemonic structures)特征”[19]，但却非常认同学术实践不应该演变为“在一场‘地位、权力和金钱’的竞赛中赢得比赛”[20]。环顾世界，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所谓高水平管理学杂志，不仅后进的东亚学者承受在西方(美国)顶尖杂志发表论文的压力，在研究上投其所好，缺乏对本地实践者需求的关注[21]，即使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欧洲学者一样承受着巨大压力处在十字路口[22]。西方学者反思、批评单一的知识生产霸权[23]，认识到即使美国管理学会(AOM)成员的数量持续增加，但如果新成员更多遵循固有范式从事研究，产生新知的可能性就不容乐观[24]。当东亚期望通过使自己的杂志进入到顶尖之列，从而展现其理论贡献时[21]，欧洲学者似乎更积极地寻找一条既不模仿，也不孤立，而是更多自主性的，围绕欧洲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三条道路[25]。比如，与美国主流的研究范式不同，欧洲管理学会就更强调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以及对于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和哲学根源的批判性反[26]。反观中国的管理学杂志，却有不少比较纯粹的无意关注“(有人参与的)组织管理问题”的“管理科学/管理工程”杂志，以及与“经济学”渊源很深的经济管理综合杂志、更多也更加驳杂的大学学报。但当西方学界已经在致力于“补缺型专业杂志”(niche journal)在学术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时候[27]，中国管理学界却连一份官方和学界都“认可”的“战略、营销、人力资源、领导”的“顶尖杂志”也没有，更不用说“非实证(定量)研究”、“管理哲学”这些边缘话题的杂志。如果学术果真是一场竞赛，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公平的赛场。 2.“为什么只能是英文文章”？以笔者对中国内地学者，尤其是缺乏海外合作资源的学者发表英文文章困扰的了解，笔者承认发表英文文章非常艰难(显然，这里不包括那种已经商业化的EI、ISTP文章；在管理学的某些领域，也不应包括少数SCI、SSCI期刊文章；也不大适于具有浓郁应用数学色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文章)。再以个人的阅读经历，也承认在中国管理学界，有相当数量杂志上发表的管理类学术文章缺乏起码的“责任感”，更妄谈“学术性”、“启发性”、“应用价值”。但无论是发表文章的难易程度还是中文期刊的不尽如人意，都不该成为管理学院在管理学领域制度化地推崇英文文章、贬低中文文章的依据。长此以往，将会严重削弱，甚至剥夺中国管理学者用中文进行“理论建构和非定量经验研究”的意愿和努力，而蜕变为一股脑地沦为在既有理论视角下，以所谓规范的方式，仅仅是长于数据采集(可能常常还远离事实)和加工的修补型学者[11]。事实上，10多年来在那些顶尖杂志上很少看到由大陆华人学者撰写的纯理论/思想型/概念型论文，采用质性研究的论文数量也远远低于定量研究的论文。即使从常识出发，作为学者，比如选择经验研究文章，完全可以依其“问题意识-猜想的新奇性-研究规范(事实-逻辑)-结论启发性”就该有“贡献高低”的判断，一篇高水平论文可能因为语言(翻译)的缘故会有加分、减分，但一篇“低水平”文章，怎么可能因为以“英文”示人就显得器宇轩昂呢？ 多年来，部分优秀学者遵从各自学院的期刊名录，在顶级/权威、SSCI(分区)杂志发表了不少“高水平”论文，但其中有多少成果能逃离“吃别人嚼过的馍”[9]、“脱离实际”[18]、“取悦西方霸权”[21]、“修修补补”[11]的质疑和批评？又有多少高水平杂志的论文，是为学界，特别是管理实践做出了真正贡献呢？ (二)教学是教师的次要工作？ 自从19年前在管理学院当教师那一天起，“教书育人(教学)、课题论文(科研)、培训咨询(服务)”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学院(大学)的三项社会责任，一直以来也倾向认为只有科研才是大学教师可以被称为“学者”的理由。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对管理学者“研究态度”、“学术成果”，乃至整个学术生态的关注和质疑，让笔者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困惑。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管理学者缺乏“科学精神”，从事着“远离现实”的科研活动，环顾学界，已经涌现了多少拥有可观数量的课题，动辄几百篇论文发表量的“优秀”学者；另一方面，管理学院的学生，又有多大比例通过学者们的教学工作培养起健康的心性、宽阔的视野、合理的知识结构、优秀的专业素养，尤其是拥有适应并改造社会的热情和能力(当很多学院满足于在财富榜、权力榜上攀比校友的时候，又有几所管理学院有勇气面对另一种既成事实的“贪腐、犯罪校友榜”呢？)。在管理学院的高水平杂志论文、纵向课题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同时，又有多少管理学院的课堂可以让学生茅塞顿开、如沐甘霖、心驰神往。如是，管理学院，哪怕是那些在现行评价机制中表现最优秀的“科研型/科研-教学型”教师有什么理由因为所谓的“科研”而轻视“教学(教书育人)”这一基本使命？ 