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双语论文,记忆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8)01-0106-08
一、前言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主要探讨两种语言是如何在双语者的大脑中进行储存和组织的。以Weinreich(1953)为开创性代表人物的早期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主要关注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系统是共享表征还是分离表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表征是包括概念层面和词汇层面的分级表征，且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1]。以Potter等人(1984)、Kroll等人(1994)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双语记忆表征的中期研究表明，双语者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之间会因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词汇类型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联系，据此，研究者提出了双语记忆表征的几个经典模型，包括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修正分级模型以及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2，3]。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和中期的研究主要运用了图片命名、翻译、翻译再认、启动等研究范式，一般是以成年的双语者为研究的被试。基于研究的需要，研究者根据双语者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将其划分为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根据双语者的两种语言获得的相对时间，将其划分为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前者指在6、7岁之前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后者指在6、7岁之后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4，5]。
总体看来，尽管科学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却取得了相对丰富、成熟、系统的研究成果。语言认知和语言获得领域的研究有着无穷无尽的奥妙，那么，就同一个个体掌握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现象来说，双语领域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因此，在系统分析双语记忆表征早期和中期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更有必要关注现代研究的几个新视角。这些新视角力图突破以往传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运用新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入探讨双语记忆加工的过程、关注双语者两种语言词汇的意义量差异对记忆表征的影响以及将第二语言获得年龄效应(AOA effect,effect of ag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引入到双语记忆表征问题上来。
二、运用基于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探讨双语记忆加工过程
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和中期的研究在争论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几个非常经典的模型。如果将这些研究归于传统研究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传统研究主要强调的是记忆表征的静态形式。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双语记忆研究也要关注记忆加工的过程，而不单纯是记忆表征的形式。具体来说，在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实验任务的要求(task demands)，要区分实验任务是基于内隐记忆还是外显记忆，基于数据驱动加工(data driven processing)还是概念驱动加工(conceptually driven processing)[6]。
（一）研究者对双语加工过程的日益关注
实质上，当众多研究者对于双语表征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进行争论的时候，Durgunoglu和Roediger(1987)就曾呼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要考虑任务加工的要求，要区分实验任务所要考察的加工过程是数据驱动加工还是概念驱动加工[7]。他们在研究中进行了自由回忆实验和词干补全实验，结果表明，自由回忆任务对语义和概念加工比较敏感，对语言的依赖性较小；词干补全任务对知觉加工（两种语言刺激的表面特征）比较敏感，对语言的依赖性较大。因此，运用像自由回忆的概念驱动任务，能够支持两种语言共享一个表征系统的假设；而运用像词干补全的数据驱动任务，则会支持两种语言独立表征的假设。因此，概念驱动任务和数据驱动任务之间的区别表明，双语记忆任务可能会测量两种不同的加工过程，概念驱动任务会测量到双语者的概念意义的表征，而数据驱动任务则会测量到双语者的知觉特征的表征。
