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水岭：如何认识和处理不确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分水岭论文,不确定性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04)04-0019-05
当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时，它又一次引起关于经济学发展方向及其方法论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构成了对主流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新挑战。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他们的主要贡献时指出，丹尼尔·卡尼曼是“因为将心理学研究结合到经济学中，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弗农·史密斯是“因为将实验室实验作为经验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特别是在可选择的市场机制研究方面”。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史，我们不难发现，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问题，构成了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纬度。
一、排除不确定性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史
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看作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不过，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不是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知识条件假说下的假设——演绎推出的结论必然正确的确定性理论。在斯密看来，经济生产的一定模式或类型与人的本性的发展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借助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人的自利行为及其机制的探讨来达到人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经济人假说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虽然斯密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经济人”的概念。
经济人假说的核心命题是个人利己本性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但是，经济人假说的实现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只有有良好的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的自由行动才会自然地、富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我们应该看到，斯密只是把市场机制视为整个社会秩序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他还重视对社会秩序其它组成部分——内在的道德秩序、法律秩序——的探讨，并没有将经济人假说绝对地普遍化到人性唯一的地步。
把经济学变成抽象的假说演绎法是从李嘉图开始的。正是李嘉图在方法上的这一努力，对这门学科成为科学及其后来的发展有了根本的重要意义——后来的经济学及其发展都是在李嘉图工作的方法意义上而不是在斯密工作的意义上取得的。当然，它也使经济理论被证明为正确的成为一个问题。
李嘉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找出管理分配的规律”的提出，是在从方法论上断言政治经济学的课题就是“确定规律”。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试图用来确定政治经济学规律的方法是抽象的逻辑演绎法。
抽象演绎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其基本的前提假设的。李嘉图关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达到平衡的模型，是建立在假定人们都具有完备或充分知识的这一假说之上的。完备知识这一假设的确立，使一切经济活动在严格地排除不确定性后，成了理性逻辑必然的均衡。按哈奇森的说法：“李嘉图以后，整个正统思想体系的基石是有关知识、确定性、预期的假设，根据这些假设来解释人们正在做的或可能做的。”[1]直至凯恩斯革命高潮以前，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这些决定性的“基本假设”中演绎地前进的。其核心的模型主要是围绕最大化和自动均衡展开的。李嘉图用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原理：“每当个人按着其喜欢的方式自由运用其资本时，自然，他将会最有效地使用资本以追求快乐，如果他能通过资本获得15%的利润，那么，他决不会满足于10%的利润”[1]。约·斯·穆勒谈到这种基本假设时说：“人是这样一种生灵，按着其本性的要求，注定了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财富的最大化”[1]；它的一个现代表达式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都按着有意义的方式行事，对个人来说，意义就表现在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有意义的行为可以导致货币收益的最大化”[1]。这些基本假设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认为所有的预期郡是完全确定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它忽略了因不确定性和不完全预期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的经济问题。
