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苏联三次出兵东欧国家的反应与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应与论文,中共论文,东欧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10月和1968年8月，苏联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理由下，三次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干涉，引起了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震动。作为仅次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先后做出了强烈而又各不相同的三次反应。苏联第一次对波兰的出兵行动，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而中止；第二次对匈牙利的行动，中共先是同样反对，不久又坚决要求出兵；第三次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入侵国和被入侵国都遭到了中共最为强烈的公开抨击。中共三次不同的态度，不仅是因为和苏联的关系有了从联盟到对抗的变化，而且也表现出中共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政府出动部队和坦克镇压，使多人死亡、受伤。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七中全会，决定实行经济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10月，波党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制定新的政策。这本来是缓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积极步骤，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但是，苏共中央了解到波党中央的改革措施及准备把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从波兰中央政治局清除出去，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派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前往华沙，干涉波党计划，同时出动苏联驻波军队包围华沙，准备重新组织一个波兰领导集团。
10月20日，苏共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通知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并征求中共意见。21、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紧急讨论波兰问题。毛泽东说，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家一致同意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表明中共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态度。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严厉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不听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631页。）。显然，这里强调的是“国际主义原则”中互相平等的一面，而不是当时被视为更重要的“互相支援义务”。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与尤金谈过一次。他说：波兰这种事件，既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要改组政治局是坚决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还是劝他们，向他们让一步，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经济上还是援助他，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他合作，这样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注：转引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23日，毛、刘、周、邓再次开会，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任务是调解，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党顾全大局。
10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这时，苏共经过激烈争论，已倾向于撤回军队，承认波党新领导。刘、邓当即表示：我们支持你们。这样，由于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出兵的态度，加上在苏、波两党之间的耐心调解，波兰事件得到平稳解决。10月30日，苏共发表声明，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事实证明，中共提出的解决立场是正确的，维护了波兰的主权。12月3日，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转达了波党领导人的感激之情。他反复说：波兰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他们正是由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才避免了像匈牙利那样被从社会主义阵营里分裂出去的结果。苏共在10月30日发表的声明是和中国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解决波兰事件的同时，匈牙利局势又突然恶化。这是在波兰事件影响下，诱发原因、前期性质都很相似的一个事件，但匈党中央迟迟没有采取波兰党的召开全会进行改革等主动措施，反而坚持指责群众是反革命。10月23日，匈牙利群众涌上街头，冲击党政机关，将维持秩序的国防军缴械。当日，苏联向布达佩斯出动了驻守在城外的苏军。
10月24日，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希望中共理解，匈牙利已经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处理不能和波兰一样。10月29日，赫鲁晓夫和刘少奇、邓小平会谈时说，如果其他的国家也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那整个华沙条约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中途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注：转引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苏联领导人最后同意了中共的意见，从布达佩斯撤出苏军。
然而，形势突然急剧变化。新上台的纳吉政府解散了保安部队，并扬言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陷入混乱之中。30日，中共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讨论，认为撤军与不撤军都有利有弊。此时，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在紧张地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反对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当晚，刘少奇用电话请示毛泽东，毛表示，他倾向出兵进攻。但赫鲁晓夫等人又一致决定退让。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注：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这时，维护匈牙利社会主义性质的义务，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经过一夜的讨论，苏联领导人终于又接受中共的意见，出动苏军控制了匈牙利。
需要说明的是，谁在再度出兵决策中起了主要作用。对此赫鲁晓夫有不同说法：“我们这次通宵会议（指和刘、邓的会谈）的最后决定是不对匈牙利出兵。”但次日“经过深思熟虑，（苏共）主席团决定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拒绝援助我们的匈牙利同志的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于是在中共代表团即将离开的31日，苏共主席团会员去机场和刘、邓举行了会谈。“刘同意我们最后关于派兵去匈牙利的决定是正确的。”刘说：“此刻我不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但我认为他会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假定你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注：转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页。）
在整个波、匈事件的解决过程中，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围绕出兵、不出兵与撤兵、不撤兵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性，双方都未能始终坚持一种主张。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双方的主要倾向都是清楚的：苏共一开始就匆忙出兵，出兵解决是他们的主要倾向。而中共一直主张不出兵，直到最后才不得不坚决主张出兵，协商解决是他们的主要倾向。除去对波、匈与苏、中两国的利害关系的不同考虑，对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的判断不同，是中共和苏共反应不同的重要原因。
赫鲁晓夫当时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派遣匈牙利流亡者回国，支持纳吉发动暴乱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直到匈牙利事件平息后他才同意新领导人的意见：“叛乱是由斯大林滥用职权引起的，不满的种子是由斯大林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拉科西种下的。”（注：转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下）第411页。）
中共中央尽管当时在公开的声明和讲话中，一直把“内部的反革命破坏”、“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作为发生波、匈事件的主要原因，但在党的内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却一致认为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原因。这一点，从中共事后对这一教训的总结中可以看出。