个人的观察、感受及视野决定了其判断的选择性、局限性。但多年来在学院生活以外与更多其他院校同行的交流，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深了笔者“教学在管理学院评价制度和文化中备受冷落”的印象。中国管理学界向来以美国经验为标杆，遗憾的是，管理当局也常常总是习惯于“选择性认知”，甚至拷贝别人的错误。笔者很好奇如果仔细“聆听”美国的另一种声音是否会让主政者有所触动。读者容易发现，尽管那里也有主流及其“霸权”[9，23]，但始终存在着来自“质疑、批判和反思”。 证据显示，一方面，美国大学包括商学院的确存在“重视科研，漠视教学”的现象[28-30]，存在着使“教学让位于研究”的奖励制度[29]，弥漫着一种“不重视教学，对本科生冷漠，专注于理论研究而非毕业生竞争力”的组织文化[30]。有学者认为“‘教学’丧失其专业地位由来已久……已沦落为美国大学的二等公民”[31]。尽管社会期待高等教育具有更多的服务(社会)功能，公众也认为本科教育应当是大学最重要的内容[32]，但学院(大学)似乎有权利与社会和公众的期待保持距离——“学术自由”，或者叫做自娱自乐的权利。 但另一方面，自1990年博耶(Boyer)发表“重新理解学术：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的报告，不仅受到美国大学的广泛关注，其影响也很快波及澳洲、英国[33]，且促成了一场延续至今意在提升教学“学术地位”的教育改革运动。据有限的文献阅读，直到近年，国内才有一些教育学者有非常微弱的响应[34-35]。 博耶在这份报告中，系统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种彼此融合、相互作用，但主旨不同的学术类型，即发现型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整合型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应用型学术(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类似的：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engaged scholarship)和教学型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后多用教学-学习型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学术”被认为是一个“通过研究(发现)，整合，实践(应用)，教学共同达成知识获取的完整过程”[36]。 博耶的开创性工作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 1.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对于学术约定俗成的看法，即是否只有“发现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由此，不少学者尝试为学术确立更为宽松的鉴别标准，以广泛容纳大学教师的教学和服务工作。比如戴尔蒙德(Diamond)认为教师的工作只要符合以下6个标准，即展现出：(1)高水平的与学科相关的专门技能(知识)；具有(2)开创性/原创性；(3)可以被复制或得到详尽说明；(4)可以形成文本；(5)被同行所接受；(6)其成果对从业者能产生影响，都应算作学术工作[36]。格拉西克(Glassick)等则提出了针对传统学术(即同行评审的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以外的“其他学术”的6个判断标准，分别为：(1)有清晰的目标；(2)充分的准备；(3)适宜的方法；(4)显著的成果；(5)有效的展示；(6)反思性批评[37]。 2.促使我们深刻反省对“教学工作”过于肤浅的习惯认识。按照博耶的看法，“教学型学术”应该有三个组成部分(笔者以为，这几乎可以直接转化为判断一位教师是否算是一个教学型学术工作者的工作标准)：(1)教师应该是见闻广博、思维活跃、知识丰富，对专业知识有深入了解；(2)教师必须努力构建“教-学”间的桥梁，不断审视并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3)教师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者，不应满足于简单的知识传播，而应努力促进知识的转化和扩展[36]。 博耶以及后继者的努力，也激发了商业(管理)教育领域的积极响应。一项针对美国商学院院长的研究显示“教学及其他非传统学术工作”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商学院院长们对未来工作重心的排列依序为“课堂教学，与学生的互动，应用性的学术，指导性的学术，以及服务于商学院(对学院的贡献)”。即使那些获得AACSB认证、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院院长也都认为课堂教学是商学院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28]。而且，在商业(管理)领域，“教学型学术”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有专门发表“商业(管理)教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数据显示，尽管与整个商业(管理)期刊(1000本以上)的数量无法相比，但截至2006年，共计就有76本商业(管理)教育类杂志已初步形成一个学术平台[30]。