在“理性人”的正确预期和完全知识这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经济活动主体，在最大化利润的驱动下，按逻辑上的严密性保证均衡的实现。这一理想的经济模型，按拉特斯(Latsis)的说法，是一个“单口”模型，其中的完全知识假设关闭了单口之外的所有出口，并告诉消费者和厂商应该通过这一出口——一个在逻辑上必须通过的出口。[1]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理论模型，虽然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现实的经济运行情况持怀疑态度，并试图设法纠正完全知识这一极端不现实的假设，但直到凯恩斯革命之前，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就像在知识论中一样，虽然从古希腊到近代都有人对寻求确定性知识并为之辩护的事业持怀疑态度，但这并没有动摇思想家努力不懈地寻求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完全拘泥于传统思维方式对知识的看法，完全忽略和排斥不确定性的知识。正如哈奇森在评价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时所说：“他们令人钦佩地树立了一种谨慎而谦逊的高标准，这不是指杰文斯、思奇威克、威克斯迪德、马歇尔、庇古乃至埃奇沃斯坚持了某种脱离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高傲理智，也不完全是指担心能否‘做好’（事实上，凯恩斯责怪马歇尔对于做事‘太忧虑’了）。伟大的英国新古典学派所具有的东西是坦率地意识到了经济学知识的有限性程度，这种认识并不是别的时期、别的学派经济学家所普遍具有的。某些‘古典学派’、某些‘凯恩斯主义者’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天真地没有察觉到他们自己的无知程度。关于经济学知识以及它能够为政治提供指导的程度，他们一直接受并促进了相当自以为是与言过其实的思想。但是杰文斯（在他的晚年）、莱斯利、巴奇霍德、思奇威克、庇古与埃奇沃斯，对于经济学知识的性质以及它在制定经济政策问题上应用的性质，具有一种任何别的可与之比较的经济学家所没有的实际洞察力，并且当然要远远优于把经济学比作牛顿与欧几里德物理学定律的李嘉图主义前辈们。”[1]
二、不确定性的突现及其处理方法
随着不确定性的消失，经济学成了完全具有确定性的科学知识，但与此同时，经济学理论也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越来越不能面对和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
第一个批判正统经济学并且强调指出充分知识假设具有局限性的是莱斯利。1879年，莱斯利(Clife Leslie)在其《经济世界中的已知和未知》中，事先说出了凯恩斯在《通论》的前言中所说的：“演绎政治经济学的奇怪特征是，尽管它有着逻辑的证明，但它的追随者们却从未紧紧抓住他们的前提或是演绎出的结论。”他对正统学派的演绎体系假设人们拥有“充分知识”提出质疑，明确批评了李嘉图的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理论的主要假设即不同职业的优势是已知的”[2]。莱斯利详细阐述了有关方法的一些重要含义。哈奇森把他的论点总结如下：“一个更广泛的方法论结论将要出现……人们不满足于省去不确定因素的‘静态的’非货币分析——可以说这种分析本身就会造成管理上、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根据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或‘原理’进行演绎的方法基本上没有用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中没有任何有效的‘基本假设’。利用这种方法从某些‘基本假设’中推演出一系列结论看来只有做出关于预期这样多少不言而喻的假设时才是适应的。当有关预期的假设被明确引入时.必然会招来一系列指责如‘循环论证’，‘把应当证明的做为假设’……。”[1]从此，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试图改变诸如充分知识等一些脱离现实的假设，也引发了反李嘉图的方法论的革命。这是一个不断强调不确定性和如何处理不确定性的理论发展过程。
1921年，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批评了新古典理论把利润看成是风险承担的报酬，认为利润是不确定性所致，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做出决策的企业家承担不可保风险而获得的相应代价。他认为真正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有着本质的区别：不确定性指经济行为人面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外生和内生因素，无法准确地加以观察、分析和预见；而风险是概率估计的可靠性。他相信风险不会为经济行为人提供获益的机会，而不确定性则提供了获利的可能性。赖特还进一步把不确定性归结为知识的不完全性，把不确定性看作是内生的，属于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范畴，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设。正如哈奇森所认为的：“奈特比以前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充分知识这个基本假设的全部意义”，认为“忽略无知和不确定性是理论假设和事实存在这两种状况之间最重要、最基本的区别”。[1]当然，赖特虽然认识到充分知识假设的局限性，但他还是新古典方法和理论的坚决拥护者；并且他并不认为充分知识假设代表着基本方法论上的不充分。事实上，奈特的不确定性是通向一般均衡，并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瓦尔拉斯体系指明了方向。
凯恩斯对自李嘉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他确信经济行为是受不确定性和不可决定性支配的。在《通论》中他着重指出：“人类行为影响着未来，不管是个人行为、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但是，人类行为不可能依赖于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这种计算的基础并不存在。”[1]他批评新古典主义使不确定性被赋予了一个确定和可计算的简单形式，把不确定性转化成了风险，从而使不确定性降低到其本身可以计算的地位。但是，不确定性问题并没有成为“凯恩斯革命”和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主题。原因至少有三点：
第一，凯恩斯本人从未澄清有关无知、不确定性及其方法论上的含义。
第二，《通论》本身的复杂性，也使问题变得复杂。
第三，正统经济学派只是在自身的思维路径上阐发和吸收《通论》的思想。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不确定性及其处理方式是《通论》中的一个主题。
作为《通论》中心命题的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在一个封闭的有资源闲置的经济中，产出水平（即就业）取决于总的计划支出；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和代表借贷资金成本的利率，预期利润为资本的边际效率。这样，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就业就依赖于一个不可避免的不稳定因素——投资支出。但投资支出是易于发生广泛而突然的波动的，因而投资决策是很困难的——希望、恐惧以及严峻的现实都会影响决策。由于预期的可变性常常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预期利润是十分不稳定的。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都建立在长期预期的不稳定性基础上。
