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格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人格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之于社会犹如记忆之于个体。追问文化与人性的关联，探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此种兴趣可追溯至古希腊学者。但对文化与人格的现代分析却肇始于文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19世纪中后期，泰勒（E.B.Tylor）在其开创性著作《原始文化：对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发展的研究》（1877）中，提出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堪称文化与人格研究的现代开端。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于1900～1920年出版了10卷本《民族心理学》，为后继者研究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提供了典范。这些早期工作成为后来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基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兴盛时期，文化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密切合作，使这一领域既成果丰硕又影响广泛。但五六十年代风云突变，由于各种原因文化与人格研究日渐式微，走向衰落。漫长的低迷状态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直到心理学出现文化转向，特质心理学取得一系列进展，尤其是80年代后期人格五因素模型（FFM）的出现，为文化与人格研究重新注入活力，使其进入复苏期。90年代至今，这一领域在跨文化水平、文化间水平和文化内水平展开多层次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不少各执一词的争端，我们预期这些争端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生长点。
一、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历史嬗变
1.兴盛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兴盛时期，许多心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精神病理学家活跃在这一领域，他们在一些大学或培训机构里热烈地讨论文化与人格问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此时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它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源于一定文化价值观的儿童教养模式对人格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每种文化中都有相似或模式化的人格特征。（注：L.A.佩尔著，黄希庭译，2003，第25页。） 当时的研究主要采用直觉方法、投射测验、传记材料分析等间接推断人格，通过探查一定生活方式和文化制度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实现对文化与人格关系的整体理解。
文化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互相借鉴、彼此合作，是三四十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既有理论，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也认识到文化变量是检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有效手段。本尼迪克特和米德是当时文化人类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她们在导师博阿斯的影响下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对北美印第安人部落进行广泛的文化调查后，本尼迪克特于1934年出版《文化模式》一书，印证了文化与人格的相互关系；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著作中，指出人类心理和行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西方背景下得到的心理学理论未必适用于其他文化。（注：韩忠太、张秀芬，2002，第62～63页。） 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一种常见现象是，在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研讨会上，先由文化人类学家描述他们所作的田野调查，然后精神分析学者予以分析和解释。两方面的密切合作与交流，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跨学科领域，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如《童年与社会》、《权威型人格》、《个人及其社会》、《阿罗人》等。其中，卡丁纳（Abram Kardiner,1939）提出的“基本人格结构”的概念最为重要，他将其界定为：“个体有效适应的工具，对社会中每一个人是共同的”，是早期经验和相似社会化的产物。（注：Marsella,A.J.et al.,2000,p.43.） 此外，卡丁纳还收集了大量的传记材料和投射测验材料，研究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的机制，并建构了一个初步模型，如下所示：（注：Bock,P.K,2000,p.33.）
文化初级制度→社会化活动→基本人格结构→文化次级制度