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院长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犹疑，应该区分美国不同商学院定位上的差异，也清楚至少在当下这些平台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笔者并非专业的教育研究者，也无力系统回答“教学型学术”面临的挑战。例如，围绕“教学型学术”还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1]：有学者提及教学型学术的隐喻性：“(它)概念含混，除了对教学的重视，并没有指明任何确切的东西”[38]；还有学者认为“教学型学术”需要在更为基础的方法论、认识论方面做深入探讨[37]。更为关键地，虽然博耶明确主张教学类研究文章应当接受同行评审且被当作晋升和获取终身教职的依据[30]。但事实上只有学院可以决定什么样的学术具有合法性[37]，也只有学院最清楚接受何种类型的学术更符合其最大利益，而如果教学工作在获取教职及晋升中不被认可，不仅教师不会自担风险[39]，也难以保障教学质量的提高[33]。显而易见，教学品质被认为比研究质量更难以鉴别[33]，不容易在各种竞争力排行榜上对大学(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学院领导乐于取向容易计量的“论文-课题”。 然而，通过对博耶以及后续者研究的初步了解，至少让人们开阔了视野，尤其是对于教学在大学中合法性、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作为一个建构主义倾向的研究者，笔者非常认同博耶及其后继者的努力，无论是博耶的“给教学以尊严”[37]；赖斯(Rice)所认为的教学型学术有属于自己的“深深嵌入在发现、整合与应用学术中的完整性(an integrity of its own)”[37]；还是格拉西克等所主张的“尊严、尊重”[37]。它始终提醒我们——在管理学院(大学)中公然漠视广大学生的成长进步是多么的荒谬。 三、进一步的分析及对策思考 (一)离开“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该如何评价学者个体的学术水平？ 笔者并非一味反对价值观1，将其作为评价学者群体表现的指标，应该有较高的可靠性，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对于个体学者学术水平的评价，其意义则比较有限(除非有足够数量的发表记录，而不是几次而已)。人们通常认为当下的评价机制(数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社会，会比较“客观-公正”。但笔者的观察和感受是现行评价机制不仅不可能排除人为干扰，还会因其易成为“拼(指标)凑(数量)”学术的土壤，让低水平的学者得到公开的认可，甚至让某些不学有“术”，善于“运作”指标的学者被学术共同体欣然接纳。 历史地看，现有的评价机制在体现所谓“公平性”的同时，有可能会严重抑制学术创新，甚至沦为“逆淘汰”的帮凶。具体到中国管理学界，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轨迹，不仅视野狭窄，而且充斥着各种歧视[13]。因为“文化冲突”，它可以成为“理工科”排斥“人文社科”，“理工科/社会科学”排斥“人文学科”的工具；因为“范式冲突”，它可以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排斥“管理研究(经验研究为主)”，“主流管理研究(所谓实证研究)”排斥“非实证研究”的工具，因为“是否接受、服从现有的学术管理制度”，它可以成为“申请课题”排斥“不申请课题”，“按期刊等级发表文章”排斥“不按期刊等级发表文章”，“申报成果”排斥“不申报成果”的工具。管理当局是否该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贡献？必须是纵向课题吗？必须是政府奖项和荣誉吗？必须是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吗？必须“数数”吗？当“操作性”、“客观性”、所谓的“公平性”有可能已成为一种学界谎言时，那些热衷于“数数”的学术看门人和管理当局，是否应重温一下爱因斯坦的箴言：“每一件可以被计量的东西并非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并非每一件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被计量的”[18]。 本文就学术评价提出以下两点思考，期望对管理学术评价有所启发： 1.改良的方法。考虑到现行学术评价制度(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纵向课题+政府奖励)的历史成因和惯性，学院(大学)管理当局即使坚持以之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也应该有所改良。比如在论文评价方面参考引用记录、H指数，重视学术同行的引用和引用的类型(观点、论证、结论；认同还是批评；学者引用，还是博士、硕士论文引用；涉及基础问题，还是跟踪前沿热点)。同时也可以借鉴西方学者从学界内部与外部两类影响力来审视管理学者贡献的经验[40]。