在凯恩斯那里，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拥有未来不确定性的过程，并且其不确定性总是不可概率化的。我们看到，认知不确定性作为决策制定中的一个关键性内容贯穿于整个凯恩斯经济分析的全过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分析在一个无法用概率计算的不确定性世界中，预期的形成与影响行为的方式，不确定性问题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核心。事实上，凯恩斯是在经济学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吸收了奈特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认定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状况下作出的。
近年来，人们对早期凯恩斯的研究兴趣大增，以求更好地理解后期写出《通论》的凯恩斯。人们越来越承认和接受，凯恩斯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框架对他的经济分析以及政治观点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近期研究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努力被斯基德尔斯基称为“新凯恩斯学派”。该学派明确指出，需要认清凯恩斯经济学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且应对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知识、无知和可能性的丰富细致的处理作具体考察，他们极为重视凯恩斯终其一生的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制定问题的兴趣。“人们认为《通论》是围绕‘动物精神’和创造冲动组织起来的关于不确定性的激进经济学，满篇都充溢着经济崩溃的威胁：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货币对经济的真实方面有基本的影响。凯恩斯被认为是关注经济的未定性问题和对均衡的放弃。”[3]新凯恩斯学派强化了“原教旨主义者”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即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是他的思想的核心。
原教旨主义者更加强调凯恩斯与古典理论的分歧。在他们看来，凯恩斯在构建《通论》时，抛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假设，而强调由他们提出的不确定性—货币—失业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核心假设是正统思想中重要的而且仍在继续的观点，他们所强调的是要复兴凯恩斯革命，就是要深化、发展与历史时间和生产的货币理论有关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有效需求原则处于时间和货币问题的背景之中，认为凯恩斯深化了马歇尔关于货币经济问题的中心是时间问题的观念。在这种不确定性世界中，行为依赖于无法克服的无知，因为完备的知识是无法获得的。用齐克的话说：“《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的约束。”[4]明斯基甚至说：“失去不确定性的凯恩斯，就像失去王子地位的哈姆雷特一样。”[5]
原教旨凯恩斯主义与其它后凯恩斯学派一样，认为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凯恩斯认识到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中运行的，经济当事人所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里，概率法则不适用，变化和根本的不连续性是其特征。凯恩斯的《论可能性》和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都在1921年发表，二者的共同特点是两位作者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做了相同的辨析：风险是可以预测的、可保险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以。其中的风险被描述为如下情形：其中的概率分布是可知的、数量上可确定的、封闭的和完备的。与此相反，真正的不确定性则是没有已知的概率分布，是不可确定的，易受“潜在意外”和新事物的影响的。
不管不同的经济学派如何争论对《通论》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确定性问题已经成为任何经济学派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考虑到人们经济行为的“动物精神”的特点，经济学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看作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和选择问题。因而，经济学的的发展，就在于如何处理这些不确定性的问题。在约翰·D·海主编的《微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一书中的“导论”中说，该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与不确定性的处理或效应有关[6]。显然，经济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处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会怎样做。
三、两种方法论的此消彼长
回顾一下物理学与经济学的发展史，我们发现经济学的方法发展与物理学的方法论变化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默契。当李嘉图建立假说演绎的经济学方法时，正是牛顿经典力学方法被拉普拉斯绝对化之后。而经济学中不确定性被关注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发现微观世界测不准关系之时。在现代物理学革命之时，正是知识的确定性丧失和不确定性突显之时。
也就是说，在经济学家所运用的方法背后都是有哲学认识论背景的。李嘉图超越以往经济学局部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法，明确追求从抽象假设前提经由演绎推理得出的具有前后逻辑一致性的普遍正确的确定性规律，主要是受当时兴起的自然科学中牛顿力学哲学方法论的强烈影响。当时经济学家受机械力学的启发，坚信社会经济运行也像自然界一样，具有某种内在的不变规律，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这种能够提供完备知识确定性的普遍规律。