总之，文化与人格研究在三四十年代枝繁叶茂，以其宏博的理论和跨学科的地位而盛行于世，对当时的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2.衰落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进入衰落时期。对此麦克雷（McCrae）曾描述道：“人类历史上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是古老的玛雅文化在19世纪突然消失。与此相仿的是，20世纪50年代文化与人格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消失，一个跨学科领域在留下闻名于世的《文化模式》、《童年与社会》、《权威型人格》之后突然销声匿迹。”（注：McCrae,R.R.,2000,p.10.） 一个取得过如此辉煌，吸引过众多研究者的领域，为什么突然间失去了魅力？从今天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此时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失去了理论支撑。20世纪中期，心理学内部运动此消彼长，曾经影响深远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失去说服力，许多研究者认为它缺乏实证基础，不是科学可信的。另一方面，奥尔波特、卡特尔创立的特质心理学虽然为文化与人格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这一理论在当时还不够成熟壮大，一直未能取得有关基本特质单元的共识。当时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特质的概念是肤浅的，而且对人格特质预测实验室行为的能力感到失望。由此，精神分析理论被质疑，特质理论又没有被广泛接受，50～60年代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因失去理论基础而被悬空。
其二，投射测验、传记材料分析等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批评和质疑。受心理学内部发展趋向的影响，50～60年代的心理学开始变得日益量化和科学化，心理学家认为投射测验、传记材料分析等方法过于主观和粗略，应该使研究更加量化和客观化。但是，当因素分析、人格测量等客观方法和量化统计引入文化与人格研究之后，许多社会学者却对这一领域不再感兴趣，因为日益精确化、小型化的人格理论似乎失去了老牌理论的宏大气魄，在解释文化和现实生活时多少显得有些单薄。
此外，英克尔斯（Inkeles）和莱文森（Levinson）对文化与人格研究提出批评，认为它一是假定同一性和同质性而简化了文化，二是完全依赖于小样本的方法。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联合进行所谓的国家性格研究，试图将小团体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运用到众多国家人格结构的考察和比较中去，这种研究策略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也使人们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失去了以往的热情和关注，从而陷入危机。
3.复苏时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心理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化转向，即以文化研究范式取代过去的“经验—理性”范式，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文化影响因素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成为文化与人格研究重新焕发活力，走向复苏的一个契机。与此同时，特质心理学并没有因为其他心理学家的批评而沉沦，相反，它坚持对人格进行量化评估，在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据后，终于异军突起，成为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新范式。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复兴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历经20多年的不懈努力，特质心理学家终于达成了对特质单元分类的一个基本共识——人格五因素模型或大五人格。从奥尔伯特、卡特尔的特质词汇研究开始，到诺曼（Norman）、波格塔（Borgatta）、迪格曼（Digman）等人初步发现5个人格维度，再到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研究的急剧增加，不同研究小组从许多不同人格资料中，不断发现五因素结构的证据，即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开放性。大五人格的出现，被称为人格领域中“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注：许燕，2003，第18页。） 同时它也为描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特征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既揭示了人格的跨文化普遍性，又符合文化特殊性的要求，因此它一经出现，即成为连接文化与人格的概念体系，使文化与人格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文化与人格研究的现状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大五人格为指导构架，文化与人格领域呈现出多层面、跨学科的研究态势，即在跨文化层面、文化间层面和文化内层面上同时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
1.跨文化研究层面
在跨文化层面上，主要关注文化与人性的关联，寻求人类人格结构的普遍性。文化是否影响人格形成？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存在跨文化的普遍性人格特质吗？这些问题都是跨文化研究者试图回答的。文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历经漫长的纷争，在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人格测量与研究之后，逐渐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1）人格受遗传和环境的双重作用，其中文化是环境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2）既存在独立于文化的人格基本倾向，又存在文化影响的特殊性。目前，麦克雷（McCrae）和卡斯托（Casto ）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人格系统表征模型，整合了文化与人格因素，能较好地解释两者关系。该模型如下图所示：（注：McCrae,R.R.,2000,p.15.）
附图