11月10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了他访苏会谈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注：《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12月4日，刘少奇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讲：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但是最危险的是犯了可以避免的但没有避免的错误，例如脱离群众。首先是要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限制他们的权力，永远不脱离群众（注：《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页。）。1957年4月，刘少奇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的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有人领导（注：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认识，同时更深刻地从波、匈事件的教训中总结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他认为，虽然解决的方法不同，但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教训，都是对人民内部矛盾认识和处理不当。这里表现为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和国内矛盾，即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家内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两个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他总结出两个方面的教训：
一、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必须遵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在当时主要是指苏共与兄弟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放大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斯大林时期，苏共对兄弟共产党之间的不同意见，常常采取压制、干涉的老子党态度，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又扩展到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认为，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唯苏联马首是瞻的作法，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极为有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了苏共二十大“揭开盖子”的功绩。但是，他的批评又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在世时的错误，而且也包括继任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一方面批判斯大林，另一方面又发展了苏共的独断专行错误。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对他的全盘否定，关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如此重大决策，苏共事先不征求任何党的意见，使他们有精神准备，却在自己的大会上以秘密报告搞突然袭击。因此，引发许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混乱，爆发波匈事件，就是必然的了。
波匈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仍旧采取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和对待敌人的手段，动不动就怀疑别国的改革是“背叛”，并以出兵相威胁，使与兄弟党的关系极度对立，原本存在的苏联驻军与所在国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在事态不采取武力解决则将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支持出兵，把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
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经历中有过由于苏联粗暴干涉使中共遭受损失的教训，因此，他最初的主张是依靠本国、本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波兰、匈牙利的问题。根据这个立场，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首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事后，毛泽东对波兰党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同情。他对波兰大使说：我们党内也有过哥穆尔卡。我就曾经被当做哥穆尔卡，一点差别就是我还没有被抓进监狱（指30年代毛泽东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他还说：现在苏联需要别人帮助，你们有资格帮助他们。现在是几十万人对他们的大批评（指波党召开群众大会纠正过去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波兰党的八中全会的选举就是对他们进行大批评，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也是对他们的帮助。
另一方面，出兵匈牙利侵犯了他国主权，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违反了中国在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苏联以后武装干涉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先例。中共当时对此已经有了不安，只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一直没有表露。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波兰，在中波公开声明中，阐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上。耐人寻味的是：“国际主义”本来就应该包括尊重主权等，而中国的声明又在其后强调列出了这一原则。
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根本。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取说服的办法，不能采取镇压的办法。
波兹南事件后，波党七中全会指出，“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中共赞赏波党的作法，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能控制局势，使不满逐步得到解决，对坏分子的利用能够逐步加以批判”。（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页。）毛泽东对波兰同志说：你们的策略很好。先是在屋子里自己搞，学生在学校，工人在工厂。一直到22日、23日才举行了群众大会，又得到了苏联同意，请苏联军队临时撤出，这样再举行30万人的集会便很有必要。他对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格罗等一开始就把群众说成反革命的作法提出批评说：格罗太愚蠢了。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就先把苏联军队请过来。毛泽东认为，匈牙利政府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是事件走向激化、对抗的主要原因；国内反革命分子破坏，是将要原因。他指出：“匈牙利要两年至三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注：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1957年3月1日。）
在实际对外政策中，中国也接受了苏联出兵的教训。1956年秋天，中共和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撤回在朝鲜的几十万志愿军。1957年1月9日，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将这一决定告诉赫鲁晓夫，赫表示同意，但说苏联从东德撤军要看条件和时机。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中朝关系的处理是得当的，中朝两国一直保持了平等和友好的关系。
总之，中共在处理波匈事件问题上倡导的原则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各党的事情主要由各党自己解决；解决内部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镇压反革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苏共领导人并没有接受这个认识，12年后，又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1968年8月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最终逮捕了捷党和政府领导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这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很少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当时，中国在东欧和阿尔巴尼亚的友谊发展到了顶点，和罗马尼亚也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因此，当苏联侵捷事件发生后，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一方面在布加勒斯特群众大会上不指名地谴责苏联的入侵，动员人民起来准备抵抗侵略，同时向中国发出了呼吁。
8月22日晚，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强烈谴责苏联，支持罗、阿的反侵略立场。8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第一次给苏联领导人作出新的定义：“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文章指出：“苏联叛徒集团的这次悍然出兵，是整个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极度尖锐化的结果。”同时还配发了长篇报导《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悍然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中共的这个首次反应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对党的关系的判断，把苏联的入的入侵视为“修正主义”内部争斗，认为事件的起因是苏联“不许捷修直接同美帝勾结”，而没有提到这次入侵是对他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当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罗马尼亚大使杜马，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表示坚决支持罗的独立自主。晚上，周恩来出席了破例为罗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罗马尼亚动员人民捍卫自己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再次重申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而且加上“社会法西斯主义”。