这些指标尽管也存在知名学者-高水平杂志形成的“马太效应”，靠圈子效应提升他引比率(师生、同门、小团体间)，综述类文章、热点问题引用率高等现象。但比之仅据几篇，甚至1-2篇事实上可能无人问津(他引很少)的所谓高水平杂志论文来判定作者的学术水平还是具有显著改善。在课题方面应该明确成功申请不过是研究的“起点”，课题实施后尚需及时跟踪，如果非要以课题评判学者的学术贡献，也应该以成果为主并加强投入-产出的审计[4]。至于在我们这个行政权力深入影响学术的国家，至少在今天的管理学界，最好淡化政府奖励在“学术鉴定”方面的价值。 2.根本的变革。如果说“大的机构和较低声望的机构，更倾向于借助正式的杂志清单去评价学者”[27]，那么，那些有完整的学科建制、公认的领导型学者、称职的学术看门人的学院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评价标准。因为鉴别学者的学术水平本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一个研究型大学或顶尖大学，从其学术共同体所选择的学者的学术水平更容易反映其学术追求和评价标准。 已有学者提出了非常中肯的看法，学术评价应该“针对个人研究成果进行专门评价”，即通过阅读学者的文章，在“理论基础、严谨性、实用性、普适性等”方面做出判断[27]。应该更加关注学者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启发性，及是否正确(严谨)”[18]。麦加恩(Mcgahan)提出的5种判定学者是否成功转化其研究成果的标准也是一种重要的参考，即该研究(1)形成了反直觉的洞见；(2)解释了商业实践变革的内在机理；(3)揭示了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原则性偏误；(4)提出了解释特殊现象的理论；(5)识别出一些关键问题、重要现象，而且为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开拓了一个新领域[4]。 本文在此尝试提出一组“判断”有人参与的管理领域的——经验/理论研究的参考标准(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笔者的认识论偏见[42])，即该学者的相关研究：(1)是否发现了有趣且重要的新现象(提出新问题)；(2)是否发展了解释有趣且重要现象(问题)的理论要素、基本形态(一组命题/关键构念)及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论证；(3)是否基于可靠的经验证据，即以长期的实地调查、访谈、问卷等多种资料来源，进行了高度情境介入(跨情境比较)的机制探索(命题发展)；是否基于可靠的测量方法，在长期的数据收集基础上，对相关命题/假设进行了验证；(4)是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框架，帮助人们深刻理解复杂现象背后的重要事件的基本脉络/发生、演化机制；(5)是否提出了促使人们反思其经验、认识和价值观局限性的洞见(概念、视角、框架、系统)；(6)最为重要地，其成果是否“显著”改善了学术共同体，及管理实践者的思想/认识/行为，从而“直接或潜在地”促进组织合作的绩效。 笔者非常确定，这原本就是一种“常识”。 在针对个体基于常识性原则的评价机制中，不是所谓“客观-公平”的“数数”游戏。其核心在于学者对于学术看门人的充分信赖。这一评价机制必须依靠优秀学者的“真诚和责任”——主观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水平。在提出这种表面上罔顾中国现实国情的幼稚想法之前，笔者当然考虑了中国学者常常会有的一种担心和抱怨，如果没有那些客观标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更容易出现学术评价上更为荒谬的结果。笔者不否认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甚至也坦诚现行评价机制曾经被笔者当作一种不坏的制度安排。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当我们执着于这种评价制度的时候，事实上隐含着对于学术看门人(评委)的双重蔑视：他们(1)无能力鉴别同行的学术水平，所以必须“数数”；(2)无道德保障鉴别工作的公正性，所以只能“数数”。果真如此，身处这样的一个所谓学术共同体，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何在？ 中国管理学界，无论哪个层次的管理学院，到底有没有“合格”的学术看门人？近20多年对于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观察和感受，笔者非常肯定有一批这样的学者。问题是学院和大学当局是否愿意给予他们相应的身份和权力。事实上，只要我们从那些优秀学者(真正在学界具有实质影响力)当中，寻找可以做出如下承诺的学者就等于为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有能力且尽己所能地对候选者的学术水平做出鉴定；(2)有能力且尽己所能地保证鉴定工作的公正性。笔者确信，因为这些学者的担当和努力，将会显著改善管理学界的学术面貌，将会显著提升管理学界学术成果的实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而对于这些学者的最好回报，就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共同体”的诞生——作为这一群体的“学术守卫者”，这份荣耀成为其德性和学术能力的最好证明。