最近，一些研究者不仅仅呼吁双语记忆研究要区分实验任务是概念驱动加工还是数据驱动加工，而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倡导区分实验任务是基于内隐记忆还是外显记忆的加工。他们认为，先前研究所运用的命名、翻译等实验任务都属于外显记忆的实验范式，被试可以清楚地知道实验任务要求他们要做什么，采取什么策略可以让任务完成的更快、更容易。因此，这一实验范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被试有可能翻译实验材料，加快实验任务完成的速度，从而并没有将他们的认知加工过程限制在目标语言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跨语言效应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是源于翻译的过程，而不是实验者所假设的理解或者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那么，为了取得理想的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好是在实验设计的阶段就能够将被试翻译策略的运用排除或者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从而不会让被试意识到运用翻译策略会对完成实验任务有所帮助。基于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恰好能达到这一目的，实验中让被试进行无意编码和间接提取的加工过程，并且实验任务也只包括一个单独的编码阶段和一个单独的提取阶段[8]。跨语言重复启动就是这种典型的基于内隐记忆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它包括一个学习（编码）阶段和一个测验（提取）阶段。它考察的是被试在测验阶段中对目标词的反应会不会受到在学习阶段学习过的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的影响，如果会受到学习过另一种语言对等词的影响，那么对目标词的再认反应会更快捷、准确。从内隐记忆的迁移角度说，如果测验阶段的提取过程从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学习阶段的编码过程，那么测验任务中能够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如果测验阶段的提取过程没有或者极少重现学习阶段的编码过程，则不能够在测验任务中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
（二）跨语言重复启动范式的具体运用
Zeelenberg等人(2003)是实验范式革新的典型代表。他们考察了熟练的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不同实验任务中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9]。Zeelenberg等人的基本假设是，概念决定任务考察的是双语者的概念意义表征，假如双语者的概念表征共享，那么，学习和测验阶段都呈现概念内隐任务时能够获得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而词汇决定任务考察的是双语者的读音、拼写等词汇表征，假如双语者的词汇表征分离，那么，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呈现词汇内隐任务时不会获得这种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当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是“生物”的时候（概念决定任务），可以获得可靠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当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是一个“字”的时候（词汇决定任务），没有获得这种效应。特别是，其结果最后支持了概念调节模型的观点，即熟练双语者从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可以直接获得概念表征，而不用通过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进一步，Zeelenberg等人又指出，Kirsner等人1984年的研究[10]没有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是因为其使用的被试太少（只有12名），并且其学习和测验阶段运用的概念任务前后不一致（学习阶段要求被试用目标词造句，测验阶段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为生物）。
很显然，Zeelenberg等人(2003)和Kirsner等人(1984)的研究结果存在着分歧。在何种任务中能够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莫雷、李利等人(2005，2006)分别以熟练和非熟练中-英双语者为被试，运用跨语言重复启动的范式，在概念内隐记忆任务中发现了显著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且对熟练的中-英双语者来说，在学习阶段呈现二语的概念决定任务、在测验阶段呈现一语的词汇决定任务时没有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而对非熟练的中-英双语者来说，则存在着这种效应[11，12]。上述结果更进一步说明，概念内隐记忆任务中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不受双语者两种语言结构差异的影响。
三、关注两种语言词汇的意义量差异对双语记忆表征的影响
双语记忆表征的三个经典模型，即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和修正分级模型主要关注的是双语记忆表征中词汇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会因第二语言熟练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而De Groot于1992年提出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的主要假设是，不同类型的词共享的概念节点不同。这一模型关注的是两种语言中词的类型对记忆表征的影响[13]。最近，Finkbeiner等人(2004)以日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在系列掩蔽翻译启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双语记忆表征的意义模型(sense model)，关注双语者掌握的两种语言词汇意义量的差异所造成的记忆表征的差异（见图1）[14]。
（一）意义模型的主要观点
与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一致，意义模型也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汇有共享的概念表征，也有各自独立的概念表征；且双语翻译对等词共享的语义是跨语言启动的根源。但是，与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不同的是，意义模型认为这些意义(semantic senses)不仅仅是指语言各自特有的和共享的意义，还包括因语言的惯用法等形成的不同的概念特征集。例如，英语中的“black”在不同的用法中有黑色、郁闷、晦气、庄重等21个意思；而日语翻译对等词“kuroi”除了有与“black”共享的“黑色”的意思外，还包括坏人、犯罪的人等意思。此外，一般情况下，双语者的第一语言通常是优势语言，第二语言通常是弱势语言，因此，对于翻译对等词来说，被试对一语词汇的意义量掌握的相对较多，而对相应的二语词汇的意义量掌握的相对较少，表现出概念表征的非对称性。意义模型能够成功地解释先前研究关于掩蔽启动实验任务中启动效应的非对称性，认为跨语言的启动效应与目标词概念特征集被激活的比例有关，一语词汇和二语词汇概念表征的非对称性会引起翻译启动的非对称性。
图1 Finkbeiner等人(2004)提出的意义模型