8月26日，苏共勃列日涅夫等人和被劫持的捷共杜布切克等人签定了苏共、捷共主席团会谈结果记录。苏联又在文字上取得了征服对方的胜利。8月30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评论员文章《刺刀下的交易》，抨击说：“你们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还讲什么‘领土完整’。”“你们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头目弄到莫斯科去，用刺刀制造傀儡，这难道还不算是‘干涉内政’！”中共的这次反应将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并列，点出了苏联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的实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1956年中共坚决要求苏联出兵匈牙利，而今天又强烈抨击以同样理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根据中央研究的结果，9月9日陈毅在朝鲜国庆招待会上讲话说：“苏修叛徒集团力图把他们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行为说成同1956年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一样，是为了什么‘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需要。这是完全不能类比的。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开始露头，还没有走上勾结帝国主义的道路，而在匈牙利则确实发生了一次由帝国主义直接插手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现在的情况是，由于苏修叛徒集团继续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结果，无论在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成果早被勾销。说穿了，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口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只不过是苏修势力范围的一个同义语。”（注：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显然，这个说法也没有解决1956年遗留的那个根本问题：支持还是反对入侵的最终标准，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主权？如果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制止另一个国家内部的“离开社会主义的危险”，这种入侵是否就是合理的？不久，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10月1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指出：铁托也很紧张，现在南斯拉夫成了我们间接的同盟军。它和苏联有矛盾，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包括罗马尼亚，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东欧国家要一分为二看待。10月5日，毛泽东再次接见巴卢库时说：看来整个世界不是要乱，打世界大战，这是一种乱法。另一种是不打世界大战，只打局部战争，比如现在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的讲话与报刊上的文章不同，并没有把苏联侵捷事件指责为“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的争斗，而是从世界格局和国家关系看问题，认为苏联入侵事件是世界局部爆发战争的一个表现。
这两次谈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着一个新的国际战略的提出。一个月前，《人民日报》还在公开抨击南斯拉夫，而毛泽东现在却称其为“同盟军”，他甚至把杜布切克也列入了与罗马尼亚同等的一方。显然，这不是通常所说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他所说的把东欧国家一分为二，区分标准就是侵害他国主权的和被侵害国家主权的。
196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波兰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有限主权论”，说当东欧一国发生的问题造成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受威胁时，苏联就有权对它采取军事措施。苏联也看到主权是个无法再回避的问题，便用走向极端的手段给1956年出兵匈牙利留下的问题做出了结论，赤裸裸地使东欧国家的主权“有限”化，为其侵捷辩解。而中共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围，从此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从侵犯他国主权的角度谴责苏联，这就为结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条件。1969年，这种不以“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划分敌、我、友的新标准在进一步形成。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当周恩来向四位元帅具体布置时说：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观认识应当随着客观实际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注：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月2日和15日，中苏边界发生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武装冲突。3月2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的谈话中已经让人明确感到必须改变目前四面受敌的状况。他感慨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注：转引自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0页。）显然，他指的不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小国，而是在世界上起改变平衡作用的美、苏两大阵营。苏联是威胁最大的一方，但是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是可以分化的。更重要的天平法码是美国。这是毛泽东在考虑的两步新棋。
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护士长吴旭君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美国当时把对付欧洲的苏联称为第一个战争，把对付亚洲的中国称为第二个战争，其他地区作为半个战争。吴说：“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注：转引自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话奠定了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设想，那就是：和美国、西欧连成一条线，共同对付苏联。同时，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防止被美国利用。
以后的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缓和及外交局面的变化已经有许多著述加以详细介绍，兹不赘言。至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独特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划分敌我友标准彻底脱离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缓和，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开始改善。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波兰驻华临时代办转达他对哥穆尔卡的问候。他还提出：现在东欧有些共产党，我们准备跟它们改善关系，比如像匈牙利、波兰。毛泽东特别指出50年代遭受苏联入侵的波、匈，是含有深意的，说明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以维护各国主权独立为基础，共同反对当时威胁最大的苏联霸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向1954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回归。而这些原则终于取代了当年放在首位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这和中共经历了对五六十年代苏联三次出兵东欧国家的反思认识是分不开的。
1984年，邓小平用一句话给中共这个走过曲折历程的认识变化划上了一个句号：“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显然，苏联三次出兵东欧国家都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签订的友好条约，一个国家遭到外敌入侵时，其他国家有义务提供军事支援，这也是世界各国结盟的通常准则。但是，这个原则并不适用于干涉一个国家发生的内部事务。面对一个国家出现的“背离社会主义”的倾向，究竟是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国际主义义务”至上，还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和平共处原则重要？赫鲁晓夫始终认为：“不管我们选择哪条道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是兄弟般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国际主义目标。”（注：《赫鲁晓夫回忆录》（下），第420页。）勃列日涅夫更在这个“国际主义目标”基础上发展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更注重的则是国家主权。进入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随之苏联解体，宣告那个用华沙条约军队保护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回顾历史，无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国家靠外力是不能维持的，只有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允许其走自己的探索改革的道路，才有生命力。显然，中共比苏共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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