而且，即使其中个别人存在“道德”和“能力”上的欠缺，也可以用配套的措施加以修正，比如针对个体学者的鉴定报告(而不是简单地数数、打钩)，评审过程的详细记录，以及必要的申请人申诉制度(允许了解鉴定报告及评审过程)。 在当下，笔者很清楚妄议学术评价改良、变革的“可笑”之处，但作为一个习惯于“幼稚”的边缘学人，还是愿意十分严肃地指出：管理学院主政者，应该关注并反思“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局限性，应该尝试改变这种无论在国际、国内已经让管理学术越来越远离现实需要，越来越需要维护职业尊严的制度安排。对于管理学者的评价，首先必须是基于个体的，其次必须是符合学术常识的，最后还必须是那些真诚而有责任感的学术守卫者“主观”而“公开”的评价。 (二)做一名从事学术型教学的合格教师，已经足够！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管理学人，比较那些更有学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普遍地，无论在价值取向、知识视野、社会观察，还是学术洞见上，常常表现得游离而机巧。几代学人不断变换学术姿态追逐风向的代价[13]，或许换来的更像是以“发现新知”为名的学术征程上的“自娱自乐”[9]。我们固然可以无视管理实践的“真实性”，无视各种组织适应环境，改善组织绩效的迫切性，执着于不断借用各种基础学科新奇的理论视角，不断提出无足轻重的“常识性猜想”，提供可有可无的“解释”、“证明”和自以为是的“发现”。的确，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只要管理学者愿意坚持，这种游戏还可以长期持续(学界也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国际管理学界的游戏色彩也同样浓厚，你看的文献越多，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但当我们最“优秀”的学者(教授)远离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课堂，当研究生逐渐成为“生产论文的能工巧匠”，当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研究是否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自己的研究计划是否获得了几个偏好相近的同行评审人的认同，而几乎从未，甚至试图用自己的“优秀成果”影响、促成社会进步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发问：管理学者到底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 那么，我们何妨多一些“真诚与责任”，当我们视野狭窄、见识短浅、思想贫乏，无力建构新知，从而无法留名管理学术史的时候，我们可否不要冒充科学工作者、(著名)学者[17]，坦诚地把精力放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做一名称职的教师，以我们的努力影响学生的信念、心智和行为。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才是一个组织、这个社会、我们国家不断向好的希望。 笔者无意比较“一般性教学(照本宣科)”与“一般性研究(炮制论文)”的难易程度，但倾向认为，在博耶所定义的其他三种学术，即“知识的传授-学习、应用和整合”上所需要的能力应该与“发现新知”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倡导对教学(学术)的重视，也并不是让当下的日常教学“自动”获得某种学术合法性地位。但作为一批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尽管专业训练的弊端事实上业已十分明显)、具有学习、反思、探索习惯的当代管理学人，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同行分享，与学生碰撞，显著提升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绩效的。正是响应博耶的号召，教学必须改进，教学应该重新获得尊严，而这种努力一定会更加符合社会的期待。 笔者结合管理学科的特点，将博耶的“整合-应用-教学型学术”放进一种新的提法——管理学的“学术型教学(teaching of scholarship)”，具体而言，它应该具备三个重要的维度，即对现实的批判性(critical)-认识的系统性(systematic)-解决问题的创造性(creative)。(1)无论是从直面复杂的管理现实还是主流理论固有的边界性，管理学领域的许多知识必然面临“静止-动态”、“设计-演化”、“局部-系统”、“本土-普适”、“艺术-科学”、“理论-实践”的挑战，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学习相关理论的预设、适用条件、核心内容、演化以及争论和反思，这个工作必须经由教师既联系实际，又根植于对学术进展的关注，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2)管理知识的传授以学科分类为基础，但现实问题往往表现出“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如何让学生在纷乱的现象中寻找问题的症结，形成一种较为清晰的判断，需要教师在思维的系统性方面加以引导(这非常接近临床医生-会诊制希望达到的效果)。