*深灰色圆圈表示翻译对等词语义表征中共享的语义概念特征集，浅灰色和白色圆圈表示一语词汇的语义表征中特有的语义概念特征集。
（二）意义模型的解释优势及有益拓展
先前研究在词汇决定任务中发现一语到二语方向存在着启动效应，二语到一语方向不存在启动效应；而在语义分类任务中，两个方向都存在着启动效应。Finkbeiner等人(2004)用意义模型对上述这种非对称效应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如图1所示）。在词汇决定任务下，在一语到二语方向的启动中，二语目标词的概念特征集全部被一语启动词预激活，因而一语对二语会产生启动作用；而在二语到一语方向的启动中，一语目标词所激活的概念特征集中只有1/8被二语启动词预激活，因而二语对一语难以产生启动作用；这种概念特征激活量的悬殊造成了词汇决定任务中跨语言启动的不对称性。而在语义分类任务中，类别任务的属性对语义特征集的激活起到一种限制作用，无论是一语词还是二语词激活的都是与分类任务有关的语义特征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一语到二语方向，还是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目标词的语义特征集都会全部（或高比例）地被预激活，从而会造成两个方向对称的跨语言启动效应。实质上，在这个加工过程中，语义任务对概念激活的“过滤加工”提高了二语启动词的启动功效，形成了双语对称的启动效应。
意义模型指出，两种语言概念表征的比例不同引起了跨语言启动效应的非对称性。因此，Finkbeiner等人(2004)认为，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在同语言中概念相关、但意义量不同的词汇之间也会发现非对称的启动效应。他们设计了同语言的词汇判断任务，结果发现，多义词到少义词方向存在显著的启动效应，而少义词到多义词方向的启动效应不显著。同语言启动实验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意义模型的假设，从另外的角度也说明，意义模型的解释也能够拓展到语言内启动效应的非对称性。
应该认为，Finkbeiner等人(2004)提出的意义模型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成功地解释跨语言翻译启动效应的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修正分级模型不能解释这种任务的差异，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不能解释词汇判断任务中翻译启动的非对称性。意义模型将不同的启动效应上升到双语语义表征的差异层面，是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一大进步和发展。然而，将双语启动效应仅仅归结为词汇对应的概念特征数量的不平衡，而不考虑两种语言的差异所造成的词汇形式-概念意义的连接强度差异，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基于上述分析，莫雷等(2006)以中-英双语者为被试、运用相同的实验范式设计并实施了系列实验，结果发现，跨语言的启动效应既受两种语言语义量的差异的影响，也受两种语言中词汇形式-概念意义的连接强度差异的影响[15]。这一结果是对Finkbeiner等人(2004)的意义模型的有意拓展和补充。
四、关注第二语言获得年龄与双语记忆表征的关系
将第二语言获得年龄作为一个重要的自变量来考察双语记忆表征时，研究者主要比较的是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记忆表征的差异。在对二语习得年龄影响双语记忆表征的问题的研究中，先前的研究者主要形成了以下共识：1、早期双语者（同步习得）与单语儿童有相同的大脑功能；2、第二语言获得年龄越早，双语者二语的语音越接近母语使用者[16]。然而，对这一问题，研究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对这些争议从本质上进行归纳，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之间的论争，一派研究者认为早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在宏观上不存在差异，而另一派研究者认为二者是存在差异的，并且指出了差异之所在。
（一）早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不存在差异
持有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早晚期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在大脑中的神经机制是相同的，习得年龄不会对双语者在大脑皮层中的宏观表征造成影响。
Chee等人(1999)使用fMRI技术尝试探讨二语习得年龄对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是否存在影响[17]。该研究中的被试为来自新加坡的早期和晚期汉—英双语者，实验任务是根据视觉呈现的两种语言的词干产生单词。他们发现，被试在完成补词任务中两种语言都激活了相同的脑区，包括喙中区和额下回、辅助运动区和双侧枕骨区。对此，他们认为，早期双语者（6岁前习得二语）和晚期双语者（12岁后习得二语）两种语言在大脑皮层的宏观表征区是相同的，而且，双语者同单语者一样存在着大脑语言功能的不对称性。
最近，Cheryl等人(2005)同样运用fMRI技术考察了早晚期双语者发音的脑皮层和皮层下脑区[18]。被试为熟练的英语-法语双语者，一半为早期双语者（从出生开始习得两种语言），一半为晚期双语者（从12岁以后开始学习法语）。实验结束后，他们发现，无论运用哪一种语言，被试的发音行为都明显地引起了运动神经皮层两侧的激活、基底节和小脑的激活以及运动神经辅助区域的激活。并且，两种双语者参与发音的神经网络的界限和范围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晚期双语者在左侧壳核表现出了更多的变化。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部分研究者提出的二语习得年龄不影响双语者两种语言表征的神经皮层的结论。
（二）早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存在差异
持有该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二语习得年龄是影响双语词汇表征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的神经系统不同。
Wartenburger等人(2003)运用fMRI技术考察了第二语言获得年龄和熟练程度对双语者进行语法和语义判断的大脑皮层活动的影响[19]。该研究中以意大利语-德语双语者为被试，并依据第二语言获得年龄和熟练水平将其分成了早期双语者、晚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非熟练双语者三个小组。结果发现，二语获得年龄主要影响了其语法加工的大脑皮层活动，早期双语者（6岁之前获得二语）在加工一语和二语语法时的大脑活动没有显著差异，而晚期双语者（12岁之后获得二语）在加工二语语法时比加工一语语法时激活了更多的脑区；二语熟练水平主要影响了语义加工的大脑皮层活动，学习年龄不同但熟练的两组双语者在加工二语的语义活动时没有表现出脑区激活的差异，他们和熟练水平低的被试有显著差异。