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演绎方法导向极端。这种新古典学派以“心理原则”为基石建立先验的假说，并引入数学的精密函数形式与公里化手法为表达方式，完全放弃了历史与现实经验对于理论形成的作用，去追求经济世界中的永远不变的均衡——经济学家思维世界演绎推理的结论。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凯恩斯革命”之后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只是把“心理原则”扩展到对国家的经济总量分析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干预”的主张。正是基于主流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视野，许多人认为，自从现代正统经济理论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创立以来，主流经济理论主要是围绕着最大化和自动均衡展开的，并且对于这些主流理论只有一些“未成功的反抗”，其基本的最大化模型从未被取代，无论是最大化的静态模型还是自动均衡的动态模型。[1]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综合丢掉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问题的见解。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设是建立在其消费函数理论基础上，其消费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由于消费函数不仅取决于利息率和效用状况，还取决于非人力资本和永久收入的比率，因此，消费者难以了解在一定时期内所能获得的收入、利率等。希克斯也在其货币理论中，研究了风险因素对资产持有的重要影响，并认为运用统计中的大数定律能够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各自相互独立不相关的投资越多和分散，整体性风险就越小。他基于货币边际效用理论和流动性概念提出了其资产选择理论，如何从若干对不测事件预期的概率分布中选择一组对于全部预测来说是最好的预测，关键是收益和风险。他还进一步引人时间因素，强调在时间过程中一切都是可变的，从而增加了实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理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主体的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分布一致，假定今天的客观概率分布包含了全部未来的可能性，否定了凯恩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进而否认对真正不确定性的认识。其代表人物卢卡斯曾经借用奈特关于不确定性的分类，明确了理性预期假说的适用环境，他认为，理性预期只是在有风险但不涉及不确定性的场合才有效。此时，事件遵循某种规律重复发生，经济主体有可能正确地形成它的主观概率分布，经济理论才具有解释力；而在不确定性场合，经济分析没有任何价值。当然，理性预期理论虽不得已引人不确定性，但最终还是把不确定性又变为了确定性。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如此做法的一个深植内心的情结，就是在行为假设上排斥不确定性，这几乎已成为主流经济理论形成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不变的传统。
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不确定性问题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正统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的概念，在人们面临的不完全信息世界里，信息远不是理性预期状况下的信息无成本和完全性。总的来说，主流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主流经济学，在严格的不确定性意义上都采取回避不确定性问题的态度，而是至多在完全可概率化意义上，探讨用某些形式化方式描述不确定性问题。但回避不确定性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不确定性的存在，不确定性假设肯定比确定性假设更加符合经济现实，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深化应当是今后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西蒙教授表述了试图在确定性知识的基础上超越极端简单化模型的方法论含义，并进一步说明了在不确定性和无知条件下人们所应采取的现实决策。他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要与不确定性打交道，不可避免地就必须理解人类行为实际面临着的不确定性，人类必定要遇到信息与计算能力的限制，当谈到转而对现实世界决策制定的研究时，西蒙教授继续说：“这种转变也要求在科学方式上有一个基本转变，那就是从强调在一个严格公理体系中演绎推理，转变为强调对复杂思想体系进行详细的经验探索。无疑，经济学家对后一种方式的不适应已延缓了这种转变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以往经济行为主义取得有限胜利的原因。”“当经济学愈来愈多地研究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制定复杂的经营决策时，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即决策制定者是没有约束的，万能的。”[7]正如哈奇森所指出的：“对含有不确定性世界的分析，尤其是考虑到对货币因素的分析（货币可以看做是存在不确定性的迹象，甚至可以看作不确定性程度的计量标准）不可能从有意义的或合理的行为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只适用于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从李嘉图以来，大部分纯粹经济分析探讨的都是确定性的世界，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1]
与主流经济学分析相反，非主流后凯恩斯分析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凯恩斯革命未完成的内容，它所坚持的有效需求隐含的是制度稀缺，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所倡导的资源稀缺。该理论在方法论分析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重视源于马歇尔且深深植根于凯恩斯《通论》中的不确定性，并认为它是在历史时间进程中观察事物的一种内在固有的东西。