这一模型强调了人格基本倾向与人格特征适应之间的区别。前者指个体以生物性为基础的心理特征和内在潜力，后者指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现实，在最宽泛的水平上它指文化。也就是说，生物遗传特性决定人格的基本倾向，而社会文化影响人格的特征适应。这就好比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一种普遍的基本倾向，但学会何种语言却是一个特征适应，它完全取决于文化环境。那么人格的基本倾向是什么呢？麦克雷和卡斯托认为，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即大五人格就是人格的基本倾向。其根据如下：（1）实证研究表明， 大五人格结构相似地出现在许多文化中，这预示着人格结构是超文化的；（2）行为遗传学研究揭示，人格五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即它具有人类生物基础；（3）跨文化研究发现，人格基本特质表现出相同的发展性改变模式。在对德国、葡萄牙、意大利、韩国等国家18～65岁被试人群的研究中，发现了相似的年龄变化趋势，即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的水平降低，而宜人性、尽责性的水平提高。以前在对美国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趋势。如果说大五人格是人格的基本倾向，那么它们如何表现即特征适应则取决于文化和经验塑造。文化使人们分享着未言明的假设、规范、价值观、习俗等要素，影响着人格的形成和表现方式，使人格染上独特的文化色彩。比如同样是神经质维度，公司裁员可能引起美国人的高神经质担忧，而害怕巫术则是派尤特人（Paiute）的文化焦虑。应该说，麦克雷和卡斯托建构的这一人格系统模型，既解释了人格普遍性的基础，又说明了文化对人格的特殊影响，使我们对文化与人格的作用机制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注：McCrae,R.R.,2000,pp.14～17.）
2.文化间研究层面
在文化间层面上，研究主要关注文化间的差异如何与典型人格相连。研究者们采用人格问卷测量、民族志等方法，考察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不同的特质平均水平，以此进行文化间比较。客观地说，由于文化变量分类学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目前人格特质的文化比较研究进展并不顺利，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还不能很好地整合成趋于一致的观点。霍夫斯泰德（Hofstede）曾提出4个不同的文化维度，即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倾向以及男女关系的形成，但只有第一个维度被集中研究，这可能算是文化间研究层面上的惟一亮点。
所谓个体主义文化，指倾向于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个体身上，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独立性、自主性，强调个体与他人和群体的不同；而集体主义文化把注意的焦点放在群体或社会水平上，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个体以群体利益为先。西欧、北美的西方国家是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而日本、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注：叶浩生，2004,p.1032。）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研究者发现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有意义的人格差异：（1）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倾向于优越、支配，表现出高自尊、高违规性以及更多的独特性需要。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更多与宜人性、尽责性相连，更少与开放性相连，同时表现出低自尊、对拒绝更敏感以及更多的归属需要；（2）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倾向于用内在特质来描述自己，在归因时也更多关注内在特点，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往往参照所在的社会团体（家庭、工作单位或朋友圈子）来定义自己，归因时也更多考虑情境的、团体的作用；（3）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将自己视为稳定而环境是可变的，其人格特质的跨情境一致性明显。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将环境视为固定而自己是可塑的，行为更多受角色和情境制约，人格特质表现出跨情境的灵活性；（4）个体主义文化中人际距离产生于自我与他人之间，而集体主义文化中人际距离产生于本团体与外团体之间。（注：Triandis,H.C.,Suh,E.M.,2002,pp.145～146.）
但需要指出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维度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斯皮罗（Spiro）曾对这种文化两分法进行激烈批评， 认为这种文化概括“过于粗略”了，它们对个体行为的预测意义不大。（注：Spiro,M.E.,1993,p.134.） 不少文化人类学家也从方法论上反对这种区分，认为它在如此概括的水平上定义文化，以致排斥了两种典型文化之间存在连续体的可能，也忽略了社会情境或社会阶层差异的影响。（注：Bock,P.K.,2000,p.38.）
3.文化内研究层面
在文化内研究层面上，主要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格特质的独特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内研究是跨文化研究的对立面，它探讨文化对人格影响的独特性而非寻求普遍性。文化内研究可视为不同文化条件下的特征适应研究。目前，人格特质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中的表现已积累了大量资料，也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对非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化不发达地区的人格特质表现，还缺乏深入研究。
在文化内人格研究中，最受瞩目同时也备受争议的就是人格测量问题，包括人格量表的翻译、项目的文化等效性、分数的解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在跨文化和文化间的人格研究中也同样存在。早期研究者假定，翻译后的人格量表将保留其心理意义，因此将西方文化中的人格量表翻译后无区别地用于非西方文化。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既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又可能导致由文化偏见而引发的种族中心主义。正如约翰（O.John）指出的那样，文化内的人格测量问题远比研究者想象的复杂，因为被试人员的选择（如西化程度）、特质指示词的限制、计分方法、统计分析方法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注：John,O.,1990,p.87.） 此外，反应定势、被试人员对测量任务的知觉、参与动机等也存在微妙的文化差异，我们很难说测量结果是人格的文化差异，还是由问卷本身以及测量程序而产生的文化差异。问题多多，也相当复杂。所幸在经历批评、改进，再批评、再改进的迂回前进之后，人格测量问题已得到一些改善。比如，现在对NEO－PI－R等人格问卷通常采取双语翻译，先由受过训练的本土心理学家翻译，然后经问卷编制者重新翻译成英语并进行修订，最后再由本土心理学家翻译成符合本国语言风格和文化色彩的问卷。对于项目的文化等效性问题，采用新近的项目反应理论予以处理，修改或剔除一些测量属性不良的项目，增加人格问卷的文化敏感性。同时，研究者也正在尝试多元方法的结合，如人格测量与观察者评定相结合，人格测量与民族志方法相结合。但毋庸讳言，批评者提出的有些问题还未能解决，还存在争端，问题与争端也将成为这一领域未来研究的生长点。