有研究者提出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具有不同的表征模型，这进一步支持早晚期双语者记忆表征存在差异的观点。Silverberg等人(2004)运用连续的语义启动实验，考察了西班牙语-英语早期熟练双语者、晚期非熟练双语者、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记忆表征结构[20]。实验中，同一个目标词与启动词有四种水平的联系，包括语义相关、中介形式相关、形式相关和无关，比如对于目标词TORNILLO来说，这四种形式的启动刺激分别是nail、bull、torture、bark。实验结果重点比较了早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是否存在差异，发现早期熟练双语者存在着显著的语义启动效应和中介形式启动效应，不存在形式启动效应，晚期熟练双语者语义启动效应和中介形式启动效应都不显著，而在形式相关条件下存在着负启动效应。他们据此用三级模型认为，早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共同的表征之处在于共享特征表征，而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熟练双语者同我们传统认为的双语表征一致，即词汇表征分离、概念表征共享；而晚期熟练双语者则同我们传统认为的双语表征不一致，即词汇表征共享、概念表征分离（见图2）。
早期熟练双语者 晚期熟练双语者
一语、二语的概念表征 一语的概念表征 二语的概念表征
一语的词汇表征 二语的词汇表征 一语、二语的词汇表征
一语的语音、拼写表征 二语的语音、拼写表征 一语的语音、拼写表征 二语的语音、拼写表征
图2 Silverberg等人(2004)提出的早期熟练
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表征模型
如前所述，研究者之间对于早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或者说是双语记忆表征是否存在着第二语言获得年龄效应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不但如此，对于部分研究者所提出的早晚期双语者记忆表征的差异如何进行解释，目前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说：一种是传统的关键期理论，认为晚期双语者错过了二语获得的关键期，且不再达到母语者的水平[21]；一种是Krashen的语言控制调节理论，认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与获得方式、语言输入和情感过滤有关[22]；还有一种是2005年最新提出的竞争模块理论，认为第二语言获得不存在关键期，两种语言习得年龄的早晚只是会导致形成不同的双语竞争模块，晚期双语者经过一系列外在的努力最终能够达到母语者的水平[23]。
五、结语
双语记忆表征现代研究的几个新视角力图从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方面突破和拓展早期和中期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梳理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握现代研究的几个新视角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则是大有裨益的。
就研究问题来说，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一个初步探索，研究者主要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关注双语记忆表征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的问题。双语记忆表征的中期研究是一个深入研究，研究者首先承认两种语言的基础表征关系是分级表征的，且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之后，在不断的争鸣和探索中提出了双语记忆表征的三个非常经典的分级模型。而双语记忆表征的现代研究则是一个拓展研究，研究者对于双语记忆表征的差异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部分研究者关注了两种语言词汇意义量的差异所造成的双语记忆表征的差异，而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第二语言获得年龄效应引入到双语记忆表征的问题上来。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之间达成了几个共识，但在实验任务、研究结论、理论解释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尽管关于二语获得年龄和双语记忆表征的问题受到了熟练理论的置疑，比如Perani等人(1998)曾指出是第二语言熟练水平而非获得年龄决定了第二语言加工的大脑皮层区域激活的差异，但他们在2003年的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却又承认之前的研究结果中被试的熟练水平效应掩盖了习得年龄效应[24，25]。因此，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是否存在差异？若存在差异，那么差异体现在何处？应该如何解释早晚期双语者记忆表征存在的差异？这需要后续的研究者在一个整体的理论构想基础上，更为深入、系统地考察这些问题。
就研究范式来说，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也存在着一个不断力求精确、力求科学的发展过程。首先，从理论、经验的描述到实证、数据的分析。以Weinreich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尽管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模型来考察双语记忆表征，但这些模型都是基于理论的、经验的描述，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撑。到了研究的中期，三个经典模型的提出都有实证的、实验的数据支撑。现代的很多研究则是运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范式，力求更加直观展现双语记忆表征的数据。其次，从关注表征模型的静态描述到关注加工过程的动态分析。双语记忆表征早期和中期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模型。但从研究范式所考察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看，表征模型只是对双语记忆的静态描述。事实上，研究者所运用的实验任务是不同的，那么，实验任务的要求也不同，其所考察的加工过程也是不同的。因此，现代的研究者倡导研究过程中考虑任务的要求，区分实验任务是基于内隐记忆的还是外显记忆的，是概念驱动的加工还是数据驱动的加工。从静态的描述到动态的分析，这的确是双语领域研究范式上的一大革新。因此，未来双语领域的研究在不断尝试运用高级范式比如认知神经科学范式的同时，更要关注研究所反映的认知加工的过程，更为谨慎地选择实验的任务。
收稿日期：2007-10-15