奥地利学派认为行为动机、知识、主观主义、时间和个体是其所关注的中心，这些是构成一种人类行为理论的经济学的核心要素。门格尔认为抽象演绎法是研究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他先于凯恩斯提出了一种考虑到不确定性、非均衡及货币本质的货币理论，其价值论自始至终是主观的，并体现出高度的个人价值过程，对这种个人价值的抽象值，任何形式的概率度量既不适宜也不可能。米塞斯注重强调在一种内在固有的认识不确定性环境下，个体经济行为人的理性，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现实在对未来的感知理解上与不确定性具有广泛的共生关系，这两者不能被分割开。哈耶克也认为，只有和不确定性相联系，经济协调问题才会出现。当然，哈耶克所倡导的知识的分散性也没能真正从经济行为主体认知角度探究不确定性，自然也就否定了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存在。
后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认真研究了无法消除的无知、非中性货币及一个在无时间和货币起作用的不确定经济中所面临的调整问题。这些因素都被主流派采用了巧妙的方法，通过将不确定性问题降格为风险问题、将货币经济降格为纯物物交换的经济及将暂时状态转化为均衡状态所忽视。虽然理性预期理论与奥地利学派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却以非理性预期法为基础，它们强调真正的不确定性、非中性货币等与凯恩斯相似。该学派认为个人可以在时间、地点和资源的各种约束下最佳利用信息，没有什么政策能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提供经济的稳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人时间因素，把经济变量都看成是复杂和不确定的，正是因为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才有必要设计各种制度安排来降低它们，从而降低交易费用。该学派认为，在缺乏完全知识的条件下预期是不确定的，利润最大化等优化准则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由于最优经济分析的非现实性，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价格协调机制是不存在的。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具有更重要的经济协调作用，而这种协调作用得以发挥的基础是对成功企业的模仿和创造性竞争行为。诺思认为，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使得个人对环境做出的反应不一，人们的理性相对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来说是很有限的，而制度恰恰能够设计一系列规则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克服人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进行选择所遇到的困难。
迄今为止，在关于不确定性理论的研究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一是把不确定性归结为信息成本约束下的最优决策问题，遵循这一思想的后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继承和拓展，主要表现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契约理论的发展；另一是反对把不确定性转化为信息成本约束下的优化问题，而是着重研究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组织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因为不确定性至少有两个基本来源：“预期的不完全性和人类解决复杂问题时能力的有限性。无论是哪一个来源，不确定性都表现为对有关事件的基本性质和可能出现的结果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在预期不完全的条件下，所谓的最优化经济分析都是不可能的。”[8]
由此可见，随着不确定性问题的突现，凯恩斯之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都是围绕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而展开的。事实上，如何认识和处理不确定性问题，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分野的焦点。因而，我们可以把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把握和认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看作划分经济理论两种不同方法论的分水岭。
四、结语
也许，从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把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从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研究以及在可选择的市场机制的实验室研究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从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不确定性问题的突现和不能忽视看，两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研究，也确实代表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方法论趋势，它更贴近我们经济生活的实际。从经济学的发展史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看，经济学的发展路线和哲学知识论的发展路线是同构的：在过去，认识总是在思维中舍弃对象世界和自身的不确定性的因素，通过思维中的确定性来建构对象世界的确定性从而达到对对象世界的确定性认识。今天，原有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已不能满足我们深化认识的需要，我们不得不面对对象世界和主观思维中的、不可人为排除的不确定性，它构成我们知识论甚至是我们新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核心，经济学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4-06-26
标签：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不确定性分析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测不准原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