尽管，我们大多数教师所受到的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训练在这一方面也存在“先天不足”，但毕竟我们的学习能力、知识整合能力比之学生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况且，不同学科之间的教师也可以围绕问题展开积极的合作；(3)管理知识的学习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伟大-成功企业/组织的临摹上，如何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内外情境中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需要的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冲动、承担和行动力”，这与循规蹈矩/墨守陈规，顺应各种大行其道的“明暗规则”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管理从业者比较其他领域的受教育者更能影响组织的合作，更能影响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我们教师有责任让学生意识到——只有前所未有的行动才能产生这种变化。 结合中国管理学界的现状[9-13]，学院(大学)的管理当局应该通过创新的制度安排把越来越多的教师引导到“学术型教学”上来。提供给这些教师比较所谓“研究型”教师更加相近，或稍微公正、合理的评价和待遇，使其安心教学、专心教学，而不是忙于满足指标，或用权力和制度督促学生忙于“论文生产”。学术型教学的评价固然有一定难度，但远谈不上复杂：它取决于学生在“批判性-系统性-创造性”三方面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同行、社会对于教师努力的认同(同样可以有杂志，有论坛)。如此一来，或许管理学院会少了些所谓研究型的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尤其会少了些指标体系下的论文、项目数量，但至少多数教师和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清楚——我们各自的本分。 四、结论及反思 本文质疑了管理学院两种被学术评价和业绩管理制度充分彰显的价值观，通过分析指出：(1)“高水平杂志上的发表记录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针对个体学者的评价并不可靠，学院管理当局应该采用“回归常识”的学术评价方法，引导学者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2)“教学实质上(而非名义上)是教师的次要工作”已严重削弱教师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和投入，需要引入博耶的“教学型学术”理念加以矫正。笔者认为多数管理学院的教师应该把高质量的教学(学术型教学)作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而不是热衷于那些自娱自乐(创造学院GDP)的所谓科研工作。 当下中国，包括我们身在其中的管理学院和大学，常常发生着一些十分荒谬的事情。我们处在这股潮流中难以自拔地把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给环境、制度以及他人，仿佛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建构”毫无影响，甚至毫无尝试改变的必要——这难道不是一种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吗？ 学术有其常识，关键是要有学术的守卫者为学术共同体发现人才、挑选同道而不是利益输送、不是提携恩赐；教学有其常识，关键是要有教书育人的信奉者在“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敷衍塞责、误人子弟。追求“真诚”，坚守“责任”，首先做一名管理学院称职的教师：通过“整合-应用-教与学”那些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让我们的学生“怀抱信念、追求卓越”；如果我们确有足够的智慧和努力，可以作为一名管理学院真正的学者，通过“发现新知”为这个社会、组织、实践者“拨开迷雾、开创未来”！ 最后，让我们再次揣摩这个叩问：“What Is Our Scholarship Actually Contributing?”[18]——它关乎管理学院，也包括每一个管理学人的尊严；不可避免地，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正在或将要做些什么，这一切注定会被写进历史。标签：论文发表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大学论文; 科研评价论文; 教学评价论文; 教师评价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