三、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未来趋向
文化与人格研究经历了兴衰与复兴，未来又将走向何处呢？我们认为，对未来趋向的预测必须基于现有的问题和争端，并结合大的学科发展背景来考虑。具体到文化与人格研究，以下方面可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1.深入研究大五人格的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问题
尽管支持大五人格普遍性的证据令人印象深刻，但进行跨文化人格概括仍需警惕，因为“存在太多的文化内部的易变性，根据某一地区被试所作的大五人格研究，可能得到过于简化的文化特征”。（注：Bock,P.K.,2000,p.35.） 通过对大五人格跨文化研究的元分析，发现这些研究的大部分资料是从各国大学生中收集上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很难估量他们的西化程度，选择他们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被试，其实并未拉开文化距离，而来自文化不发达地区的未受教育或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具有与大学生相当不同的宗教、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他们却被置于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样，由于被试的代表性以及文化差距问题，我们很难确定大五人格是否是普遍存在的相同因素结构。除了被试的选择问题，元分析还发现，那些得出大五人格具有跨文化相似性的研究，很多没有经过严格的测量程序，即没有用统计手段精确地检验五因素是否相似以及相似的程度，而仅凭经验感觉其相似。更为重要的是，有不少研究者提供了大五人格的反面证据，如发现中国人中存在第六个人格维度即人际关系维度。还有一些国家中也发现与大五人格不相匹配的因素结构。是大五人格本身值得怀疑，还是方法上的问题导致结论不一？毕竟，1／10的方法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因素不相匹配的结果。
奥尔伯特曾满怀希望地指出：“可测量的维度就是有用的维度，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就其数目和性质达成更肯定的一致意见。”（注：L.A.佩尔著，黄希庭译，2003，第174页。） 我们也期待着对大五人格的研究继续下去，直至心理学家们达成对人格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共识。
2.实现方法论的改进与突破
方法论的突破对一个研究领域的意义不言而喻。文化与人格研究目前的争论焦点就在于方法问题。除前文提到的一些人格测量方法的改进，当前还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第一是从文化客位法（etic research）向文化主位法（emic research）转变，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运用。所谓文化客位研究法，指用西方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方法，从文化外部去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这种方法有不少局限，如西方人格问卷中的特质指示词限制了非西方人格特质的表达，也无法顾及反应定势、计分偏向等文化差异。现在已经有人尝试采用文化主位法，即站在文化内部，采用本土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比如，斯特里劳（Strelau）和安格莱特纳（Angleitner）向被试人员呈现大量的与特质结构有关的词库，让每一种文化中的被试人员选择最适合自己文化的项目，以此建构本土化的人格问卷。（注：Strelau,J.; Angleitner,A.,1994,p.334.） 文化客位法具有成熟的量表和技术，而文化主位法能深入文化内部获取信息，如何将两者成功地结合，通过独特的文化内维度来补充文化客位法的不足，将是未来具有挑战性而又前景光明的方向之一。
第二是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植根于实证研究中的定量研究一直是主流，但当人们意识到实证取向的局限时，定性研究开始变得流行并受到相应的尊重。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但在人格研究中，许多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方法都是定性研究，如民族志方法、本土文本分析、民族访谈等。文化与人格研究要求收集来自不同文化中的丰富资料，尤其是前工业文化中人格的独特表现，事实上这些资料很难获得。如果能合理地将人格测量、观察者评定等定量的方法，与民族志、本土文本分析等定性方法相结合，将是解决的途径之一，这样既将研究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又实现了文化与人格的整体性理解。
3.以宽阔的理论来整合实证研究
从历史回溯中可知，早期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因主观粗略，缺乏实证基础而逐渐失去说服力。后来的人格心理学家吸取教训，日益追求量化与客观化，但由于其所构建的人格理论偏于精确化和微型化，失去了弗洛伊德、荣格时期宏大、整体化的风格，反而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未来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既要强调将理论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又要用整体性的宽阔理论来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增强人格理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关键在于将文化与人格研究置于广阔的学科发展背景之中，坚持传统的跨学科原则，不仅实现人格心理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的合作，而且将认知科学、生物遗传学、进化论、社会学等纳入研究视野，改变以往单一的人格研究模式，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渗透中建立宽阔、充满生机的人格理论。（注：陈少华、郑雪，2002，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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